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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主神明”难以取代“心主神明”
http://www.100md.com 2003年6月30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1972期
     有志于“脑主神明”论创新的中医同道,首先要从临床实践中去辨析相关新证候、创立相关新治法、新方剂、新药物,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同时要在理论上使新论与传统体系这一张“无边无际的网”相洽合。这两方面的工作真可谓是一项“系统工程”,其艰巨是可想而知的。不经过这样一番艰苦工作,“脑主神明”论无论如何炒作也只能是科学常识,而不能成为中医术语。

    “心主神明”是中医藏象内景的古老命题,孟子曰:“心之官则思”,可见“心主神明”的理论来源于当时的文化背景。在古代,似乎东西方都有共同的误解,将思的功能归之于心,英语heart是指心脏,同时又指“心情”、“感情”、“决心”、“记住”(by heart;by memory),可见在“心藏神”这一点上是“中外同心”的。

    然而,时至今日脑主思维已成凡人常识,而中医却谨守“心主神明”的古训不移不改,于是论者以为此即中医体系封闭落后,不能与时俱进的典型实例,意欲重点突破,以推动中医现代化进程,用心可谓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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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如论者所广征博引,脑与神的关联古人即历有阐发与论述,但为什么不能取“心主神明”而代之?笔者认为,这确实要从中医体系的封闭性说起。我们知道,中医“藏象”即以“五脏”为核心,而“六腑”、“九窍”、“七情”、“五志”、“经络”、“四肢”、“百骸”依次为其外围,形成一个类似“行星绕日”的体系,这是就人体内部而言。而在人体外部,“五脏”又与“五行”相配,将“六气”、“四季”、“五味”、“五音”、“五果”、“五畜”等联属在一起,形成一个天人相应的巨大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作为奇恒之腑的“脑”本是配属于“肾”的,因为“脑为髓海”而“肾主骨生髓”。而另一方面,虽然“心主神明”,但“五志”又分舍五脏,心所藏的“神”与肝所藏的“魂”、肺所藏的“魄”、脾所藏的“意”、肾所藏的“志”又属同一层次。同时,与“神”相关的“七情”也是分属五脏,所以“神明”这一概念在中医学中其生理意义是较为空泛的。落实到病证上,涉及“神明”的主要有“不寐”、“善忘”、“癫狂”、“谵语”、“郑声”、“中风失语”、“昏迷”、“烦躁”、“善恐”、“郁证”、“百合病”、“脏燥证”等。在传统理论中,上述病证在辨证时均牵涉多个脏腑,“心”仅属其一而未能专司。在治疗上也同样涉及多个脏腑,不能专责于“心”。那么,“脑主神明”与“心主神明”相比,在上述病证的辨证或辨病治疗中是否具有优越性?试以“不寐”证为例来“解剖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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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简捷起见以秦伯未先生《中医临证备要》为蓝本,“不寐”的病机与主方如下:血不养心——归脾汤;心阴不足——天王补心丹;心火偏旺——朱砂安神丸;肝阳偏旺——琥珀多寐丸;心肾不交——黄连阿胶汤、交泰丸;食痰中阻——温胆汤、半夏秫米汤。上述病机与方剂都是以“心主神明”立论的,现试以“脑主神明”替代之:血不养脑——归脾汤;脑阴不足——天王补心丹;脑火偏旺——朱砂安神丸;肝阳犯脑——琥珀多寐丸;脑肾不交——黄连阿胶汤、交泰丸;食痰中阻——温胆汤、半夏秫米汤。

    经过如此替换之后“不寐”证的病机是否更明晰了呢?在新的病机指导下,对相应的方剂是否能作出有益于提高疗效的改进或更新呢?比如说改“血不养心”为“血不养脑”之后,在归脾汤的基础上可增加什么针对“脑”的药物?或另创一个有“突破性”的“补血养脑汤”,从而取得“突破性”的疗效?笔者以为这两个目的似乎都难以达到。另从治疗上来看,黄连泻心火,故心火旺之不寐、烦躁、癫狂可以黄连治之,同样,心火旺之怔忡、心悸、舌疮、鼻衄、眼睛的大眦赤脉,心火下移于小肠的尿赤、尿灼、尿痛、尿血等,这些或关神明或不关神明的病证都可以一理贯穿地以黄连泻心火治之,今若以神明属脑,则黄连泻“脑火”之说与诸非神明病证就无法贯通,传统学说之完整性反而受到破坏。再以“心肾不交”为例,若改为“脑肾不交”则完全失去了原来所涵的《易》理“水火既济”“坎离既济”的深意,与五脏配属阴阳五行的理论完全脱节,与原有的“脑为髓海”的理论也相矛盾。进一步说,若要深化“脑主神明”的辨证,则脑与五脏六腑、气血阴阳、六淫七情等的关系均需重新厘定。以七情为例,既然关乎神明自然应统归于脑,于是“怒伤肝”、“思伤脾”、“喜伤心”、“恐伤肾”、“悲伤肺”诸论皆应废,于是逍遥散不疏肝而疏脑、归脾汤不健脾而健脑、温胆汤不温胆而温脑……种种淆乱不难推及。原本“自洽”的传统体系反而更多疏漏,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利弊亦可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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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医藏象理论的创新必须能贯彻到辨证与治疗之中,而且还要符合“有用”与“相洽”两个原则。“脑主神明”论正由于临床上并不更“有用”、理论上又不能与原有体系“相洽”,所以虽经数百年之发现却仍未在中医藏象与辨证体系中植根。但是,要与原有体系相洽就必须屈从原体系的封闭性,这也就使局部理论的“突破”变得并无突破意义,“脑主神明”论的突而不破就是一个典型。

    在中医发展史上,凡符合“有用”与“相洽”原则的创新便能成立,否则即被淘汰。如叶天士的“胃阴”论、王旭高的治肝诸论即因此而成立。而后人为了深化脾胃阴阳辨证而提出的“胃阳虚”、“脾阴虚”论,在理论上虽相洽却因辨证与治疗上难与“脾阳虚”、“胃阴虚”严格区分,故未能更“有用”因而难以成立。同样,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五脏虚实论”中原本有过的“肾实证”,虽然理论上相洽却因在辨证与治疗上难以找到“配对”而被淘汰,并继之以“肾无泻法论”。前数年还有人为此作过“翻案”文章,亦终因辨证与治疗上“无用”而不了了之。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脑主神明”论的难以成立有内在(中医体系内)的原因,而不在于其现代生理学上的科学性。同样,“心主神明”论的顽而不化也是基于中医体系内的原因,并不需求助于“心钠素”、“心脏内分泌功能”的现代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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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有志于“脑主神明”论创新的中医同道,首先要从临床实践中去辨析相关新证候、创立相关新治法、新方剂、新药物,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同时要在理论上使新论与传统体系这一张“无边无际的网”相洽合。这两方面的工作真可谓是一项“系统工程”,其艰巨是可想而知的。不经过这样一番艰苦工作,“脑主神明”论无论如何炒作也只能是科学常识,而不能成为中医术语。

    明白无误的“脑主神明” 论居然难以取代“错误”的“心主神明”

    论,这不正说明了中医学的封闭吗?确实如此,须知任何体系都是有其封闭性的,封闭与开放恰如生物学的遗传与变异,是一对矛盾,没有封闭性该体系则无法自存,恰如没有遗传该物种就无法延续一样。科学革命的动力来自于内在的危机,而传统中医体系这张“无边无际的网”面临的仅是外部的竞争而非内在的危机,五十年以前它用“暑温”网住了“乙脑”,今天它又要用“春温伏湿”网住“非典”,关键在于它“有用”,“封闭”又何妨!, 百拇医药(匡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