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惠及13亿人的医疗保健大系——中医药战略地位何在？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东方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在当代社会硕果仅存的鲜活的例证。然而一百多年前，随着满清政府的国门在外国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轰然坍塌及与之相伴的西方文明跨国界传播的影响，中医药学的发展在现化文明的挤压与倾轧下，如耄耋老者，步履蹒跚。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中医药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相较于西医学的进步，其势仍危，中医药特有的有效性、经济性、非破坏性和整体性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近日，由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支持、中国科技信息所联合有关单位进行的“中医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结束。此项课题研究历时1年，实地调查了50余家单位，组织了10多次较大规模的座谈会和研讨会，对中医药战略地位、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等关键问题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和观点，深刻地触动了中医界，并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三大误区制约中医药发展
中医药是以东方哲学思想为导向，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一套完整、系统、先进的医学科学体系。她以与西方医学完全不同的视角理解人体，强调人体的形神融合，对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和人的生命给予了充分的、必须的尊重，可以说中医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解读人体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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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宪法》赋予了中医药与现代医学的平等地位，党的三代领导人也对中医药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但由于在中医药发展战略、政策法规、体制、科研和人才等领域均存在的诸多问题，使中医药学的发展明显滞后于西医药学的发展，本应在国人医疗保健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医药只能成为西医的从属和附庸。正如上世纪80年代，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指出的，“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全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误区之一：重西医轻中医
中医与西医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中医院与西医院的发展不平衡。1949年，全国中医人员有27.6万人，2001年为33.4万人，增加了21%，而同期全国人口增加了两倍；1949年全国西医人员有8.7万人，2001年达到175.1万人，增加20倍。就医院数量而言，1999年全国综合性医院10793家，而中医院仅2449家，约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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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院的数量、规模和教学内容不能适应中医药发展的需要。1998年，全国医药高等院校共118所，其中中医院校(含民族医院校)33所(2003年为29所)，不及西医院校数的一半，且中医院校规模远较西医院校小。1995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在校生共256，003人，其中中医院校在校生仅44，737人(含民族医院校及西医院校中医系在校生)，仅为西医在校生的1/5。从1956年创建中医学院至今，共毕业中医本科生不足30万人。而民国初年时全国有中医80万人，那时我国人口不足4亿，平均每500人有一个中医大夫；今天全国13亿人，只有33.4万中医，平均每4000人有一名中医，可见中医人数已远远落后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在课程设置方面，中医院校学生学习中医与西医的时间基本相等，如某中医学院中医专业，19门西医课占总学时的31.22%，是西医院校中医课时的5～10倍，19门中医课仅占42.88%，其余26%为公共课。如此培养出的毕业生，中医不行，西医稀松，因此相当多的中医专业毕业生不得不改行就西、搞药、从政、经商。
国家卫生资金的投入不平等。1995年，部(局)级综合医院年院均差额拨款数为中医医院的2.29倍，专项拨款数量是中医医院的1.37倍；到2000年，此差额虽有所减少，分别为2倍和1.2倍，但仍表明国家对中医院的投入力度与综合医院比差距较大。在科研方面，中医药的科研经费与西医药相比则更为悬殊，为8.7：91.3，不及其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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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之二：重中药轻中医
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独特的用药方式，但近年来，以中药新药开发为名而行废医存药之实的研究模式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在临床中，提倡采用西医诊疗模式使用中成药；在科研中，强调以一类、二类新药为目标，参照西方的植物药的研究模式，按照病名对中药进行二次开发，寄希望采用分子生物学、细胞学、基因组学等现代手段来分析中药的成分和药效，开发出专治某病的中成药，并使之跻身于国际主流医药市场。中药的发展正在走上一条简单模仿西药的道路，而失去中医药学理论指导的中药，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阻碍中医药学的发展，甚至埋葬中医药，马兜铃酸事件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误区之三：重效益轻中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医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掀起引进高技术设备的狂潮。这不仅耗费了巨额的卫生资源，也使得医药费用剧增。与此同时，药品收入长期以来在医院经济收入中“挑大梁”的医院经营模式也使医药费用日益膨胀。这反而使中医“简、效、便、廉”的优势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拌脚石”，限制了中医药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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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1991年，中医医院比综合医院职工人均年业务收入高766元。但到1995年却变正为负，即中医医院职工年人均业务收入比综合医院职工年人均业务收入少8200元，到2000年，此差距变为2.4761万元。具体到每一医生的年业务收入，中医医院与综合医院的实际水平差距更大，1995年，中医医院每一医生年人均业务收入比综合医院医生年人均业务收入少3.5949万元，2000年竟猛增至10.3133万元，而且此差距还有逐年增大的趋势。
医生的业务收入低，就意味着医院的经济效益差。这不仅大大降低了中医生使用中医药的积极性，也使中医科室在综合医院中的地位一降再降，形同虚设，其门诊、病房面积一再“缩水”，几无立足之地。
构筑13亿人的医疗保健大系寄望中医
从1991年到2001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从895.21亿元增加到5084.2亿元，10年间增长了近5倍；占GDP的百分比也从1991年的4.14%上升到2001年的5.3%，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排序中，我国仅排在第144位，远比人均GDP不仅我国的埃及(63)、印尼(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等国还低。其原因何在？回想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惠及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覆盖率高达85%，曾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楷模，何以我国今天失去上世纪70年代创造的相当完备的医疗卫生体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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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且人均寿命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在这一成就的取得中，赤脚医生制度和农村三级卫生网的建设功不可没，中医药也起到了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普及，医疗日益追求经济效益，这使得我国卫生资源逐渐呈现出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的趋势，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与此同时，政府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投入却在逐年减少，每年约下降1%。1980年，我国政府卫生投入占全国卫生总费用36%，到2000年下为不足15%。与此同时，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1980年的23%上升到2000年的55%；特别是农村，95%以上农民自己负担医疗保健费用，这使得在我国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层出不穷。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国的医疗体系将何去何从？
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发达的医疗保健体系。1994年，美国人均卫生保健费用为3510美元，医疗卫生总支出为9494亿美元，达到世界上最高水平。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总支出达到1.3万亿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即使如此，美国仍有15%的人，即4000万人享受不到起码的医疗服务。巨额的医疗负担使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都无力负担，为此美国国会于1992年支持NIH成立了替代医学办公室，随后发展成为国家补充药物与替代医学中心(NCCAM)，其预算迅速从1992年的200万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2.47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123.5倍。同时白宫在2000年成立了白宫替代医学委员会，根据2000年2月8日通过的执行规定，负责提出一套具有法律和行政效力的建议，使普通公众能最大限度地受益于补充和替代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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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我国现行的医疗保健体系，如果我们采用美国的模式，那么要达到美国的医疗水平，我们一年支付的医疗卫生费用将达到6万亿美元，是我国2002年GDP
1.388万亿美元的4倍多。即使如此，我们尚有15%，即1.5亿人享受不到起码的医疗服务，这样的模式我们不能学，也根本学不起。
防治SARS的成功不仅再次显示了中医药的威力，也为我们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体系指点了迷津。根据广州经验，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一个SARS患者约需5000元人民币，而西医治疗一名SARS病人需10万元人民币，是中医的20倍。而近日发现在北京感染SARS的医务人员中因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有1/3～1/2已出现骨坏死的新闻则更使我们不得不再次重新审视现代医学的功过，在福泽苍生背后，是巨大的误治和药害之痛。据统计，由于医学分科越来越细，美国医生的误诊率已高达50%以上；美国每年因药物副作用引发的需要住院处理的病例数达到221.6万例，其中有10.6万人最终因无法医治而死亡。由于中医药的安全有效，美国民众的热情也空前高涨，2000年，美国有6.3亿人次接受中医治疗，平均每人每年看3次中医；中医医疗支出达到212亿美元，其中190亿美元是完全自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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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素以“简效便廉”著称，其“黑箱取物”式的通过病人外在症状表现信息推测内在病理变化的诊断方式尽管这样那样的不完善，但并不妨碍其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的效果，否则中华民族就不可能生息繁衍、历经五千年而不衰，更不可能创造出曾经让全世界顶礼膜拜的繁荣昌盛和灿烂辉煌的东方文明，只能在伤痛的缠绕中黯然陨落。同时与西医相比，中医治疗的价格低廉显而易见。以2000年为例，卫生部(局)属综合医院出院患者平均每天住院费用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属中医医院高出147.2元；省、自治区、直辖市属综合医院出院患者平均每天住院费用比同级中医医院高66.9元；县旗属高出44.4元。2000年县属综合医院人均药品费23.9元，人均治疗费为12.7元；而在中医院仅为23.1元和5.3元，其差距不言自明。中医药已成为城市中弱势群体及贫困人群健康保障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中医药更受到重视与青睐。中医药要发展，已不仅是中医学科自身需要的问题，它已成为在我国现有国情条件下建立健全惠及我国13亿人口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必然之选。
四大工程振兴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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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论、控制论等新兴学科的兴起，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交叉融合的趋势，系统化、整体化已成为科技创新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宏观、系统的思维不谋而合，这种科技发展的趋势将为中医药的现代研究提供新的技术支撑，为其提供更加深遂、广阔的发展空间。正如2001年10月英国《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博士在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所说：“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将是世界科技中最活跃的两个领域，两者在未来有交叉融合的趋势。从更广的视野看，生命科学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目前对生命科学的研究仍然局限在局部的细节上，尚没有从整个生命系统角度去研究。未来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应当上升到一个整体的、系统的高度，因为生命是一个整体。从原则上说，未来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西方科学方法与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结合。中国古代科学方法重视从宏观、整体、系统解度研究问题，其代表是中医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学习。”
那么作为中医创造者后代的我们又该如何行动呢？对此，“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的有关专家提出了实施“中医药振兴工程”的建议，强调应在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抢救老中医临床知识、改革中医高等教育模式、为农村培养新一代“赤脚医生”、普及中医药文化教育、加强中医医院建设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中医药振兴工程”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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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以最快的速度对现行有关阻碍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进行整顿、清理、改进、完善，按照我国《宪法》第21条，即按照“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并重的大法来修订所有有关政策法规，改变有关体制，使之有利于中医药发展，使弱势的中医药学群体与强势的西医药学群体享有平等的权利。
中医药人才工程。改变中医教育体制是中医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关系中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姑且不提中医生绝对人数的发展相较于西医的萎缩，在这区区33.4万中医生中又有多少真正能用中医看病呢？目前中医院校教学西化倾向十分严重，学生入学前本已接受了12年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入学后还要继续接西医基础和实验教育的“洗脑”，很难形成用中医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又怎能成为合格的中医？中医硕士、博士不能看病的现象人们也早已“见怪不怪”。与此同时，身怀绝技的老中医多已退休，其中不少甚至已经辞世，难怪会有人惊呼：20年后，我们还能到哪儿去找真正的中医？中药人才的培养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因此抢救中医药，从人才开始，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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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科研工程。中医药的科研应该在中医药理论体的指导下进行。然而目前的中医药科研并没有真正按中医的内在规律进行，使中药研究等同为西药研究，中医研究异化为“研究中医”。中医药基础研究是中医药发展的根本，为此，应将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作为重大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从中医研究方法的探讨入手，通过与临床结合，与21世纪的更新的、综合程度更强的科技相结合，从宏观研究入手，走自己的路，形成与西医不同的中医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医学术的系统整理和核心理论的深入研究，揭示中医发展的必然规律。
乡村中医工程。积极探索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以中医药为主体、中西医结合并重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对乡村医生开展以针灸、拔罐、按摩、刮痧及中医基础知识为主的培训，同时辅以简单的注射、输液等西医疗法，重建赤脚医生制度，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和三级卫生网，使广大农民返回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年代。
中医药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也是中华民族最有优势、最有实力、最有发展后劲的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先生于1988年在《中医通讯》上撰文所言：“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真正理解了、总结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现代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作为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葩，中医药理应得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尊重、信赖与支持，她的理论体系和认知方法也必将为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最独特的贡献，在21世纪绽放出更加绚丽华美的花朵。相信到那时，中华民族将再次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http://www.100md.com(汪少颖)
三大误区制约中医药发展
中医药是以东方哲学思想为导向，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一套完整、系统、先进的医学科学体系。她以与西方医学完全不同的视角理解人体，强调人体的形神融合，对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和人的生命给予了充分的、必须的尊重，可以说中医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解读人体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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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宪法》赋予了中医药与现代医学的平等地位，党的三代领导人也对中医药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但由于在中医药发展战略、政策法规、体制、科研和人才等领域均存在的诸多问题，使中医药学的发展明显滞后于西医药学的发展，本应在国人医疗保健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医药只能成为西医的从属和附庸。正如上世纪80年代，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指出的，“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全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误区之一：重西医轻中医
中医与西医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中医院与西医院的发展不平衡。1949年，全国中医人员有27.6万人，2001年为33.4万人，增加了21%，而同期全国人口增加了两倍；1949年全国西医人员有8.7万人，2001年达到175.1万人，增加20倍。就医院数量而言，1999年全国综合性医院10793家，而中医院仅2449家，约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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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院的数量、规模和教学内容不能适应中医药发展的需要。1998年，全国医药高等院校共118所，其中中医院校(含民族医院校)33所(2003年为29所)，不及西医院校数的一半，且中医院校规模远较西医院校小。1995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在校生共256，003人，其中中医院校在校生仅44，737人(含民族医院校及西医院校中医系在校生)，仅为西医在校生的1/5。从1956年创建中医学院至今，共毕业中医本科生不足30万人。而民国初年时全国有中医80万人，那时我国人口不足4亿，平均每500人有一个中医大夫；今天全国13亿人，只有33.4万中医，平均每4000人有一名中医，可见中医人数已远远落后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在课程设置方面，中医院校学生学习中医与西医的时间基本相等，如某中医学院中医专业，19门西医课占总学时的31.22%，是西医院校中医课时的5～10倍，19门中医课仅占42.88%，其余26%为公共课。如此培养出的毕业生，中医不行，西医稀松，因此相当多的中医专业毕业生不得不改行就西、搞药、从政、经商。
国家卫生资金的投入不平等。1995年，部(局)级综合医院年院均差额拨款数为中医医院的2.29倍，专项拨款数量是中医医院的1.37倍；到2000年，此差额虽有所减少，分别为2倍和1.2倍，但仍表明国家对中医院的投入力度与综合医院比差距较大。在科研方面，中医药的科研经费与西医药相比则更为悬殊，为8.7：91.3，不及其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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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之二：重中药轻中医
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独特的用药方式，但近年来，以中药新药开发为名而行废医存药之实的研究模式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在临床中，提倡采用西医诊疗模式使用中成药；在科研中，强调以一类、二类新药为目标，参照西方的植物药的研究模式，按照病名对中药进行二次开发，寄希望采用分子生物学、细胞学、基因组学等现代手段来分析中药的成分和药效，开发出专治某病的中成药，并使之跻身于国际主流医药市场。中药的发展正在走上一条简单模仿西药的道路，而失去中医药学理论指导的中药，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阻碍中医药学的发展，甚至埋葬中医药，马兜铃酸事件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误区之三：重效益轻中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医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掀起引进高技术设备的狂潮。这不仅耗费了巨额的卫生资源，也使得医药费用剧增。与此同时，药品收入长期以来在医院经济收入中“挑大梁”的医院经营模式也使医药费用日益膨胀。这反而使中医“简、效、便、廉”的优势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拌脚石”，限制了中医药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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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1991年，中医医院比综合医院职工人均年业务收入高766元。但到1995年却变正为负，即中医医院职工年人均业务收入比综合医院职工年人均业务收入少8200元，到2000年，此差距变为2.4761万元。具体到每一医生的年业务收入，中医医院与综合医院的实际水平差距更大，1995年，中医医院每一医生年人均业务收入比综合医院医生年人均业务收入少3.5949万元，2000年竟猛增至10.3133万元，而且此差距还有逐年增大的趋势。
医生的业务收入低，就意味着医院的经济效益差。这不仅大大降低了中医生使用中医药的积极性，也使中医科室在综合医院中的地位一降再降，形同虚设，其门诊、病房面积一再“缩水”，几无立足之地。
构筑13亿人的医疗保健大系寄望中医
从1991年到2001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从895.21亿元增加到5084.2亿元，10年间增长了近5倍；占GDP的百分比也从1991年的4.14%上升到2001年的5.3%，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排序中，我国仅排在第144位，远比人均GDP不仅我国的埃及(63)、印尼(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等国还低。其原因何在？回想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惠及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覆盖率高达85%，曾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楷模，何以我国今天失去上世纪70年代创造的相当完备的医疗卫生体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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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且人均寿命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在这一成就的取得中，赤脚医生制度和农村三级卫生网的建设功不可没，中医药也起到了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普及，医疗日益追求经济效益，这使得我国卫生资源逐渐呈现出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的趋势，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与此同时，政府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投入却在逐年减少，每年约下降1%。1980年，我国政府卫生投入占全国卫生总费用36%，到2000年下为不足15%。与此同时，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1980年的23%上升到2000年的55%；特别是农村，95%以上农民自己负担医疗保健费用，这使得在我国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层出不穷。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国的医疗体系将何去何从？
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发达的医疗保健体系。1994年，美国人均卫生保健费用为3510美元，医疗卫生总支出为9494亿美元，达到世界上最高水平。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总支出达到1.3万亿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即使如此，美国仍有15%的人，即4000万人享受不到起码的医疗服务。巨额的医疗负担使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都无力负担，为此美国国会于1992年支持NIH成立了替代医学办公室，随后发展成为国家补充药物与替代医学中心(NCCAM)，其预算迅速从1992年的200万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2.47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123.5倍。同时白宫在2000年成立了白宫替代医学委员会，根据2000年2月8日通过的执行规定，负责提出一套具有法律和行政效力的建议，使普通公众能最大限度地受益于补充和替代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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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8万亿美元的4倍多。即使如此，我们尚有15%，即1.5亿人享受不到起码的医疗服务，这样的模式我们不能学，也根本学不起。
防治SARS的成功不仅再次显示了中医药的威力，也为我们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体系指点了迷津。根据广州经验，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一个SARS患者约需5000元人民币，而西医治疗一名SARS病人需10万元人民币，是中医的20倍。而近日发现在北京感染SARS的医务人员中因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有1/3～1/2已出现骨坏死的新闻则更使我们不得不再次重新审视现代医学的功过，在福泽苍生背后，是巨大的误治和药害之痛。据统计，由于医学分科越来越细，美国医生的误诊率已高达50%以上；美国每年因药物副作用引发的需要住院处理的病例数达到221.6万例，其中有10.6万人最终因无法医治而死亡。由于中医药的安全有效，美国民众的热情也空前高涨，2000年，美国有6.3亿人次接受中医治疗，平均每人每年看3次中医；中医医疗支出达到212亿美元，其中190亿美元是完全自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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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素以“简效便廉”著称，其“黑箱取物”式的通过病人外在症状表现信息推测内在病理变化的诊断方式尽管这样那样的不完善，但并不妨碍其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的效果，否则中华民族就不可能生息繁衍、历经五千年而不衰，更不可能创造出曾经让全世界顶礼膜拜的繁荣昌盛和灿烂辉煌的东方文明，只能在伤痛的缠绕中黯然陨落。同时与西医相比，中医治疗的价格低廉显而易见。以2000年为例，卫生部(局)属综合医院出院患者平均每天住院费用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属中医医院高出147.2元；省、自治区、直辖市属综合医院出院患者平均每天住院费用比同级中医医院高66.9元；县旗属高出44.4元。2000年县属综合医院人均药品费23.9元，人均治疗费为12.7元；而在中医院仅为23.1元和5.3元，其差距不言自明。中医药已成为城市中弱势群体及贫困人群健康保障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中医药更受到重视与青睐。中医药要发展，已不仅是中医学科自身需要的问题，它已成为在我国现有国情条件下建立健全惠及我国13亿人口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必然之选。
四大工程振兴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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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论、控制论等新兴学科的兴起，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交叉融合的趋势，系统化、整体化已成为科技创新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宏观、系统的思维不谋而合，这种科技发展的趋势将为中医药的现代研究提供新的技术支撑，为其提供更加深遂、广阔的发展空间。正如2001年10月英国《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博士在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所说：“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将是世界科技中最活跃的两个领域，两者在未来有交叉融合的趋势。从更广的视野看，生命科学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目前对生命科学的研究仍然局限在局部的细节上，尚没有从整个生命系统角度去研究。未来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应当上升到一个整体的、系统的高度，因为生命是一个整体。从原则上说，未来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西方科学方法与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结合。中国古代科学方法重视从宏观、整体、系统解度研究问题，其代表是中医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学习。”
那么作为中医创造者后代的我们又该如何行动呢？对此，“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的有关专家提出了实施“中医药振兴工程”的建议，强调应在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抢救老中医临床知识、改革中医高等教育模式、为农村培养新一代“赤脚医生”、普及中医药文化教育、加强中医医院建设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中医药振兴工程”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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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以最快的速度对现行有关阻碍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进行整顿、清理、改进、完善，按照我国《宪法》第21条，即按照“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并重的大法来修订所有有关政策法规，改变有关体制，使之有利于中医药发展，使弱势的中医药学群体与强势的西医药学群体享有平等的权利。
中医药人才工程。改变中医教育体制是中医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关系中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姑且不提中医生绝对人数的发展相较于西医的萎缩，在这区区33.4万中医生中又有多少真正能用中医看病呢？目前中医院校教学西化倾向十分严重，学生入学前本已接受了12年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入学后还要继续接西医基础和实验教育的“洗脑”，很难形成用中医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又怎能成为合格的中医？中医硕士、博士不能看病的现象人们也早已“见怪不怪”。与此同时，身怀绝技的老中医多已退休，其中不少甚至已经辞世，难怪会有人惊呼：20年后，我们还能到哪儿去找真正的中医？中药人才的培养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因此抢救中医药，从人才开始，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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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科研工程。中医药的科研应该在中医药理论体的指导下进行。然而目前的中医药科研并没有真正按中医的内在规律进行，使中药研究等同为西药研究，中医研究异化为“研究中医”。中医药基础研究是中医药发展的根本，为此，应将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作为重大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从中医研究方法的探讨入手，通过与临床结合，与21世纪的更新的、综合程度更强的科技相结合，从宏观研究入手，走自己的路，形成与西医不同的中医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医学术的系统整理和核心理论的深入研究，揭示中医发展的必然规律。
乡村中医工程。积极探索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以中医药为主体、中西医结合并重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对乡村医生开展以针灸、拔罐、按摩、刮痧及中医基础知识为主的培训，同时辅以简单的注射、输液等西医疗法，重建赤脚医生制度，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和三级卫生网，使广大农民返回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年代。
中医药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也是中华民族最有优势、最有实力、最有发展后劲的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先生于1988年在《中医通讯》上撰文所言：“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真正理解了、总结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现代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作为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葩，中医药理应得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尊重、信赖与支持，她的理论体系和认知方法也必将为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最独特的贡献，在21世纪绽放出更加绚丽华美的花朵。相信到那时，中华民族将再次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http://www.100md.com(汪少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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