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患类风湿关节炎手部畸形的印度老教授是国际眼科界公认的防盲治盲典范，他是北京协和眼科赵主任心中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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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学“演员、导演”：赵家良二十年防盲路
《健康报》2003年7月25日：
我站在惊涛拍岸的海边，我站在群峰环抱的山巅，我遥望着东方，我期盼着，期盼着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我期盼着光明洒向人间。……
只因为我们行走在追求光明的路上，愿将“人人享有看见的权利”变成现实，只因为我们肩负着这神圣的使命，我们歌颂光明，我们追求光明，我们的行动，诉说着对光明事业的忠诚，我们的行动，显示出光明使者的价值，我们的行动，一次又一次向世人宣示着，希波克拉底的医生誓言。
——选自赵家良《光明颂》
2000年9月，中华医学会第八届全国眼科学术大会在古城西安隆重召开。全国3000多名眼科医师在8个分会场听取眼科学最新进展。会议邀请到了国际眼科学会联盟副主席、著名的美籍华人眼科学家曹安民教授，国际防盲协会秘书长Gullap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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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o博士，世界上惟一一位因为视觉研究而获诺贝尔医学奖的维索教授等40余位国际眼科界重量级专家前来讲学。
这次大会的召开成为我国眼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而它的总策划、总导演就是现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赵家良教授。
在中国眼科学发展的大舞台上，赵家良既是演员，也是导演。
□每一次在农村吃尽苦头的时候，他都想：下次再也不来了。但当新课题出现时，他又默默地打点行囊，坚定地踏上防盲、流调的征程
赵家良上大学期间正好赶上“文革”。在农村，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教学改革”使他巧遇恩师胡铮教授，正是这位眼科名师，引导他走上了眼科学事业的道路。
已是88岁高龄的胡铮教授忆起当年，脸上总洋溢着欣慰的笑容：“赵家良当时任班长，很能吃苦，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总是天不亮就把班里的同学叫起来到田里干活，早去早回，好留出更多的时间听老师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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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赵家良从中国协和医大毕业后，到陕西一个县医院呆了8年。中国农村卫生状况和农民对治疗眼病的渴求深深触动了他。“文革”结束后，赵家良以“答案与教科书上一字不差”的惊人成绩考取了胡铮教授的研究生。
1983年，赵家良跟着恩师开始了他艰难的防盲之旅，一干就是20年。
防盲治盲是眼科学的核心内容。我国有盲人500多万，每年新增的盲人约为45万，几乎每一分钟就有一位新盲人出现，而其中80%的盲人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
上世纪80年代初，被“文革”中断的我国防盲事业刚刚重新开始。当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我国的盲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我国致盲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赵家良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到北京郊区顺义进行“眼病流行病学调查”。从东直门坐上开往顺义的汽车或拖拉机，晃悠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为了找调查对象，早晨天不亮就要从驻地出发，去农民家门口堵着，常常是费尽口舌，人家才勉强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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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做调查，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整理统计结果，发现材料不完整时还得赶紧去弥补。他们还给每个村训练眼病防治员，先后培养了500多人。
经过精确的流行病学调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我国人群致盲率最高的眼病是白内障，而不是此前一直认为的沙眼!而更令人忧心的是，需要手术的白内障患者有一半以上的人还没有得到手术机会。
这一发现为我国防盲治盲工作指明了方向。经过几年努力，顺义县因工作成绩显著而成为全国最早的防盲先进县。赵家良亲手设计的调查方案和调查表格，被认为是眼病调查最好的设计之一。
1991年在河南林县进行白内障流调的那三个月，北京协和医院眼科秘书汪燕想起来至今历历在目：“我们管赵主任叫‘周扒皮’，半夜三点半他准时来敲门。匆匆洗漱、用餐完毕，四点钟准时摸黑开车进村。那里的山路全是红胶泥地，下雨时走一脚就得拔一下鞋跟儿。去那么早，就是为了赶农民起床后下地前的那一空当儿。有的村里没电，我们是自己带着发电机进去的。当地老太太一辈子也没出过山，做完调查，赵主任顺便给她们检查眼病，她们都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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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良一年中总有两个月吃住在农村。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他常说，中国眼科70%的病人在农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眼科疾病的现状。
从医30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农村，越是穷的地方，他去的次数越多。
上世纪70年代，胡铮老师站在国际防盲协会的演讲台上，第一次让西方人了解了中国的防盲事业。从80年代起，这根接力棒就传到了赵家良手中。防盲事业是艰苦的。每一次在农村吃尽苦头的时候，赵家良心想：下次再也不来了。但当新的课题出现时，他又默默地打点行囊，义无反顾地踏上防盲、流调
的征程。20年里，赵家良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持续支持，先后到西藏、河南林县、北京顺义、河北安新、广东斗门等地开展了西藏眼病调查、河南林县白内障干预试验、顺义防盲项目评估及学龄前儿童屈光不正等6个大规模的眼病流行病学调查，为中国政府和世界了解中国眼病发生状况和如何开展防盲治盲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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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因为对国际防盲事业的杰出贡献，赵家良被授予国际眼科学界的荣誉奖——第三届库夫(Carlkupfer)奖。
□赵家良说，我们必须睁大两只眼睛，一只眼盯着国际眼科学发展的前沿水平，另一只眼盯着13亿老百姓的防盲需要。外国友人因此感慨，这样坚持下去，中国用不了几年就能赶上来
2000年9月，赵家良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他跟国内眼科界同道说，我们必须睁大两只眼睛，一只眼盯着国际眼科学发展的前沿水平，另一只眼盯着全国13亿老百姓的防盲和眼保健需要。外国友人因此感慨，这样坚持下去，中国用不了几年就能赶上来。
加入国际眼科学会联盟一直是中国眼科人多年的心愿。赵家良上任后，利用一切国际交流的机会，多方争取，终使心愿变为现实。2002年，赵家良率140人的代表团出现在台湾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人眼科大会上，世界眼科界的目光为之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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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70%的眼科病人在农村，而70%的医疗资源在城市，基层眼科医生队伍建设搞不好，提升中国眼科的整体水平就是一句空话。
赵家良每年要举办两次眼科医师提高班。
西部地区的眼科医生外出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少，他们的难处赵家良牵挂在心。在筹备第八届全国眼科大会时，他特别提议为参会人员设立50个名额的奖学金，全额资助基层眼科医师参加会议，其中40个名额分配给了西部地区。
这些年，健康列车开到哪里，赵家良的电话就打到哪里，千叮咛万嘱咐就是一句话：“对基层医生，一定要手把手地教，手术质量、手术效果是关键。”
就像在国内老去农村一样，赵家良出国也选择穷国。他说：“许多眼病是贫穷的产物。
只有穷国才有跟我国类似的状况，他们的防盲经验更值得我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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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说他“太耿直，不知迂回”；弟子说他“太严，不论亲疏”；女儿说他“太傻，不合潮流”；同事说他“太博，千万别在他面前提爱好的事”；电梯工说，“赵大夫回家了，我们就能下班了”
胡铮教授常常在电话里“教训”他的爱徒：“要做‘有心有肝’的人。有心，就是说凡事要三思；有肝，就是要含蓄一点、内敛一点，处事别太耿直，少批评一点为好……”赵家良口头答应了，但行动却照旧。
北京协和医院眼科睢瑞芳大夫曾为赵家良防盲、流调几次打下手，目前正在他的指导下进行高度近视、原发性青光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眼病的遗传学研究。一次因为睢瑞芳跟一位病人解释病情时说话的声音高了些，立即遭到了赵家良当场批评。
别人问睢瑞芳：“你怕不怕赵大夫？”睢瑞芳说：“习惯了。他虽然批评你，但仍给你好多机会，让你涉猎各个领域，打下扎实的基础，然后向纵深发展。”
, http://www.100md.com “赵老师当面从不夸人，心里却总想着你。”弟子们清楚地记得，申报科研课题时，赵老师和大家一起坚持到晚上9点多，请年轻人吃完晚饭，他才放心地回家。从新加坡开会回来后，他又把两位单身的学生带到家里，享用夫人亲手烹饪的饭菜。
科里一位老教授的女儿因为单位离家远，没法照顾母亲。赵家良得知后，多次找院领导争取，把教授的女儿调回医院，了却了老教授的一大块心病。“这些事情，别人往往顾及不到，但赵老师注意到了。平时他很少去说，但常主动去做。”睢瑞芳说。
赵家良的女儿也是一位眼科医生，现在国外留学。一次，赵家良正好在女儿所在的城市参加国际会议，父女俩约好在会场见面。当女儿赶到时发现，会议室里已没有几个人了，但赵家良还在那里扶着眼镜，一板一眼记着笔记，女儿感慨地说：“数我老爸最‘傻’!”
每年的研究生面试，学生们往往会挖空心思地想出自己的一点业余爱好，试图锦上添花。可到了眼科，好心的科秘书汪燕总会对前来面试的学生们说：“千万别卖弄业余爱好的事，特别是文学和摄影，招得主任来了兴趣，他能把你们考死。”汪燕说，“主任知识面太广了，天知道，他哪有功夫看那么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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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狄越勤说：“你都想象不出，他是至今出国都带方便面的人。省下一些钱都被他换成了一箱一箱的英文原版书扛回了家。书房放不下，连阳台也改装成了书柜。”
赵家良出任8种眼科杂志的编委，每天背进背出的书包里装满了稿件。担任中华眼科杂志总编辑后，多年的双月刊一下改为月刊，每期都有十几万字，每篇稿件他都亲自审，要参考大量的文献，吃不准的绝不落笔。有时3页的稿件，他的修改意见能写出4页。他跟夫人说：“我必须尊重每一位作者，别看是年轻人，文章有好的立意，就值得鼓励。”
赵家良总是全楼回家最晚的人，电梯工风趣地说：“赵大夫就是我们的‘时钟’，他回家了，我们就可以下班了。”
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上8点多钟，赵家良拖着疲惫的步子从医院回到家里，一家人难得高高兴兴包顿饺子吃。谁料，午夜时分，家里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医院来了一位头磕在桌角上造成白内障术后眼球破裂的病人，病人指名要赵主任亲自上台手术。赵家良二话没说，穿好外衣，直奔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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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时针已指向零点十分，值班人员感慨地说：“您是去年最后一个离开手术室，又是今年第一个来的!”
为了让赵家良放松放松，夫人拉他去听音乐会，但每次总是好说歹说赵家良才会去，回来后又总是要补回“损失”———看书时间自动顺延两小时。
还有一次，也是除夕之夜。夫人说：“我炒菜，你去给姐妹们家里打个电话问候问候。”没想到，一个菜还没炒完，赵家良的电话就打完了。夫人生气了：“家里都盼了一年了，你就不能多说两句？”
家长里短的话，赵家良多一个字都不肯说，但遇到与同行切磋学术，他总是滔滔不绝。夫人简单地算了一笔账，不包括手机费，光座机话费，两年打了15000多元。
每晚工作到深夜两点以后才睡觉在赵家良是常事。长期的劳累，使他的健康极度透支。一次为了准备眼病调查方案，他突发暴发性耳聋，不及康复就又急着上班了，他说：“家里的效率没有办公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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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说，对眼科事业的热爱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动力。胡铮教授说，赵家良是“协和人”的典型代表。
□事业成功了，他没有满足，却有了更大的理想：他要做中国的瓦卡他斯瓦密，努力为黑暗中的人们点亮一盏盏希望的灯
赵家良的好学、聪明给胡铮老师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说：“赵家良是那个混乱的年代里仍心存理想的人。”
一张朴实、憨厚的面孔，不善言表，不苟言笑，是赵家良留给人的第一印象。但深入他的内心，你会发现他多才多艺、善感多情。
令所有眼科人难忘的是，在第八届全国眼科学术大会上，由协和老中青三代人合作表演的长篇诗朗诵《光明颂》是赵家良在一夜之间激情奔涌挥笔而就的。他深深地理解着病人：“一颗在黑暗中徘徊的心，是怎样地渴望光明，是怎样地祈盼
光明？”30年的奋斗，有了同行羡慕不已的成就，但赵家良依然是赵家良，依然是那样充满着激情和理想。在内心里他有自己敬重的榜样：印度著名的眼科医生瓦卡他斯瓦密(Venkataswamy)博士———一个印度神的名字。这位因患类风湿关节炎而致手部畸形的老教授，1976年从当地一个公立医院眼科主任位置上退休后，创办了闻名于世的Aravind眼科医院。而这个只有76名眼科医生的医院，每年完成的眼科手术达19万例，其中白内障手术就有13万例之多，且一半患者的手术是免费的，成了国际眼科界公认的防盲治盲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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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所高效率的私立眼科医院，让没有能力支付手术费用的患者也能得以手术，重见光明……赵家良憧憬着自己晚年的事业。
赵家良说，他要做中国的瓦卡他斯瓦密，努力为黑暗中的人们点亮一盏盏希望的灯。
[人物介绍]
著名眼科专家，博士生导师。1944年生于江苏启东，1970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任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眼科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防盲学组组长，中华眼科杂志总编。
1978年以来，赵家良开始从事青光眼的临床和研究工作。他承担了国家卫生部“扫描激光眼底镜在青光眼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等科研课题，明确了视网膜神经纤维层检查在早期诊断青光眼中的作用。他还提出了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的早期诊断方法，使一批还没有出现临床症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从事眼病流行病学研究已有20年。其中，《北京市顺义县眼病流行病学调查》获1985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西藏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病率调查》获1988年美国眼科和视觉研究协会优秀论文奖；1999年获CarlKupfer国际防盲奖；2002年获亚太白内障屈光学会奖。,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