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在于人 ——艾伦·麦克迪尔米德访谈录
作者：《文汇报》记者 王勇
艾伦·麦克迪尔米德，是享誉国际的高分子材料专家，因发现塑料的金属特性而与另两位科学家分享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近年来，他非常关注中国的科技发展，经常穿梭于中美两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积极探索中外科技合作的有效途径。
不久前，这位和蔼可亲的科学老人先后在上海和长春两度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他的许多见解对提升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颇有启发。
名家访谈：走近诺贝尔奖得主
十岁迷上“少年化学家”
大约10岁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到公共图书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书架最下一排的右边有一本新书，书名叫做《少年化学家》，我喜不自禁地把它拿出，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这本书我续借了约1年，做完了书中绝大多数实验，这使得我获得了很多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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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成长经历？
麦克迪尔米德：1927年4月14日，我出生于新西兰，并在那里接受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获得了学士、硕士学位。事实上，我在加入美国国籍的时候，仍然保留了新西兰公民身份。1950年获得美国国务院的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fellowship)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留学，3年后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后又获得新西兰壳牌公司的资助，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并得到了第二个博士学位。然后于1955年来到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对我而言，2002年7月1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我正式辞去已经工作了近47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的教职，转而成为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的一员。但我还会在宾州主持一些研究项目，并且争取每年为那儿的学生安排8次讲座。
记者：你是否还记得，大概从何时开始对化学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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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迪尔米德：我父亲是一名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他曾经有4年找不到工作。有一天，我在阁楼上发现了他那些非常破旧的化学教科书，我拿来阅读了一些，虽然只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但却被它深深迷住了。大约10岁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到公共图书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书架最下一排的右边有一本新书，书名叫做《少年化学家》(The Boy Chemist)，我喜不自禁地把它拿出，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这本书我续借了约1年，做完了书中绝大多数实验，这使得我获得了很多乐趣。
记者：据我所知，由您及您的合作者们开创的导电高分子材料领域，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科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您认为，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会对社会产生哪些影响？
麦克迪尔米德：让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个人的研究兴趣。日本的白川英树、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艾伦·黑格和我本人共同获得了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我们的研究说明了有机高分子材料，亦即通常所说的塑料，可以转变成金属——具有导电性、磁性、金属光泽，同时保持着高分子材料所特有的可塑性和易展性。我所受的教育是无机化学，严格地说，我是一个硅化学家，由于“无心插柳”，现在却成了有机高分子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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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整个世界，很多工作都涉及到电子学、纳米科学，研究人员运用无机材料、金属、陶瓷、半导体等，做出了非常好的电子器件。现在我们正在探索如何用高分子材料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研制出廉价的、用完即扔的、可自由使用的电路，至于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将其应用于卫星或电视机，我目前还无法预测。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降低成本，希望与中国开展更多的合作研究，早日实现技术转化。你们在这里有实验室，也有生产能力，我的梦想是，今后10年，中国将被世界各地非常廉价、用后即扔的基于塑料和纸张的电路订货多得应接不暇。现在世界上有6家公司关注着这一领域，飞利浦是其中一家。
中国就像一头山羊
我喜欢中国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约有四五十名中国青年科学家前往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或做博士后研究。中国青年科学家勤奋、孜孜以求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记者：您以前来过中国吗？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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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迪尔米德：我首次访华大概是在1994年，这次已是第4次了。虽然次数不算多，但每次来都会看到令我激动的巨大变化。
我曾在8年前到过上海，不过时间很短。现在我看到，这周围就像是拍摄科幻影片的外景地，或者说是建造在月球上的未来城市。前天刚一入住，我就对我现在的伴侣盖尔说：我们到外面散散步，去领略“月球城市”的科幻魅力吧!
最近两次来访，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学生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认为，年轻一代对于科学研究的热情，将引导中国顺利进入21世纪，并且很可能使得中国科技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在从20世纪进入到21世纪的过程中，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进步的速度是惊人的。今天，英语是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国际语言，对中国所有科学家和工程师而言，能够熟练掌握英语是极其重要的。然而，我认为，将来普通话很可能取而代之，成为国际科技界的通用语言。我虽然已75岁了，但我仍在自学汉语。我今年过生日时，盖尔送给我一副耳机，我可以随时跟着磁带熟悉普通话的语音和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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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对于中国的真情实感，使我想起两位国际友人：一位是加拿大的诺尔曼·白求恩，另一位则是您的新西兰同胞路易·艾黎。他们在我国抗击外来入侵的危急关头来到中国，与我国人民并肩作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在和平时期，我们同样需要国际上友好人士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像您这样的科学大师。
麦克迪尔米德：我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到中国。我的家庭有着浓浓的中国情结，今年年初，我的外孙女在上海复旦大学附中学了一个星期汉语。复旦附中有一位老师，他的英文名字叫“杰克”(Jack)，曾住在我女儿一家位于费城郊外的家中，当时他在当地一所高中教授汉语。我女婿也与复旦附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曾经访问过这所学校。我的一个孙子也来过中国，他学中文已经有2年了。据说，他普通话说得很好。总而言之，无论我个人还是我的家庭，都对中国充满了热情。
记者：您与中国同行之间有哪些具体的合作研究计划？您对此有什么期待？
麦克迪尔米德：我现在已与中国多所大学建立了良好的科研合作关系。2001年年底，“麦克迪尔米德实验室”在吉林大学宣告成立，就实验设备和研究团队而论，这个实验室都是非常出色的。据我所知，这是中国第一家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姓氏命名的科研机构。我本人非常欣赏这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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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室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开放性实验室——不仅拥有一流的科研设备，从事一流的科研工作，而且在这里，中外科学家真正实现了融合。他们密切合作，学术上相互交流，共同培养科学人才。
目前，我正着手创建一个国际合作研究小组，包括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新西兰的维多利亚大学，以及我在吉林大学的实验室。我将竭尽全力促进中国科学家与美国和新西兰的同行建立起一种密切的科研合作关系。我想做的事还有很多，但随着年事渐高，精力已大不如前，惟独这件事，我将义无反顾地做到底。
新西兰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还在今年早些时候成立了“麦克迪尔米德材料科学与纳米技术研究所”，它由新西兰政府出资设立，今后5年的运行费用也已基本到位。
记者：祝贺您与吉林大学的合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您能否透露一些您与吉林大学之间的渊源？您此次在上海还专程前往复旦大学，请问您与上海同行之间有无类似的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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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迪尔米德：我与复旦大学之间没有太多的学术联系，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上海，希望今后有很好的合作。
我之所以钟情于吉林大学，主要是出于我个人的缘故——1995年至1997年，该校的张万金教授曾经来宾夕法尼亚大学与我一起工作了一年半，我们一起发表论文，共同申请专利，合作非常愉快；而张教授的夫人王策当时是爵硕大学(Drexel University)的博士后，她步行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只要5分钟。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研究心得，逐渐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目前，王策教授已正式出任吉林大学麦克迪尔米德研究所所长。
我喜欢爬山；事业上，我也在永不停息地向高峰攀登。复旦大学已是中国最好的3所大学之一，我在复旦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我在吉林大学也许能有所作为，我希望我的工作有助于吉林大学跻身中国最优秀大学之列。
事实上，吉林大学的化学学科实力很强。我希望看到它在诸如纳米科学、纳米电子学等领域变得更强。综观全球，这些领域正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希望我的存在将激励纳米科学在吉林大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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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出生在新西兰，以后又长期在美国学习、工作和生活，您以自己的努力促成美国与新西兰之间的科技合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您与中国非亲非故，为什么也以这么大的热情为中外科学交流而奔波呢？
麦克迪尔米德：我想，我喜欢中国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约有四五十名中国青年科学家前往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或做博士后研究。中国青年科学家勤奋、孜孜以求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众所周知，新西兰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年轻的古老国家，中国人与新西兰人一样，都具有一种拓荒者精神——对事业充满热情，喜欢高山之巅，并会想方设法攀登极顶。新西兰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主流文化源自英国。虽然英国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在我看来，它现在更像一头大象，移动缓慢，既没有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伟业，也从不匆匆忙忙干坏事儿；中国就像是一头山羊，不断地从一座山峰快速攀爬上另一座山峰，而在这当口总会出现各种机会。对于行动迟缓的大象而言，登上高峰的机会也就少得多了。因此，我喜欢冒一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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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促成智力回流
中国就像是一头山羊，不断地从一座山峰快速攀爬上另一座山峰，而在这当口总会出现各种机会。
中国和新西兰现在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智力外流——不少相当有潜力的年轻学者都选择出国留学，纷纷流向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大多又滞留海外。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记者：循着美国高科技迅猛发展的轨迹，我们发现，大学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中国，高校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教育部于1998年5月正式提出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或高水平大学的宏伟计划。
您曾长期执教于美国长春藤盟校之一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有着自己的切身体会。
麦克迪尔米德：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大学的教学质量、研究水平，都有好、中、差之分，一流大学从事一流科研，一般大学进行一般研究，即使是条件较差的大学，也有其相应的研究。就我所从事的材料科学研究而言，我认为，中国一流大学所进行的研究，比之世界上任何一所著名大学都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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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所大学的质量并不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教学大楼，也不取决于它的实验室和图书馆，虽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决定科研水平高低的关键在人。一般而言，你即使有风景如画的校园、汗牛充栋的图书馆、装备精良的实验室，但要是不能将最优秀的师资和一流的学生吸引到这些建筑物之中，那只能是金玉其表。因此，我一再强调——科学研究在于人，人是第一位的。
记者：我非常欣赏您的观点——科学研究，人的因素至关重要，人才是第一资源。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我们正面临着人才短缺的严峻挑战。发达国家不但具有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还能提供优厚的科研保障，它们在人才争夺战中始终处于有利位置。
麦克迪尔米德：中国和新西兰现在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智力外流(braindrain)——不少相当有潜力的年轻学者都选择出国留学，纷纷流向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大多又滞留海外。对于中国和新西兰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你们已为培养这些人才投入了大量资金。而要进入以科技为导向的21世纪，每个国家都急需大量高素质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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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智力外流？
麦克迪尔米德：我们正在酝酿一项为期5年的博士联合培养计划，我上周在长春与张万金和王策教授商量后，决定在吉林大学挑选2名一年级博士生，他们先在吉林大学完成2年基础课程的学习，然后到美国跟我工作1年，由我支付他们的薪酬，吉林大学提供往返旅费。1年以后，他们将回到吉林大学，把在美国所做的工作作为他们在吉林大学学位论文的一个章节。估计他们还要花上2至3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的学位论文。
为扩大学生的视野，让他们感受国际科学前沿竞争的氛围，得到更好的训练，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在读期间，将交替在国内和我在美国的实验室学习、工作，毕业答辩在吉林大学进行。在美学习工作期间，中国学生的费用由我提供资助。
记者：您预期这项联合培养计划会对防止智力外流产生哪些效果？
麦克迪尔米德：我认为，这项计划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些学生不太可能滞留在美国，他们已经在吉林大学刻苦工作了2年，出于他们个人的意愿，他们会选择回到吉林大学去完成他们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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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这些博士学位获得者具有更大的价值，他们了解国际研究前沿，具有在不同实验室工作的经历。这是一个试验，我们希望它会使得智力回流，使科研人才回到中国，回到新西兰。
记者：我猜想，您这样做是为了了却一个心愿。从您提出的这一人才培养计划中，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您个人成长的影子——从一个勤奋好学的新西兰科学青年，成长为享誉世界的美国著名科学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沧桑，您现在又有了怎样的人生感悟？
麦克迪尔米德：这确实是为了弥补我自己的缺憾，因为我年轻时离开新西兰到美国求学，而最终没有回国，这造成了我的祖国新西兰的智力流失。我这样做的初衷，就是试图保证其他人不再重蹈我的“覆辙”。
超越自我就是成功
在绝大多数领域，一个人要不是坚持自学、不断充电，5年之后就会有被淘汰的风险。你必须学会运用在攻读第一个学位时已经掌握的工具，这些工具能够使你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通过自学获得新知。我已75岁了，但仍坚持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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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知识、新理论层出不穷，一个人只有不断学习、终生学习，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您虽年届七旬，却仍然引领着世界导电高分子材料研究的方向，请问，您保持科研活力的奥秘何在？
麦克迪尔米德：我欣喜地看到中国对于教育和继续教育的热情，包括对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因为整个技术领域正在如此快速地扩展，所以人们必须不断地接受继续教育。许多人认为，当他们获得第一个学位时，他们的教育就完结了；而对我来说，教育才刚刚开始。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词汇来描述毕业，就是commencement(一译开始、开端，又译毕业典礼)，所以这确实是教育的开端，因为在绝大多数领域，一个人要不是坚持自学、不断充电，5年之后就会有被淘汰的风险。没有人会告诉你去阅读某本书上的某一页，你必须学会运用在攻读第一个学位时已经掌握的工具，这些工具能够使你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通过自学获得新知。我虽已年届古稀，但仍坚持自学。
记者：您不仅在基础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据说您还积极参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您能否透露一些作为一位科技企业家的经历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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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迪尔米德：在许多人看来，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是相互脱节的，可我并不这样看。在过去25年中，我在进行基础研究的同时，还获得了25项专利，创办了一家小型科技公司。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我想说的就是，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这二者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某些方面甚至把世界抛到了后面。中国的未来非常光明!
我们实验室既有基础研究目标，也有应用研究的目标。两者各有自己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但却不能将两者截然分家，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许多一流的基础研究成果可以很快移植到应用研究上，成为应用研究的强大推动力。我在研究中一旦发现了这样的机遇，就会马上申请专利。
记者：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科学研究要求甘于寂寞的严谨作风，既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又要突破陈见，敢于创新。您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于科研的原动力是什么？
麦克迪尔米德：在获悉获得诺贝尔奖的翌日，我与远在新西兰的兄长罗德里克通了电话。我对他说，我们有幸生长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因为穷，我们必须学习，必须随机应变，必须为他人着想，但是我们拥有一个温暖的、团结互助的家庭，我们总是相互支持，共同奋斗，虽然没钱，但充满了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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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全家5个孩子当中惟一进入大学的，其中的一个驱动力就是试图向我的父母显示，作为家中最年幼的男孩，我通过努力能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这种驱动力始终伴随着我。在我家书斋的墙上有一句简短的话，即“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工作越是艰苦，我越是感到幸运。”(I am a very lucky person，and the harder I work，the luckier I seem to be.)哈哈，确实如此，人生中没有免费的午餐。
记者：求真务实，探索未知，应该是科学家崇高而神圣的天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功名利禄等世俗因素的诱惑，有些人会不择手段地追逐所谓的“成功”，以获取一己私利，最终却玷污了整个科学界的声誉……
麦克迪尔米德：我理解这一点。科学家应该树立正确的成功观。我认为，超越自我就是成功。每个人的能力各不相同，只要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天赋，已经不可能做得更好，这就是成功。
, http://www.100md.com 不幸的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期，学术界难免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剽窃行为。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有自己的人生信条，为人处世要做到问心无愧，晚上睡觉不怕鬼叫门。小时候我曾长期接受父母的耳提面命：勤奋工作，保持清白，不要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当你去世时就会升入天堂。
更多经费投向基础研究
据我所知，中国有相当多的资金用于某些重要潜在技术的研究，但对于那些暂时尚无法预见其用途的基础研究，经费就不那么宽裕了。我非常赞同把大量资金花在新技术开发上，然而我也真诚地希望有足够的经费用于目前尚无明确应用背景的基础科学研究。当今的基础研究通常没有明显的技术应用，但却可能是10年、20年之后新技术的基础。
记者：我国历来具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西方教育则注重个性发展，强调创新思维。如果仅从培养高水平科研人员的角度出发，您认为西方教育可资我们借鉴什么？
, http://www.100md.com 麦克迪尔米德：我对中国还了解不多，但是，我想你们的情况可能与日本相似。我以前教过的几个日本学生现已进入大学和产业界的高层，我曾从他们那儿知道一些有关日本教育的情况。日本在将基础科学转化为高新技术方面做得极为出色，但是它的诺贝尔奖则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多。我认为，这可能与敬畏权威的传统文化有关，例如，在日本学生看来，老师总是对的，教科书上的内容都是至理名言。教师的年龄越大，头上的白发越多，学生就越是对他言听计从。而在某些西方国家，老师并没有受到如此高的尊重，我们也不必迷信教科书中的内容，并可以自由地怀疑一切。例如在美国，一个学生如果能够指出老师的错误，他会觉得非常自豪：“啊哈，我指出了某某教授的错误!”
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应该尊敬老师，但是不必迷信老师说的每一句话，而要敢于怀疑。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用“为什么”、“何时”和“怎样”等向老师发问。这是产生变革的必由之路。我在新西兰上大学的时候，人们认为自然界只有92种元素，这是上帝为整个宇宙所创造的，而现在我们知道，还有更多的人造元素；按照传统的定义，原子既不能创生也不能毁灭，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可以借助原子裂变和聚变将原子摧毁；我们也可以在原子反应过程中，用全新的元素创造出原子。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尊重老师，但不必盲从，而要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这是取得重大突破和科学新发现的惟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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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很快，科技论文数已跃居世界第六，不久前又成功实现了首次载人航天。但是，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我国总体科技实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原创性的重大科学研究成果还不多，我们的实验室中尚未走出像您这样的诺贝尔奖得主。
中国科学界何时才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中国科技如何才能接近世界一流？我国公众和媒体对这一问题非常关注，您对此有什么高见？
麦克迪尔米德：英语中有一句名言：“没有金钱的梦想是一种幻觉。”(Avision without money is a hallucination.)经济健康发展是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今天的中国正具备这样的条件。据我所知，中国有相当多的资金，用于某些重要潜在技术的研究，但对于那些暂时尚无法预见其用途的基础研究，经费就不那么宽裕了。我非常赞同把大量资金花在新技术开发上，然而我也真诚地希望有足够的经费用于目前尚无明确应用背景的基础科学研究。当今的基础研究通常没有明显的技术应用，但却可能是10年、20年之后新技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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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是做一个领导者还是追随者，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决于它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我希望中国能进一步增加对包括“导电聚合物”在内的基础研究的投入，做21世纪世界科技的领导者。
记者：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如何科学地评价一位科学家的工作，是当前我国科研体制改革、激励机制创新的重要方面。很想听听您对科研评价体系的看法。
麦克迪尔米德：正如我刚才已经阐明的，我从不以建筑的优劣来评判一所大学，更不以校园的景致作为标准，关键是要重视人的因素，要以师资、学生论英雄。评判一所大学学术水平高低的方法并不是看它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其他论文中引用或提到这些论文的次数。原则上说，你可以发表很多论文，但它们可能缺乏创意，以后也没有人会费心去谈论它或引用它。评价科研人员的标准与此类似。在美国，有人曾经开玩笑说，在考虑晋升某人时，你先称一称他的论文，如果重量超过多少公斤，他就是够格的。而我所看重的，是世界上未来有多少研究人员对他某一篇或某几篇论文引用的次数。科研的价值不在于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5年、10年后，会有多少其他研究人员有多少次回过头来引用这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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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最后，请您对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提一些建议。
麦克迪尔米德：中国应加强实质性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尽可能使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同行融合在一起，就像吉林大学“麦克迪尔米德实验室”这样，使中国科学家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结合在一起，让不同背景、风格、传统的科学家相互切磋、交流。不能说来访的外国科学家只是作作报告，再参观游览一下名胜，就算进行国际合作了，而要像吉林大学这样，建一座专家公寓，来访的科学家就住在这里，从公寓到实验室不需要专人陪同、接送，更不必讲什么形式和排场，而是由他们自己步行或是打车，真正像回到家里一样。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会有任何科学家能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小岛上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工作!我现在每一天都在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就连一天的研究工作没有任何进展、实验室停电、自己得了感冒等，这些都是交流的内容。
21世纪是科学技术的世纪，我将在余生中尽可能多地为吉林大学、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尽力帮助中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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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科学奖
12月10日，是瑞典著名科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逝世纪念日。每年这个时候，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颁奖仪式都将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庄严而隆重地举行。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典礼，而已在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道路上树立起一块块不朽的里程碑。
今年共有7位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的科学明星问鼎这一科学桂冠。他们的科学贡献不仅拓展了我们观察宇宙的视野，而且实实在在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随着盛典序曲渐渐奏响，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些科学大师的原创性贡献：
74岁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生物医学核磁共振实验室主任保罗·劳特布尔和70岁的英国诺丁汉大学物理系教授彼得·曼斯菲尔德，以其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领域的突破性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75岁的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俄罗斯裔科学家阿列克谢·阿布里科索夫、87岁的俄罗斯科学院顾问维塔利·金茨堡以及65岁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安东尼·莱格特，因在超导体和超流体理论上作出的开创性贡献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
54岁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和医学教授彼得·阿格雷、47岁的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分子神经生物学和生物物理学教授罗德里克·麦金农，凭借其在细胞膜通道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百拇医药
艾伦·麦克迪尔米德，是享誉国际的高分子材料专家，因发现塑料的金属特性而与另两位科学家分享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近年来，他非常关注中国的科技发展，经常穿梭于中美两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积极探索中外科技合作的有效途径。
不久前，这位和蔼可亲的科学老人先后在上海和长春两度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他的许多见解对提升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颇有启发。
名家访谈：走近诺贝尔奖得主
十岁迷上“少年化学家”
大约10岁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到公共图书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书架最下一排的右边有一本新书，书名叫做《少年化学家》，我喜不自禁地把它拿出，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这本书我续借了约1年，做完了书中绝大多数实验，这使得我获得了很多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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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迪尔米德：1927年4月14日，我出生于新西兰，并在那里接受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获得了学士、硕士学位。事实上，我在加入美国国籍的时候，仍然保留了新西兰公民身份。1950年获得美国国务院的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fellowship)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留学，3年后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后又获得新西兰壳牌公司的资助，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并得到了第二个博士学位。然后于1955年来到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对我而言，2002年7月1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我正式辞去已经工作了近47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的教职，转而成为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的一员。但我还会在宾州主持一些研究项目，并且争取每年为那儿的学生安排8次讲座。
记者：你是否还记得，大概从何时开始对化学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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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迪尔米德：我父亲是一名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他曾经有4年找不到工作。有一天，我在阁楼上发现了他那些非常破旧的化学教科书，我拿来阅读了一些，虽然只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但却被它深深迷住了。大约10岁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到公共图书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书架最下一排的右边有一本新书，书名叫做《少年化学家》(The Boy Chemist)，我喜不自禁地把它拿出，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这本书我续借了约1年，做完了书中绝大多数实验，这使得我获得了很多乐趣。
记者：据我所知，由您及您的合作者们开创的导电高分子材料领域，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科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您认为，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会对社会产生哪些影响？
麦克迪尔米德：让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个人的研究兴趣。日本的白川英树、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艾伦·黑格和我本人共同获得了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我们的研究说明了有机高分子材料，亦即通常所说的塑料，可以转变成金属——具有导电性、磁性、金属光泽，同时保持着高分子材料所特有的可塑性和易展性。我所受的教育是无机化学，严格地说，我是一个硅化学家，由于“无心插柳”，现在却成了有机高分子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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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整个世界，很多工作都涉及到电子学、纳米科学，研究人员运用无机材料、金属、陶瓷、半导体等，做出了非常好的电子器件。现在我们正在探索如何用高分子材料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研制出廉价的、用完即扔的、可自由使用的电路，至于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将其应用于卫星或电视机，我目前还无法预测。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降低成本，希望与中国开展更多的合作研究，早日实现技术转化。你们在这里有实验室，也有生产能力，我的梦想是，今后10年，中国将被世界各地非常廉价、用后即扔的基于塑料和纸张的电路订货多得应接不暇。现在世界上有6家公司关注着这一领域，飞利浦是其中一家。
中国就像一头山羊
我喜欢中国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约有四五十名中国青年科学家前往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或做博士后研究。中国青年科学家勤奋、孜孜以求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记者：您以前来过中国吗？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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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迪尔米德：我首次访华大概是在1994年，这次已是第4次了。虽然次数不算多，但每次来都会看到令我激动的巨大变化。
我曾在8年前到过上海，不过时间很短。现在我看到，这周围就像是拍摄科幻影片的外景地，或者说是建造在月球上的未来城市。前天刚一入住，我就对我现在的伴侣盖尔说：我们到外面散散步，去领略“月球城市”的科幻魅力吧!
最近两次来访，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学生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认为，年轻一代对于科学研究的热情，将引导中国顺利进入21世纪，并且很可能使得中国科技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在从20世纪进入到21世纪的过程中，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进步的速度是惊人的。今天，英语是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国际语言，对中国所有科学家和工程师而言，能够熟练掌握英语是极其重要的。然而，我认为，将来普通话很可能取而代之，成为国际科技界的通用语言。我虽然已75岁了，但我仍在自学汉语。我今年过生日时，盖尔送给我一副耳机，我可以随时跟着磁带熟悉普通话的语音和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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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对于中国的真情实感，使我想起两位国际友人：一位是加拿大的诺尔曼·白求恩，另一位则是您的新西兰同胞路易·艾黎。他们在我国抗击外来入侵的危急关头来到中国，与我国人民并肩作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在和平时期，我们同样需要国际上友好人士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像您这样的科学大师。
麦克迪尔米德：我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到中国。我的家庭有着浓浓的中国情结，今年年初，我的外孙女在上海复旦大学附中学了一个星期汉语。复旦附中有一位老师，他的英文名字叫“杰克”(Jack)，曾住在我女儿一家位于费城郊外的家中，当时他在当地一所高中教授汉语。我女婿也与复旦附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曾经访问过这所学校。我的一个孙子也来过中国，他学中文已经有2年了。据说，他普通话说得很好。总而言之，无论我个人还是我的家庭，都对中国充满了热情。
记者：您与中国同行之间有哪些具体的合作研究计划？您对此有什么期待？
麦克迪尔米德：我现在已与中国多所大学建立了良好的科研合作关系。2001年年底，“麦克迪尔米德实验室”在吉林大学宣告成立，就实验设备和研究团队而论，这个实验室都是非常出色的。据我所知，这是中国第一家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姓氏命名的科研机构。我本人非常欣赏这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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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室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开放性实验室——不仅拥有一流的科研设备，从事一流的科研工作，而且在这里，中外科学家真正实现了融合。他们密切合作，学术上相互交流，共同培养科学人才。
目前，我正着手创建一个国际合作研究小组，包括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新西兰的维多利亚大学，以及我在吉林大学的实验室。我将竭尽全力促进中国科学家与美国和新西兰的同行建立起一种密切的科研合作关系。我想做的事还有很多，但随着年事渐高，精力已大不如前，惟独这件事，我将义无反顾地做到底。
新西兰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还在今年早些时候成立了“麦克迪尔米德材料科学与纳米技术研究所”，它由新西兰政府出资设立，今后5年的运行费用也已基本到位。
记者：祝贺您与吉林大学的合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您能否透露一些您与吉林大学之间的渊源？您此次在上海还专程前往复旦大学，请问您与上海同行之间有无类似的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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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迪尔米德：我与复旦大学之间没有太多的学术联系，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上海，希望今后有很好的合作。
我之所以钟情于吉林大学，主要是出于我个人的缘故——1995年至1997年，该校的张万金教授曾经来宾夕法尼亚大学与我一起工作了一年半，我们一起发表论文，共同申请专利，合作非常愉快；而张教授的夫人王策当时是爵硕大学(Drexel University)的博士后，她步行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只要5分钟。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研究心得，逐渐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目前，王策教授已正式出任吉林大学麦克迪尔米德研究所所长。
我喜欢爬山；事业上，我也在永不停息地向高峰攀登。复旦大学已是中国最好的3所大学之一，我在复旦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我在吉林大学也许能有所作为，我希望我的工作有助于吉林大学跻身中国最优秀大学之列。
事实上，吉林大学的化学学科实力很强。我希望看到它在诸如纳米科学、纳米电子学等领域变得更强。综观全球，这些领域正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希望我的存在将激励纳米科学在吉林大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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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出生在新西兰，以后又长期在美国学习、工作和生活，您以自己的努力促成美国与新西兰之间的科技合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您与中国非亲非故，为什么也以这么大的热情为中外科学交流而奔波呢？
麦克迪尔米德：我想，我喜欢中国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约有四五十名中国青年科学家前往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或做博士后研究。中国青年科学家勤奋、孜孜以求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众所周知，新西兰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年轻的古老国家，中国人与新西兰人一样，都具有一种拓荒者精神——对事业充满热情，喜欢高山之巅，并会想方设法攀登极顶。新西兰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主流文化源自英国。虽然英国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在我看来，它现在更像一头大象，移动缓慢，既没有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伟业，也从不匆匆忙忙干坏事儿；中国就像是一头山羊，不断地从一座山峰快速攀爬上另一座山峰，而在这当口总会出现各种机会。对于行动迟缓的大象而言，登上高峰的机会也就少得多了。因此，我喜欢冒一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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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促成智力回流
中国就像是一头山羊，不断地从一座山峰快速攀爬上另一座山峰，而在这当口总会出现各种机会。
中国和新西兰现在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智力外流——不少相当有潜力的年轻学者都选择出国留学，纷纷流向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大多又滞留海外。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记者：循着美国高科技迅猛发展的轨迹，我们发现，大学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中国，高校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教育部于1998年5月正式提出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或高水平大学的宏伟计划。
您曾长期执教于美国长春藤盟校之一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有着自己的切身体会。
麦克迪尔米德：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大学的教学质量、研究水平，都有好、中、差之分，一流大学从事一流科研，一般大学进行一般研究，即使是条件较差的大学，也有其相应的研究。就我所从事的材料科学研究而言，我认为，中国一流大学所进行的研究，比之世界上任何一所著名大学都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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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所大学的质量并不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教学大楼，也不取决于它的实验室和图书馆，虽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决定科研水平高低的关键在人。一般而言，你即使有风景如画的校园、汗牛充栋的图书馆、装备精良的实验室，但要是不能将最优秀的师资和一流的学生吸引到这些建筑物之中，那只能是金玉其表。因此，我一再强调——科学研究在于人，人是第一位的。
记者：我非常欣赏您的观点——科学研究，人的因素至关重要，人才是第一资源。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我们正面临着人才短缺的严峻挑战。发达国家不但具有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还能提供优厚的科研保障，它们在人才争夺战中始终处于有利位置。
麦克迪尔米德：中国和新西兰现在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智力外流(braindrain)——不少相当有潜力的年轻学者都选择出国留学，纷纷流向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大多又滞留海外。对于中国和新西兰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你们已为培养这些人才投入了大量资金。而要进入以科技为导向的21世纪，每个国家都急需大量高素质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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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智力外流？
麦克迪尔米德：我们正在酝酿一项为期5年的博士联合培养计划，我上周在长春与张万金和王策教授商量后，决定在吉林大学挑选2名一年级博士生，他们先在吉林大学完成2年基础课程的学习，然后到美国跟我工作1年，由我支付他们的薪酬，吉林大学提供往返旅费。1年以后，他们将回到吉林大学，把在美国所做的工作作为他们在吉林大学学位论文的一个章节。估计他们还要花上2至3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的学位论文。
为扩大学生的视野，让他们感受国际科学前沿竞争的氛围，得到更好的训练，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在读期间，将交替在国内和我在美国的实验室学习、工作，毕业答辩在吉林大学进行。在美学习工作期间，中国学生的费用由我提供资助。
记者：您预期这项联合培养计划会对防止智力外流产生哪些效果？
麦克迪尔米德：我认为，这项计划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些学生不太可能滞留在美国，他们已经在吉林大学刻苦工作了2年，出于他们个人的意愿，他们会选择回到吉林大学去完成他们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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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这些博士学位获得者具有更大的价值，他们了解国际研究前沿，具有在不同实验室工作的经历。这是一个试验，我们希望它会使得智力回流，使科研人才回到中国，回到新西兰。
记者：我猜想，您这样做是为了了却一个心愿。从您提出的这一人才培养计划中，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您个人成长的影子——从一个勤奋好学的新西兰科学青年，成长为享誉世界的美国著名科学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沧桑，您现在又有了怎样的人生感悟？
麦克迪尔米德：这确实是为了弥补我自己的缺憾，因为我年轻时离开新西兰到美国求学，而最终没有回国，这造成了我的祖国新西兰的智力流失。我这样做的初衷，就是试图保证其他人不再重蹈我的“覆辙”。
超越自我就是成功
在绝大多数领域，一个人要不是坚持自学、不断充电，5年之后就会有被淘汰的风险。你必须学会运用在攻读第一个学位时已经掌握的工具，这些工具能够使你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通过自学获得新知。我已75岁了，但仍坚持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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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知识、新理论层出不穷，一个人只有不断学习、终生学习，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您虽年届七旬，却仍然引领着世界导电高分子材料研究的方向，请问，您保持科研活力的奥秘何在？
麦克迪尔米德：我欣喜地看到中国对于教育和继续教育的热情，包括对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因为整个技术领域正在如此快速地扩展，所以人们必须不断地接受继续教育。许多人认为，当他们获得第一个学位时，他们的教育就完结了；而对我来说，教育才刚刚开始。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词汇来描述毕业，就是commencement(一译开始、开端，又译毕业典礼)，所以这确实是教育的开端，因为在绝大多数领域，一个人要不是坚持自学、不断充电，5年之后就会有被淘汰的风险。没有人会告诉你去阅读某本书上的某一页，你必须学会运用在攻读第一个学位时已经掌握的工具，这些工具能够使你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通过自学获得新知。我虽已年届古稀，但仍坚持自学。
记者：您不仅在基础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据说您还积极参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您能否透露一些作为一位科技企业家的经历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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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迪尔米德：在许多人看来，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是相互脱节的，可我并不这样看。在过去25年中，我在进行基础研究的同时，还获得了25项专利，创办了一家小型科技公司。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我想说的就是，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这二者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某些方面甚至把世界抛到了后面。中国的未来非常光明!
我们实验室既有基础研究目标，也有应用研究的目标。两者各有自己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但却不能将两者截然分家，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许多一流的基础研究成果可以很快移植到应用研究上，成为应用研究的强大推动力。我在研究中一旦发现了这样的机遇，就会马上申请专利。
记者：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科学研究要求甘于寂寞的严谨作风，既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又要突破陈见，敢于创新。您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于科研的原动力是什么？
麦克迪尔米德：在获悉获得诺贝尔奖的翌日，我与远在新西兰的兄长罗德里克通了电话。我对他说，我们有幸生长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因为穷，我们必须学习，必须随机应变，必须为他人着想，但是我们拥有一个温暖的、团结互助的家庭，我们总是相互支持，共同奋斗，虽然没钱，但充满了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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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全家5个孩子当中惟一进入大学的，其中的一个驱动力就是试图向我的父母显示，作为家中最年幼的男孩，我通过努力能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这种驱动力始终伴随着我。在我家书斋的墙上有一句简短的话，即“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工作越是艰苦，我越是感到幸运。”(I am a very lucky person，and the harder I work，the luckier I seem to be.)哈哈，确实如此，人生中没有免费的午餐。
记者：求真务实，探索未知，应该是科学家崇高而神圣的天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功名利禄等世俗因素的诱惑，有些人会不择手段地追逐所谓的“成功”，以获取一己私利，最终却玷污了整个科学界的声誉……
麦克迪尔米德：我理解这一点。科学家应该树立正确的成功观。我认为，超越自我就是成功。每个人的能力各不相同，只要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天赋，已经不可能做得更好，这就是成功。
, http://www.100md.com 不幸的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期，学术界难免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剽窃行为。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有自己的人生信条，为人处世要做到问心无愧，晚上睡觉不怕鬼叫门。小时候我曾长期接受父母的耳提面命：勤奋工作，保持清白，不要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当你去世时就会升入天堂。
更多经费投向基础研究
据我所知，中国有相当多的资金用于某些重要潜在技术的研究，但对于那些暂时尚无法预见其用途的基础研究，经费就不那么宽裕了。我非常赞同把大量资金花在新技术开发上，然而我也真诚地希望有足够的经费用于目前尚无明确应用背景的基础科学研究。当今的基础研究通常没有明显的技术应用，但却可能是10年、20年之后新技术的基础。
记者：我国历来具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西方教育则注重个性发展，强调创新思维。如果仅从培养高水平科研人员的角度出发，您认为西方教育可资我们借鉴什么？
, http://www.100md.com 麦克迪尔米德：我对中国还了解不多，但是，我想你们的情况可能与日本相似。我以前教过的几个日本学生现已进入大学和产业界的高层，我曾从他们那儿知道一些有关日本教育的情况。日本在将基础科学转化为高新技术方面做得极为出色，但是它的诺贝尔奖则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多。我认为，这可能与敬畏权威的传统文化有关，例如，在日本学生看来，老师总是对的，教科书上的内容都是至理名言。教师的年龄越大，头上的白发越多，学生就越是对他言听计从。而在某些西方国家，老师并没有受到如此高的尊重，我们也不必迷信教科书中的内容，并可以自由地怀疑一切。例如在美国，一个学生如果能够指出老师的错误，他会觉得非常自豪：“啊哈，我指出了某某教授的错误!”
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应该尊敬老师，但是不必迷信老师说的每一句话，而要敢于怀疑。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用“为什么”、“何时”和“怎样”等向老师发问。这是产生变革的必由之路。我在新西兰上大学的时候，人们认为自然界只有92种元素，这是上帝为整个宇宙所创造的，而现在我们知道，还有更多的人造元素；按照传统的定义，原子既不能创生也不能毁灭，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可以借助原子裂变和聚变将原子摧毁；我们也可以在原子反应过程中，用全新的元素创造出原子。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尊重老师，但不必盲从，而要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这是取得重大突破和科学新发现的惟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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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很快，科技论文数已跃居世界第六，不久前又成功实现了首次载人航天。但是，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我国总体科技实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原创性的重大科学研究成果还不多，我们的实验室中尚未走出像您这样的诺贝尔奖得主。
中国科学界何时才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中国科技如何才能接近世界一流？我国公众和媒体对这一问题非常关注，您对此有什么高见？
麦克迪尔米德：英语中有一句名言：“没有金钱的梦想是一种幻觉。”(Avision without money is a hallucination.)经济健康发展是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今天的中国正具备这样的条件。据我所知，中国有相当多的资金，用于某些重要潜在技术的研究，但对于那些暂时尚无法预见其用途的基础研究，经费就不那么宽裕了。我非常赞同把大量资金花在新技术开发上，然而我也真诚地希望有足够的经费用于目前尚无明确应用背景的基础科学研究。当今的基础研究通常没有明显的技术应用，但却可能是10年、20年之后新技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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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是做一个领导者还是追随者，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决于它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我希望中国能进一步增加对包括“导电聚合物”在内的基础研究的投入，做21世纪世界科技的领导者。
记者：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如何科学地评价一位科学家的工作，是当前我国科研体制改革、激励机制创新的重要方面。很想听听您对科研评价体系的看法。
麦克迪尔米德：正如我刚才已经阐明的，我从不以建筑的优劣来评判一所大学，更不以校园的景致作为标准，关键是要重视人的因素，要以师资、学生论英雄。评判一所大学学术水平高低的方法并不是看它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其他论文中引用或提到这些论文的次数。原则上说，你可以发表很多论文，但它们可能缺乏创意，以后也没有人会费心去谈论它或引用它。评价科研人员的标准与此类似。在美国，有人曾经开玩笑说，在考虑晋升某人时，你先称一称他的论文，如果重量超过多少公斤，他就是够格的。而我所看重的，是世界上未来有多少研究人员对他某一篇或某几篇论文引用的次数。科研的价值不在于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5年、10年后，会有多少其他研究人员有多少次回过头来引用这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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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最后，请您对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提一些建议。
麦克迪尔米德：中国应加强实质性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尽可能使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同行融合在一起，就像吉林大学“麦克迪尔米德实验室”这样，使中国科学家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结合在一起，让不同背景、风格、传统的科学家相互切磋、交流。不能说来访的外国科学家只是作作报告，再参观游览一下名胜，就算进行国际合作了，而要像吉林大学这样，建一座专家公寓，来访的科学家就住在这里，从公寓到实验室不需要专人陪同、接送，更不必讲什么形式和排场，而是由他们自己步行或是打车，真正像回到家里一样。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会有任何科学家能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小岛上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工作!我现在每一天都在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就连一天的研究工作没有任何进展、实验室停电、自己得了感冒等，这些都是交流的内容。
21世纪是科学技术的世纪，我将在余生中尽可能多地为吉林大学、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尽力帮助中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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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科学奖
12月10日，是瑞典著名科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逝世纪念日。每年这个时候，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颁奖仪式都将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庄严而隆重地举行。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典礼，而已在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道路上树立起一块块不朽的里程碑。
今年共有7位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的科学明星问鼎这一科学桂冠。他们的科学贡献不仅拓展了我们观察宇宙的视野，而且实实在在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随着盛典序曲渐渐奏响，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些科学大师的原创性贡献：
74岁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生物医学核磁共振实验室主任保罗·劳特布尔和70岁的英国诺丁汉大学物理系教授彼得·曼斯菲尔德，以其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领域的突破性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75岁的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俄罗斯裔科学家阿列克谢·阿布里科索夫、87岁的俄罗斯科学院顾问维塔利·金茨堡以及65岁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安东尼·莱格特，因在超导体和超流体理论上作出的开创性贡献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
54岁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和医学教授彼得·阿格雷、47岁的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分子神经生物学和生物物理学教授罗德里克·麦金农，凭借其在细胞膜通道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