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1)
一、中医时空医学发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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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医学》
人类生活在宇宙中，而其诸如太阳黑子、太阳风及电磁微粒辐射、星体及月球效应、宇宙射线、彗星碎片、爆炸的超星体和类星体重力波等无时无刻都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人体的机能。随着空间技术和生物物理、生物化学研究的高速发展，天体对于人类机能影响的机理被逐步得到了证实和阐明，于是时空医学、时空治疗学就应运而生。
中医时空治疗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内容是中医治疗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除了和古人对人体生理病理的研究认识水平有关外，还与古代天文、历法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特别是还与古人的“天人相应”哲学思想分不开，当时认为人和天地自然都来源于气，受着阴阳、五行规律的支配，因此人和自然具有相通或相类的关系。当时的医学巨著《内经》还把时空观作为评定医生医术水平的标准，例如《素问·著至教论》云：“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认为医道教众传世首重时空观，这对后世中医时空治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国外自从1729年法国天文学家德曼仁公布了他观察到植物叶片随昼夜变化而周期变动结果以来，生物界对生命节律的研究日益重视，人们已经认识到节律性是生命的重要特征。随着研究的深入，1937年在瑞典召开了国际生物节律会议，随之时间生物学诞生，不久时间医学及时空治疗的研究蜂拥而至，目前有关时空医学方面的理论、 临床及实验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有近4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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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临床工作者如何根据人体的生理病理结合天文、地理对人体的影响来综合诊治疾病？中医临床用药如何降低毒副作用而使药物作用达到最高疗效？这正是本书研究和探讨的核心。
一. 中医时空医学发展概要
(一)、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以前时空医学处在最初始阶段，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仅《周礼·天官》有时间与疾病关系的记录。而春秋战国时期，这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阶段，期间祖国医学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实践医学的进步，二是医学理论的形成。现存最早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是此时期医学水平的集中体现，中医时空医学的内容在其中得到了集中反映。
《灵枢·岁露》已经认识到“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坚......至月廓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并总结人体有多种生理节律，其中日节律(昼夜节律)中有阴阳消长节律，人气生长收藏节律，卫气周行节律，经脉气血流注节律。月节律中有气血盈亏变化节律，月经节律。而年节律(四时节律)中有阴阳消长节律，人气生长收藏节律，五脏主时节律，脉象变动节律，色泽变动节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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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时间和疾病变动的关系，《内经》也有仔细的观察，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说：“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此外还指出病情变化及预后有五脏的特异性，如对于肝病的变化规律，《素问·脏气法时论》说：“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如此以时间周期来说明病因，阐明病性，指明传变，推断预后等论述，在《内经》中还有很多。
《内经》还提出以脉象和色泽的变动节律来诊断疾病，确立了“因时制宜”的治疗原则，反复强调要“因天时而调血气”，无论用药或针灸，都必须随时间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措施，要“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四时气之浮沉，参伍相合而调之。”否则将引起不良后果，如《灵枢·卫气行》所云：“日有长短，春夏秋冬各有分理。......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百病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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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内经》在诊断病情和治疗方面，不仅注意其内在的变化，而且还注意到外界气候变化对于人体的影响，如其中的天元纪、五运行、六微旨、气交变、五常政、六元正纪、至真要七篇大论，以及刺法、本病两遗篇等其主要内容就是讲述天体的运动，气候的变化以及对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太过和不及的情况，对于人体的影响，从而说明某些疾病的病理机制等问题。
总之，《内经》在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的时空医学成就，标志着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医时空医学的独特体系已经具备，仅还未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化出来。
(二).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中医临床医学进展很快，成为这一时期祖国医学发展的特点。突出表现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出现。
张仲景经过长期的实践观察和验证，在临床上总结了许多疾病发展变化的时间节律。如对虚劳病，《金匮·血痹虚劳病并治》篇说：“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瘥。”这是对虚劳病年变动节律的描述。对于带下及崩漏病，己观察到其症状变化的昼夜节律，《金匮·妇人杂病脉症并治》篇说：“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痛，手足烦热，唇干口燥。”此外，如风湿病患者“一身尽痛，发热日晡所剧”；女劳疸患者的“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妇女患热入血室时，表现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干姜附子汤证的“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燥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数，身无大热”；小承气汤证的“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等都一一指出了疾病变化的昼夜节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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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辨证是张仲景创立的外感病的辨证体系。对于六经病缓解痊愈的时间节律性，《伤寒论》有明确叙述。“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伤寒论》认为疾病缓解痊愈的时间节律性，是阴阳变化的结果，“凡病欲知何时得，何时愈......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阳得阴则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阴得阳解也。”
在择时治疗和服药上，仲景有许多具体的规定，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首次提出了运用汗吐下法的适宜时间，即“春夏宜发汗”，“春宜吐”，“秋宜下”等，受到后人推崇。择时服药方面，张仲景提出十枣汤宜“平旦温服之”，泽漆汤宜“温服五合，至夜尽”，枣荚丸宜“日夜一服”，麦门汤宜“日三夜一服”等。
此外，华佗《中藏经》对时空医学也有颇多论述，如认为“阳病则旦静，阴病则夜宁，阴阳运动，得时而宁；阳虚则暮乱，阴虚则朝争，朝暮交错，其气厥横”。劳伤“昼感之则病荣，夜感之则病卫，荣卫运行，内外交运，而各从其昼夜也”。小肠有疾“则当暮发热，明旦而止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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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秦汉时期中医时空医学的发展，主要体现了张仲景对临床医学的贡献方面，他不仅认识到许多疾病的时间节律，而且提出了择时治疗和服药的原则。
(三). 两晋隋唐时期
该时期对时空医学的发展所做的工作主要在因时施治和摄生方面。如《小品方》系晋人陈延之所著，该书因时施治的记载很多；如治疗消渴止小便频数方要求夜间服，治疗伏梁心积方则早晨服，治疗黄疸用麻黄一味“冬月用酒，春宜用水煮之”。《千金要方》是我国重要的古医籍之一，作者孙思邈对时空医学很重视，故该书有关内容丰富，在药物施治上强调择时，如用人参汤安食下气、理胸胁、并治客热时，应在早晨至午后晡时之间服用，黄昏及夜间不宜用之；治风痱用荆沥汤，宜午后进服；而对用地黄汤退虚热则应因时而用不同剂型，“平时水煎服，四五月间作散剂服”。《千金方》关于因时用药还归纳总结为“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而凡滋补药宜在平旦服等。《外台秘要》对药物的因时使用也有丰富的记载，如治咳嗽气喘的上气方，认为夜卧服之效佳，可解除多年痼疾；疗痃癖方则平旦温服，可增强药物作用；该书对病变的发生还从时间角度予以阐发，如关于脾咳的形成，释为在脾应旺之夏季时，“而脾气虚不能旺”，恰逢寒气伤之而咳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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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视养生方面，如《千金要方》对练气功者强调应在“每旦夕而向午”，因旦夕二时是自然界阴阳转换之时，其“日旦五更初暖气至，夕则冷气至”，而“一切万物中代谢往来，如昼夜之更迭”；《外台秘要》则指出“人不得每夜食”，“夫食生肉鲙，必须日午前......
午后阴阳交错，人腹中亦顺天时”等。此期还有专著论及四时摄生，如唐朝郑景岫的《南中四时摄生论》，穆殷《四气摄生论》等。
归纳该时期研究特点与成就，主要是在因时养生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应用中医理论对因时养生的机理做了阐述，补充了《内经》因时养生的思想内容，出现了因时养生专著。对因时用药也进行了探索，总结了临床经验，提出了新的见解。
(四). 宋金元时期
如果说秦汉隋唐的中医时空医学，是在《内经》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积累实践经验的阶段，那么宋金元时代就是在前一阶段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与提高的阶段。这一时期时空医学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对运气学说的研究和对子午流注针法的创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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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气学说即所谓“五运六气”预测疾病和气候变化的一种学说，其间首先是王冰在整理《内经》时，将运气七篇大论补入《素问》，其对运气学说的发展和继承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继后，宋代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刘温舒著《素问论奥》，专门论述五运六气，并绘图说明。王安石变法以后，更把运气学说作为太医局考试医生的科目之一，甚至有“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的医学彦语。这就
形成了此期中医时空医学的一大特点。
宋代陈无择的《三因及一病方论》专有“六气时行民病证治”一节，把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六年节律加以联系。如辰戌之岁，太阳司天，太阴在泉，“初之气，民病瘟，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二之气，民病气郁中满；三之气，民病寒，反热中，痈疽注下，心热瞀闷；四之气，民病大热，少气，肌肉痿，足痿，注下赤白；五之气，民气乃舒；终之气，民病惨惨孕死”。其他年份也各按六气列出了时行疾病，并提出了每年的主用方剂和按时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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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医学四大家都对时空医学有一定的研究，特别是以李东垣为代表的补土派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从《脾胃论》、《内外伤辨惑》、《兰室秘藏》、《医学发明》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李东垣己有根据季节确定治法和用药法度的论述，如主张春天患病者，于所用药内加清凉风药，夏天患病加大寒药，秋天患病加温气药，冬天患病加大热药；并具体指出“冬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龙，春夏不服桂枝，秋冬不服麻黄”而季节不同有不同的时令方，如春天宜服补中益气汤，夏天宜服清暑益气汤，秋天服升阳益胃汤，冬天服神圣复气汤。季节不同，加减用药也不同，如羌活愈风汤在望春大寒后宜加半夏、柴胡、人参，......霜降之后望冬加附子、官桂、当归等。对于择时服药，李东垣则提出食前服，食后服，食远服，空心服，五更服，上午服，巳午间服，临卧服和不拘时服九种方案。在根据时间节律诊断疾病方面，也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原则性意见，他说“昼则发热，夜则安静，是阳气自旺于阳分也。昼则安然，夜则发热烦燥，是阳气下陷于阴中也......昼则发热烦燥，夜亦发热烦燥，是重阳无阴也”。
李东垣之所以能在中医时空医学方面如此建树，是和他的老师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张氏《医学启源》中已有大量的时空医学方面的论述，李东垣继承了张元素丰富的经验，并传给了弟子罗天益。因而罗氏对时空医学的研究更提高了一步，他在《卫生宝鉴》一书中，既提出“时不可违”的原则，又指出“舍时从证”的变通方法，而这又与张子和的意见恰好一致。张子和最推崇春宜吐、春夏宜汗、秋宜下的治则，但他又提出“四时有急吐者，不必直待春时......”否则会“误人大病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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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元时期在时空医学上的另一成就，就是创立了子午流注针法，金代的《子午流注针经》，对后世时间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以《内经》时代作为中医时空医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那么宋金元时期就是中医时空医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这个时期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临床实践上都有不少突破，直到现在，仍可认为是中医时空医学发展的辉煌时代。
(五). 明清时期
明清时代的中医时空医学，是在宋金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四时用药例”的专论，主张春月宜加辛温之药，夏月宜加辛热之药，秋月宜加酸温之药，冬月宜加苦寒之药，以顺时气而养天和。王清任观察到淤血发热有昼夜节律性，且有交节气而易发的特点。唐容川的《血证论》中详细论述了“时复”血证的年节律和治疗方法。赵献可则在《内经》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朔后为阳，望后为阴”的著名论点，并指导着临床的辨证诊断和治疗，他说“阳病则昼重而夜轻，阳气与病气交旺也；阴病则昼轻而夜重，阴气与病气交旺也；若夫阳虚病则昼轻，阴虚病则夜轻，阴阳各归其分也。治之者既定其时，以证其病，若未发之时，当迎而夺之......若正发之时，当避其锐锋，若势己杀，当击其惰归，恐旷日迟久，反生他患也。至于或昼或夜，时作时止，不时而动，是纯虚之证，又不拘泥于昼夜定候，当广服补药，以养其正”。郑寿全《医理真传》则根据对“子时一阳发动，起真水上交于心；午时一阴初生，降心火下交于肾，一升一降，往来不穷，性命于是立乎”的认识，详细分析了许多具有明显时间节律性变化病证的机理与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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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医学的一个重大进展是温病学派的兴起。温病是一类时间性很强的疾病，温病大家叶天士有很多因时施治的论述，如他用时间节律来解释病因病机，依据时间变化来推断疾病的转归，还根据时间节律来确定治疗法则和用药。在择时服药方面，他有很多典范性的医案，如早温肾阳，晚补脾气；晨滋肾水，午健脾阳......。
雷少逸的《时病论》，则专门论述一年四季的多发病，如春天的春温、风温和伤风，夏天的泄泻、痢疾和中暑，秋天的疟疾、湿温和秋燥，冬天的咳嗽、伤寒和冬温。这些时令病都有各自的发病时间。如雷氏所言“夫春时病温，夏时病热，秋时病凉，冬时病寒......按四时五运六气而分治之，名为时医。是为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时病，治时病而用时方，且防其何时而变，决其何时而解，随时斟酌”。
总之，随着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发展，对时令病按时间发生的研究，是此时期中医时空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六). 新中国成立以后
建国以来，中医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中医时空医学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先后有《子午流注针法》、《子午流注说难》、《古典时间治疗学
━ 子午流注与灵龟八法》等专科性书籍出版，使时间针灸学在临床上进一步得到了重视。近几年来，随着国外时间生物学的发展，中医时空医学亦被重新认识和评价，其研究中医时空医学的文献约400篇， 同时还出版了《运气学》、《天人相应与辨证论治》和《中医时间医学》等专著。归纳起来此期的研究特点是应用现代时间生物学和时空医学理论与成就，发掘整理中医时空医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现代科研方法和手段，在观察效果中，已经注重病例的对照、统计学处理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使之更科学地、准确地探讨生物节律并应用于临床。, 百拇医药
中医时空治疗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内容是中医治疗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除了和古人对人体生理病理的研究认识水平有关外，还与古代天文、历法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特别是还与古人的“天人相应”哲学思想分不开，当时认为人和天地自然都来源于气，受着阴阳、五行规律的支配，因此人和自然具有相通或相类的关系。当时的医学巨著《内经》还把时空观作为评定医生医术水平的标准，例如《素问·著至教论》云：“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认为医道教众传世首重时空观，这对后世中医时空治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国外自从1729年法国天文学家德曼仁公布了他观察到植物叶片随昼夜变化而周期变动结果以来，生物界对生命节律的研究日益重视，人们已经认识到节律性是生命的重要特征。随着研究的深入，1937年在瑞典召开了国际生物节律会议，随之时间生物学诞生，不久时间医学及时空治疗的研究蜂拥而至，目前有关时空医学方面的理论、 临床及实验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有近4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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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临床工作者如何根据人体的生理病理结合天文、地理对人体的影响来综合诊治疾病？中医临床用药如何降低毒副作用而使药物作用达到最高疗效？这正是本书研究和探讨的核心。
一. 中医时空医学发展概要
(一)、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以前时空医学处在最初始阶段，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仅《周礼·天官》有时间与疾病关系的记录。而春秋战国时期，这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阶段，期间祖国医学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实践医学的进步，二是医学理论的形成。现存最早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是此时期医学水平的集中体现，中医时空医学的内容在其中得到了集中反映。
《灵枢·岁露》已经认识到“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坚......至月廓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并总结人体有多种生理节律，其中日节律(昼夜节律)中有阴阳消长节律，人气生长收藏节律，卫气周行节律，经脉气血流注节律。月节律中有气血盈亏变化节律，月经节律。而年节律(四时节律)中有阴阳消长节律，人气生长收藏节律，五脏主时节律，脉象变动节律，色泽变动节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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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时间和疾病变动的关系，《内经》也有仔细的观察，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说：“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此外还指出病情变化及预后有五脏的特异性，如对于肝病的变化规律，《素问·脏气法时论》说：“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如此以时间周期来说明病因，阐明病性，指明传变，推断预后等论述，在《内经》中还有很多。
《内经》还提出以脉象和色泽的变动节律来诊断疾病，确立了“因时制宜”的治疗原则，反复强调要“因天时而调血气”，无论用药或针灸，都必须随时间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措施，要“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四时气之浮沉，参伍相合而调之。”否则将引起不良后果，如《灵枢·卫气行》所云：“日有长短，春夏秋冬各有分理。......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百病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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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内经》在诊断病情和治疗方面，不仅注意其内在的变化，而且还注意到外界气候变化对于人体的影响，如其中的天元纪、五运行、六微旨、气交变、五常政、六元正纪、至真要七篇大论，以及刺法、本病两遗篇等其主要内容就是讲述天体的运动，气候的变化以及对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太过和不及的情况，对于人体的影响，从而说明某些疾病的病理机制等问题。
总之，《内经》在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的时空医学成就，标志着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医时空医学的独特体系已经具备，仅还未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化出来。
(二).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中医临床医学进展很快，成为这一时期祖国医学发展的特点。突出表现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出现。
张仲景经过长期的实践观察和验证，在临床上总结了许多疾病发展变化的时间节律。如对虚劳病，《金匮·血痹虚劳病并治》篇说：“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瘥。”这是对虚劳病年变动节律的描述。对于带下及崩漏病，己观察到其症状变化的昼夜节律，《金匮·妇人杂病脉症并治》篇说：“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痛，手足烦热，唇干口燥。”此外，如风湿病患者“一身尽痛，发热日晡所剧”；女劳疸患者的“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妇女患热入血室时，表现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干姜附子汤证的“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燥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数，身无大热”；小承气汤证的“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等都一一指出了疾病变化的昼夜节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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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辨证是张仲景创立的外感病的辨证体系。对于六经病缓解痊愈的时间节律性，《伤寒论》有明确叙述。“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伤寒论》认为疾病缓解痊愈的时间节律性，是阴阳变化的结果，“凡病欲知何时得，何时愈......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阳得阴则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阴得阳解也。”
在择时治疗和服药上，仲景有许多具体的规定，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首次提出了运用汗吐下法的适宜时间，即“春夏宜发汗”，“春宜吐”，“秋宜下”等，受到后人推崇。择时服药方面，张仲景提出十枣汤宜“平旦温服之”，泽漆汤宜“温服五合，至夜尽”，枣荚丸宜“日夜一服”，麦门汤宜“日三夜一服”等。
此外，华佗《中藏经》对时空医学也有颇多论述，如认为“阳病则旦静，阴病则夜宁，阴阳运动，得时而宁；阳虚则暮乱，阴虚则朝争，朝暮交错，其气厥横”。劳伤“昼感之则病荣，夜感之则病卫，荣卫运行，内外交运，而各从其昼夜也”。小肠有疾“则当暮发热，明旦而止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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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秦汉时期中医时空医学的发展，主要体现了张仲景对临床医学的贡献方面，他不仅认识到许多疾病的时间节律，而且提出了择时治疗和服药的原则。
(三). 两晋隋唐时期
该时期对时空医学的发展所做的工作主要在因时施治和摄生方面。如《小品方》系晋人陈延之所著，该书因时施治的记载很多；如治疗消渴止小便频数方要求夜间服，治疗伏梁心积方则早晨服，治疗黄疸用麻黄一味“冬月用酒，春宜用水煮之”。《千金要方》是我国重要的古医籍之一，作者孙思邈对时空医学很重视，故该书有关内容丰富，在药物施治上强调择时，如用人参汤安食下气、理胸胁、并治客热时，应在早晨至午后晡时之间服用，黄昏及夜间不宜用之；治风痱用荆沥汤，宜午后进服；而对用地黄汤退虚热则应因时而用不同剂型，“平时水煎服，四五月间作散剂服”。《千金方》关于因时用药还归纳总结为“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而凡滋补药宜在平旦服等。《外台秘要》对药物的因时使用也有丰富的记载，如治咳嗽气喘的上气方，认为夜卧服之效佳，可解除多年痼疾；疗痃癖方则平旦温服，可增强药物作用；该书对病变的发生还从时间角度予以阐发，如关于脾咳的形成，释为在脾应旺之夏季时，“而脾气虚不能旺”，恰逢寒气伤之而咳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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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视养生方面，如《千金要方》对练气功者强调应在“每旦夕而向午”，因旦夕二时是自然界阴阳转换之时，其“日旦五更初暖气至，夕则冷气至”，而“一切万物中代谢往来，如昼夜之更迭”；《外台秘要》则指出“人不得每夜食”，“夫食生肉鲙，必须日午前......
午后阴阳交错，人腹中亦顺天时”等。此期还有专著论及四时摄生，如唐朝郑景岫的《南中四时摄生论》，穆殷《四气摄生论》等。
归纳该时期研究特点与成就，主要是在因时养生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应用中医理论对因时养生的机理做了阐述，补充了《内经》因时养生的思想内容，出现了因时养生专著。对因时用药也进行了探索，总结了临床经验，提出了新的见解。
(四). 宋金元时期
如果说秦汉隋唐的中医时空医学，是在《内经》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积累实践经验的阶段，那么宋金元时代就是在前一阶段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与提高的阶段。这一时期时空医学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对运气学说的研究和对子午流注针法的创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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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气学说即所谓“五运六气”预测疾病和气候变化的一种学说，其间首先是王冰在整理《内经》时，将运气七篇大论补入《素问》，其对运气学说的发展和继承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继后，宋代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刘温舒著《素问论奥》，专门论述五运六气，并绘图说明。王安石变法以后，更把运气学说作为太医局考试医生的科目之一，甚至有“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的医学彦语。这就
形成了此期中医时空医学的一大特点。
宋代陈无择的《三因及一病方论》专有“六气时行民病证治”一节，把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六年节律加以联系。如辰戌之岁，太阳司天，太阴在泉，“初之气，民病瘟，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二之气，民病气郁中满；三之气，民病寒，反热中，痈疽注下，心热瞀闷；四之气，民病大热，少气，肌肉痿，足痿，注下赤白；五之气，民气乃舒；终之气，民病惨惨孕死”。其他年份也各按六气列出了时行疾病，并提出了每年的主用方剂和按时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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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医学四大家都对时空医学有一定的研究，特别是以李东垣为代表的补土派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从《脾胃论》、《内外伤辨惑》、《兰室秘藏》、《医学发明》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李东垣己有根据季节确定治法和用药法度的论述，如主张春天患病者，于所用药内加清凉风药，夏天患病加大寒药，秋天患病加温气药，冬天患病加大热药；并具体指出“冬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龙，春夏不服桂枝，秋冬不服麻黄”而季节不同有不同的时令方，如春天宜服补中益气汤，夏天宜服清暑益气汤，秋天服升阳益胃汤，冬天服神圣复气汤。季节不同，加减用药也不同，如羌活愈风汤在望春大寒后宜加半夏、柴胡、人参，......霜降之后望冬加附子、官桂、当归等。对于择时服药，李东垣则提出食前服，食后服，食远服，空心服，五更服，上午服，巳午间服，临卧服和不拘时服九种方案。在根据时间节律诊断疾病方面，也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原则性意见，他说“昼则发热，夜则安静，是阳气自旺于阳分也。昼则安然，夜则发热烦燥，是阳气下陷于阴中也......昼则发热烦燥，夜亦发热烦燥，是重阳无阴也”。
李东垣之所以能在中医时空医学方面如此建树，是和他的老师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张氏《医学启源》中已有大量的时空医学方面的论述，李东垣继承了张元素丰富的经验，并传给了弟子罗天益。因而罗氏对时空医学的研究更提高了一步，他在《卫生宝鉴》一书中，既提出“时不可违”的原则，又指出“舍时从证”的变通方法，而这又与张子和的意见恰好一致。张子和最推崇春宜吐、春夏宜汗、秋宜下的治则，但他又提出“四时有急吐者，不必直待春时......”否则会“误人大病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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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元时期在时空医学上的另一成就，就是创立了子午流注针法，金代的《子午流注针经》，对后世时间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以《内经》时代作为中医时空医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那么宋金元时期就是中医时空医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这个时期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临床实践上都有不少突破，直到现在，仍可认为是中医时空医学发展的辉煌时代。
(五). 明清时期
明清时代的中医时空医学，是在宋金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四时用药例”的专论，主张春月宜加辛温之药，夏月宜加辛热之药，秋月宜加酸温之药，冬月宜加苦寒之药，以顺时气而养天和。王清任观察到淤血发热有昼夜节律性，且有交节气而易发的特点。唐容川的《血证论》中详细论述了“时复”血证的年节律和治疗方法。赵献可则在《内经》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朔后为阳，望后为阴”的著名论点，并指导着临床的辨证诊断和治疗，他说“阳病则昼重而夜轻，阳气与病气交旺也；阴病则昼轻而夜重，阴气与病气交旺也；若夫阳虚病则昼轻，阴虚病则夜轻，阴阳各归其分也。治之者既定其时，以证其病，若未发之时，当迎而夺之......若正发之时，当避其锐锋，若势己杀，当击其惰归，恐旷日迟久，反生他患也。至于或昼或夜，时作时止，不时而动，是纯虚之证，又不拘泥于昼夜定候，当广服补药，以养其正”。郑寿全《医理真传》则根据对“子时一阳发动，起真水上交于心；午时一阴初生，降心火下交于肾，一升一降，往来不穷，性命于是立乎”的认识，详细分析了许多具有明显时间节律性变化病证的机理与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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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医学的一个重大进展是温病学派的兴起。温病是一类时间性很强的疾病，温病大家叶天士有很多因时施治的论述，如他用时间节律来解释病因病机，依据时间变化来推断疾病的转归，还根据时间节律来确定治疗法则和用药。在择时服药方面，他有很多典范性的医案，如早温肾阳，晚补脾气；晨滋肾水，午健脾阳......。
雷少逸的《时病论》，则专门论述一年四季的多发病，如春天的春温、风温和伤风，夏天的泄泻、痢疾和中暑，秋天的疟疾、湿温和秋燥，冬天的咳嗽、伤寒和冬温。这些时令病都有各自的发病时间。如雷氏所言“夫春时病温，夏时病热，秋时病凉，冬时病寒......按四时五运六气而分治之，名为时医。是为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时病，治时病而用时方，且防其何时而变，决其何时而解，随时斟酌”。
总之，随着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发展，对时令病按时间发生的研究，是此时期中医时空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六). 新中国成立以后
建国以来，中医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中医时空医学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先后有《子午流注针法》、《子午流注说难》、《古典时间治疗学
━ 子午流注与灵龟八法》等专科性书籍出版，使时间针灸学在临床上进一步得到了重视。近几年来，随着国外时间生物学的发展，中医时空医学亦被重新认识和评价，其研究中医时空医学的文献约400篇， 同时还出版了《运气学》、《天人相应与辨证论治》和《中医时间医学》等专著。归纳起来此期的研究特点是应用现代时间生物学和时空医学理论与成就，发掘整理中医时空医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现代科研方法和手段，在观察效果中，已经注重病例的对照、统计学处理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使之更科学地、准确地探讨生物节律并应用于临床。,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