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离婚学校 时代的缺席者?
结婚、离婚，无疑都是人生大事。中国大文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写到“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无数“离合”，几多曲折。
据本报记者了解，因为“非典”，4、5月间的离婚人群数量少得可怜，但到了7月，离婚率开始一路攀升，仅长宁区法院就受理了近百宗离婚诉讼。
上海统计年鉴表明：去年上海有6万多人拿到离婚证书，上海的离婚率比全国平均离婚率高约一倍。
而对离婚者的宽容，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心理调整，保护弱者权益、鼓励他们再次走向婚姻殿堂，已是这个城市文明和进步的标志。
高婚学校：
10岁了
面对逐渐扩大的离婚人群，缓解因贸然离婚以及离婚后心理准备不足而引发矛盾，由法院、妇联和民政部门联办的“父母学校”10年前已应运而生。
, 百拇医药
1989年8月，长宁区法院和妇联、民政局、青少年保护办公室等单位联合创办“为孩子父母学校”。区妇联殷女士介绍说：这些年，“孩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切入点。每年都请一些法官、社会学和心理学老师为那些要求离婚的上课，并有律师咨询、现场开庭和让因罪错而入少管所的单亲家庭学员现身说法。通过这些方式，使准备离婚的夫妇们认真思量“为了孩子，请慎重作出你们的选择；为了孩子，请切实履行你们的职责”这句口号，避免因草率离婚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10年来，有1600多对有未成年子女的离婚当事人到学校听课。在14期的学校授课过程中，审结了2052件离婚案件，其中有1314件调解和好或撤诉；637件调解和判决离婚。学校被全国妇联、国家教委、上海市妇联、总工会等授予多种荣誉称号。学校录制的《别忘了孩子》艺术教育片，被选送为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交流材料。
在北京崇文区也有一家知名度很高的“离婚学校”。当夫妻双方由感情破裂而准备分道扬镳时，离婚学校的老师们会告诉他们：劳燕分飞要慎重，没有矛盾和冲突的婚姻是难得一遇的，否则会酿成不幸。在辽宁、南京等地，也有类似的学校和做法。
, 百拇医药
显然，不同于那些重温昔日情调的“离婚餐厅”或“离婚酒吧”，离婚学校更注重劳燕分飞前，法律与责任的提示。
文明离婚：
好离好散
对于“父母学校”的作用，至今公众仍莫衷一是。为此，记者专程来到长宁区法院，听一听关于父母学校、关于文明离婚、关于单亲孩子的故事。
周华和丈夫为离婚时的一间住房打了三年持久战，还是久拖不决，最后两人别别扭扭地到“父母学校”听课。
“一进教室，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看见黑板上写着“为了孩子，请慎重作出你们的选择；为了孩子，请切实履行你们的职责”，周华心如刀割：“虽然夫妻感情破裂不可能弥合，但我幡然醒悟，自己对孩子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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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由父亲抚养，周华决定把房子让给男方，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3年的冤家在学校中达成了离婚协议。
李先生的妻子人称“一枝花”，天生丽质。相比之下，丈夫的相貌逊色不少，而且与妻子的文化差距较大，在一个屋檐下磕磕绊绊地生活了15年。女方3次要求离婚，而男方为拴住妻子的心，猛练健美，体重掉了30斤、皮带收了4个孔，身材变得匀称的丈夫仍无法动摇妻子离婚的决心。
李先生怎么也想不通，认为自己吃了这么多苦，还是避免不了家庭破裂，情急之下，扬言要抱着独生子一同寻死。
“父母学校”的老师对李先生劝解道：“夫妻感情不和会带给孩子很大的负面影响。无论在不在一起，你们都应考虑到孩子的最优利益。”最后，孩子李阳判给了父亲，母亲可以每星期日定期辅导儿子学习，与儿子交谈。
如今已经上中学的李阳对记者说，父母虽然离了婚，但都很疼爱我，我的心理压力比他们在一起时天天争吵小了很多，学习成绩也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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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法院的法官告诉记者，办“父母学校”就是为了倡导夫妻双方虽然感情破裂要求解除婚姻关系，但仍应保持一种民主、文明的离婚态度。
分手课程：
日本流行
在离婚率同样居高不下的日本，每两分钟就有一对夫妻分手。由于离婚的人越来越多，离婚的经验不再被视为负面因素，年轻人中间还开始流行“离婚典礼”。参加“离婚学校”更是准备离婚的夫妇的必修课。 面临离婚，日本女性遇到的问题恐怕比中国、尤其是上海女性稍多一些。例如，有85%的日本女性婚后改为随丈夫姓，一旦离婚，她们为在银行卡、健康保险、驾照等方面恢复原来姓氏，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当然最大问题还是经济，日本女性离婚后通常只会得到400万日元的补偿，在年均收入650万日元的日本社会里，维持一年的生活之需尚显勉强。因此她们要寻找工作、住房等等，离异后心情极为沮丧的人们很难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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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东京为准备离婚的人们提供法律帮助和心理疏导的“池内弘美的离婚学校”听课和咨询的人越来越多。学校聘请65位知名律师和八位心理学家，每月要为100多名学员上课；学校还设有私人侦探所，对“婚外情”、藏匿财产等行为收集证据；学校的“离婚网页”点击率已达到400万人次。学校每天还会回复很多咨询问题的来信。
目前日本家庭中老婆打丈夫、母亲虐待孩子、女性为骗取保险金杀害丈夫的现象正在增加。因此在“池内弘美的离婚学校”也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听课的学员中女性居多，而浏览这所学校“离婚网页”的男性居多。也许是自尊，使那些男性当事人不愿意到那里“丢人现眼”。
曾有离婚经历的池内弘美校长，经常告戒那些准备离婚者：离婚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不能保证今后就能够得到幸福，离婚很可能会对男女双方都造成伤害。
调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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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是趋势
比较一下中、日离婚者状况，个中差异显而易见。
离婚双方同样面临经济、心理疏导、婚姻矛盾复杂化等问题，而日本的离婚女性要在银行、保险公司间为更改姓氏而奔忙。
在中国擅自为单亲子女改姓后，离婚的另一方通常拒付抚养费从而起争执，甚至引发法律诉讼；在日本不会让单亲子女到学校“现身说法”，中国还未将离婚与否列入个人信用程度的标准等等。
最大的区别也许是，国内各地的“离婚学校”都有法院、妇联等政府背景，而尚未尝试以市场化的手段调解婚姻纠纷。
“宁劝九对合，不拆一对散”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解决婚姻矛盾的主导观念。街道、单位“苦口婆心，以情动人”，用“为孩子、为老人、为稳定、为生活……”劝解情断义绝的双方，却很少顾及当事人的境遇和情感。直到前几年，人们才不再以离婚为耻，原先敌对的双方也可能成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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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准备离婚的人们已开始听取律师、心理学家的专业指点，而忍让求全、“劝和不劝散”也代之以依法劝和、依法维权。
与此同时，对婚外情、隐匿财产的调查举证的市场需求迅速增加。
显然，早日摆脱烦人的婚姻纠纷，顺利拿到蓝派司，需要专业法律知识的储备和指点。而其中是否也意味着产生了一个庞大又细分的市场？
答案是肯定的。
徐安琪认为：离婚学校将成流行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徐安琪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论中外，男女双方离婚后，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都有个心理适应问题，目前大多数人依靠各自的社会资源如亲属、朋友来排解，而主动寻找法律、心理咨询帮助的不多。对孩子而言，也有一个能不能接受和适应父母分手现实的问题。很多人认为离婚涉及到个人隐私，因此大都习惯于通过社会途径解决问题。因此，像日本“池内弘美的离婚学校”这样的机构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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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由于日本女性婚后一般不工作，通过离婚学校，可使女性在离婚过程中用法律得到尽可能多的经济补偿。而上海的离婚率仍在上升，受离婚困惑、影响的人数随之增加。在上海社科院进行的“单亲家庭状况”调查中发现，有些离婚好几年的当事人对自己应有的权利和义务都不清楚，说明离婚过程的法律咨询，对女男双方都有很大作用。
像“池内弘美的离婚学校”的机构会不会出现在上海？徐安琪研究员认为，以往，婚姻纠纷都由里弄、单位进行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通过市场化手段运作的“离婚学校”的出现还须假以时日。
徐安琪指出，在上海办这样的机构，收费标准难以确定。收高了，会没人来，收少了，则难以维持运作。因此关键是运作资金的来源。但她相信，选择日本“离婚学校”的模式处理婚姻问题将会成为流行。作者：陈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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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报记者了解，因为“非典”，4、5月间的离婚人群数量少得可怜，但到了7月，离婚率开始一路攀升，仅长宁区法院就受理了近百宗离婚诉讼。
上海统计年鉴表明：去年上海有6万多人拿到离婚证书，上海的离婚率比全国平均离婚率高约一倍。
而对离婚者的宽容，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心理调整，保护弱者权益、鼓励他们再次走向婚姻殿堂，已是这个城市文明和进步的标志。
高婚学校：
10岁了
面对逐渐扩大的离婚人群，缓解因贸然离婚以及离婚后心理准备不足而引发矛盾，由法院、妇联和民政部门联办的“父母学校”10年前已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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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长宁区法院和妇联、民政局、青少年保护办公室等单位联合创办“为孩子父母学校”。区妇联殷女士介绍说：这些年，“孩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切入点。每年都请一些法官、社会学和心理学老师为那些要求离婚的上课，并有律师咨询、现场开庭和让因罪错而入少管所的单亲家庭学员现身说法。通过这些方式，使准备离婚的夫妇们认真思量“为了孩子，请慎重作出你们的选择；为了孩子，请切实履行你们的职责”这句口号，避免因草率离婚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10年来，有1600多对有未成年子女的离婚当事人到学校听课。在14期的学校授课过程中，审结了2052件离婚案件，其中有1314件调解和好或撤诉；637件调解和判决离婚。学校被全国妇联、国家教委、上海市妇联、总工会等授予多种荣誉称号。学校录制的《别忘了孩子》艺术教育片，被选送为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交流材料。
在北京崇文区也有一家知名度很高的“离婚学校”。当夫妻双方由感情破裂而准备分道扬镳时，离婚学校的老师们会告诉他们：劳燕分飞要慎重，没有矛盾和冲突的婚姻是难得一遇的，否则会酿成不幸。在辽宁、南京等地，也有类似的学校和做法。
, 百拇医药
显然，不同于那些重温昔日情调的“离婚餐厅”或“离婚酒吧”，离婚学校更注重劳燕分飞前，法律与责任的提示。
文明离婚：
好离好散
对于“父母学校”的作用，至今公众仍莫衷一是。为此，记者专程来到长宁区法院，听一听关于父母学校、关于文明离婚、关于单亲孩子的故事。
周华和丈夫为离婚时的一间住房打了三年持久战，还是久拖不决，最后两人别别扭扭地到“父母学校”听课。
“一进教室，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看见黑板上写着“为了孩子，请慎重作出你们的选择；为了孩子，请切实履行你们的职责”，周华心如刀割：“虽然夫妻感情破裂不可能弥合，但我幡然醒悟，自己对孩子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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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由父亲抚养，周华决定把房子让给男方，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3年的冤家在学校中达成了离婚协议。
李先生的妻子人称“一枝花”，天生丽质。相比之下，丈夫的相貌逊色不少，而且与妻子的文化差距较大，在一个屋檐下磕磕绊绊地生活了15年。女方3次要求离婚，而男方为拴住妻子的心，猛练健美，体重掉了30斤、皮带收了4个孔，身材变得匀称的丈夫仍无法动摇妻子离婚的决心。
李先生怎么也想不通，认为自己吃了这么多苦，还是避免不了家庭破裂，情急之下，扬言要抱着独生子一同寻死。
“父母学校”的老师对李先生劝解道：“夫妻感情不和会带给孩子很大的负面影响。无论在不在一起，你们都应考虑到孩子的最优利益。”最后，孩子李阳判给了父亲，母亲可以每星期日定期辅导儿子学习，与儿子交谈。
如今已经上中学的李阳对记者说，父母虽然离了婚，但都很疼爱我，我的心理压力比他们在一起时天天争吵小了很多，学习成绩也提高了。
, 百拇医药
长宁法院的法官告诉记者，办“父母学校”就是为了倡导夫妻双方虽然感情破裂要求解除婚姻关系，但仍应保持一种民主、文明的离婚态度。
分手课程：
日本流行
在离婚率同样居高不下的日本，每两分钟就有一对夫妻分手。由于离婚的人越来越多，离婚的经验不再被视为负面因素，年轻人中间还开始流行“离婚典礼”。参加“离婚学校”更是准备离婚的夫妇的必修课。 面临离婚，日本女性遇到的问题恐怕比中国、尤其是上海女性稍多一些。例如，有85%的日本女性婚后改为随丈夫姓，一旦离婚，她们为在银行卡、健康保险、驾照等方面恢复原来姓氏，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当然最大问题还是经济，日本女性离婚后通常只会得到400万日元的补偿，在年均收入650万日元的日本社会里，维持一年的生活之需尚显勉强。因此她们要寻找工作、住房等等，离异后心情极为沮丧的人们很难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问题。
, 百拇医药
因此，到东京为准备离婚的人们提供法律帮助和心理疏导的“池内弘美的离婚学校”听课和咨询的人越来越多。学校聘请65位知名律师和八位心理学家，每月要为100多名学员上课；学校还设有私人侦探所，对“婚外情”、藏匿财产等行为收集证据；学校的“离婚网页”点击率已达到400万人次。学校每天还会回复很多咨询问题的来信。
目前日本家庭中老婆打丈夫、母亲虐待孩子、女性为骗取保险金杀害丈夫的现象正在增加。因此在“池内弘美的离婚学校”也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听课的学员中女性居多，而浏览这所学校“离婚网页”的男性居多。也许是自尊，使那些男性当事人不愿意到那里“丢人现眼”。
曾有离婚经历的池内弘美校长，经常告戒那些准备离婚者：离婚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不能保证今后就能够得到幸福，离婚很可能会对男女双方都造成伤害。
调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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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中、日离婚者状况，个中差异显而易见。
离婚双方同样面临经济、心理疏导、婚姻矛盾复杂化等问题，而日本的离婚女性要在银行、保险公司间为更改姓氏而奔忙。
在中国擅自为单亲子女改姓后，离婚的另一方通常拒付抚养费从而起争执，甚至引发法律诉讼；在日本不会让单亲子女到学校“现身说法”，中国还未将离婚与否列入个人信用程度的标准等等。
最大的区别也许是，国内各地的“离婚学校”都有法院、妇联等政府背景，而尚未尝试以市场化的手段调解婚姻纠纷。
“宁劝九对合，不拆一对散”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解决婚姻矛盾的主导观念。街道、单位“苦口婆心，以情动人”，用“为孩子、为老人、为稳定、为生活……”劝解情断义绝的双方，却很少顾及当事人的境遇和情感。直到前几年，人们才不再以离婚为耻，原先敌对的双方也可能成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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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对婚外情、隐匿财产的调查举证的市场需求迅速增加。
显然，早日摆脱烦人的婚姻纠纷，顺利拿到蓝派司，需要专业法律知识的储备和指点。而其中是否也意味着产生了一个庞大又细分的市场？
答案是肯定的。
徐安琪认为：离婚学校将成流行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徐安琪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论中外，男女双方离婚后，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都有个心理适应问题，目前大多数人依靠各自的社会资源如亲属、朋友来排解，而主动寻找法律、心理咨询帮助的不多。对孩子而言，也有一个能不能接受和适应父母分手现实的问题。很多人认为离婚涉及到个人隐私，因此大都习惯于通过社会途径解决问题。因此，像日本“池内弘美的离婚学校”这样的机构有存在的必要。
, http://www.100md.com
她说，由于日本女性婚后一般不工作，通过离婚学校，可使女性在离婚过程中用法律得到尽可能多的经济补偿。而上海的离婚率仍在上升，受离婚困惑、影响的人数随之增加。在上海社科院进行的“单亲家庭状况”调查中发现，有些离婚好几年的当事人对自己应有的权利和义务都不清楚，说明离婚过程的法律咨询，对女男双方都有很大作用。
像“池内弘美的离婚学校”的机构会不会出现在上海？徐安琪研究员认为，以往，婚姻纠纷都由里弄、单位进行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通过市场化手段运作的“离婚学校”的出现还须假以时日。
徐安琪指出，在上海办这样的机构，收费标准难以确定。收高了，会没人来，收少了，则难以维持运作。因此关键是运作资金的来源。但她相信，选择日本“离婚学校”的模式处理婚姻问题将会成为流行。作者：陈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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