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医疗事故 保护医患合法权益
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新”在何处？
医患纠纷的核心问题是医疗事故鉴定。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至今年9月1日已实施一年，与已经废止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相比，在医疗事故鉴定方面有五项“新政”。
1、举证责任倒置——医患双方地位更加平等。举证倒置即在医疗事故鉴定中，如果医方不能证明自己的诊疗与患者受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将承担事故责任。2、事故鉴定由医疗行政部门改为医学会组织——鉴定程序更加公正，结论更为可信。负责鉴定的医学会建立专家库，组织专家独立进行鉴定，排除了行政干预。
3、患者有权复印病历——患者的知情权得到尊重和保障。是否提供病历过去一直是医患双方争执的原因之一。以往，医方把病历视为秘密。《条例》规定，患者有权复印病历等资料，医疗机构应当提供复印或复制服务，复印过程应当有患者在场。4、专家回避制度明显细化。规定专家鉴定组成员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是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近亲属的；与医疗事故争议有利害关系的；与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鉴定的。5、进一步明确了医疗事故的判断标准和责任人。已经废止的《办法》只明确了医疗事故的主体是医务人员，而没有明确医疗机构。《条例》根据医疗机构实际上是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承担者的情况，在条文中加以明确，有利于问题的处理。《办法》只是笼统地规定“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导致医疗过失行为。实践中，对怎样属于“诊疗护理过失”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医务人员也不好把握。而《条例》具体指明违反什么，就应当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可以使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明确的概念，应当怎么做，不应当怎么做，尽可能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同时，将非法行医造成的损害明确排除在医疗事故之外。对非法行医触犯刑法的，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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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方凭“特权”瞒天过海患者靠新规定弄清真相
2001年8月31日，因为心绞痛住进医院的李信保，26个小时后却死在了皮肤科病房。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三个有关部门先后作出了三个不同的鉴定结论，李信保的死因终于真相大白。
李信保的妻子张淑君提起此事就失声痛哭。她说：“我爱人患的是心绞痛，却被安排到皮肤科。我当时就聘请了律师，要求看病历和整个治疗过程的资料。但医院不给，他们心虚。”
律师告诉张淑君，按照当时的规定，患方无权查看病历。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必须先由医院自己鉴定。如果对鉴定结论不服，可以请求上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当年9月28日，张淑君及其长子李黔鲁等向这家医院提出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请求。
4个月后，张淑君收到了医院出具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报告书。“医院自己鉴定自己，谁相信他们？我向有关单位要求重新鉴定。有人提醒我，说这家医院不好惹，参加鉴定的都是省里著名的医生。即使告到省里，还是要邀请这些人参加。老子给儿子打分，哪有不及格的？”张淑君说。“我几乎绝望了。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呀。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太主观了。对方太强大，我家太弱小，太无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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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弄清真相，张淑君和她的儿子们到处托人、求人，都没有结果。“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以后，大家都很气愤。虽然怀疑参加鉴定的专家有问题，但是，谁能拿他们怎么样？”李黔鲁说。
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张淑君及其家人得知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于2002年9月实施，其中规定患方有权利复印病历等相关资料。同时，严格实行回避制度，医疗事故鉴定改为医学会组织。张淑君说：“我们全家都认为说理的机会来了。”
2002年11月，张淑君一纸诉状，将医院告到贵阳市云岩区法院。法院委托贵阳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对李信保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双方争议的要点在于：患方认为医院误诊误治，将冠心病心绞痛误认为带状疱疹；医方认为带状疱疹确诊无疑，但不排除是引发心性猝死的诱因。
张淑君出示了死者以前历次体检的报告。今年3月，鉴定专家组认为，医方在诊疗过程中违规，导致李信保突然死亡，系直接因果关系。专家组列举了患者住院期间未查三大常规及心电图、抢救措施不规范及死后未做尸检等医方违法、违规的6条事实，并作出了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负主要责任的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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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方不服，贵州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重新组织鉴定后认为，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负次要责任。
经法院调解，医方赔偿患方20810元。“医院总认为我们想要钱。一条人命呀，多少钱能买？”张淑君哽咽着说。“医生不负责任出了错，还千方百计隐瞒。要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新规定，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真相!”
张淑君说：“这件事我们上上下下跑了近两年。律师费、鉴定费、诉讼费等一共花了1万多元，为的就是讨一个公道!”
“这枝笔太沉重”一位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的话
“参加鉴定，太得罪人，有时候我真想退出专家库。”谈起医疗事故鉴定，这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贵州省著名老医师感慨万千。下面是他的自述。
其实，医疗事故鉴定本身并不复杂。但是，鉴定结论经常引火烧身。患方常常对我们的工作存有偏见，如果鉴定结论为非事故或者事故等级低，他们就会怀疑我们，认为结果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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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方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医学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科，普通人的医学知识毕竟有限。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到法院告状的人都认为自己有理，肯定能胜诉，但是法官都会判原告胜诉吗？
每次鉴定完毕，按规定，鉴定小组成员都要签字。如果鉴定结论属于非事故，我手中的笔会感到很沉重。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麻烦来了——患方把矛头转向我们，认为我们得了医院或者医生的好处，徇私做了鉴定。
我们的鉴定都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根据双方提供的材料，专家组分析讨论后，合议形成鉴定结论。违背事实的鉴定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也不敢去碰这根“高压线”。
虽然我问心无愧，但是生活却改变了。今年春节以来，就有几个病人天天来医院找我。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很有层次的人，经常到办公室、病房甚至家里来。他们不吵也不闹，但是走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使我根本不能正常工作、生活，精神压力很大，整天疲惫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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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还说风凉话，专家可以拿鉴定费。是的，参与鉴定的专家每次都有200元补偿费，因为许多专家分布于全省各地，有的地方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来回贵阳一次需要3天时间。更何况大家都有工作，原本就很忙。
我必须面对由于参加鉴定所带来的麻烦和内心的痛苦。我参与鉴定的案例都是同一个专科的，其中会涉及到我的朋友、学生甚至老师。如果他们真的出了差错，我会感到惋惜，但是不会影响鉴定结果。
许多医院为了防范医疗事故，规定对当事医生进行严厉处罚。比如，延缓职称晋级，承担全额或部分经济赔偿等。这使我们偶尔也会得罪一些同行。实际上，有几个专家和一些医院及医生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
去年，当我接到医学会红色聘书的时候，心中十分自豪。进入专家库，是对我医术和医德的肯定。现在，这种自豪感似乎正在被无尽的苦恼所取代。
从以前由卫生行政部门主持的鉴定到如今由医学会组织专家进行的鉴定，我都参加过。可以说，现在比过去公正多了，因为行政干预在目前的机制下很难再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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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由医学会组织专家推翻了几十例曾被认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就很说明问题。我参与重新鉴定的案例中，时间最长的拖了5年，鉴定4次，患者几乎倾家荡产。许多患者在拿到新的鉴定书时泪流满面，感谢我们主持了公道。这个时候，我觉得所有的辛苦、压力和委屈，都得到了回报，是值得的。
法律专家认为，医生并没有成为弱者
医疗事故内涵扩大，患者有权利复印病历，一系列有利于患者的规定，许多医生觉得自己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弱者。但法律专家认为，这些规定使医患双方更加平等，医生并没有成为弱者。
贵阳市云岩区法院民一庭庭长杜祖强说：“相对于医疗知识缺乏的患者而言，受过专业教育、拥有临床经验的医生，举证的难度比患者小得多。患方与医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云岩区集中了贵阳市多家大中型医院。随着医患纠纷的增多，法院专门成立了医疗纠纷合议庭，并确定3名法官专门负责，以便于积累和总结审判经验，加强执法的统一性。审判长赵文梅说，合议庭自成立以来，接收的案件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全部是患方提起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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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医生认为，在所有倾向于患者的规定中，举证倒置“把医生逼到了死角”。为了自我保护，医生有可能回避疑难杂症，拒绝高风险手术。这不仅会增加患者的治疗费用，而且将严重阻碍医学的发展。
杜祖强说，举证倒置并非要求所有的证据都由医方提供，比如就诊单位、损害结果及其计算依据等证据必须由患方提供。在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如果仍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就体现不出法律的公平。
贵州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龚国强说，从一年来的鉴定情况看，导致医疗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医生责任心不强，而不是医生的医术低。新规定是医生的“护身符”，而非“紧箍咒”。它要求医生依法行医，这恰恰能推动医学的发展。
在处理因医患纠纷引起的诉讼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律师王畔说：“即使鉴定结果属于医疗事故，法庭也不一定采纳。它只是一个关键的证据，通过双方的质证，法庭决定取舍。律师只要有足够的证据，仍可以推翻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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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和法学都是很专业的学科。因此，在审理医疗纠纷的案件时，如何把握审判尺度，对现在许多没有医学专业知识的法官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杜祖强说：“法院解决医患纠纷，在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同时，不会脱离当代医学的发展水平。”
举证倒置推倒了医患关系的多米诺骨牌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医疗事故鉴定采用举证倒置原则。一年来，这项新规定成为医患双方的焦点话题。正是“举证倒置”这四个字，推倒了医患关系的多米诺骨牌。
所谓举证倒置，是指在医疗事故鉴定中，如果医方不能证明自己的诊疗与患者的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将承担事故责任。
贵州省人民医院医事法规办公室主任刘正刚说：“举证倒置成了我们加强医疗安全保障的动力。医院迅速制定了具体的措施防范事故，新来的毕业生岗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如何依法行医。”这家贵州省首屈一指的医院在防范医疗事故方面已经卓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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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一些医院，医生上班时间带领熟人看病、跨科室看病，甚至“走穴”，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靠熟人关系和同事关系，可以不挂号，少交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但是，实行举证倒置后，万一出了问题，医生就可能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在诊疗过程中有无过错。所以，大家都收敛多了。”
手术前谈话、病情告知、死亡通知书等，这些与诊治没有直接关系的环节，曾经被认为无关紧要，现在必须严格按程序办事，并详细记录在案。以手术前谈话为例，以前只是简单地通知患者及其家属做好准备。现在，必须明确告知并在手术同意书上写清楚术中或术后可能发生的种种意外和并发症。因为，这有可能成为医疗事故鉴定中重要的证据从而使医生免责。与此同时，患者的知情权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贵州著名的心胸外科专家陈志昌说：“医疗事故鉴定由行政主管部门主持改为医学会组织进行，更加公正、透明。如果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确实出现了错误，在专家面前是隐瞒不住的，这使医生在诊治过程中更加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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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中引入举证倒置原则，极大地增强了对诊治过程产生怀疑的患者要求医疗事故鉴定的信心。在贵州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重新鉴定的104个案例中，有68例是原来全省各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已经作出非医疗事故结论，但是患方又提出鉴定的。
这104例中，有57例被“翻案”，鉴定属于事故，患者非死即残。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龚国强说：“即便是最后定论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案例中，也分别存在诊疗过程欠规范、并发症防范处理不力等问题。现在，绝大多数医院已经高度重视医疗安全了。”
对医院和医生而言，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后，除了经济赔偿外，更大损失在于声誉和事业。所以，医疗安全被各家医院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医院争相聘请法官、律师、心理医生、甚至宾馆的服务人员给医务人员讲课，学习法律，学习如何尊重患者的权利，学习如何与患者平等沟通交流。
龚国强说：“引入举证倒置原则使医疗行业发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促使医患关系向相互理解、更加平等、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http://www.100md.com(秦亚洲)
医患纠纷的核心问题是医疗事故鉴定。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至今年9月1日已实施一年，与已经废止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相比，在医疗事故鉴定方面有五项“新政”。
1、举证责任倒置——医患双方地位更加平等。举证倒置即在医疗事故鉴定中，如果医方不能证明自己的诊疗与患者受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将承担事故责任。2、事故鉴定由医疗行政部门改为医学会组织——鉴定程序更加公正，结论更为可信。负责鉴定的医学会建立专家库，组织专家独立进行鉴定，排除了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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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信保的妻子张淑君提起此事就失声痛哭。她说：“我爱人患的是心绞痛，却被安排到皮肤科。我当时就聘请了律师，要求看病历和整个治疗过程的资料。但医院不给，他们心虚。”
律师告诉张淑君，按照当时的规定，患方无权查看病历。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必须先由医院自己鉴定。如果对鉴定结论不服，可以请求上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当年9月28日，张淑君及其长子李黔鲁等向这家医院提出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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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张淑君一纸诉状，将医院告到贵阳市云岩区法院。法院委托贵阳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对李信保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双方争议的要点在于：患方认为医院误诊误治，将冠心病心绞痛误认为带状疱疹；医方认为带状疱疹确诊无疑，但不排除是引发心性猝死的诱因。
张淑君出示了死者以前历次体检的报告。今年3月，鉴定专家组认为，医方在诊疗过程中违规，导致李信保突然死亡，系直接因果关系。专家组列举了患者住院期间未查三大常规及心电图、抢救措施不规范及死后未做尸检等医方违法、违规的6条事实，并作出了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负主要责任的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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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君说：“这件事我们上上下下跑了近两年。律师费、鉴定费、诉讼费等一共花了1万多元，为的就是讨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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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鉴定，太得罪人，有时候我真想退出专家库。”谈起医疗事故鉴定，这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贵州省著名老医师感慨万千。下面是他的自述。
其实，医疗事故鉴定本身并不复杂。但是，鉴定结论经常引火烧身。患方常常对我们的工作存有偏见，如果鉴定结论为非事故或者事故等级低，他们就会怀疑我们，认为结果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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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鉴定都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根据双方提供的材料，专家组分析讨论后，合议形成鉴定结论。违背事实的鉴定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也不敢去碰这根“高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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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家认为，医生并没有成为弱者
医疗事故内涵扩大，患者有权利复印病历，一系列有利于患者的规定，许多医生觉得自己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弱者。但法律专家认为，这些规定使医患双方更加平等，医生并没有成为弱者。
贵阳市云岩区法院民一庭庭长杜祖强说：“相对于医疗知识缺乏的患者而言，受过专业教育、拥有临床经验的医生，举证的难度比患者小得多。患方与医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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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祖强说，举证倒置并非要求所有的证据都由医方提供，比如就诊单位、损害结果及其计算依据等证据必须由患方提供。在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如果仍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就体现不出法律的公平。
贵州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龚国强说，从一年来的鉴定情况看，导致医疗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医生责任心不强，而不是医生的医术低。新规定是医生的“护身符”，而非“紧箍咒”。它要求医生依法行医，这恰恰能推动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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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医疗事故鉴定采用举证倒置原则。一年来，这项新规定成为医患双方的焦点话题。正是“举证倒置”这四个字，推倒了医患关系的多米诺骨牌。
所谓举证倒置，是指在医疗事故鉴定中，如果医方不能证明自己的诊疗与患者的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将承担事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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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4例中，有57例被“翻案”，鉴定属于事故，患者非死即残。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龚国强说：“即便是最后定论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案例中，也分别存在诊疗过程欠规范、并发症防范处理不力等问题。现在，绝大多数医院已经高度重视医疗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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