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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就是财富,SaRS考验好军医
http://www.100md.com 2003年7月31日
     在湖北农村长大的我,家中排行第六,有四个哥一个姐,家境贫寒,自幼养成了“人穷志不穷”的人生信念,小学阶段是在“文革”中度过的,但我却一直酷爱学习,最好的老师是师范毕业而未曾有机会教过一天书的老父亲。初中时期在全县的物理竞赛中我拿到了二等奖,奖品是一个带塑料外套的16开笔记本,是我整个中学时期用过的最好的笔记本,我十分珍惜,用了整整两年!现在,我在告诉儿子要节约时,经常要提到的一句话是:“爸爸从小是玩泥巴长大的哦!”,因此,有时我和他开玩笑说:“让爸爸玩一下你的玩具嘛!”,儿子就会逗趣的说:“爸爸,你还是去玩你的泥巴吧!”。前一段时间一位朋友送来了陶泥,他玩得可高兴了,可以自由创作,俨然一个小艺术家的味道,一种对社会发展仍然依从着“螺旋式上升”的哲理不由而然的浮上我的心头!

    考入当时的江陵县一中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重要转折,并开始住校,每月生活费仅5元。从煤油灯下走到了日光灯下,这在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的变化却成为我终身难忘的心灵感受!初中时期,煤油需要票才能买到,而油票都是通过卖鸡蛋才能得到一点,我常常会亮着灯和衣而睡,第二天总是十分后悔浪费了宝贵的煤油,但家人从来没有因此责备过我!而我的这种刻苦精神却经常得到父亲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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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两年我受益于一位班主任卞之权老师,他当时50岁左右,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外柔内刚的性格,说话慢条斯理,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引导刚刚懂事的同学们,还在傍晚的课管时间给我们读中国女排的故事,是徐迟写的报告文学,郎平的形象和女排的精神深深的影响和激励着我们!

    学医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也是父亲的意愿。当时我只是觉得医生是我所崇尚的职业,幼年的我体质很弱,父亲常常带着我取药打针。我最喜欢的一位医生就是我们乡卫生院的文医生,大家都这样尊称他 “文医生”,比我父亲大两岁,和我父亲的私交很深,每次到他那里都能得到他精心的治疗,在那特殊的日子里,用他们长辈的话说就是“心照不宣”,他那长过天花的脸总是笑得那么诚恳和自信,医术是公认的一流,据说他在74岁那年生急病而去后,送别的人万千有余。

    1987年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医疗系后留校工作(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历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3年获硕士学位,1999年获博士学位。“血清肌酸激酶MB同工酶亚型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其在急性心肌梗塞早期诊断中的应用”获1999年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是中华医学会重庆分会会员,《第三军医大学学报》特约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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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医16载,通过自己兢兢业业的工作和优质的服务,赢得了病人的信赖和赞誉,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平日里集医、教于一体的我,工作可以说是充实而忙碌!没有什么太闪光之处,总的一种感觉就是自己作为医生应该以救死扶伤为天职。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祖国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能有机会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直面SARS,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说这是无硝烟的战场,那么我就是第二次走上战场了。我在1987年大学刚毕业时就曾经走上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老山前线,当时是一名“学生官”,摸过枪炮,蹲过猫耳洞,但更主要的是拿着手术刀为我们的许多战士解除了伤痛;这次我作为一名高级医学人才加入到抗击SARS的战役中,把危险置之度外,为病人的康复带来信心和希望。4月29日,出征前的一天下午,学校为我们62名队员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4月30日上午又举行了简短而感人的壮行仪式。以下是我的“五一”随想。愿人间真情永住!

    抗击“非典”,做人民健康的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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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初的北京风和日丽,气候宜人,这是我在这样一个黄金季节里来到北京的第三次。第一次是在2000年5月,我爱人在北大做博士课题,我带着儿子(当时4岁)来京探亲和游玩,儿子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时高唱的“国旗国旗我爱你,我向国旗敬个礼……”的童音仍清晰在耳畔!第二次是去年的5月3日前往澳大利亚时,在北京转机。现在的北京,应该说比以前更加漂亮,不知情的人哪里会想到它正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SARS”所侵害!我作为一名军人、一名医务工作者,光荣地加入到保卫首都北京,抗击“SARS”肆虐的战役中,深知使命的伟大、任务的艰巨,但我们将以实际行动,捍卫祖国的尊严,实现党、政府和人民军队对祖国人民的承诺。今天,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赴京医疗队员,接受了防治“非典”的专业培训,更加增强了我们战胜恶魔的本领和信心!这确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它容易使人麻痹,但我们以军人的高度警惕性和责任感,一定能打赢这场抗击“非典”的战争!

    “一片爱心献人民”——这是我们所有奔赴抗“非典”一线医疗队员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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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汤山医院作为“非典”定点治疗医院,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它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抗“非典”的象征,并创造了多项世界记录。从4月23日开工到5月1日晚第一批SARS病人的收治,仅用了八天时间,建筑工人多达五千余人,据说许多人都食宿在露天里,看到当时这种感人场面的人无不感慨万分!事实再一次说明我们的人民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人民,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5月2日晚我们来到了小汤山医院的生活区,位于工作区附近的一个温泉度假山庄,风景十分秀丽,但我们被告知只能在隔离带以内活动,因此只有楼前的空地和一条马路是属于我们的。上下班乘车约5分钟,为我们服务的司机和餐饮部人员都是具有很高素质的志愿者。

    温家宝总理对小汤山医院的视察是我们临战前最大的鼓舞,5月5日上午10点左右,温总理和吴仪副总理一行来到小汤山医院,总理的亲切关怀和讲话深深的感动着全体医务人员的心!我们深刻的认识到一种高尚的奉献精神在每一位普通的医务人员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不仅是在与病人一道共同抗击SARS,更是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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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连续几天清理病房建筑垃圾和请领各种物品之后,5月7日晚我们接收了第一批SARS病人,这是我直面“非典”的第一次。当天上午接到医院通知,由我们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组建的二十和二十一病区将于当晚收治病人,晚六点我们就准时进入病房做好一切准备,九点半左右第一例病人由分诊处的医护人员送到,当晚“全副武装”的我连续接诊了五名患者,单采集病史就用了一个小时,末了有两位病人说饿了,我马上想到为当晚值班医护人员准备的两包牛奶放在我们值班室,很快就递到了他们手上,小小两包牛奶成了我与病人共抗SARS的第一步,应该说这是一个极赋象征性的良好开端!那天,我们一直工作到深夜十二点,回到宿舍后大家都很兴奋,很晚才入睡。病情较重的3个病人很快就吸上了氧;另外两位则是恢复期病人,已经没有呼吸困难,一进病房就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告诉家人这里的条件很好。病房都是两人间,每间病房都装有电话。很快一条手机短信就流传开了,它幽默而准确的反映了病人的感受:“新栽鲜花新铺草,新被新褥新房好,俩人一间带空调,还有彩电看射雕,早晚两个温泉(热水)澡,牛奶果汁炸鸡腿,一天三遍体温表,小汤山真好!”。以至于我的一位病人在出院后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是这样说的:“我这两天好想你们呀! 家里的各方面环境都不如小汤山,除了有猫咪陪着点还算好些,没那么多的病友聊天,也不能跑跳,没有温泉,也没那么多的鸟,最重要的是没人和我交流,我实在是一个问题很多的人,有问不完的问题,我知道你们都很想家,我现在倒是很想翻墙头回去小汤山玩,知道是不可能了,早知道这样,我就不闹着出院了。后悔呀!这辈子头一次这么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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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与每一位病人精心的治疗和护理是我们的宗旨,对于重病人我们的护士要给他们喂饭,医生一天要查看两次,每两天就要复查一次床旁胸片。我还清楚的记得我们科的第一份床旁心电图就是我做的,当时病人呼吸困难很重,在加用心脏方面的药物后,仅一天时间病情就有了明显好转。对于轻病人,我注意到心理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方面,他们不单因为“非典”而承受了病痛的折磨,还因为不能正常地参加社会活动和工作,而处于焦虑和紧张之中。我给科室的许多患者都发了心理测试表,了解他们的心理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有时候在电话中和他们交谈的时间长达半个小时,他(她)们会提出很多的问题,诸如“非典”是否会通过怀孕传给下一代,出院后还是否具有传染性?这些也是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应该十分关注的问题。由于“非典”是新出现的疾病,有些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会表示和他们同样的关注,让时间和科学来回答。而我目前能做的和应该积极去做的就是解决一部分比较突出的心理问题,让他们用积极向上的精神去面对疾病,对生活树立坚定的信心。我科第一位出院的年轻病人总记得给我打电话,她是一位自由写作者,还给我们发来了她的诗歌和散文。

    在5. 12护士节的早晨,科室的病人给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天堂最纯美,因为有天使;人间最圣洁,因为有您们……”。看到这些,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别无期求,只祈求国泰民安!,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