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平均寿命：流行病学研究的重要指标
为什么要重视这一指标
人口平均寿命是灵敏、特异，而且稳定的健康指标，能够综合、客观地反映人口健康与疾病状态的水平与特征。它也是联合国用于表示健康、文化、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指标之一。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它在流行病学研究，特别是地方病研究中的意义与使用。
人们凭常识能够理解，平均寿命的长短取决于死亡率的高低，其间应是略呈负相关的关系。那么，死亡率高的直接原因必定是患病率高、病死率高、治愈率低。这些指标高高低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果详细说，可以说得很复杂；然而，其实质也不外是疾病多，医疗保障欠佳，生活、卫生水平低下，生产力不高，以至于某种形态的社会不公正。这其中的许多情况是常识，也是真理，是社会学家、政治家永远研究的课题。而流行病学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同样也需要非常重视人口平均寿命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将其列入重要的研究范围之内，以便从宏观上透视人群健康的水平与特征。
, http://www.100md.com 用流行病学方法研究这个指标的时间、空间、人群分布，研究死亡原因的构成、特征，描述和分析相关修饰性因素的作用强度，其所得结果将对人群健康问题增加较深入的认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许多工作还有待于加强。
平均寿命的世界分布
2002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局出版了一本专著———《世界人口老龄化1950～2050》，书中对于世界各国人口平均寿命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均有详实的记述，用以分析、评价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分布的水平与特征极具参考价值。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类似的、按地区划分的、可供相互比较的报告发表。
20世纪，世界各国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均迅速下降，相伴之下就有人口平均寿命的明显和迅速延长。但是，在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人口平均寿命的悬殊差别，却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2000～2005年，世界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是博兹瓦纳，男性为36.5岁、女性为35.6岁，平均为36.1岁；反之，世界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是日本，男性为77.8岁，女性为85.0岁，平均为81.5岁。因此，从世界范围看，平均寿命水平的地理分布和生产力水平几乎是一致的，呈正相关关系。笔者将全世界186个国家和地区2000～2005年的人口平均寿命划分为5级，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北美、中西北欧以及澳洲的发达国家，还有日本的人口平均寿命最长；以下依次是中国、原独联体国家，还有中南美洲以及北非经济状况较好的几个国家；再往下则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这些状况是历史的遗留，也是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的折射。提高世界贫困国家人口的生活水平、改变现况，求得平衡发展也许还需要数百年的历程。但流行病学的任务，是从技术角度把人口平均寿命的分布形势分析透彻，以促进这一历程向人类的目标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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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平均寿命
在上述文献中，笔者介绍了2000～2005年中国人平均寿命为71.6年，位于略低于发达国家的档次。对比历史情况，我国的进步非常迅速。但是，中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变迁，迄今还没有系统的描述，根本的障碍在于我国近百年来，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遍及全国的、完整的生命统计制度。1949年以前，我国在这方面，除了有极少数专题局部调查数据之外，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此后，在20世纪的数十年中，尽管我国政府在大中城市、城镇逐步建立健全了人口统计与死亡报告制度，但现在仍然不够完善，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更有待加强和改进。所以，历史数据的残缺使我们难以对中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增长变化过程做出定量的描述。然而，用目前尽可能收集到的材料作对比研究，从定性的角度做估计，还是符合逻辑的、可信的。
我国有学者报告，1935年《南京市寿命表》对于同时期城市人口平均寿命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男性为39.8岁、女性为38.2岁。在农村方面，现在可收集到的有国外学者《1929～1931年中国农民寿命表》摘要；我国学者的《家谱寿命表》以及日本人所著《1930～1935年满洲(关东局管内)居民寿命表》。这些资料可以反映1949年以前，我国农村的局部情况。尽管，这些资料的数值相差较大，但是作折衷估计可推测，当时我国农村的人口平均寿命可界定在30～35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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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我国各地报告的寿命表逐渐多了起来。综合考虑，我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变动趋势似乎逐渐地轮廓清晰了。笔者根据文献数据做出了如下的分析。
新中国的建立使得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得到迅速提高，从1935年的30～35岁延长到1957年的56岁，又延长到1963年的61岁，再延长到1975年的66岁。而其后的长势明显渐缓，1981年为68岁，1987年为69岁，2002年为71.2岁。常识告诉我们：建国初期人口平均寿命的迅速延长，来自以感染为主的一些急性疾病死亡率明显下降。尔后的增势渐缓表明，心脑血管疾病等退行性疾病所造成的死亡问题已经显露出来并日益突出。而且，其严重意义被提上我国医学界的研究日程，同时摆在了流行病学和疾病控制体系的面前。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寿命表方法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的现实意义
寿命表方法在肿瘤术后生存率研究中早有应用，在疾病原因研究中也有论文发表。近年来的一些新情况提示，在对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退行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应用寿命表方法观察多种因素叠加作用的长期、稳定后果，可能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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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可以这样地提出来：人口平均寿命短的原因是死亡率高，死亡率高最主要的原因是心、脑血管疾病，而心、脑血管疾病的原因是动脉粥样硬化，而动脉的粥样硬化的原因则是血管内皮细胞、组织以变性坏死为基本改变的退行性病理过程。如此的叙述虽然并不详细，但也不牵强。在医学病理和生理理论中，这些解释几乎已是常识了。但是，那些退行性病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近百年来的研究虽有众多发现，然而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硬化等一些老年退行性疾病的原因仍然未得到阐明。医学界的解释依然停止在“多种原因造成的”推论上，实际上仍是模糊一片的不具体解释。因此，人们如果要求得到进一步的解释，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需要一种可以表现叠加作用后果的、可信的标志；第二个条件是，需要一种可以表现叠加形态，并可以区别不同叠加形态的方法。关于前者，应用建立在死因区别基础上的寿命表法应是首选的；关于后者，当然要从多元分析方法中寻找，但是至于哪一个为好，是要因时、因地制宜的。
地方病流行病学研究与寿命表
, 百拇医药
在我国，寿命表方法在地方病研究中的应用，可以说还没有正式开始。目前，这是还是一方科学研究的“处女地”，因此蕴藏着许多科学研究发现的机会。我国主要地方病都已有明确的靶器官、靶组织。例如，地方性甲状腺肿的靶器官是甲状腺，克山病的靶器官是心脏，氟中毒的靶组织是牙齿和骨骼，大骨节病的靶组织是四肢关节的透明软骨。但是，根据人们对这些地方病的现有知识，在靶器官、靶组织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可以识别的、非定位的损伤存在。它们都是些什么？例如，已知元素氟和一些真菌毒素的毒性就各自不同，然而它们又有共性———细胞毒和DNA损伤作用。此外，在靶器官以外的组织、细胞中，如白细胞中也能看到它们的作用。另外，在机体内，也很难建立阻止它们与另外一些有害因素非定位损伤作用相叠加的机制。因此，它们会不会促进某些重要器官退行性病变的发展？并且从死亡率乃至平均寿命上反映出来，确实是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
有害因素的叠加作用可致退行性病变的发生与加剧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可用以说明个案，也可用以解释群体。国外，用寿命表作为综合性指标，表示人口健康状况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能够做到用死亡原因解析平均寿命的短长。例如，19世纪损害平均寿命的原因主要是感染性疾病，20世纪中叶之后则主要是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退行性疾病和恶性肿瘤。然而，由于这个观察和研究过程尚未成熟，因此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能做到从病因流行病学的意义、从寿命表的指标出发，揭示和分析叠加作用中的因素种类及其作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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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作为理论基础，需要对叠加的概念加以整理和澄清。叠加作用是有害因素相重叠以后更强的有害作用，各个因素之间没有相互依赖、相互需要的关系，所以从根本上不同于复合之后才会出现的某个特别作用的设想。例如，一个肝硬化病人，具有吸烟、饮酒、营养不良以及罹患乙型肝炎等有害条件。我们可以说这个病人，是因为上述有害因素损伤作用的叠加引起或促使了肝硬化的发生，因为历来的研究都证明它们各自都具有引起和促进退行性病变发生的作用。但不能说，必须把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才会形成肝硬化，因为那不是必要条件。事实上，这些肝硬化病人的发病也没有那种多因素的集合。
单因素观察，则是因素叠加作用观察的基础。没有对单因素作用肯定性的结论，就不可能判断它在叠加关系中的作用与地位。因此，病因流行病学关于病因链的理论在叠加作用研究中的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叠加是有害因素作用的叠加，不是什么东西都可叠加进来。作为研究方法，在一些情况下要用到统计学的多元分析技术，其中的应变量是寿命表的各项指标，相对容易解决，而自变量方面则很复杂，既涉及到单个的有害因素，又涉及它们的相加、组合，并且时刻处在变化之中。因此，人口平均寿命单就方法而言已是流行病学的重要领域，至于在实践中正确应用并有所发现，那更是一个广阔的、正有待于开发的空间。
世界各地的人口平均寿命相差悬殊，而且其梯度与生活质量相并行，所以这个指标在反映健康水平上是灵敏的和有意义的。近百年来，各国的人口平均寿命的变化轨迹都是稳定的，几乎没有干扰，而且各自不同，所以它又是具有特异性的、有个性的。因此，在我国流行病学，特别是地方病学研究中很少应用人口平均寿命的现状应该有所改变。, http://www.100md.com(杨建伯)
人口平均寿命是灵敏、特异，而且稳定的健康指标，能够综合、客观地反映人口健康与疾病状态的水平与特征。它也是联合国用于表示健康、文化、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指标之一。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它在流行病学研究，特别是地方病研究中的意义与使用。
人们凭常识能够理解，平均寿命的长短取决于死亡率的高低，其间应是略呈负相关的关系。那么，死亡率高的直接原因必定是患病率高、病死率高、治愈率低。这些指标高高低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果详细说，可以说得很复杂；然而，其实质也不外是疾病多，医疗保障欠佳，生活、卫生水平低下，生产力不高，以至于某种形态的社会不公正。这其中的许多情况是常识，也是真理，是社会学家、政治家永远研究的课题。而流行病学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同样也需要非常重视人口平均寿命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将其列入重要的研究范围之内，以便从宏观上透视人群健康的水平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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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寿命的世界分布
2002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局出版了一本专著———《世界人口老龄化1950～2050》，书中对于世界各国人口平均寿命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均有详实的记述，用以分析、评价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分布的水平与特征极具参考价值。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类似的、按地区划分的、可供相互比较的报告发表。
20世纪，世界各国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均迅速下降，相伴之下就有人口平均寿命的明显和迅速延长。但是，在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人口平均寿命的悬殊差别，却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2000～2005年，世界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是博兹瓦纳，男性为36.5岁、女性为35.6岁，平均为36.1岁；反之，世界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是日本，男性为77.8岁，女性为85.0岁，平均为81.5岁。因此，从世界范围看，平均寿命水平的地理分布和生产力水平几乎是一致的，呈正相关关系。笔者将全世界186个国家和地区2000～2005年的人口平均寿命划分为5级，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北美、中西北欧以及澳洲的发达国家，还有日本的人口平均寿命最长；以下依次是中国、原独联体国家，还有中南美洲以及北非经济状况较好的几个国家；再往下则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这些状况是历史的遗留，也是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的折射。提高世界贫困国家人口的生活水平、改变现况，求得平衡发展也许还需要数百年的历程。但流行病学的任务，是从技术角度把人口平均寿命的分布形势分析透彻，以促进这一历程向人类的目标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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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平均寿命
在上述文献中，笔者介绍了2000～2005年中国人平均寿命为71.6年，位于略低于发达国家的档次。对比历史情况，我国的进步非常迅速。但是，中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变迁，迄今还没有系统的描述，根本的障碍在于我国近百年来，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遍及全国的、完整的生命统计制度。1949年以前，我国在这方面，除了有极少数专题局部调查数据之外，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此后，在20世纪的数十年中，尽管我国政府在大中城市、城镇逐步建立健全了人口统计与死亡报告制度，但现在仍然不够完善，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更有待加强和改进。所以，历史数据的残缺使我们难以对中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增长变化过程做出定量的描述。然而，用目前尽可能收集到的材料作对比研究，从定性的角度做估计，还是符合逻辑的、可信的。
我国有学者报告，1935年《南京市寿命表》对于同时期城市人口平均寿命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男性为39.8岁、女性为38.2岁。在农村方面，现在可收集到的有国外学者《1929～1931年中国农民寿命表》摘要；我国学者的《家谱寿命表》以及日本人所著《1930～1935年满洲(关东局管内)居民寿命表》。这些资料可以反映1949年以前，我国农村的局部情况。尽管，这些资料的数值相差较大，但是作折衷估计可推测，当时我国农村的人口平均寿命可界定在30～35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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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我国各地报告的寿命表逐渐多了起来。综合考虑，我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变动趋势似乎逐渐地轮廓清晰了。笔者根据文献数据做出了如下的分析。
新中国的建立使得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得到迅速提高，从1935年的30～35岁延长到1957年的56岁，又延长到1963年的61岁，再延长到1975年的66岁。而其后的长势明显渐缓，1981年为68岁，1987年为69岁，2002年为71.2岁。常识告诉我们：建国初期人口平均寿命的迅速延长，来自以感染为主的一些急性疾病死亡率明显下降。尔后的增势渐缓表明，心脑血管疾病等退行性疾病所造成的死亡问题已经显露出来并日益突出。而且，其严重意义被提上我国医学界的研究日程，同时摆在了流行病学和疾病控制体系的面前。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寿命表方法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的现实意义
寿命表方法在肿瘤术后生存率研究中早有应用，在疾病原因研究中也有论文发表。近年来的一些新情况提示，在对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退行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应用寿命表方法观察多种因素叠加作用的长期、稳定后果，可能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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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可以这样地提出来：人口平均寿命短的原因是死亡率高，死亡率高最主要的原因是心、脑血管疾病，而心、脑血管疾病的原因是动脉粥样硬化，而动脉的粥样硬化的原因则是血管内皮细胞、组织以变性坏死为基本改变的退行性病理过程。如此的叙述虽然并不详细，但也不牵强。在医学病理和生理理论中，这些解释几乎已是常识了。但是，那些退行性病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近百年来的研究虽有众多发现，然而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硬化等一些老年退行性疾病的原因仍然未得到阐明。医学界的解释依然停止在“多种原因造成的”推论上，实际上仍是模糊一片的不具体解释。因此，人们如果要求得到进一步的解释，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需要一种可以表现叠加作用后果的、可信的标志；第二个条件是，需要一种可以表现叠加形态，并可以区别不同叠加形态的方法。关于前者，应用建立在死因区别基础上的寿命表法应是首选的；关于后者，当然要从多元分析方法中寻找，但是至于哪一个为好，是要因时、因地制宜的。
地方病流行病学研究与寿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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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寿命表方法在地方病研究中的应用，可以说还没有正式开始。目前，这是还是一方科学研究的“处女地”，因此蕴藏着许多科学研究发现的机会。我国主要地方病都已有明确的靶器官、靶组织。例如，地方性甲状腺肿的靶器官是甲状腺，克山病的靶器官是心脏，氟中毒的靶组织是牙齿和骨骼，大骨节病的靶组织是四肢关节的透明软骨。但是，根据人们对这些地方病的现有知识，在靶器官、靶组织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可以识别的、非定位的损伤存在。它们都是些什么？例如，已知元素氟和一些真菌毒素的毒性就各自不同，然而它们又有共性———细胞毒和DNA损伤作用。此外，在靶器官以外的组织、细胞中，如白细胞中也能看到它们的作用。另外，在机体内，也很难建立阻止它们与另外一些有害因素非定位损伤作用相叠加的机制。因此，它们会不会促进某些重要器官退行性病变的发展？并且从死亡率乃至平均寿命上反映出来，确实是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
有害因素的叠加作用可致退行性病变的发生与加剧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可用以说明个案，也可用以解释群体。国外，用寿命表作为综合性指标，表示人口健康状况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能够做到用死亡原因解析平均寿命的短长。例如，19世纪损害平均寿命的原因主要是感染性疾病，20世纪中叶之后则主要是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退行性疾病和恶性肿瘤。然而，由于这个观察和研究过程尚未成熟，因此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能做到从病因流行病学的意义、从寿命表的指标出发，揭示和分析叠加作用中的因素种类及其作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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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作为理论基础，需要对叠加的概念加以整理和澄清。叠加作用是有害因素相重叠以后更强的有害作用，各个因素之间没有相互依赖、相互需要的关系，所以从根本上不同于复合之后才会出现的某个特别作用的设想。例如，一个肝硬化病人，具有吸烟、饮酒、营养不良以及罹患乙型肝炎等有害条件。我们可以说这个病人，是因为上述有害因素损伤作用的叠加引起或促使了肝硬化的发生，因为历来的研究都证明它们各自都具有引起和促进退行性病变发生的作用。但不能说，必须把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才会形成肝硬化，因为那不是必要条件。事实上，这些肝硬化病人的发病也没有那种多因素的集合。
单因素观察，则是因素叠加作用观察的基础。没有对单因素作用肯定性的结论，就不可能判断它在叠加关系中的作用与地位。因此，病因流行病学关于病因链的理论在叠加作用研究中的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叠加是有害因素作用的叠加，不是什么东西都可叠加进来。作为研究方法，在一些情况下要用到统计学的多元分析技术，其中的应变量是寿命表的各项指标，相对容易解决，而自变量方面则很复杂，既涉及到单个的有害因素，又涉及它们的相加、组合，并且时刻处在变化之中。因此，人口平均寿命单就方法而言已是流行病学的重要领域，至于在实践中正确应用并有所发现，那更是一个广阔的、正有待于开发的空间。
世界各地的人口平均寿命相差悬殊，而且其梯度与生活质量相并行，所以这个指标在反映健康水平上是灵敏的和有意义的。近百年来，各国的人口平均寿命的变化轨迹都是稳定的，几乎没有干扰，而且各自不同，所以它又是具有特异性的、有个性的。因此，在我国流行病学，特别是地方病学研究中很少应用人口平均寿命的现状应该有所改变。, http://www.100md.com(杨建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