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鸡尾酒”试验失败：受试者的无妄之痛
《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12月1日：
2003年4月1日下午两点，林柏第一次把手里一把大红大白的药吞入喉中。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似乎还算幸运。
出生在辽宁某小镇的林柏，从一出生便是血友病患者。因注射带有艾滋病病毒的第八因子而感染。那天是2月14日，情人节，他把怀孕四个月的妻子拉到他们谈恋爱时常去的小公园，铁青着脸把一切都告诉她。“你肚子里的孩子不能要了，我要向生产第八因子的药厂索赔，我要去北京治病，我要活下去……”语无伦次，妻子突然一把抱住他，两人抱头痛哭。
天文数字般的医疗费用，家庭财源的日渐枯竭——种种现实摆在“要用尽全力活下去”的林柏面前。从2月到3月，准备上京治病的这段时间里，林柏浏览各种网页，尽可能地收集各种艾滋病医疗知识。
3月中旬，林柏到了北京地坛医院，再度检测的结果很糟糕：免疫细胞只剩73个，病毒载量为26万。他攥着检测单转身就去找大夫：“我在网上得知你们医院接收了一些免费试验新药的病人，能否算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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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药，指的是制药厂或医疗机构经由医院在病人中进行的药物试验项目。按照规定，要通过SDA(国家药品管理局)批准上市的药物，都需经过临床试验。
作为艾滋病药物的“试验病人”，面临的危险系数较大，但可以享受药费、检测费全免的待遇，有时候，还可以报销车旅费和部分生活费。
林柏正巧赶上上海某制药厂在医院中进行国产“鸡尾酒”药物的临床试验。当天下午，他就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成为该药厂第一批“试验病人”，免费服药期为半年。林柏说他压根没考虑到风险问题，只是觉得暂时不用花钱，“大大松了口气”。
在服用药物的半年里，几乎每一天、每一个消息，都在暗示林柏，他是幸运的。服药一个月后的检测中，他的免疫细胞值升高至173个，病毒载量为零，也就是说，国产的抗病毒新药在他身上产生了功效。但服药两个月的第二次检测中出现反弹，林柏体内的病毒载量为2万，免疫细胞值仍然持续上升，达到184个。林柏被告知，在同一批的试验病人当中，有很多人因为副作用较大，已经停止吃药。在“吃得下药”的三个人中，也只有他“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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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在半年试验期即将结束的最后一次全面检测时，林柏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病毒载量回升至4万，免疫细胞值降到140。这表明，国产“鸡尾酒”药物试验在他身上失败。
从此，他需要服用一个月2000元以上的进口药物。从此，再也没有谁为他支付这笔庞大的开支。
在“爱知行”国际志愿者协会项目协调人曾金燕看来,林还算“比较幸运的”。
曾金燕还记得年初，她协调帮助的第一批“试验病人”涌进北京时的情景。那时，广西某药厂通过佑安医院找来一批艾滋病患者，对其开发的新药进行试验。20多位河南农村艾滋病患者陆续进京“应试”，他们在医院附近租了三间民居，大冷的天，却只能打地铺。没有暖气，他们用小煤气炉一边烧水一边取暖。显然，这样的生活环境对免疫细胞极其低少的艾滋病患者来说非常不利。
事实上，“试验”对这些艾滋病患者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在半年服药期满之后，他们大都放弃了继续服药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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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佑安和地坛两家医院在艾滋病医疗领域的权威地位，这两家医院的“新药试验”，无论对制药厂或患者来说，似乎有了一层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道义契约保障。而更有一些艾滋病患者，则在接受一些小医院来路不明的“新药试验”中吃了大亏。
佑安医院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昊经常利用能获得部分国际项目的机会，为穷困的艾滋病病人提供免费药物。在他看来，人体上的“新药试验”是无可避免的环节，大至艾滋病、冠心病，小至皮肤病、感冒，临床试验将使药物的疗效更确定、更显著。
但在曾金燕眼里，医疗界的混乱无序，是导致许多“试验病人”承受“无妄之痛”的主要因素之一。她和她的同事积极与医院沟通联系的其中一个目的，便是希望制药厂和医院在“试验新药”目的性明确的前提下，操作程序上更为规范化、人性化，“这是对生命的尊重”。
[相关报导]中国《新闻周刊》文章：中国的AIDS困境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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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做过一些化验，一枚大约5厘米长的针头刺进了赵镇的血管，暗红色的血液被缓缓地抽了出来，直至装满两个400毫升的塑料血袋。众多血袋被一起装进了一个“小罐子”，小罐子像甩干机一样旋转。30分钟后，罐子停下来。血被明显地分为两层，上层是黄白色的液体，它们被血站的人提走。下面是暗红色的液体，这些则被回输到卖血者的身体里。然后，卖血者可以从血站领到50元人民币。
这是赵镇对自己第一次卖血全过程的记忆。那是1994年10月间的事了。那时，他健康有力，“一年中难得感冒一次”。而现在，他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几乎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他是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东关南村众多艾滋病感染者之一。
防治并举与政府承担
究竟有多少农民参与了这样的卖血活动，至今仍是一个谜。
根据河南省卫生厅于2002年8月作出的汇报资料显示，河南省“全省1995年前有偿献血员共计18.3万人，其中驻马店、周口、南阳、信阳、开封、商丘6市有14.8万人。”而专家和民间说法显然几倍于此。一位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村民形容1993年到1995年卖血高峰期的疯狂景象，几乎每一个他所认识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参与其中，有时甚至包括一些老人和不满16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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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卖血的行为在1995年之后被明令禁止，并被归咎为非法血站和血头的个人行为。但是，村民们则认为那些频频出镜的领导们在县电视台里进行的“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的蛊惑，以及极度窘迫的生计难题才是他们走上卖血之路的现实原因。在中原的农村地区，一户农家一年的收入不足1000余元，而夫妇双方一个月的卖血收入即可超过此数，两者之间巨大的落差使得村民们对卖血趋之若鹜。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戴志澄揭示了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它造成了中国艾滋病感染的第二次高峰。”在经过7～8年的潜伏期之后，这部分人群如今陆续进入了发病期。
根据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防治中心医生张可的调查，在艾滋病感染的重点地区，近年发病人数的增长率已经达到了20～30%，而这些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他们的寿命平均只能维持18个月。
张说这些话不久前的11月6日，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一次公开场合对社会作出承诺，政府将出资对农民和城市中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的药物治疗。对政府的承担，戴志澄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这表明中国政府在经历了多年的以“预防为主”的策略之后，逐步转变到“防治并举”的阶段，“这本来就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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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最新的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目前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了84万人，其中病人有8万。一个被广泛引证的预测是，到2010年，中国的HIV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到那时再去探讨艾滋病的防治问题，显然太迟。
试验药物及高昂药价
赵镇是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的。那是2000年3月的一天。此前3天，妻子李霞刚刚被检查出HIV阳性。赵镇和乡友连夜赶回河南，然而，他们都没能幸免。之后被检测出HIV病毒的还有赵的父亲。
从1999年起，死亡的阴影开始笼罩这个700多人的村庄。
绝望是这个穷困家庭惟一的色彩。3个月之后，李霞开始持续的腹泻，她突然觉得死亡离自己很近。长期的痛苦中，夫妻俩甚至开始考虑他们离去之后两个孩子的生计。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霞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了河南医生高耀洁的事迹。她试着给高写了一封信，高很快就回信了。随后不久，这位和蔼的老人亲自来到东关南村看望赵镇夫妇。在高耀洁那里，赵镇和李霞知道了更多关于艾滋病的知识。老人建议他们到北京去找“爱知行”研究所，这个民间机构同样是以救助艾滋病人在医界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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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掉了家中的口粮，赵镇和妻子在2000年10月来到北京。在北京，赵镇知道了艾滋病并非无药可医。但是这个信息对他来说意义并不大——这种名为“鸡尾酒”的疗法所需的药物在当时全依赖进口，一个人一年的治疗费用高达8万～10万元。高昂的治疗费用，对这个年收入不过千余元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而那个时候，整个中国能接受这种方法治疗的人不过100人。
在“爱知行”研究所的帮助下，赵镇找到了佑安医院。在那里，刚好有一家药厂在进行艾滋病药物的试验。这是一种装在小瓶子里的中药试剂，没有人确切知道它的疗效，惟一的好处在于它是免费的，药厂甚至承诺对坚持服药者提供免费的检测。赵镇没有选择，这已经是这个普通农民最后的希望。
在赵的感召下，那些不甘在沉默中死去的村民开始跟随他外出寻找药物。赵镇说，他已经记不清到底带了多少批感染者来到北京。
从2001年始，赵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去一趟北京，每次带着100多号人。这些人先后在佑安医院或者302医院得到了免费发放的药物。这并不是正规的“鸡尾酒疗法”所用的药物，而是一些药厂提供的试验药品，通常是中药试剂或是中成药胶囊。运气好的时候，接受免费药物测试的人还可以享受到报销路费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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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药品并没有阻止村里人相继地死去。“他们会改善一些症状，但是治不了病。到现在，村里已经死了40多人，还有更多人在发病。”多年的经历，赵镇意识到这些免费药物的作用有限。
常年在地坛医院病毒研究室工作的医生姚均，经常会接到一些药厂委托送检的艾滋病感染者血液标本。他告诉记者，从检测的数据来看，那些国产的中药产品对于抑止艾滋病病毒复制几乎没有特别的效果，只是对免疫学的一些指标有所帮助。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通用的治疗艾滋病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鸡尾酒疗法’。国内还没研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效药，而且近几年开发出特效药的可能性也并不大。”在中国最早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医生之一，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防治中心教授曹韵贞说。曹介绍，目前共有17种药物得到美国FDA的正式批准用于治疗艾滋病，“这些药物的疗效都不错。”
而对于赵镇及其乡民来说，能够用上免费的中药减轻一些症状已经非常不易了，价格成了他们求治路上也许穷其一生都无法跨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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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困境
“这几年，我们已经和掌握这些药品专利权的制药厂进行了多轮谈判，并且成功使得这些药厂进行了大规模的降价，有些药品的降幅超过50%，但是这与病人所能够接受的价格还是有很大差距。”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治疗与关怀室主任张福杰说。
从2002年底，国内厂商已经开始陆续仿制了四种用于“鸡尾酒疗法”的药物。“这几种药物可以配成两个组剂，价格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一位长期从事艾滋病临床治疗的医生告诉记者，这使得接受正规的鸡尾酒疗法救治的感染者在2003年大幅度激增。但是，这些药物都是国外早期研制开发，专利权已经到期的品种，相比于国外目前使用的主流药物，国内仿制的药物存在用药复杂、副作用较大等缺点。
在药物价格很难再有突破的情况下，寻求低廉药物的希望被寄托于尽早启动强制许可权。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有关规定，各成员国在发生大众健康危机时可以采取特殊措施，包括允许本国企业强行仿制外国专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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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仿制大部分品种几乎没有技术上的障碍，无论是药物原料还是人员技术力量在中国都可以实现。阻碍艾滋病药物国产化的最大问题是专利权。”上海迪塞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金亮对本刊记者说。迪塞诺是最早开发仿制治疗艾滋病药物的国内厂家之一，该公司仿制的三种药物已经开始在国内得到推广。李金亮说，强制许可的实施要综合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刚刚加入世贸组织要考虑国际影响，国内的医疗救助体系也确实需要有完善。
从事多年疾病控制的戴志澄则认为，84万的感染者中被发现的只有4万多人，而这4万人并不是人人都需要用药，只有具备特定条件者才能够进行鸡尾酒疗法，而目前国内厂商的生产能力完全可以满足这部分人的用药。“现阶段的重点工作应该是怎样及早发现那些还在‘地下’状态的80万人，只有确证的感染者和病人达到一定的规模，启动强制许可才会起到应有的效果，否则盲目启动强制许可只会弊大于利。”
“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研究实行强制许可的问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助理韩孟杰透露说，“但任何新规则的实施都要有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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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转向
2003年7月，赵镇和县里其他一些感染者终于用上了鸡尾酒疗法的药物。“是上海迪塞诺公司生产的去羟肌苷、司他夫定和奈韦拉平。”赵镇对这些药品的名称已经了若指掌。这是赵的和他的病友们在北京求医的时候，听人提起国家正提供了一批免费的正规药物。回到县里，他们找到卫生局要求向国家申请。
没过多久，药品真的发下来了，一共90多份。经过身体检测，第一批40多人开始用上了免费的国产鸡尾酒疗法的药物。
据张福杰介绍，此类免费药物在2002年就开始发放，当时是国家财政拨款购买的进口药品，共有100个“幸运者”进入了免费名单。而在2003年，国产“鸡尾酒”药品也开始上市，使得大批量的政府采购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更大规模的免费治疗也开始实施。“到今年10月底已经发放了5289份免费药物。目前的效果非常明显，已经大大降低了当地的死亡率。”张福杰还提到，艾滋病全球基金已经向中国提供了9800万美元的援助，旨在提供覆盖中原五省的艾滋病防治问题。这个基金的目标是到2008年为4万人提供免费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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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孟杰说，中国政府在政策上一直重视艾滋病的防治问题。1990年代中期已经制定了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2001年又制定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此外，政府与各个制药厂进行了多轮谈判，成功地使进口药物的价格有了大幅度降低。最为重要的是，从今年3月开始，卫生部在全国51个县建立了艾滋病综合防治区，到年底，此类综合防治区要扩大到100个以上。在这些综合防治区内，家庭贫困的患者可以得到健康教育、行为干预、医疗护理、咨询关怀内容的帮助。
“这是一个着力点，艾滋病的防治毕竟不仅仅是药物的问题，与之相伴的诸多问题解决不好，单靠药物是发挥不出什么作用的。”韩孟杰说。
伴随这些政府行为的介入，成千上万处于贫困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似乎看到了希望。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一个药物可及性的问题，无论是价格还是专利权，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政府公共政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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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赵镇并没有坐以待毙。从2001年开始，他和睢县其他一些热心的感染者自发组织成立了“爱心互助小组”。在这个小组里，HIV感染者们可以相互学习治疗艾滋病的经验，救助那些父母因艾滋病去世留下的孤儿。互助组人数最多的时有100多人，他们不定期向社会进行宣传以消除人们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同时向政府部门争取相关的权益。
因为经济原因，互助组现在只剩下20多个骨干人员，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走村串户去劝说那些出现艾滋病症状的人赶快去做检测，还与各个学校交涉免除那些艾滋孤儿的学费。组员们大都陷入赤贫状态，互助组的工作现在几近瘫痪。
一位当地医生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愿意让外界知道的太多，就是怕影响了县里的形象，影响了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但是艾滋病的散播会使得政府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这一点基层政府还没有形成共识。
赵镇说，到现在为止，互助组已经救助了100多名艾滋孤儿，并促使300多名HIV感染者去做了正规的检测。而这些，是他这几年来惟一值得欣慰的成就。(文中艾滋病感染者为化名), 百拇医药
2003年4月1日下午两点，林柏第一次把手里一把大红大白的药吞入喉中。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似乎还算幸运。
出生在辽宁某小镇的林柏，从一出生便是血友病患者。因注射带有艾滋病病毒的第八因子而感染。那天是2月14日，情人节，他把怀孕四个月的妻子拉到他们谈恋爱时常去的小公园，铁青着脸把一切都告诉她。“你肚子里的孩子不能要了，我要向生产第八因子的药厂索赔，我要去北京治病，我要活下去……”语无伦次，妻子突然一把抱住他，两人抱头痛哭。
天文数字般的医疗费用，家庭财源的日渐枯竭——种种现实摆在“要用尽全力活下去”的林柏面前。从2月到3月，准备上京治病的这段时间里，林柏浏览各种网页，尽可能地收集各种艾滋病医疗知识。
3月中旬，林柏到了北京地坛医院，再度检测的结果很糟糕：免疫细胞只剩73个，病毒载量为26万。他攥着检测单转身就去找大夫：“我在网上得知你们医院接收了一些免费试验新药的病人，能否算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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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药，指的是制药厂或医疗机构经由医院在病人中进行的药物试验项目。按照规定，要通过SDA(国家药品管理局)批准上市的药物，都需经过临床试验。
作为艾滋病药物的“试验病人”，面临的危险系数较大，但可以享受药费、检测费全免的待遇，有时候，还可以报销车旅费和部分生活费。
林柏正巧赶上上海某制药厂在医院中进行国产“鸡尾酒”药物的临床试验。当天下午，他就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成为该药厂第一批“试验病人”，免费服药期为半年。林柏说他压根没考虑到风险问题，只是觉得暂时不用花钱，“大大松了口气”。
在服用药物的半年里，几乎每一天、每一个消息，都在暗示林柏，他是幸运的。服药一个月后的检测中，他的免疫细胞值升高至173个，病毒载量为零，也就是说，国产的抗病毒新药在他身上产生了功效。但服药两个月的第二次检测中出现反弹，林柏体内的病毒载量为2万，免疫细胞值仍然持续上升，达到184个。林柏被告知，在同一批的试验病人当中，有很多人因为副作用较大，已经停止吃药。在“吃得下药”的三个人中，也只有他“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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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在半年试验期即将结束的最后一次全面检测时，林柏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病毒载量回升至4万，免疫细胞值降到140。这表明，国产“鸡尾酒”药物试验在他身上失败。
从此，他需要服用一个月2000元以上的进口药物。从此，再也没有谁为他支付这笔庞大的开支。
在“爱知行”国际志愿者协会项目协调人曾金燕看来,林还算“比较幸运的”。
曾金燕还记得年初，她协调帮助的第一批“试验病人”涌进北京时的情景。那时，广西某药厂通过佑安医院找来一批艾滋病患者，对其开发的新药进行试验。20多位河南农村艾滋病患者陆续进京“应试”，他们在医院附近租了三间民居，大冷的天，却只能打地铺。没有暖气，他们用小煤气炉一边烧水一边取暖。显然，这样的生活环境对免疫细胞极其低少的艾滋病患者来说非常不利。
事实上，“试验”对这些艾滋病患者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在半年服药期满之后，他们大都放弃了继续服药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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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佑安和地坛两家医院在艾滋病医疗领域的权威地位，这两家医院的“新药试验”，无论对制药厂或患者来说，似乎有了一层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道义契约保障。而更有一些艾滋病患者，则在接受一些小医院来路不明的“新药试验”中吃了大亏。
佑安医院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昊经常利用能获得部分国际项目的机会，为穷困的艾滋病病人提供免费药物。在他看来，人体上的“新药试验”是无可避免的环节，大至艾滋病、冠心病，小至皮肤病、感冒，临床试验将使药物的疗效更确定、更显著。
但在曾金燕眼里，医疗界的混乱无序，是导致许多“试验病人”承受“无妄之痛”的主要因素之一。她和她的同事积极与医院沟通联系的其中一个目的，便是希望制药厂和医院在“试验新药”目的性明确的前提下，操作程序上更为规范化、人性化，“这是对生命的尊重”。
[相关报导]中国《新闻周刊》文章：中国的AIDS困境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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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做过一些化验，一枚大约5厘米长的针头刺进了赵镇的血管，暗红色的血液被缓缓地抽了出来，直至装满两个400毫升的塑料血袋。众多血袋被一起装进了一个“小罐子”，小罐子像甩干机一样旋转。30分钟后，罐子停下来。血被明显地分为两层，上层是黄白色的液体，它们被血站的人提走。下面是暗红色的液体，这些则被回输到卖血者的身体里。然后，卖血者可以从血站领到50元人民币。
这是赵镇对自己第一次卖血全过程的记忆。那是1994年10月间的事了。那时，他健康有力，“一年中难得感冒一次”。而现在，他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几乎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他是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东关南村众多艾滋病感染者之一。
防治并举与政府承担
究竟有多少农民参与了这样的卖血活动，至今仍是一个谜。
根据河南省卫生厅于2002年8月作出的汇报资料显示，河南省“全省1995年前有偿献血员共计18.3万人，其中驻马店、周口、南阳、信阳、开封、商丘6市有14.8万人。”而专家和民间说法显然几倍于此。一位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村民形容1993年到1995年卖血高峰期的疯狂景象，几乎每一个他所认识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参与其中，有时甚至包括一些老人和不满16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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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戴志澄揭示了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它造成了中国艾滋病感染的第二次高峰。”在经过7～8年的潜伏期之后，这部分人群如今陆续进入了发病期。
根据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防治中心医生张可的调查，在艾滋病感染的重点地区，近年发病人数的增长率已经达到了20～30%，而这些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他们的寿命平均只能维持18个月。
张说这些话不久前的11月6日，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一次公开场合对社会作出承诺，政府将出资对农民和城市中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的药物治疗。对政府的承担，戴志澄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这表明中国政府在经历了多年的以“预防为主”的策略之后，逐步转变到“防治并举”的阶段，“这本来就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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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最新的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目前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了84万人，其中病人有8万。一个被广泛引证的预测是，到2010年，中国的HIV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到那时再去探讨艾滋病的防治问题，显然太迟。
试验药物及高昂药价
赵镇是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的。那是2000年3月的一天。此前3天，妻子李霞刚刚被检查出HIV阳性。赵镇和乡友连夜赶回河南，然而，他们都没能幸免。之后被检测出HIV病毒的还有赵的父亲。
从1999年起，死亡的阴影开始笼罩这个700多人的村庄。
绝望是这个穷困家庭惟一的色彩。3个月之后，李霞开始持续的腹泻，她突然觉得死亡离自己很近。长期的痛苦中，夫妻俩甚至开始考虑他们离去之后两个孩子的生计。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霞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了河南医生高耀洁的事迹。她试着给高写了一封信，高很快就回信了。随后不久，这位和蔼的老人亲自来到东关南村看望赵镇夫妇。在高耀洁那里，赵镇和李霞知道了更多关于艾滋病的知识。老人建议他们到北京去找“爱知行”研究所，这个民间机构同样是以救助艾滋病人在医界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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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掉了家中的口粮，赵镇和妻子在2000年10月来到北京。在北京，赵镇知道了艾滋病并非无药可医。但是这个信息对他来说意义并不大——这种名为“鸡尾酒”的疗法所需的药物在当时全依赖进口，一个人一年的治疗费用高达8万～10万元。高昂的治疗费用，对这个年收入不过千余元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而那个时候，整个中国能接受这种方法治疗的人不过100人。
在“爱知行”研究所的帮助下，赵镇找到了佑安医院。在那里，刚好有一家药厂在进行艾滋病药物的试验。这是一种装在小瓶子里的中药试剂，没有人确切知道它的疗效，惟一的好处在于它是免费的，药厂甚至承诺对坚持服药者提供免费的检测。赵镇没有选择，这已经是这个普通农民最后的希望。
在赵的感召下，那些不甘在沉默中死去的村民开始跟随他外出寻找药物。赵镇说，他已经记不清到底带了多少批感染者来到北京。
从2001年始，赵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去一趟北京，每次带着100多号人。这些人先后在佑安医院或者302医院得到了免费发放的药物。这并不是正规的“鸡尾酒疗法”所用的药物，而是一些药厂提供的试验药品，通常是中药试剂或是中成药胶囊。运气好的时候，接受免费药物测试的人还可以享受到报销路费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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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药品并没有阻止村里人相继地死去。“他们会改善一些症状，但是治不了病。到现在，村里已经死了40多人，还有更多人在发病。”多年的经历，赵镇意识到这些免费药物的作用有限。
常年在地坛医院病毒研究室工作的医生姚均，经常会接到一些药厂委托送检的艾滋病感染者血液标本。他告诉记者，从检测的数据来看，那些国产的中药产品对于抑止艾滋病病毒复制几乎没有特别的效果，只是对免疫学的一些指标有所帮助。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通用的治疗艾滋病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鸡尾酒疗法’。国内还没研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效药，而且近几年开发出特效药的可能性也并不大。”在中国最早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医生之一，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防治中心教授曹韵贞说。曹介绍，目前共有17种药物得到美国FDA的正式批准用于治疗艾滋病，“这些药物的疗效都不错。”
而对于赵镇及其乡民来说，能够用上免费的中药减轻一些症状已经非常不易了，价格成了他们求治路上也许穷其一生都无法跨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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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们已经和掌握这些药品专利权的制药厂进行了多轮谈判，并且成功使得这些药厂进行了大规模的降价，有些药品的降幅超过50%，但是这与病人所能够接受的价格还是有很大差距。”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治疗与关怀室主任张福杰说。
从2002年底，国内厂商已经开始陆续仿制了四种用于“鸡尾酒疗法”的药物。“这几种药物可以配成两个组剂，价格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一位长期从事艾滋病临床治疗的医生告诉记者，这使得接受正规的鸡尾酒疗法救治的感染者在2003年大幅度激增。但是，这些药物都是国外早期研制开发，专利权已经到期的品种，相比于国外目前使用的主流药物，国内仿制的药物存在用药复杂、副作用较大等缺点。
在药物价格很难再有突破的情况下，寻求低廉药物的希望被寄托于尽早启动强制许可权。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有关规定，各成员国在发生大众健康危机时可以采取特殊措施，包括允许本国企业强行仿制外国专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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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仿制大部分品种几乎没有技术上的障碍，无论是药物原料还是人员技术力量在中国都可以实现。阻碍艾滋病药物国产化的最大问题是专利权。”上海迪塞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金亮对本刊记者说。迪塞诺是最早开发仿制治疗艾滋病药物的国内厂家之一，该公司仿制的三种药物已经开始在国内得到推广。李金亮说，强制许可的实施要综合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刚刚加入世贸组织要考虑国际影响，国内的医疗救助体系也确实需要有完善。
从事多年疾病控制的戴志澄则认为，84万的感染者中被发现的只有4万多人，而这4万人并不是人人都需要用药，只有具备特定条件者才能够进行鸡尾酒疗法，而目前国内厂商的生产能力完全可以满足这部分人的用药。“现阶段的重点工作应该是怎样及早发现那些还在‘地下’状态的80万人，只有确证的感染者和病人达到一定的规模，启动强制许可才会起到应有的效果，否则盲目启动强制许可只会弊大于利。”
“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研究实行强制许可的问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助理韩孟杰透露说，“但任何新规则的实施都要有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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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转向
2003年7月，赵镇和县里其他一些感染者终于用上了鸡尾酒疗法的药物。“是上海迪塞诺公司生产的去羟肌苷、司他夫定和奈韦拉平。”赵镇对这些药品的名称已经了若指掌。这是赵的和他的病友们在北京求医的时候，听人提起国家正提供了一批免费的正规药物。回到县里，他们找到卫生局要求向国家申请。
没过多久，药品真的发下来了，一共90多份。经过身体检测，第一批40多人开始用上了免费的国产鸡尾酒疗法的药物。
据张福杰介绍，此类免费药物在2002年就开始发放，当时是国家财政拨款购买的进口药品，共有100个“幸运者”进入了免费名单。而在2003年，国产“鸡尾酒”药品也开始上市，使得大批量的政府采购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更大规模的免费治疗也开始实施。“到今年10月底已经发放了5289份免费药物。目前的效果非常明显，已经大大降低了当地的死亡率。”张福杰还提到，艾滋病全球基金已经向中国提供了9800万美元的援助，旨在提供覆盖中原五省的艾滋病防治问题。这个基金的目标是到2008年为4万人提供免费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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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孟杰说，中国政府在政策上一直重视艾滋病的防治问题。1990年代中期已经制定了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2001年又制定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此外，政府与各个制药厂进行了多轮谈判，成功地使进口药物的价格有了大幅度降低。最为重要的是，从今年3月开始，卫生部在全国51个县建立了艾滋病综合防治区，到年底，此类综合防治区要扩大到100个以上。在这些综合防治区内，家庭贫困的患者可以得到健康教育、行为干预、医疗护理、咨询关怀内容的帮助。
“这是一个着力点，艾滋病的防治毕竟不仅仅是药物的问题，与之相伴的诸多问题解决不好，单靠药物是发挥不出什么作用的。”韩孟杰说。
伴随这些政府行为的介入，成千上万处于贫困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似乎看到了希望。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一个药物可及性的问题，无论是价格还是专利权，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政府公共政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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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赵镇并没有坐以待毙。从2001年开始，他和睢县其他一些热心的感染者自发组织成立了“爱心互助小组”。在这个小组里，HIV感染者们可以相互学习治疗艾滋病的经验，救助那些父母因艾滋病去世留下的孤儿。互助组人数最多的时有100多人，他们不定期向社会进行宣传以消除人们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同时向政府部门争取相关的权益。
因为经济原因，互助组现在只剩下20多个骨干人员，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走村串户去劝说那些出现艾滋病症状的人赶快去做检测，还与各个学校交涉免除那些艾滋孤儿的学费。组员们大都陷入赤贫状态，互助组的工作现在几近瘫痪。
一位当地医生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愿意让外界知道的太多，就是怕影响了县里的形象，影响了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但是艾滋病的散播会使得政府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这一点基层政府还没有形成共识。
赵镇说，到现在为止，互助组已经救助了100多名艾滋孤儿，并促使300多名HIV感染者去做了正规的检测。而这些，是他这几年来惟一值得欣慰的成就。(文中艾滋病感染者为化名),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