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奇迹 探访最后的SARS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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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迎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细菌室副主任王贺，从4月感染SARS至今，隔离治疗已经3个多月，是目前北京最后一批10个SARS病人中(资料截至8月11日)，病情一度最为严重、住院时间最长的患者，也是北京上过有创呼吸机幸存下来的3名患者之一。王贺带着社会的关爱，凭着顽强毅力，创造了———
8月4日上午，记者来到北大人民医院专门为王贺修建的隔离病区。这里安静极了。在闷热的走廊里，该院副院长王吉善让一个穿防护服的大夫递给我一件白色的防护服。记者赶紧问：“他不是过了传染期了吗？”王院长说：“是怕你传染他。他现在正处在康复阶段，抵抗力很弱，你从外边来，防止把细菌传染给他。”
在大夫的指导下，记者穿上这件厚厚的防护服，立刻感到全身开始冒汗，然后戴上硬挺厚实的防护口罩，感到有点呼吸不畅。王院长说：“一线的人员，要穿3层防护服，戴3个这样的口罩，真是喘不过气来。”然后记者又戴上防护帽、套上鞋套，裤角还得塞到里面，仿佛自己回到了四五月份那最紧张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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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王贺的主治医生解基严教授的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钻进隔离病房内的外间，解教授指着里间的大玻璃窗说：“王贺就在那里———”里面的房间明亮，五六台仪器摆在周围，还有两个穿防护服的护士，一张床上躺着一个看不清楚模样的人：他就是王贺。
王贺现年54岁，2003年4月21日早晨5点钟发烧38.5度，他到该院发烧门诊检查，白细胞4400，胸片右肺可疑阴影。4月23日他被转往北京地坛医院，确诊SARS。
1 市长的电话 对方在电话中说：“我是王歧山……”
王贺妻子杨小燕说：在地坛医院，王贺一开始还能打手机，后来就只能发短信了，短信越来越短，有时就一个字。我看不见，也摸不着，心里特别着急。有一次，家里电话响，我一接，对方不说话，我以为是线路不好，刚放下电话，又响了，一听还没声音，最后听见那边敲桌子“邦!邦!”的声音，急得我就喊：“王贺!王贺!你怎么不说话呀!说话呀!”———我感觉到他那种特别无助的求救。当时我的心都哆嗦，浑身打颤。他的病情从4月28号加重，5月1号上了无创呼吸机。一上呼吸机就是10多天。这期间他给我发过一个短信：“呼吸机在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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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号王贺从地坛医院转到中日友好医院，5月19号，他的气管切开，上有创呼吸机。王贺病情最危重是在5月18日到6月14日，当时他肺部感染、严重败血症、严重低氧血症、张力性气胸，因为菌群失调而导致的腹泻一天有19次，而且贫血、神智障碍、肝功能损坏，心动过速高达每分钟200次!
有一次让杨小燕到中日友好医院签字，那时要给王贺用一种新的进口药，这药在国内还没用过，香港用过。这种药会引起视神经损害，有可能导致失明。杨小燕说没关系，只要他有口气活着回来。签了字回来院领导又跟她说：“你要有思想准备，他这回凶多吉少。”杨小燕说那时连捐献他遗体的想法都有。
王贺的病情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6月25日晚上8点多，杨小燕接到市政府一个电话，对方给了她一个号码，让她打过去。她打过去，对方说：“我是王歧山……”杨小燕说：“我真没想到市长会跟我一个普通百姓通话。王市长在百忙之中关注到我家的事!要不是卫生部领导、北京市领导和各医院领导的重视，以及医护人员舍身救护他，王贺早就没了。在王贺从地坛医院转往中日友好医院时，市卫生局派了最好的救护车，前面还有警车开道。这么多人的关心，王贺他才捡回一条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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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百多天的陪护
解基严教授说：“我们医院已经牺牲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决不能再失去王贺了。”
作为王贺的主治医生，人民医院52岁的解基严教授从5月11日至今一直陪护在王贺的隔离病房。
解教授说：“王贺最危险的时候是在地坛医院，那里病人又多。我们医院已经牺牲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决不能再失去王贺了!”
解教授最感慨的是王贺非常坚强，比如做腿部力量锻炼(用肌肉萎缩的腿脚“用力”蹬橡皮管)，其实他坐一会儿都很疲倦，但他每天要坚持练两次。
王贺身上插着5根管子：胸腔引流管、鼻饲管、静脉插管、气管插管、导尿管。他先上无创呼吸机，后来上有创呼吸机，7月24号才脱机。王贺能活过来是因为他有很强的求生欲望和配合医院治疗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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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张悲壮的照片
王吉善副院长说：“为了王贺，中日友好医院做出了自我牺牲!我们非常感谢!”
解教授的电脑里存着一幅照片：病房里，几个全副武装的医务人员，监视着“捆绑”在病房上的王贺。解教授说：“这是给王贺上无创呼吸机。上呼吸机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在开始的调试阶段，要在进出气的频率上达到一致。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你吸气，它却进气；你呼气，它又抽气，患者憋闷得几乎窒息。经常是本能地拔掉管子，以减轻痛苦。”
就在王贺忍受不了拔掉管子时，解教授告诉他，要想治好病，就得上呼吸机。后来，他同意把自己的手捆在床上，就这样他从5月1日到18日，一直上无创呼吸机。后来他的病情恶化，5月19日切开气管上了有创呼吸机，他那时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感受的痛苦还算小一些。从5月19号到7月16号，他一直靠有创呼吸机维持生命。
为了抢救王贺，医院先后使用了29种药物。人民医院为了王贺7月21日转移回来，专门改建了隔离病区，为他一个人修建了独立的氧气中心。王吉善副院长说：“目前，人民医院医务人员仍分四大批(12个科室的25名护士，10个科室的医师21人次)，轮流护理王贺。在SARS基本结束时，北京的医院陆续恢复正常，但是由于王贺在每次转移中病情都会恶化，无法转移。拥有1000多张床位的中日友好医院为了保证王贺的医疗质量和生命安全推迟恢复正常门诊，3000多职工在家只拿基本工资。为了王贺，中日友好医院做出了牺牲!我们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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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王贺面对面
王贺告诉记者：“感谢政府，感谢医院领导，感谢解大夫，还有她们……”
王贺在护士扶持下，坐在床沿。一头刚长出来的稀疏白发，表情有些木纳。一双大大的眼睛清澈透亮但无神。由于长期卧床，腿脚瘦骨嶙峋。
解教授说：“当时他两条腿瘦得就剩皮包骨头了，现在养得还不错了。”
现在的王贺，只记得刚进入隔离区15天内的事儿。
解教授说：“他基本上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你不要问过于刺激他的问题，他现在有心理障碍，怕回忆，怕受刺激，影响他的康复。你穿防护服进来时，他还以为你怕他传染呐。我们告诉他：你的传染期早过了，只是免疫力太低，怕外面来的人将细菌传染给你。你来看他，他今天很高兴。”
, http://www.100md.com 于是我们开始了与王贺的面对面采访。
记者：你真幸运啊———
王贺点点头。
记者：上呼吸机是不是挺难受的？
王贺(嗓音浑浊低沉)：那时候的事情记不太清楚了。
(大夫插话：无创呼吸机特别难受。)王贺：你必须得同步，适应，得一两天，那滋味……
记者：你在隔离病房，头脑清醒时想什么吗？是不是挺孤单的？
王贺(声音很低)：想回家……想早点病好了。
记者：你知道自己病得很重吗？
王贺：一步一步走吧，反正走哪算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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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的命可是真大呀。
王贺：可能我的耐缺氧能力比较强吧。我在青海呆了17年，那地方特别艰苦困难……受过锻炼。那儿海拔3750米，缺氧。
记者：你知道吴仪副总理和王歧山市长对你的病情非常关注吗？
王贺(一听到这儿，坐直了腰，眼睛像有泪光，用尽力气)：“感谢政府，感谢医院领导，感谢解大夫，还有她们……”(他指指面前的护士们)
激动对他恢复不利，记者赶紧说：“我和你照张像好吗？”。
他眼睛里露出了笑意：“好。好。”
记者坐在了王贺的身边……
照相机摄下了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一个非常事件里的一个重要的瞬间。我们都是目击者。
王贺简介：男，54岁，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细菌室副主任，今年4月在工作中感染SARS，是目前北京最后一批10个SARS病人中，病情一度最为严重、住院时间最长的患者。图为目前正在康复治疗的王贺(左)。解基严摄,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