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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0192150
論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
http://www.100md.com 2003年7月22日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中國中醫藥學會 李致重

    中醫藥學(以下簡稱中醫)和西醫藥學(即現代醫學,以下簡稱西醫),是兩種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在這兩種體系里,各自都包括了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和臨床診療技術三方面內容。因為各自的基礎醫學所揭示的關於生命与疾病的觀念、原理,是兩種醫學的核心,所以本文講的中、西醫,主要指兩者的基礎醫學而言。

    “通約”一詞的原形,出自數學中分數加減運算時的“通分”与“約分”。即用求“最小公倍數”的方法先使分母不同的兩個分數實現“通分”,然后加以計算;接著用求“最大公約數”的方法對繁分數進行“約分”,使其化簡。近年來,學術界常引申其意,在表述屬性或本質相同的兩种事物關系時,便說“兩者可以通約”。當然,如果拿分數与平方根在一起相加,這兩種屬性不同的數學命題因為相互不可通約,這樣的命題便不能成立。

    本文旨在說明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因此我們將著重於兩者基礎醫學范疇之內, 來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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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從科學多元的基本理念談起

    1.關於“科學”的含義及科學態度

    “科學”一詞的本意即“知識”。由於客觀世界的復雜性,科學必然是多元化的,所以,人們“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均稱之為“科學”。

    世界上只有人類具有科學研究的能力。科學是人類理性思維的結果;從事科學研究必須有實事求是的態度。

    2.關於形上科學與形下科學

    世界上萬事萬物的存在,都決定於兩個基本前提。首先是支配萬事萬物形成、發展、變化的共同規律,其次是在共同規律支配下各個事物自身的具體規律。對此,《易經·繫辭上第十二》的說法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所以形上與形下,就成為兩類走向不同的研究路線和知識體系。於是,人們所獲取的科學知識,便逐步地划分成形上科學和形下科學兩大類。前者關注於萬事萬物相互間的變化、和諧、聯系及其支配萬事萬物的共同規律,并以此來認識具體事物;後者關注於具體事物以及內部的結构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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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先哲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也稱“後物理學”),即超乎物性形體之上的學問。它與中國古代的《易經》以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哲們所研究的“道”、“德”、“氣”,都屬於“形而上”的學問——超乎物性形體之上,是萬事萬物存在與運動規律的高度總結。

    現今所說的社會科學、思維科學,以及自然科學中的系統性科學(或綜合性科學),多系形上類;而自然科學中的還原性科學(或分析性科學),多系形下類。

    3.關於系統性科學與還原性科學

    由於事物的復雜性、多樣性,也由於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人們所能看到的客觀實有,常常不是事物的全部——或物質的“運動”,或運動著的“物質”。因此人們的研究工作往往著手於某一類事物的某一個側面。

    物質的“運動”呈現給人們的,首先是事物在時間意義上的異時連續的運動方式,即信息、狀態、現象及其它們的變化。社會、歷史、人文如此,自然科學中的天文、氣象、物候、生態、生物進化、心理等也皆如此。都是以運動著的信息、狀態、現象為研究對象,而逐步獲取該領域所特有的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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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著的“物質”呈現給人們的,首先是具体事物在空間意義上的物質形態。人們通過研究組成這一特殊形態的結構及其功能,即逐步達到了認識和把握它的目標。

    在近代,人們常把前者視為系統性科學(綜合性科學)研究的對象,把後者視為還原性科學(分析性科學)研究的對象,并以此成為近代人們對科學在總體上的分類。

    4.關於“人”的定義

    中國古代有濃厚的“人本”觀念,認為“人是天地萬物之靈”。 其實,人是萬物之靈,人就是萬物,人的身上處處都彰顯著萬物的投影。在西方,由亞里斯多德提出、後經聖托瑪斯·阿奎那認定的關於“人”的定義為: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個定義有三個內涵:“理性”、“動”、“物”。除“理性”為人所獨有外,其中的“動”,也是任何“物”無与倫比的。因為人是處於不斷的新陳代謝過程中的“自立體”—;他與周圍事物廣泛聯系,處於不斷的運動變化之中,從和諧出發,在與周圍世界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中趨於和諧,以保持自身的動態平衡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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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學理論的奠基巨著《黃帝內經》上說:“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以“神明”為其“君主”,而“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這個觀念與西方先哲的看法一致,更與西方哲學家叔本華不謀而合—;“人是天生的形上動物”。

    用當代系統科學的表達方式講,這個有“理性”的“形上”的“動”著的“物”,是一個開放的、复雜的,有保持和恢復自穩態能力的巨系統。

    5.關於“近代科學主義”

    18世紀以來,還原性科學在人類物質文明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與此同時,人們對“科學”也產生了一種“潮流性誤解”。

    這種誤解是還原性科學固有的錯誤所造成的,同時也與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相關。在當代許多人的頭腦中, 往往只有還原性科學的價值標准,並且, “科學”二字甚至被視為還原性科學專用名詞。因此在當代,人們常常越俎代庖,做出過許多用還原性科學來代替、解釋、改造、非議形上科學、綜合科學成果与價值的蠢事。這便是當代從事科學學研究的學者,一再警示人們的“近代科學主義”。盡管如此,“近代科學主義”仍然占据著潮流,并引導著當今的“技術瘋狂時代”。面對人類“回歸自然”的覺醒,在我們討論中、西兩種醫學關係時,這的的确确是值得我們冷靜反思、真誠面對的又一個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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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關於“學科”的要素

    任何一門科學,都必須具備三個根本要素,即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疇)體系。研究對象是該學科的根本出發點,也代表了該學科的本質屬性。研究方法是人們認識對象的方式与方法的學問,它是科學發展最活躍的因素。因為科學總是隨著研究方法的發展而發展的。人們用特定的研究方法來研究特定的研究對象,便逐步形成了上升為理性的認識,并借助語詞以概念、范疇的形式加以表述。當用來進行理論思維的概念、范疇積累起來,形成認識或解釋對象的理論體系之後,便標誌著這一門科學走向了成熟。為此,下面將圍繞這三個要素,對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做一些簡要的討論。

    二、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可通約性

    廣義的生命科學是天地萬物的生生化化之學,而狹義的生命科學則是習慣上僅限於生物范疇的生存、變化之學。而醫學是生命科學中一個有限的組成部分,其根本的目的在於人的健康、長壽,其主要任務在於防病、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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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人們常常把醫學服務的對象和研究對象相混淆。因此,擺在中、西醫面前的首要問題,是要回答醫學家面對的“人”究竟是什么。

    按照“人是天生的形上動物”的理念,從研究對象而言,醫學家面對的人,至少有以下七種屬性:自然屬性的人,社會屬性的人,精神、情志(心理)屬性的人,活的整體狀態的人,組織、器官屬性的人,細胞屬性的人和生物分子屬性的人。

    中醫研究的具體對象,是以活的整體狀態的人為中心而擴展的。

    所謂活的整體狀態,包括生理的和病理的兩個方面。醫生通過望、聞、問、切四診所獲取的,自然流露於外的機體反應狀態,即中醫學中的“證候”。而生理性的狀態,也是醫者為探求疾病而對正常的人進行觀察所見的表現,《黃帝內經》所稱的處於生理情況下的象、態、候等,其實也是證候。故《素問·五常政大論》說:“候之所使,道之所生”。意思是說,中醫學是以證候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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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候的顯現,與以下四個方面直接關聯。其一,社會的安定與戰亂,文明與落後;人在其中的貧賤富貴、饑飽勞逸、榮辱炎涼等等,都會塑成肉體和精神的個體特性而表現在證候上。其二,自然的環境氣候,土地方宜,春夏秋冬,陰陽晦明以及風、寒、暑、濕、燥、火等等,都會以每個人的體質特點為轉歸,在證候上顯現出來。其三,一個人的文化素養、思想觀念、道德情操以及性格、愛好等,既造就了每個人的精神面貌,也左右著每個人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情的個體特點其及太過、不及情況下的證候表現。其四,一個人肉體的先天稟賦,後天長養,素體的盛衰強弱、既往疾病以及男女老幼等,既決定了本人對某一方面疾病的易感性,也決定了他在自然、社會、精神情志影響下,發病以後的病機轉歸和證候表現的個體特徵。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證候至少有以下四個特點。其一,中醫學從防病治病的目的出發,把人的自然、社會、精神情志和機體的反應這四方面,以證候為聯結點,使之融合為一體。其二,“證候”是“運動”的一種特殊方式,它具有鮮明的形上學特點。質言之,自然、社會、精神情志、活的整體狀態的人,就是形上的人。把它們聯結在一起的證候的形上的特點,也就無所質疑了。其三,中醫通過證候,實現了人的形上屬性的具體化和個體化。就是說,中醫的證候,把每一個人生存過程中的形上性個體特點,都以各種不同的脈、舌、色、證表達了出來。其四,證候來源於病人的主動提供和醫者望聞問切的全面診察。在科學領域中,任何一個學科都沒有象中醫診斷那樣,即由被研究者(病人)主動參與於研究之中的先例。況且,中醫的診斷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身為“萬物之靈”的兩方面“理性”活動的高度配合。這就增進了證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上述四個特點,奠定了中醫的本質屬性,也是中、西醫相互間的基本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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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就西醫的生物醫學而言,它一開始見到的人,也首先是人的整個機體。但西醫的視線隨之即往下走��從組織、器官水平到細胞水平,又從細胞水平到分子水平,力求在最微細的水平上研究機體的結構與功能。不難看出,西醫生物醫學最關注的具體研究對象,顯然是形下屬性的人。即人的組織器官、細胞、分子屬性。這與證候的人自然是不可通約的。

    需要說明的是,西醫也講症狀與體徵。但是,西醫只把症狀視為“診斷疾病的嚮導”,并沒有作為抓住不放的研究對象來對待。至於體徵,西醫也只把它視為內在的組織、器官病變在體外的特異性反應,并沒有在人的形上聯繫上找原因,因此也不具有中醫證候的特點。

    需要強調的是,當代西醫也講“生物、心理、社會”綜合性醫學模式。但是,心理和社會領域有顯而易見的形上特性,而西醫的生物醫學研究的對象具有鮮明的形下特點。所以西醫的生物、心理、社會三種醫學,必然是不相融合的三個醫學分支的關系。毋庸置疑,只要哲學與化學不能合二而一,那么,西醫學之中的心理、社會醫學,將必然與其生物醫學之間,保持著今天這種多元并存的關系,而不可能相互通約,結合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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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約性

    研究對象對於研究方法,是選擇和被選擇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是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譬如冶煉而成鋼、掏沙以取金。是鐵礦石與含金的沙,各自天然地選擇了“冶煉”和“淘沙”的方法,不可取代或互換。所以,人們不可能因為還原性方法或技術的發達,把它任意“拿來”解決邏輯學和哲學的難題;更不會用化學方法化合出信息,用解剖學方法打開七情。

    第一,由於中醫研究對象的形上學特點,因此從方法論的角度講,中醫的學習與研究者,首先要知道形上學。

    形上學其實并不神密。一般來說,形上學是“論有之學”。按照亞里斯多德的定義,形上學是“論萬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學”。所謂萬有,就是人們感知到的(包括暫時還沒有感知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我國古代講的天、地、萬物,佛陀講的色、受、想、行、識,現代哲學定義中所指的自然、社會、思維,其實指的都是至大至多,甚至令人難以想象、難以全部把握的萬有。問題的關鍵在於,人們首先必須承認萬有的“有”(即存在)。不要因人為的私慾偏情、卑微無知、狹隘武斷、自立門戶,只承認其中一部分“有”,而否定自己不愿意承認或尚未知到的“有”。當普遍确立了萬有的觀念之後,人們共同來研究萬有的特性,就容易趨於一致,而減少門戶之見或左道旁門之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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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因為形上學是關於萬有之有及其特性的學問,因此形上學是一切哲學方法論、認識論的基礎。中國古代的道、德、氣、理是形上學;毫無割裂地把自然、社會、思維看作萬有而總結出來的哲學,當然也是真正的形上學。盡管在形上學上,至今仍有許多不同的學派,這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只要承認“萬有”,承認有共同規律支配著萬有,并不斷朝著真理的方向努力探求,學會用形上學的思維方法來解決實踐問題,這就可以稱得上掌握形上學的真諦了。

    “人是萬物之靈,人就是萬物,人的身上處處彰顯著萬物的投影。”所以,中醫在學習和研究中,必須熟悉形上學的基本原理。這并非要求每一位中醫工作者都必須是形上學家,但起碼要把握其基本概念、原理和思想。如此,我們在中醫的研究上便獲得了主動。

    第二,中醫研究的證候(狀態),與當代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中所講的信息,涵義相同。所以系統性方法將為中醫的當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與方法。

    系統性方法是當代科學研究的最新方法,已為世人所熟知。在系統方法里,信息被看作研究或被調控的對象;控制則作為對信息進行存儲、處理、調控的方式;系統論是對整個系統性方法原理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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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醫裡,證候是活著的人表現出來的不斷運動、變化的信息;各種治療則是依据證候,察明病機,對疾病施行控制的手段。中醫的理論中包含著豐富的現代系統論的思想、方法的合理內核。如果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中醫面對的人則是一個開放的、復雜的,有保持和恢復自穩態能力的巨系統。因此,認真掌握系統論的原理及其研究方法,對於學習、研究和推動中醫的發展,無疑是必不可少的。

    當然,還原論與系統論,綜合與分析,本來是不可通約的;不同學科所面對的不同的研究對象,其研究方法也是不能隨意置換的。比如,以水來說。用物理學方法看到的水,是無色、無味、無臭、透明的,在攝氏零度時凝固為冰、一百度時變為氣態,四度時比重最大、體積最小。而用化學方法看到的水,則是由兩個氫原子、一個氧原子構成的。假設置換研究方法,用物理學的眼光,如何能發現或理解日常所見的水,必然是由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結构而成的呢?

    數十年來,我們往往從近代科學主義的偏見出發,怀疑或不承認中醫基礎理論的科學地位;無視形上學和系統性方法。我們常常主觀地把中醫、中藥當做被研究的對象,用西醫生物醫學研究中習用的還原性方法,進行“研究”。雖代價沉重,但“成果”聊聊。根本原因就在於忽略了兩種醫學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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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兩種醫學基礎理論的不可通約性

    中醫與西醫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不同,所以兩者所形成的理性認識,用語詞形式所概括的概念、范疇體系自然也就不同。

    比如中醫的臟象學說。中醫在研究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即證候)的過程中,首先把人視為證候的人、信息的人,視為一個由不斷運動、變化著的狀態构成的整體系統。然後在形上學觀念和方法的指導下,運用包含系統方法內核的陰陽五行學說,以綜合�演繹的邏輯原則,把整體系統划分為若干功能不同、相互聯系的子系統。這些子系統以心、肝、脾、肺、腎,大腸、小腸、胃、膽、膀胱、三焦,精、血、津液、氣等名稱命名。對於各子系統的職能,中醫多以不同的“官”或“主”來界定。表面上,各子系統有粗淺解剖的影子,但事實上,它是信息系統模型,是某一方面“職能主管者”的代名詞。故中醫稱之為“藏象”,而非西醫所指的“臟器”。恽鐵樵在他的《群經見智錄》中,稱中醫的五臓是“四時之五臟,而非血肉之五臟。”聯系到現代系統理論,這“四時之五臟”,即人身整體系統內所包含的五個子系統,它是“天人相應之五臟”,或曰“天、地、人合一之五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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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如中醫的病因病機。在中醫看來,疾病的發生,一方面歸結於外在的自然和社會因素,另一方面歸結於內在的精神情志和整個機體的素因。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使正常的機體反應狀態發生紊亂,於是形成疾病。在疾病過程中,中醫把導致“善行而數變”(即變化多端)之類狀態的原因,歸咎為“風”;把導致“潤下”、“沉滯”、“留連難除”之類狀態的原因,歸咎為“濕”。如此等等。這些病因是基於病理狀態,借助“風”或“濕”的屬性,演繹而來的信息性病因模型。它不同於西醫的“致病因子”,也不同於自然界直觀的風或濕。

    人體在內、外因共同作用下,使臟腑、經絡,精、氣、血、津液出現疾病狀態,分析產生這種狀態而認識的內在本質,即稱病機。它同樣是一種信息性病機模型。不是來源於按照邏輯實證論而設計的實驗室指標,也不是分析性研究下的病理解剖。這種信息性病機模型,表面上看不見、摸不著。因為它是人們認知活動的結果,所以离開了醫者和病者的共融現場,就變得無所謂有,無所謂無了。“營衛失和”、“樞機不利”、“心腎陽虛”、“肝陽上亢”、“脾虛濕停”、“寒滯經脈”……均是如此。它來源於人們對客觀實在的理性概括—;具體的病理狀態在理性思維的作用下,經過抽象而形成的更高一級的理性具體。應該說,它也是經過數千年實踐檢驗的形上病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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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治則與方藥。中醫的“論治”,即根据辨證所得的病因病機,對疾病進行審因審機而採取的負反饋調節過程。“調和營衛”、“通利樞機”、“溫補心腎”、“平肝潛陽”、“健脾燥濕”、“溫經散寒”……皆是針對病機,從相反方向制定的治則。用控制論的語言來表述,即負反饋調節的決策.

    用於治療的方法或藥物,是落實治療決策而採取的具體措施。不難看出,中醫的針灸、推拿、按摩,在醫生與病人之間,沒有物質、能量的交換,完全是負反饋性的信息調節。至於口服的中藥,它的确是包含多種化學成份的物質實體。然而,信息也是構成物質世界的三大成分之一。自《黃帝內經》到今天,中藥的性質是以寒、熱、溫、涼四氣和酸、苦、甘、辛、咸五味來判定的;中藥的功效是以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等標準來判定的。這些判定的依据,顯然是關於信息的定性標準。所以中醫臨床的治則,如“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虛則補之”、“實則瀉之”……所信守的不是藥物中的所謂有效化學成份,而仍然是負反饋性的信息調節標準。

, http://www.100md.com     講到這里,對中醫基礎理論的特點,我們不妨作一種比喻。

    被中醫命名為人身“十二官”的臟腑,相當於一個國家的中央各職能部門,因為它擔負著全國家某一個方面的管理職能。證候則相當於某一個,或某一些職能部門工作出現失職或紊亂時的病理表現。病機則相當於導致這些部門出現病理表現的本質原因。治療(包括治療原則和各種具體的治療方法)則是從整體出發,對有關職能部門進行相應調控的戰略性原則和措施。那么,中醫大夫呢?

    他便是總理, 即每一位病人的總理。所謂“醫者意也”,“不為良相,即為良醫”,說的便是一個中醫大夫要善於理性思維,要具有良相之才。果能如此,則他眼中有全局,緊緊地盯著境內、境外;心中有整體,明瞭他所管轄的各個職能管理部門的狀態;胸中有明鏡,善於透過現象正确判斷各部門的寒、熱、虛、實;手中有良策,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全是他用於“宏觀調控”的有效決策。各個職能管理部門的機制理順了,功能健全了,用不著總理去參與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原料供給、成品生產、廢料處理等生產力方面的具體問題,也用不著擔心鋼鐵夠不夠用,糧食夠不夠吃, 照樣可以實現財源不斷, 國泰民安的總目標!這就是中醫��形而上醫學的防病治病的基本理路。對於處在世界主流醫學地位的西醫來說,兩者在基礎醫學上的不可通約性,不已昭然若揭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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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結束語

    人類的科學發展正處於一個特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物質財富迅速膨脹的熱潮中,近代科學主義盛行,邏輯實證論、機械唯物論充斥人們的頭腦,“技術瘋狂”正成為一種時代的特點,引導著當代潮流。在這樣的潮流中,人們甚至忘記了自己天性的局限和卑微,隨之滋生和蔓延的是人的狂妄與驕傲。因此,形上學遇到空前的冷落,科學多元性遇到挑戰。在醫學界內,連人自己是什么幾乎也成了大問題:“人是各种物質元素構成的一架機器”,至今仍然是許多醫家奉守的信條。這個時期,同樣是一個因“熱潮”而多夢幻,因“現代”而廢傳統的時期。人們正以自己執著的努力,實踐看“黑瞎子掰棒子”的滑稽—;似乎一類科學的發展,必然要在“現代化”的喧鬧中,以丟掉與己相異的另一類科學為代價。當此之時,植根於傳統文化的中醫,其發展的道路能不艱難嗎!

    無論如何,人類也正在開拓著一個文化、科學多元化的新時期。多元共存,才有五彩繽紛的文化、科學殿堂。恰好在此時,西方傳來了“回歸自然”、重視傳統的可喜曙光。世界需要中醫,中醫要走向世界,這或許正是中華民族的科學瑰寶,需要重新振興的原因和機遇所在!

    本文討論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只是希望在“近代科學主義”衝擊下,處於“百年困惑”之中的中醫,盡快抓住機遇,找准自己的科學位置。如果把形上和形下兩種醫學,比作太極的兩儀,那么,與其執於一而偏安,不如合而二以滿全。“孤陽不生,獨陰不長”,人類醫學,需要中、西醫共存。

    歡迎知我者罪我,謹此拋磚而引玉。

    2000年12月18日

    於香港浸會大學,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