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医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中医药学会(100029)
原载于《光明中医》2000年第1期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科学传播方式的现代化，文化、科学多元共存，共同繁荣的观念、格局，正在世界形成。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和化学合成药物毒副作用的扩大，西医在困境中正把希望投向中医。然而在中国，用西医观念和方法对中医进行改造、解释式的“科学研究”，正占领着中医“发展的潮流”。这的确令人尴尬。细究其咎，其中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关于冲破“凡是”禁固，走出“悖论”困扰问题
以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同志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以下简称10·11批示)和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为代表，形成了困挠中医发展长达40年之久的一个悖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和历史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个悖论已经到了非破除不可的时候了。(详见“困扰中医发展长达40年的悖论”一文，《光明中医》，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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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何文化与科学的发展，都是“内在于自身传统的历史性演进”，中医的发展必然也是这样。而“10·11批示”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身上，这就是困扰中医发展长达40年之久的自相矛盾的悖论的核心。
第二，本世纪20年代以后，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人多是从分析-还原性科学的观念与标准出发，错误地认为中医“有经验而无理论，有技术而无科学”。毛泽东与同时代的许多人同样囿于历史的局限性，未能从综合系统的科学观念与标准出发，来认识中医的科学性，这是酿成悖论性认识的根源。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对中医科学原理不理解的表现，或者是用某一种科学观念与标准对另一种科学的误解。
第三，这个悖论是当时政治、历史环境中的特殊产物：首先把学术界一部分人的观点，借以特殊的方式变为领袖的思想；然后在毛泽东个人权威与“左”的路线庇护下，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加给中医界。这是极不正常的。而且，当时还强调这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必须“遵照办理”，“不可等闲视之”。因此，“不需要讨论，没有人怀疑，用不着理解，更不敢反对”。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中医近代发展史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又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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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10·11批示”与我国其他领导人对中医工作的批示不同，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它不代表党和国家正式出台的方针、政策，但贯彻执行中甚至超过了建国以来所有关于中医的方针、政策、法规、条例的指令性。批示下发后，全国上下迅速通过组织手段和人事措施，铸成了40年来中医学术发展和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格局，并从当时的管理体制上固定了下来。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被禁固在这一思路、格局和体制之中。
第五，悖论的格局，必然产生悖论的危害。它不仅严重困扰着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健康发展，而且增加了中医界内部的思想矛盾，严重影响了中西医工作者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比如中西医结合本来是立足于整个中医与西医之上进行统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大业，但是在悖论的格局中只把它作为中医管理职能中的一个部分。在这种管理格局中，中医与西医之间的相互团结、真诚合作，为提高临床疗效的有机配合，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为“中医只有与西医结合，才能得到发展。”几十年来，中医界“继承靠中医，发扬靠西医”的论调，“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的唯一道路”的错误观点，都是这一悖论的延伸。40年里，这一悖论造成的中医学术上的损失和人、财、物方面的浪费，是沉痛的，难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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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悖论”和“凡是”论是一对孪生兄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中央书记处关于“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医不能丢”的指示，国务院关于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决定和“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方针等等，都是对悖论的拨乱反正。80年代以后，中医界曾经有过几次影响较大的学术讨论和理论研究。应该说，对于中医到底按照内在的科学规律走自身发展的道路，还是走“中医西医化”的道路这一问题，在理论与科学上早已明确无疑了。但是在中医界，“凡是”论观点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因此，科学的认识就难以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迅速变为现实。而且，直到1998年，仍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10· 11批示”40周年大会。这岂不是说，凡是毛泽东讲的，即使被科学证明是不对的东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仍然要继续“高举”、“遵照办理”吗？这到底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中医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置于何处呢？这种观念不改变，中医能够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发展吗？
可见，要使中医走出悖论的困扰，首先要冲破“凡是”论的禁固，中医界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崇尚真理，才能在宪法的有关规定与“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指引下，团结一致，振兴中医。否则，唱新调，走老路，中医将难以迈出改革开放的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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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深刻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走出“西化”误区问题
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学术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90年代制定的“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其根本是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应当并重，不可重西轻中，更不可以西代中。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言，科学是技术的理论依据，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所以，讲“中西医并重”，核心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部分必须并重，既不能以技术代替科学，更不能在科学、理论上以西非中。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多元共存的今天，科学的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当前，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上的突出难题是两个“西化”，即学术与管理上的“中医西医化”。这两个西化是上述悖论困扰的结果，至今仍是中医面临的首要难题。用西医生理、病理的观念与方法解释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用西药药理物理、药物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代替中药、方剂理论，几乎占据了中医科研课题的主导地位。而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的中医科学、软科学研究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中医西医化”就是“中医现代化”；有的部门甚至“寺院当教堂，神父管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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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从两者的观念、方法到概念、范畴，各不相同，不可通约。因此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必须符合中医的理论与临床特点。人们常说：有为才能有位。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医兜非无可作为，关键是“如何为”的问题。若以西代中，则中医错位；如此而为，则为必无为，为更无位。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中医必须彻底摆脱从属于西医的地位，并牢牢站稳自己的科学位置，有位才会有大作为。因此，全面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首先要彻底走出“西化”的误区。
面对21世纪，必须使全国上下清楚地认识到，中医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全面振兴的前夜，这是人类科学发展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惠顾。必须抓住机遇，不可彷徨、蹉跎。
其一：20世纪里，在西医飞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暴露出西医无法克服的自身观念、理论上的局限性；西药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2/3以上的内科疾病缺少特异性治疗的现实，迫使西医不得不“回归自然”，希望从传统医学中求得互补与自救。而在世界的传统医学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理论体系者，唯独只有中医。其它各国的传统医学，在理论上尚处于粗浅的萌芽水平，实际上只是经验性的传统治疗方法与技术而已。当今，西医向传统医学求得互补，其视野已经集中在中医上了，所以“中西医并重”很可能发展为21世纪人类医学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就是要把国外没有的地地道道、原原本本的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但决不是把中医西化以后再送到国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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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国是中医的故乡，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药材生产大国。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中医就很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比如，全世界每年用在医疗卫生上的总投入大约25万亿美元，我们12亿人口的大国仅占其中的16%左右。如果中医在不断振兴的同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在医学传播、药品输出、医疗服务等方面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从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中取得10%的份额，并非天方夜谭。果能如此，每年将会拿回2，5000亿美元的外汇。到那时，中医就自然成为我国独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并造福于全人类。对于中医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政治。所以，中医不但不能“西化”、“不能丢”，而且必须振兴和发展。(详见“关于中医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思考”一文，《中国科技导报》1999年第7期)
崔月犁老部长在他主编的《中医沉思录》序言中强调说：“如果形形色色削弱中医的做法不改变，或在漂亮的口号下使中医很快地西医化，那就重复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消灭中医的悲剧。”这句话是对我们的清醒剂和警示钟。现在，在我们的面前明显地摆着两条路：不去勇敢地担当振兴中医的历史使命，那就只好去做历史的罪人。上述两个问题是横在中医前进道路上的两大难题，避不开，绕不过，只有以科学的态度真诚地面对。, http://www.100md.com(李致重)
原载于《光明中医》2000年第1期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科学传播方式的现代化，文化、科学多元共存，共同繁荣的观念、格局，正在世界形成。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和化学合成药物毒副作用的扩大，西医在困境中正把希望投向中医。然而在中国，用西医观念和方法对中医进行改造、解释式的“科学研究”，正占领着中医“发展的潮流”。这的确令人尴尬。细究其咎，其中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关于冲破“凡是”禁固，走出“悖论”困扰问题
以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同志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以下简称10·11批示)和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为代表，形成了困挠中医发展长达40年之久的一个悖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和历史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个悖论已经到了非破除不可的时候了。(详见“困扰中医发展长达40年的悖论”一文，《光明中医》，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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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何文化与科学的发展，都是“内在于自身传统的历史性演进”，中医的发展必然也是这样。而“10·11批示”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身上，这就是困扰中医发展长达40年之久的自相矛盾的悖论的核心。
第二，本世纪20年代以后，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人多是从分析-还原性科学的观念与标准出发，错误地认为中医“有经验而无理论，有技术而无科学”。毛泽东与同时代的许多人同样囿于历史的局限性，未能从综合系统的科学观念与标准出发，来认识中医的科学性，这是酿成悖论性认识的根源。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对中医科学原理不理解的表现，或者是用某一种科学观念与标准对另一种科学的误解。
第三，这个悖论是当时政治、历史环境中的特殊产物：首先把学术界一部分人的观点，借以特殊的方式变为领袖的思想；然后在毛泽东个人权威与“左”的路线庇护下，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加给中医界。这是极不正常的。而且，当时还强调这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必须“遵照办理”，“不可等闲视之”。因此，“不需要讨论，没有人怀疑，用不着理解，更不敢反对”。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中医近代发展史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又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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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10·11批示”与我国其他领导人对中医工作的批示不同，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它不代表党和国家正式出台的方针、政策，但贯彻执行中甚至超过了建国以来所有关于中医的方针、政策、法规、条例的指令性。批示下发后，全国上下迅速通过组织手段和人事措施，铸成了40年来中医学术发展和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格局，并从当时的管理体制上固定了下来。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被禁固在这一思路、格局和体制之中。
第五，悖论的格局，必然产生悖论的危害。它不仅严重困扰着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健康发展，而且增加了中医界内部的思想矛盾，严重影响了中西医工作者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比如中西医结合本来是立足于整个中医与西医之上进行统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大业，但是在悖论的格局中只把它作为中医管理职能中的一个部分。在这种管理格局中，中医与西医之间的相互团结、真诚合作，为提高临床疗效的有机配合，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为“中医只有与西医结合，才能得到发展。”几十年来，中医界“继承靠中医，发扬靠西医”的论调，“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的唯一道路”的错误观点，都是这一悖论的延伸。40年里，这一悖论造成的中医学术上的损失和人、财、物方面的浪费，是沉痛的，难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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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悖论”和“凡是”论是一对孪生兄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中央书记处关于“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医不能丢”的指示，国务院关于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决定和“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方针等等，都是对悖论的拨乱反正。80年代以后，中医界曾经有过几次影响较大的学术讨论和理论研究。应该说，对于中医到底按照内在的科学规律走自身发展的道路，还是走“中医西医化”的道路这一问题，在理论与科学上早已明确无疑了。但是在中医界，“凡是”论观点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因此，科学的认识就难以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迅速变为现实。而且，直到1998年，仍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10· 11批示”40周年大会。这岂不是说，凡是毛泽东讲的，即使被科学证明是不对的东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仍然要继续“高举”、“遵照办理”吗？这到底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中医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置于何处呢？这种观念不改变，中医能够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发展吗？
可见，要使中医走出悖论的困扰，首先要冲破“凡是”论的禁固，中医界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崇尚真理，才能在宪法的有关规定与“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指引下，团结一致，振兴中医。否则，唱新调，走老路，中医将难以迈出改革开放的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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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深刻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走出“西化”误区问题
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学术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90年代制定的“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其根本是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应当并重，不可重西轻中，更不可以西代中。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言，科学是技术的理论依据，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所以，讲“中西医并重”，核心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部分必须并重，既不能以技术代替科学，更不能在科学、理论上以西非中。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多元共存的今天，科学的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当前，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上的突出难题是两个“西化”，即学术与管理上的“中医西医化”。这两个西化是上述悖论困扰的结果，至今仍是中医面临的首要难题。用西医生理、病理的观念与方法解释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用西药药理物理、药物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代替中药、方剂理论，几乎占据了中医科研课题的主导地位。而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的中医科学、软科学研究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中医西医化”就是“中医现代化”；有的部门甚至“寺院当教堂，神父管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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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从两者的观念、方法到概念、范畴，各不相同，不可通约。因此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必须符合中医的理论与临床特点。人们常说：有为才能有位。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医兜非无可作为，关键是“如何为”的问题。若以西代中，则中医错位；如此而为，则为必无为，为更无位。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中医必须彻底摆脱从属于西医的地位，并牢牢站稳自己的科学位置，有位才会有大作为。因此，全面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首先要彻底走出“西化”的误区。
面对21世纪，必须使全国上下清楚地认识到，中医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全面振兴的前夜，这是人类科学发展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惠顾。必须抓住机遇，不可彷徨、蹉跎。
其一：20世纪里，在西医飞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暴露出西医无法克服的自身观念、理论上的局限性；西药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2/3以上的内科疾病缺少特异性治疗的现实，迫使西医不得不“回归自然”，希望从传统医学中求得互补与自救。而在世界的传统医学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理论体系者，唯独只有中医。其它各国的传统医学，在理论上尚处于粗浅的萌芽水平，实际上只是经验性的传统治疗方法与技术而已。当今，西医向传统医学求得互补，其视野已经集中在中医上了，所以“中西医并重”很可能发展为21世纪人类医学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就是要把国外没有的地地道道、原原本本的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但决不是把中医西化以后再送到国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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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国是中医的故乡，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药材生产大国。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中医就很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比如，全世界每年用在医疗卫生上的总投入大约25万亿美元，我们12亿人口的大国仅占其中的16%左右。如果中医在不断振兴的同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在医学传播、药品输出、医疗服务等方面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从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中取得10%的份额，并非天方夜谭。果能如此，每年将会拿回2，5000亿美元的外汇。到那时，中医就自然成为我国独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并造福于全人类。对于中医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政治。所以，中医不但不能“西化”、“不能丢”，而且必须振兴和发展。(详见“关于中医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思考”一文，《中国科技导报》1999年第7期)
崔月犁老部长在他主编的《中医沉思录》序言中强调说：“如果形形色色削弱中医的做法不改变，或在漂亮的口号下使中医很快地西医化，那就重复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消灭中医的悲剧。”这句话是对我们的清醒剂和警示钟。现在，在我们的面前明显地摆着两条路：不去勇敢地担当振兴中医的历史使命，那就只好去做历史的罪人。上述两个问题是横在中医前进道路上的两大难题，避不开，绕不过，只有以科学的态度真诚地面对。, http://www.100md.com(李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