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并非不要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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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陈一筠
作者前言
日前，全国第九次妇女大会的召开，使社会的视线又一次聚焦在怎样保护妇女权益的问题上。由于妇女作为母亲和妻子的性别使命和角色功能，使她们在家庭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位置，因此，当我们谈及妇女进步与妇女问题时，总是无法回避其中的一个相关因素，即婚姻家庭。然而，有人认为：“妇女解放运动进行200多年了，如今许多女人已经从家庭的樊笼中彻底解放出来，她们可以像男人一样不受家庭之累，你为什么还把妇女与婚姻家庭相提并论呢？”个别人甚至直截了当地问我：“你是女权主义者吗？”如果女权主义意味着必须挑战婚姻家庭，那么，我也许不得不放弃女权主义者的头衔了。看来，“婚姻家庭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诸多的困惑、求索和争论。作为近年来多少涉足婚姻家庭研究与咨询实践的学人之一，我愿意在此谈谈自己在探索中的心得体会及粗浅看法，以期待得到学界同行和广大女性朋友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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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在经济率先发达起来的西方社会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时间，“家庭革命”伴随着“性自由”的浪潮滚滚而来。到80年代末，欧美几个发达国家以当年离婚对数与当年结婚对数之比而计算的“特定离婚率”激增至50%左右，被社会学界惊呼为“离婚爆炸”；各种“替代家庭模式”包括交换配偶、联合家庭、群居公社等争奇斗艳；“单身贵族”与“不生育文化”日渐盛行；性开放与非婚生育被广为接受；领养孩子与出租子宫的服务行业应运而生。各种社会机构竞相“蚕食”家庭的原有功能，更加深了人们对婚姻家庭必要性的疑问。西方社会学者们曾经警告说：西方家庭进入了一个严重衰败和制度性蜕化时期。但这一警告似乎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到了90年代之后，“家庭革命”与“性自由”风潮的后果终于极其明显地突现出来：从单身母亲的困境到破碎家庭中青少年越轨犯罪率的陡增，从中年男女的心理压力到老人的晚境凄凉，从无家可归者队伍的壮大到吸毒、自杀者的与日俱增，从少女怀孕、堕胎及未婚生育到性病、艾滋病的肆虐……这一局面，终于引起了西方政府与公众的忧虑。就连美国新女权主义的领袖人物贝蒂·弗里丹在反思了60-70年代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潮之后也指出：女权主义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家庭是有失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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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西方社会出现了一股维护家庭价值的新潮流，其中不仅有民间的呼声，更有政界和学术界对过去30多年社会潮流严肃观察与反思后的彻悟和决心。这种彻悟和决心可以用联合国确定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的官方文件精神来说明，该文件的主题是“家庭：在一个变革的世界中提供资源和承担责任。”文件指出：“家庭规模缩小和核心家庭增多已经是带有普遍性的事实，这使个人具有了更多的独立自主性，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把握自己的命运和享受家庭之外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然而这种变化也导致了另一方面的后果，即许多人对家庭的责任意识淡薄了，许多家庭满足其成员基本需求的意愿和能力都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社会机构不得不去填补家庭中出现的‘责任空缺’，其代价是异常高昂的。”
上述观点与我国政府对待家庭文明的一贯立场是一致的，也与全国妇联等群众团体及非政府组织多年来所致力于“五好家庭”、“文明家庭”的建设活动宗旨及内容相一致。如今，正处于变革中、正步入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正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这时，我们是接受西方的教训，少走弯路呢，还是步其后尘？这一问题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