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规范调整提高移植技术
深圳出台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又一次引发全国各界对人体器官移植、脑死亡、安乐死等立法问题的争论，那么，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该如何依法进行规范？
需者多而供体少
以肾移植为例，我国约有100万尿毒症患者，而且每年要增加12万人。其中约有5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但每年可供肾源仅4000个。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患者，由于得不到合适供体，要靠透析维系生命，每月支付治疗费约7000元左右。又如角膜移植，我国每年患角膜疾病患者500万人，其中有400万患者本可以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全国每年仅有700个角膜供体。我国每年有30000多新发白血病患者，但我国目前惟一的“中华骨髓库”仅有50000多份捐献者的资料登记，供需之间差距非常大，远远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
实际操作问题较多
第一，我国至今尚没有一部关于器官移植的法律，也没有统一的专门组织管理器官移植的机构，器官移植现状比较混乱，以致出现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得不到可用的器官，而不少想捐献遗体或器官的人又无处可捐。医疗机构缺乏专门管理、保管捐献器官及遗体的设施和必备条件以及收集、保管、安排、使用捐献器官操作形式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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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开展移植手术的供体由医疗机构自行寻找，缺乏规范和合法性，开展移植手术的医院不得不自行与全国相关单位联络，寻找器官，一旦有目标立即专门取送，甚至连接受手术的患者问及供体来源，也不敢直言相告。
第三，浪费资源严重。开展移植手术的医疗机构，每家都要自行建立一整套保额设施和设备，由于资源不能共享，供体少，设施使用率不高，耗资较大。
第四，手术患者缺少统一的安排顺序。我国器官移植医疗机构很少建立移植患者的登记册，不能有序安排捐献器官，移植手术的时间安排很盲目，经常是在获知有器官的当日，急忙寻找患者，短时间内即完成手术。这种匆忙上阵的现象极易引发纠纷。因为一旦移植不成功，患方就认为是医疗机构准备不够充分的原因。
第五，缺乏全国统一、合理的器官移植技术发展区域规划，对不同等级的医院和器官移植的专业人员资格准入缺少规定。
, 百拇医药 第六，依然需要支付费用。尽管我国有禁止****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虽然器官供体捐献本身不需要支付费用，但仍然需要支付规定收费标准范围以外的寻找费、劳务费等，而且一个器官供体大约需要费用7000～10000元左右。
依法规范 提高技术
首先，国家应当尽快立法。人体器官移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涉及社会公德、人类伦理、法律、犯罪及死亡标准各个方面。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手术例数逐年增长，能够开展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逐步增多，加上越来越多的患者渴望通过移植器官改善生活质量，因此，急需合法解决供体的来源问题。出台一部调整和规范管理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尤显重要，尽快把器官移植纳入法制管理轨道。
其次，器官移植立法可分两步走。发展器官移植技术，是与确立“脑死亡标准”分不开的。就目前情况看，改变我国现行的以心跳、呼吸停止界定死亡，转向以脑死亡为人体死亡的标准，尚需一段人们理解、更新传统观念、法律支持的艰苦过程，因此，在立法过程中，可以将脑死亡标准及人体器官移植的规范管理分开制定，分两步完成。第一步，以现行的死亡标准不变，先制定人体器官移植的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现有的行为，然后待脑死亡标准的社会条件成熟后，再加入脑死亡标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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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立法同步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人体器官捐献的认识，无疑是对我国传统的“活要完整，死要全尸”观念的一种巨大挑战，需要长期、扎实地开展科学知识普及，弘扬若自己遇有不测，让可用的器官挽救他人生命的美德，逐渐形成自愿捐献器官的社会氛围。
第四，加强器官移植的统一管理。根据我国的情况，器官捐献的渠道适合以志愿型为主，推定型和请求型为辅的形式。卫生行政部门应进行合理的区域规划，按地区或分片成立移植中心、器官供体库，并应全国联网，资源共享。需移植的患者按区域和申请时间排列顺序。对医疗机构和专业人员，卫生部门应制定资格准入标准，严格把关。
第五，确定适当经济补偿原则。虽然大多数西方国家对捐献器官者给予经济补偿持否定态度，但笔者认为，我国在精神鼓励的基础上，还是应当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或补偿，这样有利于促进捐献工作的开展。补偿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台湾地区是按照一定程度标准，由民政部门或行业学会、协会组织给予捐献者一定的丧葬费。此外，规定捐献者的近亲属接受器官移植享有优先权等，也是一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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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立法中应明确规定，倒卖人体器官就是犯罪的行为。
倒卖人体器官是违反公序良俗、社会公德、侵犯人身健康权的不良行为，应依法绝对禁止。应在《刑法》中增加“倒卖人体器官罪”相关条款。此外也应明确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进行或参与人体****的，除吊销执业证书和进行行政处罚外，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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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器官捐献移植的法律规定
很多国家对器官移植及脑死亡有法律规定，大多采取如下做法：
1.捐献的方式
推定型 日本、俄罗斯、匈牙利、奥地利、芬兰等国家采用推定同意的方式，只要患者生前没有特意表示死后不捐献器官，就被认定患者脑死亡后自然成为供体。志愿型丹麦、德国、英国多采用指定同意的方式。这种方式需要志愿者生前明确表达捐献意愿，家属在其死亡时即允许捐献器官。请求型 美国和加拿大采取医生或器官库的工作人员，主动向患者及家属提出捐献器官的请求并签订捐献合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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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体的管理及移植顺序
在国内或按地区由政府或协会、学会建立专门器官供体库，负责保存、管理捐献的器官，同时负责器官的捐献、登记。需要移植的患者配型和手术顺序的安排，使全国或某地区患者能按照需要移植的时间顺序有序进行，是许多国家的共同做法。
3.规定移植手术医院及医生资格准入制度
根据移植器官不同，如心、肝、肺、肾、眼球等，规定除专科医生外，必须具有相应设备、检验、药理的专家，方能开展移植器官业务，承担移植器官手术的医师，除专业培训合格外，还必须具有完成一定量器官移植手术的经历，才能具有手术的资格。
4.禁止买卖器官及经济补偿
所有制定器官移植法律的国家，都明文禁止器官的买卖，而且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认为，如果对移植器官以经济补偿，不合乎伦理及道德规范。但在印度、中东、菲律宾等，则规定对捐献器官的家属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认为经济补偿是被当地文化、传统所允许，也是移植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5.每年全世界大约完成65000例器官移植手术，其中45000例是肾脏移植，活体供体在总数的一半以下。美国每年可做40000例角膜移植手术。, 百拇医药
需者多而供体少
以肾移植为例，我国约有100万尿毒症患者，而且每年要增加12万人。其中约有5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但每年可供肾源仅4000个。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患者，由于得不到合适供体，要靠透析维系生命，每月支付治疗费约7000元左右。又如角膜移植，我国每年患角膜疾病患者500万人，其中有400万患者本可以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全国每年仅有700个角膜供体。我国每年有30000多新发白血病患者，但我国目前惟一的“中华骨髓库”仅有50000多份捐献者的资料登记，供需之间差距非常大，远远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
实际操作问题较多
第一，我国至今尚没有一部关于器官移植的法律，也没有统一的专门组织管理器官移植的机构，器官移植现状比较混乱，以致出现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得不到可用的器官，而不少想捐献遗体或器官的人又无处可捐。医疗机构缺乏专门管理、保管捐献器官及遗体的设施和必备条件以及收集、保管、安排、使用捐献器官操作形式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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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开展移植手术的供体由医疗机构自行寻找，缺乏规范和合法性，开展移植手术的医院不得不自行与全国相关单位联络，寻找器官，一旦有目标立即专门取送，甚至连接受手术的患者问及供体来源，也不敢直言相告。
第三，浪费资源严重。开展移植手术的医疗机构，每家都要自行建立一整套保额设施和设备，由于资源不能共享，供体少，设施使用率不高，耗资较大。
第四，手术患者缺少统一的安排顺序。我国器官移植医疗机构很少建立移植患者的登记册，不能有序安排捐献器官，移植手术的时间安排很盲目，经常是在获知有器官的当日，急忙寻找患者，短时间内即完成手术。这种匆忙上阵的现象极易引发纠纷。因为一旦移植不成功，患方就认为是医疗机构准备不够充分的原因。
第五，缺乏全国统一、合理的器官移植技术发展区域规划，对不同等级的医院和器官移植的专业人员资格准入缺少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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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规范 提高技术
首先，国家应当尽快立法。人体器官移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涉及社会公德、人类伦理、法律、犯罪及死亡标准各个方面。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手术例数逐年增长，能够开展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逐步增多，加上越来越多的患者渴望通过移植器官改善生活质量，因此，急需合法解决供体的来源问题。出台一部调整和规范管理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尤显重要，尽快把器官移植纳入法制管理轨道。
其次，器官移植立法可分两步走。发展器官移植技术，是与确立“脑死亡标准”分不开的。就目前情况看，改变我国现行的以心跳、呼吸停止界定死亡，转向以脑死亡为人体死亡的标准，尚需一段人们理解、更新传统观念、法律支持的艰苦过程，因此，在立法过程中，可以将脑死亡标准及人体器官移植的规范管理分开制定，分两步完成。第一步，以现行的死亡标准不变，先制定人体器官移植的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现有的行为，然后待脑死亡标准的社会条件成熟后，再加入脑死亡标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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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立法同步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人体器官捐献的认识，无疑是对我国传统的“活要完整，死要全尸”观念的一种巨大挑战，需要长期、扎实地开展科学知识普及，弘扬若自己遇有不测，让可用的器官挽救他人生命的美德，逐渐形成自愿捐献器官的社会氛围。
第四，加强器官移植的统一管理。根据我国的情况，器官捐献的渠道适合以志愿型为主，推定型和请求型为辅的形式。卫生行政部门应进行合理的区域规划，按地区或分片成立移植中心、器官供体库，并应全国联网，资源共享。需移植的患者按区域和申请时间排列顺序。对医疗机构和专业人员，卫生部门应制定资格准入标准，严格把关。
第五，确定适当经济补偿原则。虽然大多数西方国家对捐献器官者给予经济补偿持否定态度，但笔者认为，我国在精神鼓励的基础上，还是应当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或补偿，这样有利于促进捐献工作的开展。补偿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台湾地区是按照一定程度标准，由民政部门或行业学会、协会组织给予捐献者一定的丧葬费。此外，规定捐献者的近亲属接受器官移植享有优先权等，也是一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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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立法中应明确规定，倒卖人体器官就是犯罪的行为。
倒卖人体器官是违反公序良俗、社会公德、侵犯人身健康权的不良行为，应依法绝对禁止。应在《刑法》中增加“倒卖人体器官罪”相关条款。此外也应明确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进行或参与人体****的，除吊销执业证书和进行行政处罚外，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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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器官捐献移植的法律规定
很多国家对器官移植及脑死亡有法律规定，大多采取如下做法：
1.捐献的方式
推定型 日本、俄罗斯、匈牙利、奥地利、芬兰等国家采用推定同意的方式，只要患者生前没有特意表示死后不捐献器官，就被认定患者脑死亡后自然成为供体。志愿型丹麦、德国、英国多采用指定同意的方式。这种方式需要志愿者生前明确表达捐献意愿，家属在其死亡时即允许捐献器官。请求型 美国和加拿大采取医生或器官库的工作人员，主动向患者及家属提出捐献器官的请求并签订捐献合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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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体的管理及移植顺序
在国内或按地区由政府或协会、学会建立专门器官供体库，负责保存、管理捐献的器官，同时负责器官的捐献、登记。需要移植的患者配型和手术顺序的安排，使全国或某地区患者能按照需要移植的时间顺序有序进行，是许多国家的共同做法。
3.规定移植手术医院及医生资格准入制度
根据移植器官不同，如心、肝、肺、肾、眼球等，规定除专科医生外，必须具有相应设备、检验、药理的专家，方能开展移植器官业务，承担移植器官手术的医师，除专业培训合格外，还必须具有完成一定量器官移植手术的经历，才能具有手术的资格。
4.禁止买卖器官及经济补偿
所有制定器官移植法律的国家，都明文禁止器官的买卖，而且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认为，如果对移植器官以经济补偿，不合乎伦理及道德规范。但在印度、中东、菲律宾等，则规定对捐献器官的家属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认为经济补偿是被当地文化、传统所允许，也是移植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5.每年全世界大约完成65000例器官移植手术，其中45000例是肾脏移植，活体供体在总数的一半以下。美国每年可做40000例角膜移植手术。,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