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与否认疫情的背后--对疾病和患者的道德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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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10日
自2002年11月，我国广东地区出现传染性的非典型肺炎之后，有关部门和公众采取的应对态度，可以发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关于疾病的文化，还存在着诸多非理性方式。建立理性的应对疾病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当这种新的疾病开始流行的时候，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包括中央政府的个别官员，只是提醒医疗部门关注这种新的传染性疾病，但对公众隐瞒了疫情，不仅没有及时公开疫情，也没有及时要求公众采取有效的公共预防传染的措施，有时甚至在公开场合还否认疫情的存在，或者极力否认该病的危险性，或者声称局面完全受控制。
政府有关官员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担心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疾病预防与控制体制不健全、官员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等因素之外，对疾病的特定态度是否认和隐瞒疫情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文化角度看，有意无意认为疾病现象与羞耻等道德评判相关联，所以否认就成为相当自然的反应方式。
对任何一种生物而言，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自然选择的重要方式之一。从自然的角度看，疾病本身不具有价值标签的意义，特定疾病、个体得病与否不存在所谓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容易患病的个体被疾病淘汰，适应环境的个体被选择出来，通过遗传形成种群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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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是文化的动物，我们会赋予被关注的自然现象以文化的意义，疾病也不例外。疾病的文化意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立患者角色文化，病以此确定患者的权利义务。对于个体，患病带来不舒适、痛苦等负面感受，但在文化中，患者被赋予患者角色。患者角色确定之后，通过特定的文化机制，自动获得相应的权利，也必需承担相应的义务。患者常见的权利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在生理方面，患者有权利停止工作和免除部分社会责任，有权利休息，有权利得到治疗以恢复生理正常状态；在心理层面，患者应该得到他人的关心，从群体中获得心理支持，以免除心理上的无助、无能为力、孤单等负面感受。患者的义务包括配合医务人员的诊断与治疗措施，接受治疗。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患严重传染性疾病时，患者及相关人员还必需根据法律和其它规定，积极采取隔离措施，以免扩散病原，导致其他人的感染。
从种群的角度看，人类特有的患者角色文化对人类有积极的意义。某些动物也存在着自我治疗活动，但是只有人类才发展出专门的医学职业和医药系统，只有人类才要求同类患病时必需休息，并提供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专门的治疗手段。患病的动物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人类患病时却可以依靠同类的多重帮助恢复健康，获得心灵的安慰。
, 百拇医药
二是对患者和疾病本身进行道德评判，赋予特定疾病以道德意义。疾病与患者的道德评判是指认为这种疾病及其患者是咎由自取，因为个体有道德缺陷才发生，或者是认为患特定的疾病是耻辱的、罪恶的、堕落的、肮脏的、羞耻的。并非所有的人类疾病都会出现道德评判现象，一般只在特定的情况下出现，如与性有关的性传播疾病、性功能障碍、性变态，或者是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疾病。
在艾滋病开始流行之后，尤其是同性恋、吸毒等边缘人群该病的患病率高的现象，有观念认为艾滋病是同性恋、吸毒等行为引发的自然报复，是天谴。这就是对艾滋病的道德评判现象，是错误的疾病文化现象。实际上，这种对特定疾病作道德评判的现象自古有之。当梅毒在欧洲广泛流行时，法国人将其称为西班牙病，西班牙人将其称为意大利病，意大利人又将其称为英国病。
如果这种评判与特定的种族或人群，尤其是敌对的民族或人群联系起来，就引发出历史悲剧。十六、十七世纪，鼠疫在欧洲流行，引起大量的人口死亡。犹太人、吉普塞人被认为是诱发鼠疫的根源，受到迫害。欧洲中世纪，癔病的群体发作，被认为是巫婆勾结魔鬼危害人类的结果，大量的女性被屈打成招，处以火刑。同性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被认为是犯罪，被发现之后必须接受法律的惩罚。(严金海), 百拇医药
当这种新的疾病开始流行的时候，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包括中央政府的个别官员，只是提醒医疗部门关注这种新的传染性疾病，但对公众隐瞒了疫情，不仅没有及时公开疫情，也没有及时要求公众采取有效的公共预防传染的措施，有时甚至在公开场合还否认疫情的存在，或者极力否认该病的危险性，或者声称局面完全受控制。
政府有关官员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担心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疾病预防与控制体制不健全、官员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等因素之外，对疾病的特定态度是否认和隐瞒疫情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文化角度看，有意无意认为疾病现象与羞耻等道德评判相关联，所以否认就成为相当自然的反应方式。
对任何一种生物而言，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自然选择的重要方式之一。从自然的角度看，疾病本身不具有价值标签的意义，特定疾病、个体得病与否不存在所谓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容易患病的个体被疾病淘汰，适应环境的个体被选择出来，通过遗传形成种群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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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是文化的动物，我们会赋予被关注的自然现象以文化的意义，疾病也不例外。疾病的文化意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立患者角色文化，病以此确定患者的权利义务。对于个体，患病带来不舒适、痛苦等负面感受，但在文化中，患者被赋予患者角色。患者角色确定之后，通过特定的文化机制，自动获得相应的权利，也必需承担相应的义务。患者常见的权利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在生理方面，患者有权利停止工作和免除部分社会责任，有权利休息，有权利得到治疗以恢复生理正常状态；在心理层面，患者应该得到他人的关心，从群体中获得心理支持，以免除心理上的无助、无能为力、孤单等负面感受。患者的义务包括配合医务人员的诊断与治疗措施，接受治疗。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患严重传染性疾病时，患者及相关人员还必需根据法律和其它规定，积极采取隔离措施，以免扩散病原，导致其他人的感染。
从种群的角度看，人类特有的患者角色文化对人类有积极的意义。某些动物也存在着自我治疗活动，但是只有人类才发展出专门的医学职业和医药系统，只有人类才要求同类患病时必需休息，并提供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专门的治疗手段。患病的动物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人类患病时却可以依靠同类的多重帮助恢复健康，获得心灵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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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患者和疾病本身进行道德评判，赋予特定疾病以道德意义。疾病与患者的道德评判是指认为这种疾病及其患者是咎由自取，因为个体有道德缺陷才发生，或者是认为患特定的疾病是耻辱的、罪恶的、堕落的、肮脏的、羞耻的。并非所有的人类疾病都会出现道德评判现象，一般只在特定的情况下出现，如与性有关的性传播疾病、性功能障碍、性变态，或者是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疾病。
在艾滋病开始流行之后，尤其是同性恋、吸毒等边缘人群该病的患病率高的现象，有观念认为艾滋病是同性恋、吸毒等行为引发的自然报复，是天谴。这就是对艾滋病的道德评判现象，是错误的疾病文化现象。实际上，这种对特定疾病作道德评判的现象自古有之。当梅毒在欧洲广泛流行时，法国人将其称为西班牙病，西班牙人将其称为意大利病，意大利人又将其称为英国病。
如果这种评判与特定的种族或人群，尤其是敌对的民族或人群联系起来，就引发出历史悲剧。十六、十七世纪，鼠疫在欧洲流行，引起大量的人口死亡。犹太人、吉普塞人被认为是诱发鼠疫的根源，受到迫害。欧洲中世纪，癔病的群体发作，被认为是巫婆勾结魔鬼危害人类的结果，大量的女性被屈打成招，处以火刑。同性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被认为是犯罪，被发现之后必须接受法律的惩罚。(严金海),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