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家医院看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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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和检查没有统一的标准；医疗手册和处方字迹潦草，让患者不知所云；医生用药随心所欲，也没有可参考的标准，价格相差太大；不同科室处方交叉重复；医保用药和自费用药相差悬殊
■本报记者 刘树铎
记者“感冒”了，走了十家医院，看了十个医生，给了十种说法，开出了十种药方，结果是十种价格，价格竟然相差几百元。这是本报记者以暗访的形式在每家医院挂两个号，分别看了“耳朵”和“咳嗽”，走了十家医院之后的结果。
记者看“病”
根据普通患者可能的就医选择，记者分别选取了北京十家不同级别或者不同档次的医院三甲医院1家，二甲医院4家，社区医院3家，军队医院2家，记者在这十家医院里的每个诊室，叙述病情或者“主述”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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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号
在每家医院挂号时，记者尽量都用同一种说法，“我的耳朵不舒服”，然后挂号处会指点我去不同的科室，然后我又说“我还有点感冒”，挂号处又会指点记者去看不同的科室。
在挂号处医生的指点下，其中6家医院分别看了2个科室，中国航空工业中心医院、亚运村医院、北京冶金医院是先看“耳鼻喉科”，然后再看“内科”，安贞医院、空军总医院、解放军304医院是先看“耳鼻喉科”然后看“呼吸内科”，在北京和平里医院、北京第六医院、海淀区八里庄医院、北京天正中医药研究院门诊部，挂号处都是告诉“看耳朵时，顺便看看感冒”。
看耳朵
我的右耳确实有一点不舒服，自己的感觉是耳道里面有些疼痛，用棉球擦拭，有少许淡黄色液体，右耳听力有一点下降，以前有过这种情况，但既没看过医生，也没服用过任何药物，这次我的判断是游泳时不小心进了水，如果不是为了暗访，我觉得这次还是没必要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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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检查的时候，亚运村医院要求做耳部透视，海淀区八里庄医院建议到专科医院进一步检查，北京天正中医药研究院门诊部没有做检查，其他几家医院则差不多：询问和检查外耳道，有的看得很仔细，有的几乎是看一眼就作出了结论。
检查结果有些不一样，有的说是急性中耳炎，有的说是慢性中耳炎，有的说就是中耳炎，有的说是鼓膜穿孔，有说是大穿孔，有的说是未穿孔。
看“咳嗽”
我并没有任何不舒服，也不感冒，当然在医生那里我是强装咳嗽，在这里，我向医生们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在北京航空工业中心医院，医生要求必须先做胸透，记者说不做胸透行不行？医生说：“你不做胸透，我没法给你看病”。做了胸透之后，结果是未见异常，医生又用听诊器听了前胸和后背，检查了嗓子，最后在医疗手册上写的是：扁桃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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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军总医院，医生也要求作胸透，但记者说已经作过了，医生又要求验血，记者说不验血行不行？医生没有坚持，用听诊器检查了一下，又检查了嗓子，之后未作出什么结论。
在其他的医院，都是检查了嗓子，用听诊器听一听，程序差不多。
检查的结果：北京航空工中心医院认为是扁桃体炎，亚运村医院和空军总医院认为是咽炎，其他医院没有太大的出入，有的没有做什么结论，有的医院医生甚至都没有检查，告诉记者吃点药就好了。
治疗
绝大多数医院都是马上开出了药方，只有航空工业中心医院要求必须输液，输完液之后才能开药，解放军304医院的医生建议，先服药，过一段时间做修复鼓膜的手术，安贞医院和空军总医院建议输液，海淀区八里庄医院建议到专科医院检查一下，北京天正中医药研究院门诊部未作检查，其他的医院则都是马上开出了一个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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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来说，治疗方案就是吃药，但有一个事情很有趣，在每一家医院，医生几乎都是先问公费还是自费，或者是不是医保，然后才开处方，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奥秘。
处方
在耳鼻喉科，六家医院都是开的西药，有四家医院开的既有中药也有西药。
几乎所有的医院都开了外用的药品，绝大部分医院开出了抗感染类口服药，一家医院要求必须输液，两家医院建议输液，但奇怪的是，在几家医院明明是同时挂了“耳鼻喉科”和“内科”，但在“耳鼻喉科”，也都开了镇咳、化痰、呼吸道疾病等药品，内科也都是开的这类药品，药名居然都不相同。
在内科，明明是“不发烧、不感冒、不咳嗽”，但医生也都开出了处方，而且开出的处方是五花八门：有的是止咳平喘，有的是抗菌消炎，有的是化痰镇咳，有的是清热解毒，总之，没有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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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医生的处方，根本没办法认清字迹，有几个处方，甚至连老医生也认不得。
药价
在这里，记者主要统计了处方的价格，挂号费和检查费没有统计在内，事实上，这部分费用也确实占很小的比例。
在统计费用的时候，因为看耳朵和看咳嗽的药方一并划价，所以这里也把两种处方统计在一起了，统计的结果是：安贞医院最高是 453元(给医生说是医保用户)；超过200元钱的2家，分别是：中国航空工业中心医院是293元，解放军304医院是238.6；超过100元钱的3家，分别是：北京亚运村医院是112元，北京和平里医院约为120元，空军总医院是108元；其他几家医院都是在100元钱以下。
记者又拿着处方到医院外面的药房问了一下，安贞医院附近一家药房的一位售货员告诉记者，药房跟医院价格基本上差不多，但也有少数药品价格不同，有的比医院价格高一点，有的比医院价格低一点，这主要是有些药品属于医院招标采购的，价格自然要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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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看病也要货比三家？
中耳炎和感冒，应该是“小病”，也应该是普通老百姓惯常的毛病，但跑完了十家医院，记者反而困惑了：“我的耳朵到底是什么病？我到底应该吃什么药？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相差居然这么大，我到底应该相信谁的？”
佯装咳嗽，医生居然也看出了不同的症状，尽管大部分医生都根据患者的主述，但医生到底是根据什么标准看病的呢？医生又是根据什么标准开处方的呢？
假如不是走了十家医院，我可能随便在那家医院就花钱看病买药了，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医院和医院之间、医生和医生之间差别竟然这样大!
是医院的级别和档次不同？是医生的医德问题？是医生的技术问题？还是有别的什么“猫腻”？
假设哪个药方都能治好我的“病”，那么，为什么不花几十元钱而要花上几百元钱？假如几百元钱才能治好病的话，几十元钱岂不是在“糊弄”人？到底是不是有的医生在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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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哪一种药品都是极其有疗效的话，那么价格的差距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假如只有某一个价格的药品正好能治疗我的“病”，那么，其他价格的药品就不应该是最佳选择，而这样的差距是医生的因素还是医院的因素呢？
难道看病也要货比三家？
但是假如日常有了什么头痛脑热的，难道必须检查几家医院之后才决定在哪一家医院治疗吗？
普通老百姓：
从来没想过货比三家
就这件事情，记者又采访了社会各阶层的人。
宋云龙(某外企公司销售经理)：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也有感冒的时候，但都是到某一家医院检查，或者输液，或者打针，或者吃药，想都没想过到不同的医院去看一看，哪有那个时间啊？再说，看病这个东西还能货比三家？像头痛脑热这种小毛病，医生一般的都能作出准确的诊断，哪个医生我都会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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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会(长春市某公司部门经理，电话采访)：没去过医院，一般的感冒连药都不吃，实在严重了，顶多到药店买点药吃，即使需要到医院，也决不会想到先在不同的医院检查，然后选择医院，普通的小病更没必要折腾，医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价格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王景路(北京某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从来没想过看病也要货比三家，有那个必要吗？
刘力学(自由职业者)：没去过医院，但在药店买过药，不愿意去医院，麻烦。挂号，排队，医生态度也不好，干脆离他们远一点，头痛脑热没必要去医院。真要是那一天需要住院了，可能要选择一下。我也没想到，同一种病，价格居然相差这么大，医生肯定有问题。
侯春国(医药代表)：价格肯定不会相同，但不应该相差这么大，我所接触的医生都是拿回扣的，现在难得遇到好医生了，有啥别有病，这话一点不假。
张力军(自由职业)：我也得过中耳炎，一直也没去医院，不过确实感觉听力有一点下降，前一段时间，在医院看了一下，医生建议马上做手术，我自己觉得没那个必要，但我确实没想过到几个不同的医院看一看，因为我相信医生不会骗我，至于价格嘛，差几百元钱也还能接受，但前提是一定要治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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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昆(退休老工人)：像我们这样的退休老人，几百元钱足够一个月的生活费用，要是偶尔得个什么小毛病，岂不是糊里糊涂地花去了几百元钱？尤其是那些体弱多病的老年人，经常要去医院看病买药，真不知道该相信哪家医院，一般都是就近看病，但这家医院到底有没有让我多花钱呢？
业内老专家：
价格悬殊，既正常也不正常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业内的相关人士。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一位老教授，当听说记者要采访这件事情的时候，首先是拒绝：我不好说什么，我也不便说什么，都是同行，我没办法去评点别的医生的所作所为!
记者与他商量：你作为业内德高望重的老医生，本着公正和正义的角度，也应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我们的读者、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患者想知道为什么医院之间价格会有差距，而且相差这么大，因为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几百元钱绝不能说是小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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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最后答应了接受采访，但一再嘱咐我：写文章一定不能出现他的名字，因为这件事情太复杂，也太敏感!
(当然，采访完了之后，我感觉老教授还是有所保留了，这从他那笑呵呵的表情上就能看得出来)
老教授分析说，首先看所描述的病情和这些处方，应该说都没有什么差错，医生所开的这些方子是没什么可以指责的，因为每个医生有年龄、经验、喜好、技术、能力、基本判断等很多方面的差距，甚至每个医生所在的医院不同，开出的方子也会不同，所以说，价格的差别是可能的。
其次，从这些处方上来看，也不能得出医生在乱用药的结论，尽管这方面的情况也很复杂，但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看医生到底是以治病为目的还是以卖药为目的，判断医生到底是否在卖药，主要是看这个医生在开药时，明明是常规药品能解决的，他偏偏用特殊的药品，但从这些方子来看，基本上还是以治病为目的，另外，患者在就医时，一定要讲明你的经济情况，医生多多少少会参考你的经济情况对症下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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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这些处方上也看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医生在诊病和开处方时，缺少一个基本规范化的原则，这就是卫生经济学领域的问题，也即疗效评价与经济效益的比较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用较低的医疗成本获得更大的医疗效益：患者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医院或者医疗单位也能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但目前缺少这样的规范。
这位老教授告诉记者，价格相差几百元，怎么看这个问题？目前只能下这样的结论，也正常，也不正常，但到底是谁的过错呢？难说!
药物选择是个难题
北京维士达诊所总经理刘常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指出了记者在做这样调查时的一点缺陷：看耳病和咳嗽不能代表医院之间真正的差异，也几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刘常平说，由于各个医院的专业特点和各个医生的水平有很大的差距，医生的看法和建议又取决于患者的主述和当时设身处地的客观环境，所以有差距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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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常平说，这些医院的差距只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能够帮助老百姓明白，同一种病在不同的医院价格不一样是正常的，看病不能货比三家，比较是没有什么道理的。第二、影响看病成本的高低主要是在药物的选择上，可目前药品很多，可供选择的余地也大，责任不应该在医生，而应该在药品审批部门。
记者的一位医生朋友，医学院毕业，做过医生，后来做起了医药代表，他告诉记者，大医院比小医院贵，主要是医院自身运行成本高造成的，但也绝不能排除个别医院医生“开方”牟利的可能。
他说，首先，价格上的差距肯定让人困惑，现在的某一类药品都是五花八门，有些医院根本就没有廉价的药品，比如，对于某些患者而言，使用不足1元一支的青霉素与上百元一只的抗生素在疗效上没有什么差别，但医生可能给患者用了抗生素。其次，很多药品疗效都差不多，但药品名称不同，让老百姓雾里看花，但医生不应该不知道。第三，很多生产厂家把原来的一种药品换个批文就是新药，然后疯狂打广告，加上药品流通渠道不顺畅，暗箱操作比比皆是，即使很多业内人士都不了解实情，别说普通的老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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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方面，规范处方行为很重要，各级医院应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用药常规，使医生的处方做到科学规范， 用量适当，品种简化，因病施治。另一方面，药控制费用源头，医院药加大内部管理力度，严格审定进药渠道和进药程序，把好药品采购关， 使有“处方费”的药品不得进医院。第三，加强政府调控， 整顿药品生产流通秩序。
权威人士：
财政对医疗投入不足是根本原因
记者为此又采访了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
殷大奎认真的看了一下记者的暗访记录，然后说，那就先从这些处方说起吧。
殷大奎说，一般情况下，医生在作出诊断之前，主要是听患者的“主述”，患者的主述也就在整个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负责的医生会详细的问你一些方面，甚至会提醒你某些问题，比如，“你在那里看过病啊”、“吃过什么药啊”、“发烧不发烧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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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医生的建议方面，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对一些普通的病症，医生的建议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出入，关键表现在处方上，从你这个表上来看，医生都不同程度的开了一些抗菌的药，有的是口服，有的是“滴液”，有的是西药，有的是中药，现在抗生素的药很多，不可能使用同一种药的，但不管用那种药，作用都差不多。
目前情况下，最常见的一些疾病往往都不是单一的，从常见的耳朵的炎症来说，一般也都是混合型的感染，医生在这时候往往用普药要广一些，而且现在细菌耐药的情况也比较多，所以，从医生来说，从不同的角度开出不同的药方很正常，再者说，药品的名字都不同，也是正常的，医生的经验不同，考虑的角度不同，用药的习惯也自然是不同的，有的习惯用西药，有的习惯用中药，有的习惯中西药合用，那是因人而异的。
从价格上来说，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剂量不一样，产地不一样，价格也就会不同，口服的和静脉注射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口服的要相对便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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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这里面我不排除医务人员可能是不是尽量开贵一点的药品，我也不敢说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利益上的驱动，但是，一般像你这种普通的小毛病，医生不会有什么利益因素在里面，大不了加大点剂量让你早日恢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药开多了对医院可能有一些好处，比如开4.4元的药品和开44元的药品分寸是不一样的。
殷大奎说，说到这一方面，可能就要从长说起了，在我们国家，医院一般都是国家办的，但是国家又没钱，医院的发展完全要靠医院自己去挣钱，所以，医院必须要靠“检查”来挣钱，医院要靠药品来挣钱，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处方”，有的医生开处方直接的跟他自己没有关系，可间接的就跟他有关系了，因为医院收益多了，可以发奖金，可以发福利，所以说，国家对医院的投入不足是导致一系列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当然这又是另一方面的话题了。
殷大奎说，现在回到你这些处方上，不同的医院有差别，不同的医生有差别，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医师协会要考虑的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同样一个病，比如说中耳炎，医生主要是根据患者的“主述”来作出基本的判断，在用药的方面是相当的复杂，同样作为一种药品，有口服的，有肌肉注射的，有静脉滴注的，所以价格就不一样，到底是便宜的好还是贵一点的好？这也不好说，也许很便宜的药，会给你留下将来的隐患，问题不是在便宜还是昂贵，关键是医生是否乱用了药。今后我们要逐步做一些规范，包括诊断、检查、治疗、用药等各方面，但我们所能做的是怎样来规范医师的行为，我们计划做一些培训，但困难很大，因为各个人接受的教育不一样。, 百拇医药
诊断和检查没有统一的标准；医疗手册和处方字迹潦草，让患者不知所云；医生用药随心所欲，也没有可参考的标准，价格相差太大；不同科室处方交叉重复；医保用药和自费用药相差悬殊
■本报记者 刘树铎
记者“感冒”了，走了十家医院，看了十个医生，给了十种说法，开出了十种药方，结果是十种价格，价格竟然相差几百元。这是本报记者以暗访的形式在每家医院挂两个号，分别看了“耳朵”和“咳嗽”，走了十家医院之后的结果。
记者看“病”
根据普通患者可能的就医选择，记者分别选取了北京十家不同级别或者不同档次的医院三甲医院1家，二甲医院4家，社区医院3家，军队医院2家，记者在这十家医院里的每个诊室，叙述病情或者“主述”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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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号
在每家医院挂号时，记者尽量都用同一种说法，“我的耳朵不舒服”，然后挂号处会指点我去不同的科室，然后我又说“我还有点感冒”，挂号处又会指点记者去看不同的科室。
在挂号处医生的指点下，其中6家医院分别看了2个科室，中国航空工业中心医院、亚运村医院、北京冶金医院是先看“耳鼻喉科”，然后再看“内科”，安贞医院、空军总医院、解放军304医院是先看“耳鼻喉科”然后看“呼吸内科”，在北京和平里医院、北京第六医院、海淀区八里庄医院、北京天正中医药研究院门诊部，挂号处都是告诉“看耳朵时，顺便看看感冒”。
看耳朵
我的右耳确实有一点不舒服，自己的感觉是耳道里面有些疼痛，用棉球擦拭，有少许淡黄色液体，右耳听力有一点下降，以前有过这种情况，但既没看过医生，也没服用过任何药物，这次我的判断是游泳时不小心进了水，如果不是为了暗访，我觉得这次还是没必要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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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检查的时候，亚运村医院要求做耳部透视，海淀区八里庄医院建议到专科医院进一步检查，北京天正中医药研究院门诊部没有做检查，其他几家医院则差不多：询问和检查外耳道，有的看得很仔细，有的几乎是看一眼就作出了结论。
检查结果有些不一样，有的说是急性中耳炎，有的说是慢性中耳炎，有的说就是中耳炎，有的说是鼓膜穿孔，有说是大穿孔，有的说是未穿孔。
看“咳嗽”
我并没有任何不舒服，也不感冒，当然在医生那里我是强装咳嗽，在这里，我向医生们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在北京航空工业中心医院，医生要求必须先做胸透，记者说不做胸透行不行？医生说：“你不做胸透，我没法给你看病”。做了胸透之后，结果是未见异常，医生又用听诊器听了前胸和后背，检查了嗓子，最后在医疗手册上写的是：扁桃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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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军总医院，医生也要求作胸透，但记者说已经作过了，医生又要求验血，记者说不验血行不行？医生没有坚持，用听诊器检查了一下，又检查了嗓子，之后未作出什么结论。
在其他的医院，都是检查了嗓子，用听诊器听一听，程序差不多。
检查的结果：北京航空工中心医院认为是扁桃体炎，亚运村医院和空军总医院认为是咽炎，其他医院没有太大的出入，有的没有做什么结论，有的医院医生甚至都没有检查，告诉记者吃点药就好了。
治疗
绝大多数医院都是马上开出了药方，只有航空工业中心医院要求必须输液，输完液之后才能开药，解放军304医院的医生建议，先服药，过一段时间做修复鼓膜的手术，安贞医院和空军总医院建议输液，海淀区八里庄医院建议到专科医院检查一下，北京天正中医药研究院门诊部未作检查，其他的医院则都是马上开出了一个药方。
, 百拇医药
总体上来说，治疗方案就是吃药，但有一个事情很有趣，在每一家医院，医生几乎都是先问公费还是自费，或者是不是医保，然后才开处方，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奥秘。
处方
在耳鼻喉科，六家医院都是开的西药，有四家医院开的既有中药也有西药。
几乎所有的医院都开了外用的药品，绝大部分医院开出了抗感染类口服药，一家医院要求必须输液，两家医院建议输液，但奇怪的是，在几家医院明明是同时挂了“耳鼻喉科”和“内科”，但在“耳鼻喉科”，也都开了镇咳、化痰、呼吸道疾病等药品，内科也都是开的这类药品，药名居然都不相同。
在内科，明明是“不发烧、不感冒、不咳嗽”，但医生也都开出了处方，而且开出的处方是五花八门：有的是止咳平喘，有的是抗菌消炎，有的是化痰镇咳，有的是清热解毒，总之，没有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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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医生的处方，根本没办法认清字迹，有几个处方，甚至连老医生也认不得。
药价
在这里，记者主要统计了处方的价格，挂号费和检查费没有统计在内，事实上，这部分费用也确实占很小的比例。
在统计费用的时候，因为看耳朵和看咳嗽的药方一并划价，所以这里也把两种处方统计在一起了，统计的结果是：安贞医院最高是 453元(给医生说是医保用户)；超过200元钱的2家，分别是：中国航空工业中心医院是293元，解放军304医院是238.6；超过100元钱的3家，分别是：北京亚运村医院是112元，北京和平里医院约为120元，空军总医院是108元；其他几家医院都是在100元钱以下。
记者又拿着处方到医院外面的药房问了一下，安贞医院附近一家药房的一位售货员告诉记者，药房跟医院价格基本上差不多，但也有少数药品价格不同，有的比医院价格高一点，有的比医院价格低一点，这主要是有些药品属于医院招标采购的，价格自然要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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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看病也要货比三家？
中耳炎和感冒，应该是“小病”，也应该是普通老百姓惯常的毛病，但跑完了十家医院，记者反而困惑了：“我的耳朵到底是什么病？我到底应该吃什么药？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相差居然这么大，我到底应该相信谁的？”
佯装咳嗽，医生居然也看出了不同的症状，尽管大部分医生都根据患者的主述，但医生到底是根据什么标准看病的呢？医生又是根据什么标准开处方的呢？
假如不是走了十家医院，我可能随便在那家医院就花钱看病买药了，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医院和医院之间、医生和医生之间差别竟然这样大!
是医院的级别和档次不同？是医生的医德问题？是医生的技术问题？还是有别的什么“猫腻”？
假设哪个药方都能治好我的“病”，那么，为什么不花几十元钱而要花上几百元钱？假如几百元钱才能治好病的话，几十元钱岂不是在“糊弄”人？到底是不是有的医生在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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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哪一种药品都是极其有疗效的话，那么价格的差距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假如只有某一个价格的药品正好能治疗我的“病”，那么，其他价格的药品就不应该是最佳选择，而这样的差距是医生的因素还是医院的因素呢？
难道看病也要货比三家？
但是假如日常有了什么头痛脑热的，难道必须检查几家医院之后才决定在哪一家医院治疗吗？
普通老百姓：
从来没想过货比三家
就这件事情，记者又采访了社会各阶层的人。
宋云龙(某外企公司销售经理)：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也有感冒的时候，但都是到某一家医院检查，或者输液，或者打针，或者吃药，想都没想过到不同的医院去看一看，哪有那个时间啊？再说，看病这个东西还能货比三家？像头痛脑热这种小毛病，医生一般的都能作出准确的诊断，哪个医生我都会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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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会(长春市某公司部门经理，电话采访)：没去过医院，一般的感冒连药都不吃，实在严重了，顶多到药店买点药吃，即使需要到医院，也决不会想到先在不同的医院检查，然后选择医院，普通的小病更没必要折腾，医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价格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王景路(北京某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从来没想过看病也要货比三家，有那个必要吗？
刘力学(自由职业者)：没去过医院，但在药店买过药，不愿意去医院，麻烦。挂号，排队，医生态度也不好，干脆离他们远一点，头痛脑热没必要去医院。真要是那一天需要住院了，可能要选择一下。我也没想到，同一种病，价格居然相差这么大，医生肯定有问题。
侯春国(医药代表)：价格肯定不会相同，但不应该相差这么大，我所接触的医生都是拿回扣的，现在难得遇到好医生了，有啥别有病，这话一点不假。
张力军(自由职业)：我也得过中耳炎，一直也没去医院，不过确实感觉听力有一点下降，前一段时间，在医院看了一下，医生建议马上做手术，我自己觉得没那个必要，但我确实没想过到几个不同的医院看一看，因为我相信医生不会骗我，至于价格嘛，差几百元钱也还能接受，但前提是一定要治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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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昆(退休老工人)：像我们这样的退休老人，几百元钱足够一个月的生活费用，要是偶尔得个什么小毛病，岂不是糊里糊涂地花去了几百元钱？尤其是那些体弱多病的老年人，经常要去医院看病买药，真不知道该相信哪家医院，一般都是就近看病，但这家医院到底有没有让我多花钱呢？
业内老专家：
价格悬殊，既正常也不正常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业内的相关人士。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一位老教授，当听说记者要采访这件事情的时候，首先是拒绝：我不好说什么，我也不便说什么，都是同行，我没办法去评点别的医生的所作所为!
记者与他商量：你作为业内德高望重的老医生，本着公正和正义的角度，也应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我们的读者、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患者想知道为什么医院之间价格会有差距，而且相差这么大，因为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几百元钱绝不能说是小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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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最后答应了接受采访，但一再嘱咐我：写文章一定不能出现他的名字，因为这件事情太复杂，也太敏感!
(当然，采访完了之后，我感觉老教授还是有所保留了，这从他那笑呵呵的表情上就能看得出来)
老教授分析说，首先看所描述的病情和这些处方，应该说都没有什么差错，医生所开的这些方子是没什么可以指责的，因为每个医生有年龄、经验、喜好、技术、能力、基本判断等很多方面的差距，甚至每个医生所在的医院不同，开出的方子也会不同，所以说，价格的差别是可能的。
其次，从这些处方上来看，也不能得出医生在乱用药的结论，尽管这方面的情况也很复杂，但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看医生到底是以治病为目的还是以卖药为目的，判断医生到底是否在卖药，主要是看这个医生在开药时，明明是常规药品能解决的，他偏偏用特殊的药品，但从这些方子来看，基本上还是以治病为目的，另外，患者在就医时，一定要讲明你的经济情况，医生多多少少会参考你的经济情况对症下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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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这些处方上也看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医生在诊病和开处方时，缺少一个基本规范化的原则，这就是卫生经济学领域的问题，也即疗效评价与经济效益的比较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用较低的医疗成本获得更大的医疗效益：患者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医院或者医疗单位也能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但目前缺少这样的规范。
这位老教授告诉记者，价格相差几百元，怎么看这个问题？目前只能下这样的结论，也正常，也不正常，但到底是谁的过错呢？难说!
药物选择是个难题
北京维士达诊所总经理刘常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指出了记者在做这样调查时的一点缺陷：看耳病和咳嗽不能代表医院之间真正的差异，也几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刘常平说，由于各个医院的专业特点和各个医生的水平有很大的差距，医生的看法和建议又取决于患者的主述和当时设身处地的客观环境，所以有差距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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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常平说，这些医院的差距只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能够帮助老百姓明白，同一种病在不同的医院价格不一样是正常的，看病不能货比三家，比较是没有什么道理的。第二、影响看病成本的高低主要是在药物的选择上，可目前药品很多，可供选择的余地也大，责任不应该在医生，而应该在药品审批部门。
记者的一位医生朋友，医学院毕业，做过医生，后来做起了医药代表，他告诉记者，大医院比小医院贵，主要是医院自身运行成本高造成的，但也绝不能排除个别医院医生“开方”牟利的可能。
他说，首先，价格上的差距肯定让人困惑，现在的某一类药品都是五花八门，有些医院根本就没有廉价的药品，比如，对于某些患者而言，使用不足1元一支的青霉素与上百元一只的抗生素在疗效上没有什么差别，但医生可能给患者用了抗生素。其次，很多药品疗效都差不多，但药品名称不同，让老百姓雾里看花，但医生不应该不知道。第三，很多生产厂家把原来的一种药品换个批文就是新药，然后疯狂打广告，加上药品流通渠道不顺畅，暗箱操作比比皆是，即使很多业内人士都不了解实情，别说普通的老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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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方面，规范处方行为很重要，各级医院应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用药常规，使医生的处方做到科学规范， 用量适当，品种简化，因病施治。另一方面，药控制费用源头，医院药加大内部管理力度，严格审定进药渠道和进药程序，把好药品采购关， 使有“处方费”的药品不得进医院。第三，加强政府调控， 整顿药品生产流通秩序。
权威人士：
财政对医疗投入不足是根本原因
记者为此又采访了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
殷大奎认真的看了一下记者的暗访记录，然后说，那就先从这些处方说起吧。
殷大奎说，一般情况下，医生在作出诊断之前，主要是听患者的“主述”，患者的主述也就在整个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负责的医生会详细的问你一些方面，甚至会提醒你某些问题，比如，“你在那里看过病啊”、“吃过什么药啊”、“发烧不发烧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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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医生的建议方面，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对一些普通的病症，医生的建议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出入，关键表现在处方上，从你这个表上来看，医生都不同程度的开了一些抗菌的药，有的是口服，有的是“滴液”，有的是西药，有的是中药，现在抗生素的药很多，不可能使用同一种药的，但不管用那种药，作用都差不多。
目前情况下，最常见的一些疾病往往都不是单一的，从常见的耳朵的炎症来说，一般也都是混合型的感染，医生在这时候往往用普药要广一些，而且现在细菌耐药的情况也比较多，所以，从医生来说，从不同的角度开出不同的药方很正常，再者说，药品的名字都不同，也是正常的，医生的经验不同，考虑的角度不同，用药的习惯也自然是不同的，有的习惯用西药，有的习惯用中药，有的习惯中西药合用，那是因人而异的。
从价格上来说，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剂量不一样，产地不一样，价格也就会不同，口服的和静脉注射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口服的要相对便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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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这里面我不排除医务人员可能是不是尽量开贵一点的药品，我也不敢说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利益上的驱动，但是，一般像你这种普通的小毛病，医生不会有什么利益因素在里面，大不了加大点剂量让你早日恢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药开多了对医院可能有一些好处，比如开4.4元的药品和开44元的药品分寸是不一样的。
殷大奎说，说到这一方面，可能就要从长说起了，在我们国家，医院一般都是国家办的，但是国家又没钱，医院的发展完全要靠医院自己去挣钱，所以，医院必须要靠“检查”来挣钱，医院要靠药品来挣钱，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处方”，有的医生开处方直接的跟他自己没有关系，可间接的就跟他有关系了，因为医院收益多了，可以发奖金，可以发福利，所以说，国家对医院的投入不足是导致一系列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当然这又是另一方面的话题了。
殷大奎说，现在回到你这些处方上，不同的医院有差别，不同的医生有差别，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医师协会要考虑的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同样一个病，比如说中耳炎，医生主要是根据患者的“主述”来作出基本的判断，在用药的方面是相当的复杂，同样作为一种药品，有口服的，有肌肉注射的，有静脉滴注的，所以价格就不一样，到底是便宜的好还是贵一点的好？这也不好说，也许很便宜的药，会给你留下将来的隐患，问题不是在便宜还是昂贵，关键是医生是否乱用了药。今后我们要逐步做一些规范，包括诊断、检查、治疗、用药等各方面，但我们所能做的是怎样来规范医师的行为，我们计划做一些培训，但困难很大，因为各个人接受的教育不一样。,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