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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典的防治想到的
http://www.100md.com 2003年10月13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2028期
     今年非典的流行,一度使得人心惶惶,如临大敌,甚至谈“非”色变。我们所称的非典从症状表现来看即中医所说的温病。温病是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分为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等,还有一种是“伏气春温”,“非典”很似此症。

    南方气候多潮湿,如广州地区,北方气候多干燥,如北京地区。当然在治疗上要因人、因地、因时、因证制宜。南方也有偏燥证者,北方也有偏湿证者,但总以审症求因,辨证论治。治疗大法应以“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扶正祛邪”或“祛邪扶正”为准则。注意症情的变化,牢牢掌握热则清之,湿则燥之,燥则润之,虚则补之,实则泄之的原则。遇到虚实挟杂,寒热错综之候,亦应辨明邪正关系,定出治则。

    在非典防治中,广东省尤其是广东省中医院充分发挥了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作出了成绩。到2003年5月31日10时,内地疫情通报广东病死数仍是57例,而北京已是181例。这充分说明北京在中医的发挥作用上应该说是认识不足的,中医介入的太晚,如果中医能够早期介入临床治疗,我想后果绝不会是这样的。《科技日报》头版大标题“中医药治非典要早介入”说的是很对的。《现代教育报》也说:“中医能够治疗非典”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北京没有很好地发挥中医的应有作用,有些老中医是干着急使不上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中医已自觉地善意地挺身而出,献出了防治非典的方药(剂),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们忽略了北京气候的特殊性,一方怎能万人服用呢?当时有些医院、诊所、药店代客煎药真是非常之忙的,昼夜地加班还是供不应求!但真正有组织的中医投入是没有的,我说“认识不足”就在于此。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总指挥吴仪5月8日下午与在京知名中医药专家座谈时强调:“中医是抗击非典型肺炎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充分认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积极利用中医药资源,发挥广大中医药医务人员的作用。”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北京轻视了中医这支队伍(力量),对“迎敌作战”是不得力的,即便有的中医参与了这项工作,亦是很少的。据有关统计,非典患者服用中药汤剂的占35.8%,单纯使用中成药的是13.3%,这两个数字加起来还不到50%,特别是重症病人用汤剂的才占3%,使用中成药的占1.3%。所以有的专家呼吁北京的非典治疗还必须提高,中医参与的比重与吴仪总指挥所谈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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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中医治疗非典已取得了疗效,但是也有不少权威人士认为:在防治非典方面不能完全依靠中医来治愈,甚至说成是“传统医药”,关于中医一字不提。事实胜于雄辩,广东在名老中医邓铁涛老教授的指导下,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激素,全部采用中医治疗,结果患者完全康复。北京有的医院中医就严格遵循中医的理论进行治疗,而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非典一线的救治过程中,面对出现喘憋,呼吸衰竭的危重患者,就是在清代吴鞠通(温病学家)所著的《温病条辨·上焦篇》:“太阴湿温喘促者,千金苇茎汤加杏仁、滑石主之”条文的启示下,依据原方对病人进行了辨证施治,而挽救了危重的病人,这说明中医在非典临床第一线发挥着作用。

    其实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这类病的描述,其云:“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而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气逆则丙丁死。”《内经》所记载的与非典出现的症状如恶寒、发热、咳嗽、头痛、呼吸困难十分相似,而且提出了如果“气逆”(正虚邪盛),病重难以治愈而死。这说明古代已有温病的流行历史和完整的记录。而有些人并没有认识这个问题,总是用西方医学的观点来看待中医,说中医不科学,没有量化标准,对细菌、病毒根本就不认识。有的人甚至说符合西医的就是科学,否则就不科学,我看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态度本身就不科学,打着“科学防治非典”的口号来指三道四,借题发挥。中医是按着中医学的理法方药去对待非典,而不是去攻所谓的冠状病毒的变种病毒。两千多年来,中医药之所以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没有被消灭,那是因为在临床实践当中有疗效。中医学是个整体医学,它通过实践再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捶炼,上升到理论,再通过升华的理论来指导实践。中医药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不断完善形成的,自有它深厚的物质基础和渊源。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有些人总是对中医“另眼”相看,张口就谈不科学,那么到底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定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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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科学者,是以一定之对象,研究之范围,而于其间求统一确实之知识者,谓之科学。从广义而言,则凡知识之有统系,而能归纳之原理者谓之科学。故哲学、史学等,皆科学也。从狭义而言,则科学与哲学、史学三者又有所不同。科学究其当然,哲学明其所以然,史学述其所已然者也。我想真正的科学家讲科学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是一门学科的知识、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就是真正科学家、学者的态度。不要走废医存药的老路,不要歧视排斥中医;废医存药是无形的,歧视消灭中医是有形的,然而是更隐匿的,甚至打着招牌是中医的,实际它是变种的。我们要相信真正的科学,不要走被历史抛弃的路子。

    老中医担心的是中医的教育,中医的教育存在严重的问题,西医的内容逐渐地增多,中医的经典著作筛减又筛减,选读再选读,都快没得可读了,培养出来的本科生、硕士、博士,能有多少在临床能看病的,疗效又如何呢?从非典的疫情观察,中医的认识不是单一地去杀死病毒,而是通过四诊、八纲、中医诊断确定疾病的证候,然后定出治疗原则,选方遣药给以整体的调节,这就是理法方药、辨证论治,这也就是中医学的精髓。而有的人中医理论不扎实,基本功不过硬又缺乏临床经验,只跟着人家跑,一味地去解毒!正如87岁的邓铁涛老教授痛心地说:“中医院校目前培养不出来高明的中医,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实,令人可怕的事实!”“这是国家中医教育必须改革的重大问题。”我经常和病人打交道和所带的学生打交道,我是深有感触的,完全同意邓老的意见。中医教育改革的目的,是要培养出真正的高明的中医人才,是“明医”而不是空有虚名的“名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贡献!西方好的东西,先进的东西,我们要学,而且要学好,拿来为我所用,充实我们的知识内容,不要盲目地去追求,否则就是西化了。而我们自己的东西要很好地继承发扬,要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人才。我们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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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我给章士钊老先生诊病,当时章老住在东城史家胡同,一天看完病后正和老先生谈论请教《金匮要略》中的一个字,得知周恩来总理要来看望章老,秘书示意章老让我回避,先生说不要走,说给我介绍一位老朋友,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总理很随和,很健谈,当提到中医的问题时,总理深有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很好地学习中医,将来有可能向外国去学中医。”这句话意味深长,当时我的脸是热烘烘的,至今难忘!

    我对在广东省中医院收的两个弟子,要求他们把《伤寒杂病论》的原序背下来,要理解其内容的精神内涵,并和他们说“要做自己的龙头,不当人家的尾巴”。我认为张仲景著的《伤寒杂病论》的原序,对每一位中医来说都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应当很好地学习。他不但讲了当时的大疫流行,还谈到做医生要有高明的医术、医德、医风,并寓有如何做人的道理,内容深邃,至今仍是学习中医必读之经典。我想,要做一名合格的中医,不在你取得什么文凭,什么职称,什么学历,什么学位,而要看你的专业基本功是否扎实,有没有真才实学,有无过硬的本领。无论是搞教学,是做研究,都不应该脱离临床,做临床工作的也不能脱离开理论,要不断地学习充实自己,不骄不躁,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真正成为一个理论联系实际,能以一变应万变的高水平的中医。

    我不反对西医,但我更相信中医,如果中西医相互尊重,真正发挥两个优势,很好地协作,那将是造福于人民的。江泽民主席说的好:“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相互补充,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完善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说的多么精辟,我们应很好地深入地去认识,去学习。, 百拇医药(吉良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