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医学第一--章太炎先生的医学情缘(上)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我是医学第一”。此言绝无自我矜夸之意，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以医学自许，既非如恽铁樵云“医学乃其余绪”，也不是“医国无望，退而医人”，这与他的身世、爱好以及长期以来因于素养而积蕴的医学见解和实践等诸多契缘情结综合所致。可以这样说，在章太炎先生的时代，西医传入后虽已立足，但仍有微词；对于中医，一些激进人士以求疵为善，学术与行业面临取消与存继之争。此时，正需要有他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医学说理解蔽，放言张本。
章太炎先生(1867～1936年)，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绛，字梅叔，另作枚叔，因仰慕黄太冲(黄仲羲)、顾炎武(亭林)，故以章太炎为别号，号既广为所闻，反掩其名字。此外尚有别号末底，又号末公，别署大汉阁主。他出身于“三世皆知医”的书香门第。祖父章鉴，“少习举业，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书，研究三十年”，以德高艺馨嘉惠一方。其父章濬、兄章篯皆幼承家学，章篯还曾得到为慈禧太后疗病的钱塘名医仲昂庭先生的亲炙。章太炎先生问学于兄长及仲昂庭，而且能“常得传”。1890年章太炎随汉学大师俞曲園深造时，也和乃师一样，把一切古书作为考据的工具，在研读文史同时，泛涉医典，兼谈医理。但这位高足的行径、思想与“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的老师很不相同。俞曲園是道光三十年复试第一的进士，而章章太炎却拒绝走科举的道路。俞氏忠于清朝，而章太炎先生则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日本有“孙(文)黄(兴)章(章太炎)”之盛誉，为此他遭到老师的痛斥，但不为所动，执意独行，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情怀写了《谢本师》一文。俞氏研医，以文献为主，著有《内经辨言》、《药言随笔》、《枕上三字决》等，但因家人误于医，便言脉不可凭、药不足取，愤然而作《废医论》，这倒成为后来吴汝纶、余云岫等诋讥中医的依据。而章太炎先生毕生信仰中医、维护中医把关爱中医作为他的终生文化使命。1906～1911年他三次流亡日本，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也搜求宋明医书精本及验方，并加以归类、分析和考证，编著了《手写古医方》一册，期间曾为邹容、孙文等人“手疏医方”。1920年，他患黄疸，也能“自治得愈”。这都表明了他的实践功底，可以称他是“学问家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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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先生治医，上不取《内》《难》，下不采叶、薛诸家，独以长沙为师，贯通中西，疏通滞义，一时无二。他崇尚仲景之学，尝曰：“它书或有废兴，《伤寒论》者，无时焉可废者也”。他认为“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他说《伤寒论》一书，大概是治外感的书。在他的医学论文中，以《伤寒论》为最多，有专论30余篇，多有发明。他系统考证了张仲景与王叔和的名、字、年代、贯籍和官职。王叔和名熙是他从《太平御览》、《千金方》录《河东卫汎记》中考证出的，他肯定王叔和对仲景医书的编次之功，指出仲景以人迎、趺阳、寸口的三部脉法与王叔和脉法的不同，他提出伤寒六经分证的六部说，赞同柯韵伯六经各有提纲之论，认为六经依次递传之说不能成立。他对六经病均有专题论述，他指出阳明病以“胃家实”足以概括，无所谓经证、腑证。他驳斥了时医误指小柴胡汤证为湿温，质言斯证“不离于少阳”。章太炎先生指出三急下证治法的机理在于通因通用。他质疑了柯韵伯在《伤寒论翼》中提出的“厥阴提纲是温病而非伤寒”的立论，他依据《素问》厥阴为两阴交尽之论，指出厥阴病的本质是“阴阳气不相承接”，属性是伤寒，治以温通为主。这些创见，章太炎先生足堪为《伤寒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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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温病和明清以后发展起来的温病学派，章太炎先生力辟所非而独具卓见。对以往的《伤寒论》不涉温病和广义伤寒包括温病之争论，他赞同王朴庄、陆九芝等人的伤寒温病学派之论，指认陆九芝“阳明为成温之薮”之论，言“其实伤寒与温病，不能截然分别。凡病至发热不恶寒，口渴、心烦者，即可称为阳明病，亦可以称为温病，不必强为划分也。不然，岂有一日服麻黄、桂枝之时，则为伤寒，次日服白虎、承气之时，即变成温病乎？”他指出温病与伤寒的内在联系及学术发展的关系，比吴鞠通等人的说法又进了一步。他撰写了《杂论温病》、《温病自口鼻入论》、《治温退热论》等书。对于“伏气为病”，他系统论述了“伏暑说无据”，由是而引起人们对伏气温病概念的思考。基于章太炎先生的观点，当代温病学家们认为，新感温病与伏气温病的临床意义，主要不是感而即发和伏而后发，而关键在于初起发病时不同的发病类型。章太炎先生还在《论温病十八法十三方》、《杂论中风伤寒温病及医师偏任》等论文中，指出温热治法是“随时移而有所变更”，强调中医理论要随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
章太炎先生以明敏的视野开拓辨证论治。1926年前后，霍乱流行，他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指出此次世界流行之霍乱，与《内经》、《伤寒论》之霍乱并非同病，他指出在辨证时，应对真霍乱与似霍乱、寒霍乱与热霍乱详加鉴别，在治法上他强调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理中汤辈救之，认为可与“西医之樟脑针、盐水针”相比匹。适时上海张赞臣等医师在临床验之，“注射盐水者三十一人，服中药四逆汤、理中汤者二十六人，均得愈，而未亡故一人”。急性期治疗外，章太炎先生还立“瘥后三法”，以五苓散消除水饮所致之胀满，以理中汤健运中焦，以桂枝汤调和营卫，把霍乱的辨证论治演为一套完整的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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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太炎先生的医学著作里，系统地论述了疟疾、黄疸、肠澼、痉证、狐惑、脚气病及猩红热等病的证治，是他率先将中医论治精神病进行归类命名，他指出“世俗称精神病，亦云神经病”。在《精神病治法》一文中概括了中医对百合病、脏躁、颠狂、伏梁、尸厥、小儿惊痫等病的证候特征及治法方药。他对外科疾患及外治法也饶有研究，他指出仲景之大黄牡丹皮汤用以治疗现代医学称之为阑尾炎的肠痈，与西医之手术异曲而同工。章太炎先生重视医案，他说：“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学者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深研事半功倍”。他对唐以前之经方最笃功力，曾对339首古方分理诠注，此虽未刊出但为后人宝藏，题名为《古方选注》。
章太炎先生以其训诂考据之学使中医文献铺墨增华。在训诂方面，他是继俞樾、孙诒让之后古代训诂学的殿军，又是现代训诂学的开创者，他与弟子黄侃被称为章黄学派。民国以来训解医经者多出自章门，称得上是现代中医训诂学的鼻祖。如他对《素问·生气通天论》之“大风苛毒”之“苛”字，训为“小”字，诸如此类，训字甚多。历代医家对《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之“火齐”向来不注而默，经章太炎先生考证，指出“火齐亦药名尔”，即《神农本草经》中之云母。他对古方权量及汤剂轻重作了深入的考证分析，曾撰写《论汤剂重轻之理》、《伤寒论若干方重量与水之折合》等多篇论文，指出汉代一两，当宋三钱，今在二钱、三钱间者为近，使读古医籍的人，对古方药量心中有数。他对一些病名涵义及源流也有考证，如对佝偻病，他说古代称为“丑”、“亚”，他在《新方言》中称“凡丑者曰佝偻”，又曰：“亚，盖丑莫如局背，如训亚为戚”。章太炎先生能全文背诵《说文解字》和《尔雅》，用此功底梳理中医文献，正是他能有诸多发明的缘由。陆渊雷先生以此赞誉他说：“先生则引与论医，竟日不倦，时聆精义妙理，则退而震惊，以为中医之发明家，前无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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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太炎先生的时代，西医传入之初，他从学术的角度注意汲取西学，他是我国最早著文介绍病原菌的，早在1899年他就撰《菌说》，后又发表《菌虫论》、《论微生菌致病之说》等论文，先后用虫菌、微生菌、微菌、毒菌等名词，后来医学界定名“细菌”，他赞同此说法，在1931年《伤寒今释·序》中便用细胞一词，其实，细菌一词，是导源于先生的“微菌”而命名的。西医病名中的“粟粒结核”、“肠窒扶斯”等，是他在翻译医书中最先使用，“粟粒结核”沿用至今，肠窒扶斯以后改称“肠伤寒”，日本医书最早译为“伤寒”，章太炎先生指出此病即是中医所称的湿温，并特录仲景十一方、《小品方》一方以为治湿温的准绳。此病治疗，当时西医有“不可下，误下则肠穿孔而下血”之说。他指出，用黄连主疗，“下之无穿孔之患”，“假令下血不止，自有芍药地黄汤治之”，扬中医之长而不盲目依附西说。他把西医病名与中医病情相对照而开发了古代中医的治法。如当时西医称之为浆液性肋膜炎者，须手术抽水，他应之以悬饮，用仲景之十枣汤、《三因方》之控涎丹，“服之，痰涎从大便出，而胁下之水除矣”。这即是中医学“善言古者，必验之于今”的见证，也表明先生对中西医学的融会贯通。章太炎先生以其对中医学术的贡献，被当时中医界公认为“国医革新之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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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学术史上最牵动人心的大事是文化思潮之争，包括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科学与玄学、中体与西体、中医与西医、国画与西画等等争论。对中医学则有废医论的取消派种种言论，对此，章太炎先生全力支持中医对取消派的批驳，并亲自应战，他指出：“是故中医诚有缺陷，遽以为可废，则非也”。他指出：“自仲景以来，论其脉证独备，而治法亦异，中医能按法治之者，率视西医为胜”。对中医的发展，他认为“余以为今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斤斤持论与西医抗辨也。何谓自立？凡病有西医不能治，而此能治之者”。他反对废止中医，也反对盲目排斥西医，他的正确主张使中西医界都为之膺服。
作为开国元勋又是思想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不仅从文化和科学的角度审视传统医学，他还从教育入手发展中医学，1927年中国医学院在上海创立，他被公推为首任院长，二年后上海国医学院创立，他也被公推为院长。1933年，苏州国医学校创立，他用小篆亲笔题写“诚敬勤朴”四个大字作为校训，该校后改为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在创办苏州国医研究院时，他被聘为名誉校长及研究院院长。他所主持的院校，皆开设中医、西医和普通课，课堂教育和临床实习相结合，培养了章次公、陈存仁、陆渊雷等一代名医。叶桔泉先生自谓，是“读了章太炎的《猝病新论》后，从中受到启发而走上了专心治医的道路”的。当时在上海江浙地区，章太炎先生结识一大批中医名家，如恽铁樵、王一仁、唐慎坊、王慎轩、秦伯未、许半龙、严苍山、陆渊雷、刘泗桥、徐衡之、章次公、章巨膺、谢诵穆等人，包括主张取消中医的激进人物余云岫，他们对中医发展进行商讨。章太炎先生当是对中医事业有贡献的医学教育家。, http://www.100md.com(孟庆云)
章太炎先生(1867～1936年)，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绛，字梅叔，另作枚叔，因仰慕黄太冲(黄仲羲)、顾炎武(亭林)，故以章太炎为别号，号既广为所闻，反掩其名字。此外尚有别号末底，又号末公，别署大汉阁主。他出身于“三世皆知医”的书香门第。祖父章鉴，“少习举业，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书，研究三十年”，以德高艺馨嘉惠一方。其父章濬、兄章篯皆幼承家学，章篯还曾得到为慈禧太后疗病的钱塘名医仲昂庭先生的亲炙。章太炎先生问学于兄长及仲昂庭，而且能“常得传”。1890年章太炎随汉学大师俞曲園深造时，也和乃师一样，把一切古书作为考据的工具，在研读文史同时，泛涉医典，兼谈医理。但这位高足的行径、思想与“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的老师很不相同。俞曲園是道光三十年复试第一的进士，而章章太炎却拒绝走科举的道路。俞氏忠于清朝，而章太炎先生则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日本有“孙(文)黄(兴)章(章太炎)”之盛誉，为此他遭到老师的痛斥，但不为所动，执意独行，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情怀写了《谢本师》一文。俞氏研医，以文献为主，著有《内经辨言》、《药言随笔》、《枕上三字决》等，但因家人误于医，便言脉不可凭、药不足取，愤然而作《废医论》，这倒成为后来吴汝纶、余云岫等诋讥中医的依据。而章太炎先生毕生信仰中医、维护中医把关爱中医作为他的终生文化使命。1906～1911年他三次流亡日本，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也搜求宋明医书精本及验方，并加以归类、分析和考证，编著了《手写古医方》一册，期间曾为邹容、孙文等人“手疏医方”。1920年，他患黄疸，也能“自治得愈”。这都表明了他的实践功底，可以称他是“学问家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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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先生治医，上不取《内》《难》，下不采叶、薛诸家，独以长沙为师，贯通中西，疏通滞义，一时无二。他崇尚仲景之学，尝曰：“它书或有废兴，《伤寒论》者，无时焉可废者也”。他认为“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他说《伤寒论》一书，大概是治外感的书。在他的医学论文中，以《伤寒论》为最多，有专论30余篇，多有发明。他系统考证了张仲景与王叔和的名、字、年代、贯籍和官职。王叔和名熙是他从《太平御览》、《千金方》录《河东卫汎记》中考证出的，他肯定王叔和对仲景医书的编次之功，指出仲景以人迎、趺阳、寸口的三部脉法与王叔和脉法的不同，他提出伤寒六经分证的六部说，赞同柯韵伯六经各有提纲之论，认为六经依次递传之说不能成立。他对六经病均有专题论述，他指出阳明病以“胃家实”足以概括，无所谓经证、腑证。他驳斥了时医误指小柴胡汤证为湿温，质言斯证“不离于少阳”。章太炎先生指出三急下证治法的机理在于通因通用。他质疑了柯韵伯在《伤寒论翼》中提出的“厥阴提纲是温病而非伤寒”的立论，他依据《素问》厥阴为两阴交尽之论，指出厥阴病的本质是“阴阳气不相承接”，属性是伤寒，治以温通为主。这些创见，章太炎先生足堪为《伤寒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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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温病和明清以后发展起来的温病学派，章太炎先生力辟所非而独具卓见。对以往的《伤寒论》不涉温病和广义伤寒包括温病之争论，他赞同王朴庄、陆九芝等人的伤寒温病学派之论，指认陆九芝“阳明为成温之薮”之论，言“其实伤寒与温病，不能截然分别。凡病至发热不恶寒，口渴、心烦者，即可称为阳明病，亦可以称为温病，不必强为划分也。不然，岂有一日服麻黄、桂枝之时，则为伤寒，次日服白虎、承气之时，即变成温病乎？”他指出温病与伤寒的内在联系及学术发展的关系，比吴鞠通等人的说法又进了一步。他撰写了《杂论温病》、《温病自口鼻入论》、《治温退热论》等书。对于“伏气为病”，他系统论述了“伏暑说无据”，由是而引起人们对伏气温病概念的思考。基于章太炎先生的观点，当代温病学家们认为，新感温病与伏气温病的临床意义，主要不是感而即发和伏而后发，而关键在于初起发病时不同的发病类型。章太炎先生还在《论温病十八法十三方》、《杂论中风伤寒温病及医师偏任》等论文中，指出温热治法是“随时移而有所变更”，强调中医理论要随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
章太炎先生以明敏的视野开拓辨证论治。1926年前后，霍乱流行，他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指出此次世界流行之霍乱，与《内经》、《伤寒论》之霍乱并非同病，他指出在辨证时，应对真霍乱与似霍乱、寒霍乱与热霍乱详加鉴别，在治法上他强调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理中汤辈救之，认为可与“西医之樟脑针、盐水针”相比匹。适时上海张赞臣等医师在临床验之，“注射盐水者三十一人，服中药四逆汤、理中汤者二十六人，均得愈，而未亡故一人”。急性期治疗外，章太炎先生还立“瘥后三法”，以五苓散消除水饮所致之胀满，以理中汤健运中焦，以桂枝汤调和营卫，把霍乱的辨证论治演为一套完整的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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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太炎先生的医学著作里，系统地论述了疟疾、黄疸、肠澼、痉证、狐惑、脚气病及猩红热等病的证治，是他率先将中医论治精神病进行归类命名，他指出“世俗称精神病，亦云神经病”。在《精神病治法》一文中概括了中医对百合病、脏躁、颠狂、伏梁、尸厥、小儿惊痫等病的证候特征及治法方药。他对外科疾患及外治法也饶有研究，他指出仲景之大黄牡丹皮汤用以治疗现代医学称之为阑尾炎的肠痈，与西医之手术异曲而同工。章太炎先生重视医案，他说：“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学者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深研事半功倍”。他对唐以前之经方最笃功力，曾对339首古方分理诠注，此虽未刊出但为后人宝藏，题名为《古方选注》。
章太炎先生以其训诂考据之学使中医文献铺墨增华。在训诂方面，他是继俞樾、孙诒让之后古代训诂学的殿军，又是现代训诂学的开创者，他与弟子黄侃被称为章黄学派。民国以来训解医经者多出自章门，称得上是现代中医训诂学的鼻祖。如他对《素问·生气通天论》之“大风苛毒”之“苛”字，训为“小”字，诸如此类，训字甚多。历代医家对《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之“火齐”向来不注而默，经章太炎先生考证，指出“火齐亦药名尔”，即《神农本草经》中之云母。他对古方权量及汤剂轻重作了深入的考证分析，曾撰写《论汤剂重轻之理》、《伤寒论若干方重量与水之折合》等多篇论文，指出汉代一两，当宋三钱，今在二钱、三钱间者为近，使读古医籍的人，对古方药量心中有数。他对一些病名涵义及源流也有考证，如对佝偻病，他说古代称为“丑”、“亚”，他在《新方言》中称“凡丑者曰佝偻”，又曰：“亚，盖丑莫如局背，如训亚为戚”。章太炎先生能全文背诵《说文解字》和《尔雅》，用此功底梳理中医文献，正是他能有诸多发明的缘由。陆渊雷先生以此赞誉他说：“先生则引与论医，竟日不倦，时聆精义妙理，则退而震惊，以为中医之发明家，前无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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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太炎先生的时代，西医传入之初，他从学术的角度注意汲取西学，他是我国最早著文介绍病原菌的，早在1899年他就撰《菌说》，后又发表《菌虫论》、《论微生菌致病之说》等论文，先后用虫菌、微生菌、微菌、毒菌等名词，后来医学界定名“细菌”，他赞同此说法，在1931年《伤寒今释·序》中便用细胞一词，其实，细菌一词，是导源于先生的“微菌”而命名的。西医病名中的“粟粒结核”、“肠窒扶斯”等，是他在翻译医书中最先使用，“粟粒结核”沿用至今，肠窒扶斯以后改称“肠伤寒”，日本医书最早译为“伤寒”，章太炎先生指出此病即是中医所称的湿温，并特录仲景十一方、《小品方》一方以为治湿温的准绳。此病治疗，当时西医有“不可下，误下则肠穿孔而下血”之说。他指出，用黄连主疗，“下之无穿孔之患”，“假令下血不止，自有芍药地黄汤治之”，扬中医之长而不盲目依附西说。他把西医病名与中医病情相对照而开发了古代中医的治法。如当时西医称之为浆液性肋膜炎者，须手术抽水，他应之以悬饮，用仲景之十枣汤、《三因方》之控涎丹，“服之，痰涎从大便出，而胁下之水除矣”。这即是中医学“善言古者，必验之于今”的见证，也表明先生对中西医学的融会贯通。章太炎先生以其对中医学术的贡献，被当时中医界公认为“国医革新之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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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学术史上最牵动人心的大事是文化思潮之争，包括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科学与玄学、中体与西体、中医与西医、国画与西画等等争论。对中医学则有废医论的取消派种种言论，对此，章太炎先生全力支持中医对取消派的批驳，并亲自应战，他指出：“是故中医诚有缺陷，遽以为可废，则非也”。他指出：“自仲景以来，论其脉证独备，而治法亦异，中医能按法治之者，率视西医为胜”。对中医的发展，他认为“余以为今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斤斤持论与西医抗辨也。何谓自立？凡病有西医不能治，而此能治之者”。他反对废止中医，也反对盲目排斥西医，他的正确主张使中西医界都为之膺服。
作为开国元勋又是思想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不仅从文化和科学的角度审视传统医学，他还从教育入手发展中医学，1927年中国医学院在上海创立，他被公推为首任院长，二年后上海国医学院创立，他也被公推为院长。1933年，苏州国医学校创立，他用小篆亲笔题写“诚敬勤朴”四个大字作为校训，该校后改为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在创办苏州国医研究院时，他被聘为名誉校长及研究院院长。他所主持的院校，皆开设中医、西医和普通课，课堂教育和临床实习相结合，培养了章次公、陈存仁、陆渊雷等一代名医。叶桔泉先生自谓，是“读了章太炎的《猝病新论》后，从中受到启发而走上了专心治医的道路”的。当时在上海江浙地区，章太炎先生结识一大批中医名家，如恽铁樵、王一仁、唐慎坊、王慎轩、秦伯未、许半龙、严苍山、陆渊雷、刘泗桥、徐衡之、章次公、章巨膺、谢诵穆等人，包括主张取消中医的激进人物余云岫，他们对中医发展进行商讨。章太炎先生当是对中医事业有贡献的医学教育家。, http://www.100md.com(孟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