积极防治非典 推进中医发展
作者：张士舜
非典突袭我国，开始世人皆茫然，不知所措，等找到元凶——冠状病毒之变种，其来龙去脉才开始清晰，防治办法也越来越多，有的国家宣布(如越南)已经控制住了非典。我国的发病势头在某些地区也开始下降。中医药在广东的防治中起了显著作用，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
中医学认为这种病毒为天行时疫、瘟疫，属中医“温病”范畴，是一种传染病。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传染病给人类社会投入的阴影，是其他灾难难以比拟的。因传染病致死的人，远比战争或其他的天灾人祸加起来的总和还多。
中医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应对这种传染病的挑战。在古代不知病毒、病菌为何物的情况下，在中医学独特的对人体生理、病理理解的整体思维中，找到了一套理论，一系列的方剂，解决了当时的问题，使中医学获得了前进。
, 百拇医药 先从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论》谈起。《伤寒论》约成书于东汉末年(公元200～210年)，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辨证论治的专书，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善、理论联系实际的古代重要医学著作。当时连年征战，疾疫流行，造成人民大量死亡。用他自己的话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遒未士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看来当时传染病的死亡率是很高的，仲景“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疾知源”。
张仲景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其演变加以总结，提出较为完整的六经辨证体系，还把《内经》以来脏腑、经络和病因等学说，以及诊断、治疗等方面的知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对于外感热病的产生、发展和辨证论治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治疗理论和方法，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
现在看，《伤寒论》中所讨论的疾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病毒引起的疾病。其代表方剂“麻黄汤”、“桂枝汤”等之所以疗效显著，其原因之一是它们都能杀灭病毒。两方中都有桂枝，而桂枝就是一味很好的杀病毒中药。麻黄也是一味杀病毒的中药。直到今天我们遇到外感风寒之类的感冒，不是仍然用这些方剂与药物吗？能经得起临床2000年的考验，应该说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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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温病盛行，用发散风寒的方法无效。我猜测，可能是汉代的病毒到了清代发生了变异，或许就是出现了又一种病毒。当然现在已经不能找到当时的病毒了，但这段历史，中医学家皆很熟悉，新的流行性传染病的出现，逼迫当时的中医学家们另辟蹊径，继续前进。
其实，早在《内经》成书时，就有“温病”之说了。《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温病乃起”。《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温病之证候也叙述得很清楚。《素问·评热病论》说：“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治疗上也找到了大原则，即《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温者清之”。但在概念上，仍从属于《伤寒论》范围，《素问·热论篇》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伤寒论》其实也知道温病与伤寒不同：“太阳病，发热而温，不恶寒者为温病。”《诸病源候论》也认识到引起温病的原因是一种特殊的致病因素——“疫戾之气”。
到了宋代，对温病的治疗开始突破“法不离伤寒，方必遵仲景”的框框，认为治温病用麻黄汤、桂枝汤等辛温解表之法不行，必须加入寒凉清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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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河间，更是大胆创新，立新法，订新方，对温病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克服热性病滥施麻、桂辛温之弊，他创立了双解散、防风通圣散等，被后世称为“寒凉派”。
元末医家王安道在《医经溯洄集》中更进一步从概念、发病机理和治疗原则上把温病与伤寒明确予以区别，主张对温病治疗应以清里热为主，解表兼之，认为里热清而表证自解。
到了明代，吴又可著《温疫论》，认为温疫并非六气所致，而是自然界里一种特殊的致病物质——“戾气”引起，并指出温疫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无问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传染途径是由口鼻而入，治疗上强调以祛邪为第一要义，并创疏利透达之法。
到清代，叶天士、吴鞠通等温病学家创立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理论。指出了温邪从口鼻而入，犯于人体肺卫，创立了一整套辨证理论与治疗方法和直到今天仍在应用的一系列名方如桑菊饮、银翘散、清营汤、青蒿鳖甲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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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伤寒与温病之不同，后世医学进行了数百年伤寒与温病之争，至今天也莫衷一是。
今天的非典症状及流行情况，看来与过去的伤寒与温病皆不一样。它急性起病，以发热为首发症状，偶有畏寒，有明显的呼吸道症状。尤其是早期疑似病人，更是只有发热症状，甚至是低热，故此各车站、机场等交通部门的出入口，均设非常灵敏的温度测试仪，以筛出早期病人将其隔离。从最近的报道来看，疑似病人过几天后转成正式非典者，开始症状不重，发热数日，由于肺纤维化和肺玻璃样变，故出现呼吸道症状，逐渐加重，最后死于肺功能衰竭。非典患者在只有少许症状时，体征上就出现肺部X光示的大片阴影，正如中医所谓疫毒时邪，毒性乖张，首先犯肺，这肯定不是“伤寒”，不能用辛温解表之法。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也许三焦辨证更恰当，因为邪在上焦时，邪袭肺卫，热邪壅肺，肺急闭郁，即出现一系列的发热、口渴、咳嗽、气喘等症状，极似非典症状。
现在看来，为什么《伤寒论》辛温解表的方子后来不管用，又出了温病的一系列方子，应该说是病源不同；如果都是病毒之染，那么是病毒不同，到清代又出现了新病毒，所以原来的治法就不管用了。病毒专家讲：现在的非典病毒，是冠状病毒的变异，是人类从未接触过的病毒，故所有的人都可被感染，且均无免疫力。引起人类发病的冠状病毒比较多，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中有20%属于冠状病毒，但普通感冒症状较轻，毒性也比较小。美国科学家说：非典病毒有12种以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地区的非典疫情会比另一些地区更严重。据我推测，广州的非典病毒与北京的就可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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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报道已用中医治疗非典创佳绩，病死率是“零”(刘燕玲，中医治疗非典创佳绩，《健康报》，2003.4.25)。广州近日潮湿多雨，北京干燥少雨，南方以热为主，北方以寒为主，因此治疗理当不同。但是不管中医学的治则多么不同，其根本是抗病毒。再一个治疗方向就是恢复受损脏器的功能，比如通过止咳、扩张气管、改善呼吸，减轻肺纤维化与玻璃样变等来改善肺脏的功能，翻译成中医的话就是：宣化湿热，透邪外运，辛凉解毒，宣肺化湿，清热解毒等。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看，从张仲景的用药，到叶天士、吴鞠通等人的用药，不外乎是抗病毒药物与提高机体免疫力、恢复脏器功能、消除症状药物的组合。像麻黄、桂枝、升麻、贯众、大青叶、板蓝根、地丁、连翘、牛蒡子、瓜蒌、花粉、生石膏等均是杀灭各种病毒的强力中药。不同的病毒，引发了不同的症状，出现不同的“证”，中医是“辨证论治”，自然治也不同。病毒不时地在变化，自然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治疗均不一样。今后对非典防治，要以变应变，不能守方不变。
总之，中医的发展史就是针对不同时期疾病的防治史，我们应该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总结规律，为中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http://www.100md.com
非典突袭我国，开始世人皆茫然，不知所措，等找到元凶——冠状病毒之变种，其来龙去脉才开始清晰，防治办法也越来越多，有的国家宣布(如越南)已经控制住了非典。我国的发病势头在某些地区也开始下降。中医药在广东的防治中起了显著作用，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
中医学认为这种病毒为天行时疫、瘟疫，属中医“温病”范畴，是一种传染病。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传染病给人类社会投入的阴影，是其他灾难难以比拟的。因传染病致死的人，远比战争或其他的天灾人祸加起来的总和还多。
中医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应对这种传染病的挑战。在古代不知病毒、病菌为何物的情况下，在中医学独特的对人体生理、病理理解的整体思维中，找到了一套理论，一系列的方剂，解决了当时的问题，使中医学获得了前进。
, 百拇医药 先从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论》谈起。《伤寒论》约成书于东汉末年(公元200～210年)，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辨证论治的专书，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善、理论联系实际的古代重要医学著作。当时连年征战，疾疫流行，造成人民大量死亡。用他自己的话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遒未士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看来当时传染病的死亡率是很高的，仲景“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疾知源”。
张仲景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其演变加以总结，提出较为完整的六经辨证体系，还把《内经》以来脏腑、经络和病因等学说，以及诊断、治疗等方面的知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对于外感热病的产生、发展和辨证论治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治疗理论和方法，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
现在看，《伤寒论》中所讨论的疾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病毒引起的疾病。其代表方剂“麻黄汤”、“桂枝汤”等之所以疗效显著，其原因之一是它们都能杀灭病毒。两方中都有桂枝，而桂枝就是一味很好的杀病毒中药。麻黄也是一味杀病毒的中药。直到今天我们遇到外感风寒之类的感冒，不是仍然用这些方剂与药物吗？能经得起临床2000年的考验，应该说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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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温病盛行，用发散风寒的方法无效。我猜测，可能是汉代的病毒到了清代发生了变异，或许就是出现了又一种病毒。当然现在已经不能找到当时的病毒了，但这段历史，中医学家皆很熟悉，新的流行性传染病的出现，逼迫当时的中医学家们另辟蹊径，继续前进。
其实，早在《内经》成书时，就有“温病”之说了。《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温病乃起”。《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温病之证候也叙述得很清楚。《素问·评热病论》说：“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治疗上也找到了大原则，即《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温者清之”。但在概念上，仍从属于《伤寒论》范围，《素问·热论篇》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伤寒论》其实也知道温病与伤寒不同：“太阳病，发热而温，不恶寒者为温病。”《诸病源候论》也认识到引起温病的原因是一种特殊的致病因素——“疫戾之气”。
到了宋代，对温病的治疗开始突破“法不离伤寒，方必遵仲景”的框框，认为治温病用麻黄汤、桂枝汤等辛温解表之法不行，必须加入寒凉清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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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河间，更是大胆创新，立新法，订新方，对温病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克服热性病滥施麻、桂辛温之弊，他创立了双解散、防风通圣散等，被后世称为“寒凉派”。
元末医家王安道在《医经溯洄集》中更进一步从概念、发病机理和治疗原则上把温病与伤寒明确予以区别，主张对温病治疗应以清里热为主，解表兼之，认为里热清而表证自解。
到了明代，吴又可著《温疫论》，认为温疫并非六气所致，而是自然界里一种特殊的致病物质——“戾气”引起，并指出温疫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无问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传染途径是由口鼻而入，治疗上强调以祛邪为第一要义，并创疏利透达之法。
到清代，叶天士、吴鞠通等温病学家创立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理论。指出了温邪从口鼻而入，犯于人体肺卫，创立了一整套辨证理论与治疗方法和直到今天仍在应用的一系列名方如桑菊饮、银翘散、清营汤、青蒿鳖甲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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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伤寒与温病之不同，后世医学进行了数百年伤寒与温病之争，至今天也莫衷一是。
今天的非典症状及流行情况，看来与过去的伤寒与温病皆不一样。它急性起病，以发热为首发症状，偶有畏寒，有明显的呼吸道症状。尤其是早期疑似病人，更是只有发热症状，甚至是低热，故此各车站、机场等交通部门的出入口，均设非常灵敏的温度测试仪，以筛出早期病人将其隔离。从最近的报道来看，疑似病人过几天后转成正式非典者，开始症状不重，发热数日，由于肺纤维化和肺玻璃样变，故出现呼吸道症状，逐渐加重，最后死于肺功能衰竭。非典患者在只有少许症状时，体征上就出现肺部X光示的大片阴影，正如中医所谓疫毒时邪，毒性乖张，首先犯肺，这肯定不是“伤寒”，不能用辛温解表之法。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也许三焦辨证更恰当，因为邪在上焦时，邪袭肺卫，热邪壅肺，肺急闭郁，即出现一系列的发热、口渴、咳嗽、气喘等症状，极似非典症状。
现在看来，为什么《伤寒论》辛温解表的方子后来不管用，又出了温病的一系列方子，应该说是病源不同；如果都是病毒之染，那么是病毒不同，到清代又出现了新病毒，所以原来的治法就不管用了。病毒专家讲：现在的非典病毒，是冠状病毒的变异，是人类从未接触过的病毒，故所有的人都可被感染，且均无免疫力。引起人类发病的冠状病毒比较多，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中有20%属于冠状病毒，但普通感冒症状较轻，毒性也比较小。美国科学家说：非典病毒有12种以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地区的非典疫情会比另一些地区更严重。据我推测，广州的非典病毒与北京的就可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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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报道已用中医治疗非典创佳绩，病死率是“零”(刘燕玲，中医治疗非典创佳绩，《健康报》，2003.4.25)。广州近日潮湿多雨，北京干燥少雨，南方以热为主，北方以寒为主，因此治疗理当不同。但是不管中医学的治则多么不同，其根本是抗病毒。再一个治疗方向就是恢复受损脏器的功能，比如通过止咳、扩张气管、改善呼吸，减轻肺纤维化与玻璃样变等来改善肺脏的功能，翻译成中医的话就是：宣化湿热，透邪外运，辛凉解毒，宣肺化湿，清热解毒等。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看，从张仲景的用药，到叶天士、吴鞠通等人的用药，不外乎是抗病毒药物与提高机体免疫力、恢复脏器功能、消除症状药物的组合。像麻黄、桂枝、升麻、贯众、大青叶、板蓝根、地丁、连翘、牛蒡子、瓜蒌、花粉、生石膏等均是杀灭各种病毒的强力中药。不同的病毒，引发了不同的症状，出现不同的“证”，中医是“辨证论治”，自然治也不同。病毒不时地在变化，自然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治疗均不一样。今后对非典防治，要以变应变，不能守方不变。
总之，中医的发展史就是针对不同时期疾病的防治史，我们应该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总结规律，为中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