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群体透视:中国同性恋群体走出冬季
没有人知道，在公开以同性恋者的身份，为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讲授《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这门选修课之前，智同(化名)拿出了多大的勇气和决心。之前，他对自己的这一身份守口如瓶。“我害怕给人用像看怪物一样的目光来看，尤其痛恨猎奇的目光。”他说。
但智同还是迈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
11月7日晚，复旦大学医学院的一个教室里，座无虚席。智同首次以一个同性恋者的身份，走上了讲台。面对台下众多疑虑和挑剔的眼光，他坦诚地说道：“对于医学院的学生们来说，解剖实践是很重要的。作为一名同性恋者，我愿意做你们的一个活标本。”
令智同动容的是，话音刚落，台下学生即用他们的掌声，传达了对他的勇气、责任心的理解和赞赏。智同只是千千万万同性恋者中的一员。除了性取向不同，他们与绝大多数异性恋者并无二致。长期以来，同性恋者一直游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被由偏见和习俗伦理组成的坚冰重重围困。但当坚冰渐渐消融，同性恋者也便渐渐走出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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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的苦心
《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是复旦大学本学期为研究生新设的一门课程。这在中国高校中，史无前例。而这门课，据传也成为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向校党委书记征询报批意见的课。
最先构思在大学里开设这门研究课程的，是“2003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获得者杜聪。
“我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亲身感受到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来自于误解和无知，而目前还没有哪家大学以同性恋本身为中心，从不同角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今年春天，我遇到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高燕宁老师，和他提起此事，他也非常感兴趣。”杜聪说。
研究生院对此态度谨慎，并专门向各方征求意见。校内也颇有争议。适时，复旦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邱晓露副教授对其他老师说：“同性恋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我们开设这门课，不是从猎奇的角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帮助同学们去正视它。应该开。”最终，赞成的意见成了主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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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磊明是当时选修这门课的唯一一名学生。但经过众人口传和网络，10月22日晚当李银河教授为学生授课时，旁听者却挤满了整个教室。晚上6时开始的讲座，下午4时就已有学生去抢座位。
促成此事的高燕宁教授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他所做的工作：“我只是在传统公共卫生的墙上凿了一个洞，让社会科学之光射进来。”
学生们的反应使高燕宁深信，他的努力并未白费。
一位叫张洁的学生课后给智同写信说：“通过和您的交流，使我对gay(指男同性恋者)人群的认识又进了一层。同性恋者是弱势人群，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理解和关注。我非常愿意为你们做一些事情。”
而用复旦学生周晓伟的话来说这种力量必会象“波浪一样延伸开去”。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和宽容。”杜聪不无欣慰。 面具背后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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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复旦大学表态愿作“活标本”，但智同也并非没有顾虑。
主持人在作介绍时特意强调不要拍照：“这可能会给智同先生带来生存危机”。
智同的尴尬，几乎也是所有同性恋者遇到的难题。
谁也不知道上海目前有多少同性恋者。“我们是人群中的少数，但只要我们每个人举起手，那将是一片森林!”一位同性恋者这样描述他们的存在。
据科学调查，同性恋者的比例约占总人口的3-5%左右，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左右的同性恋者。
但由于社会上的误解和固有的偏见，这片“森林”，仍然深深地躲在各自的面具之下。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步步小心，生怕暴露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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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里很多同性恋者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被迫结婚了，这对对方是不公平的，同性恋者自己也很痛苦。”一位同性恋者说。
敲诈同性恋者事件也时有发生。
10月底，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了一项专门敲诈同性恋的案件：3名无业男子摸准了同性恋者害怕曝光的心理，通过互联网诱出同性恋者，再行抢劫或敲诈。两年中，被抢劫、敲诈者多达69人，案金额超过27万元。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医生、张北川教授四年来一直对同性恋者进行跟踪调查，得出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因为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有过自杀行为；同样是因为歧视，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当面侮辱、殴打、敲诈罚款等)，31%的同性恋者受到来自同性恋者的伤害。
最令同性恋者感到无奈和无助的是，由于AIDS在同性恋者中不断蔓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同性恋者与AIDS划上了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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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S阴影
AIDS令人闻之色变。
在同性恋者眼里，AIDS更像是一个随时准备出击的敌人。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尽管性取向不同与AIDS完全没有直接关系，但同性恋者如今已然成为感染AIDS的高危人群。
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上海市生殖保健指导中心副主任医师童传良介绍说，同性性活动大多因为一些客观原因采取地下的方式，而且同性伴侣关系的不稳定也导致同性恋者性伙伴更换频繁，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正是这一原因，增加了AIDS在这一群体中流行的可能性。
据了解，截至2001年底，加拿大共发现18026宗AIDS，其中77.9%的男性患者都是同性恋者；在美国，73%的AIDS病人是同性或双性恋的男性。
而在中国，根据张北川针对男性同性恋者的调查，2000年和2001年，分别有27和29个省(市、自治区)有男同性恋者感染AIDS病毒，感染率分别为4.9%和5.5%.卫生界和学界自不会置身事外，坐视AIDS的肆虐。1997年，“北京同志热线”成立，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完全由同性恋者组成的干预小组，涉及心理健康和AIDS防治等方面。青岛、哈尔滨、大连、西安等城市，也纷纷设立了同性恋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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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6日，上海第一条同性恋热线——“上海市同心热线”正式开通。在上海市生殖保健指导中心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墙上，志愿者们张贴了同心热线的宗旨，其中写着：“在同性恋群体中宣传和普及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知识”。
20岁的同性恋者rager承担着一项繁重的工作，即到同性恋群体聚集的地方做性安全的宣传工作，派发安全套、性安全知识手册等。
不过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对“同性恋跟AIDS是近邻”的说法进行了辟谣：“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发病率高的结论，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有关机构调查的结果。在中国还没有详细资料证明这个说法。”
正面亮相的同性恋者
29岁的上海律师周丹，被圈内人称为英雄——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以真实姓名公开亮相的同性恋者。
有同性恋者不无悲观地说，第一个站出来的一定会成为牺牲品。因为谁也不知道公开亮相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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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丹用“一场家庭大地震”来形容家人偶然发现他身份后的反应。在多次沟通后，周丹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但他仍然倍感内疚。“即便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他们也担心邻居和同事的朋友会对他们造成压力。”周丹说。让周丹高兴的是，当他向同事公开身份时，他们并没有感到惊讶和不理解“如果没有同性恋者站出来，告诉大家我们就在你身边，那么大家对同性恋者也无从了解。”他说。
与周丹抱着同样心理的，不乏其人。
杜聪是首位获“2003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同性恋者。“个人性取向没有成为我得奖的障碍，证明我们这个社会对同性恋者越来越宽容了。”杜聪说青岛医科大学教授秦士德是另一位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的知名人士。
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开始以专业人士身份和志愿者身份参与了工作。“上海市同心热线”的50多名志愿者，大多是同性恋者。每天晚上，他们会准时守候在电话机旁，为更多苦恼中的同性恋者答疑解惑——在面对同性恋群体和同伴教育方面，他们往往具有异性恋者和政府无法替代的作用。一个志愿者说，一个因为父母逼婚而想自杀的同性恋者，就是因为打进同心热线得到宽慰，才在最后打消了自杀念头，并决定去做父母工作，让他们接受事实。 但据周丹介绍，事实上，目前为同性恋者做事的，更多的还是来自异性恋者的努力。媒体关于同性恋的正面声音也越来越多：今年8月，性取向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我国首部女同性爱电影《今年夏天》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李银河在新浪网等处鼓励同性恋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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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传良希望社会给予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一样的平等权益，“我们应该理解同性恋这种情感和生活方式，消除偏见，给予他们尊重。”
“不再简单地把同性恋看作一种病态心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李银河说。
“左撇子”之梦
在大多数人用右手的社会里，左撇子是少数派。过去，人们曾经认为左撇子有悖常理，应该加以惩罚和矫正。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对左撇子的偏见逐步消除，左撇子们取得了与绝大多数习惯用右手的人一样的平等权利 曾经在左撇子身上出现的经历，如今，也同样发生在同性恋者身上。
他们所希望的，同样也是这个平等的权利。
周丹说，丹麦、荷兰等北欧国家对同性恋者非常宽容，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出台了《同性恋伴侣法》，这相当于《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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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这一历程显然更费时日。1997年，中国新《刑法》施行，删除了过去常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一个标志。
2001年4月20日，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但这比美国晚了19年，比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晚了7年。
虽有许多同性恋者敢于公开站出来争取自己权益，但只占3-5%的同性恋群体发出的呼声依然微弱。他们没有法律的保障，同性伴侣在福利待遇、遗产继承与子女监护方面，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
李银河说，她曾多次向人大代表提出允许同性恋者可以结婚的议案，均未得到应有的响应。而同性恋不许结婚的判定，却借着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制定得到强调。
但李银河并不气馁。她曾在一次民间研讨会上生动地比喻：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假如我们希望开一扇窗，用常规的做法也许根本没人理你，但假如我们嚷嚷要掀翻屋顶，有关方面就会认真考虑我们的开窗要求。法律和权益也是这样，需要努力争取，并讲究策略。
虽然很难断言同性结婚在中国何时能够合法，但中国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将是必然的、是大势所趋，张北川如是认为。, http://www.100md.com(胡敏 陈辉楠)
但智同还是迈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
11月7日晚，复旦大学医学院的一个教室里，座无虚席。智同首次以一个同性恋者的身份，走上了讲台。面对台下众多疑虑和挑剔的眼光，他坦诚地说道：“对于医学院的学生们来说，解剖实践是很重要的。作为一名同性恋者，我愿意做你们的一个活标本。”
令智同动容的是，话音刚落，台下学生即用他们的掌声，传达了对他的勇气、责任心的理解和赞赏。智同只是千千万万同性恋者中的一员。除了性取向不同，他们与绝大多数异性恋者并无二致。长期以来，同性恋者一直游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被由偏见和习俗伦理组成的坚冰重重围困。但当坚冰渐渐消融，同性恋者也便渐渐走出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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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的苦心
《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是复旦大学本学期为研究生新设的一门课程。这在中国高校中，史无前例。而这门课，据传也成为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向校党委书记征询报批意见的课。
最先构思在大学里开设这门研究课程的，是“2003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获得者杜聪。
“我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亲身感受到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来自于误解和无知，而目前还没有哪家大学以同性恋本身为中心，从不同角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今年春天，我遇到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高燕宁老师，和他提起此事，他也非常感兴趣。”杜聪说。
研究生院对此态度谨慎，并专门向各方征求意见。校内也颇有争议。适时，复旦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邱晓露副教授对其他老师说：“同性恋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我们开设这门课，不是从猎奇的角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帮助同学们去正视它。应该开。”最终，赞成的意见成了主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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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磊明是当时选修这门课的唯一一名学生。但经过众人口传和网络，10月22日晚当李银河教授为学生授课时，旁听者却挤满了整个教室。晚上6时开始的讲座，下午4时就已有学生去抢座位。
促成此事的高燕宁教授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他所做的工作：“我只是在传统公共卫生的墙上凿了一个洞，让社会科学之光射进来。”
学生们的反应使高燕宁深信，他的努力并未白费。
一位叫张洁的学生课后给智同写信说：“通过和您的交流，使我对gay(指男同性恋者)人群的认识又进了一层。同性恋者是弱势人群，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理解和关注。我非常愿意为你们做一些事情。”
而用复旦学生周晓伟的话来说这种力量必会象“波浪一样延伸开去”。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和宽容。”杜聪不无欣慰。 面具背后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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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复旦大学表态愿作“活标本”，但智同也并非没有顾虑。
主持人在作介绍时特意强调不要拍照：“这可能会给智同先生带来生存危机”。
智同的尴尬，几乎也是所有同性恋者遇到的难题。
谁也不知道上海目前有多少同性恋者。“我们是人群中的少数，但只要我们每个人举起手，那将是一片森林!”一位同性恋者这样描述他们的存在。
据科学调查，同性恋者的比例约占总人口的3-5%左右，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左右的同性恋者。
但由于社会上的误解和固有的偏见，这片“森林”，仍然深深地躲在各自的面具之下。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步步小心，生怕暴露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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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里很多同性恋者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被迫结婚了，这对对方是不公平的，同性恋者自己也很痛苦。”一位同性恋者说。
敲诈同性恋者事件也时有发生。
10月底，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了一项专门敲诈同性恋的案件：3名无业男子摸准了同性恋者害怕曝光的心理，通过互联网诱出同性恋者，再行抢劫或敲诈。两年中，被抢劫、敲诈者多达69人，案金额超过27万元。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医生、张北川教授四年来一直对同性恋者进行跟踪调查，得出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因为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有过自杀行为；同样是因为歧视，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当面侮辱、殴打、敲诈罚款等)，31%的同性恋者受到来自同性恋者的伤害。
最令同性恋者感到无奈和无助的是，由于AIDS在同性恋者中不断蔓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同性恋者与AIDS划上了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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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S令人闻之色变。
在同性恋者眼里，AIDS更像是一个随时准备出击的敌人。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尽管性取向不同与AIDS完全没有直接关系，但同性恋者如今已然成为感染AIDS的高危人群。
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上海市生殖保健指导中心副主任医师童传良介绍说，同性性活动大多因为一些客观原因采取地下的方式，而且同性伴侣关系的不稳定也导致同性恋者性伙伴更换频繁，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正是这一原因，增加了AIDS在这一群体中流行的可能性。
据了解，截至2001年底，加拿大共发现18026宗AIDS，其中77.9%的男性患者都是同性恋者；在美国，73%的AIDS病人是同性或双性恋的男性。
而在中国，根据张北川针对男性同性恋者的调查，2000年和2001年，分别有27和29个省(市、自治区)有男同性恋者感染AIDS病毒，感染率分别为4.9%和5.5%.卫生界和学界自不会置身事外，坐视AIDS的肆虐。1997年，“北京同志热线”成立，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完全由同性恋者组成的干预小组，涉及心理健康和AIDS防治等方面。青岛、哈尔滨、大连、西安等城市，也纷纷设立了同性恋热线。
, 百拇医药
今年4月26日，上海第一条同性恋热线——“上海市同心热线”正式开通。在上海市生殖保健指导中心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墙上，志愿者们张贴了同心热线的宗旨，其中写着：“在同性恋群体中宣传和普及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知识”。
20岁的同性恋者rager承担着一项繁重的工作，即到同性恋群体聚集的地方做性安全的宣传工作，派发安全套、性安全知识手册等。
不过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对“同性恋跟AIDS是近邻”的说法进行了辟谣：“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发病率高的结论，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有关机构调查的结果。在中国还没有详细资料证明这个说法。”
正面亮相的同性恋者
29岁的上海律师周丹，被圈内人称为英雄——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以真实姓名公开亮相的同性恋者。
有同性恋者不无悲观地说，第一个站出来的一定会成为牺牲品。因为谁也不知道公开亮相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
, 百拇医药
周丹用“一场家庭大地震”来形容家人偶然发现他身份后的反应。在多次沟通后，周丹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但他仍然倍感内疚。“即便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他们也担心邻居和同事的朋友会对他们造成压力。”周丹说。让周丹高兴的是，当他向同事公开身份时，他们并没有感到惊讶和不理解“如果没有同性恋者站出来，告诉大家我们就在你身边，那么大家对同性恋者也无从了解。”他说。
与周丹抱着同样心理的，不乏其人。
杜聪是首位获“2003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同性恋者。“个人性取向没有成为我得奖的障碍，证明我们这个社会对同性恋者越来越宽容了。”杜聪说青岛医科大学教授秦士德是另一位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的知名人士。
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开始以专业人士身份和志愿者身份参与了工作。“上海市同心热线”的50多名志愿者，大多是同性恋者。每天晚上，他们会准时守候在电话机旁，为更多苦恼中的同性恋者答疑解惑——在面对同性恋群体和同伴教育方面，他们往往具有异性恋者和政府无法替代的作用。一个志愿者说，一个因为父母逼婚而想自杀的同性恋者，就是因为打进同心热线得到宽慰，才在最后打消了自杀念头，并决定去做父母工作，让他们接受事实。 但据周丹介绍，事实上，目前为同性恋者做事的，更多的还是来自异性恋者的努力。媒体关于同性恋的正面声音也越来越多：今年8月，性取向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我国首部女同性爱电影《今年夏天》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李银河在新浪网等处鼓励同性恋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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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简单地把同性恋看作一种病态心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李银河说。
“左撇子”之梦
在大多数人用右手的社会里，左撇子是少数派。过去，人们曾经认为左撇子有悖常理，应该加以惩罚和矫正。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对左撇子的偏见逐步消除，左撇子们取得了与绝大多数习惯用右手的人一样的平等权利 曾经在左撇子身上出现的经历，如今，也同样发生在同性恋者身上。
他们所希望的，同样也是这个平等的权利。
周丹说，丹麦、荷兰等北欧国家对同性恋者非常宽容，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出台了《同性恋伴侣法》，这相当于《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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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这一历程显然更费时日。1997年，中国新《刑法》施行，删除了过去常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一个标志。
2001年4月20日，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但这比美国晚了19年，比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晚了7年。
虽有许多同性恋者敢于公开站出来争取自己权益，但只占3-5%的同性恋群体发出的呼声依然微弱。他们没有法律的保障，同性伴侣在福利待遇、遗产继承与子女监护方面，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
李银河说，她曾多次向人大代表提出允许同性恋者可以结婚的议案，均未得到应有的响应。而同性恋不许结婚的判定，却借着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制定得到强调。
但李银河并不气馁。她曾在一次民间研讨会上生动地比喻：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假如我们希望开一扇窗，用常规的做法也许根本没人理你，但假如我们嚷嚷要掀翻屋顶，有关方面就会认真考虑我们的开窗要求。法律和权益也是这样，需要努力争取，并讲究策略。
虽然很难断言同性结婚在中国何时能够合法，但中国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将是必然的、是大势所趋，张北川如是认为。, http://www.100md.com(胡敏 陈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