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中医的根 访《思考中医》作者刘力红教授
最近，在中医圈里悄然流行起了一本叫作《思考中医》的书，该书洋洋三十余万字，高举着“尊重经典，学习经典”的旗帜，将其对当今中医现状的思考以及十多年来研习《伤寒论》及从师的体悟，用通俗、有趣的语言娓娓道来，将读者引领入了中医经典的瑰奇世界。通读完这本书，记者带着急切的心情拨通了该书作者--广西中医学院刘力红教授的电话。
记者：很多人读完您的《思考中医》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对中医经典有了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进而对中医的学习树立了一种信心，这是否就是您写这部书的主旨呢？
刘力红：学习中医在过去需要信心，在今天这个信心似乎更为重要，这与中医这门学问的特殊性以及中医目前的处境很有关联。去年元月20号，我曾拜访了当今中医界的元老邓铁涛教授，与邓老进行了近四个小时的谈话，话题始终围绕着“如何令学人树立信心”这一现在中医教育界急待解决的问题，邓老甚至把“信心”作为中医入门的一个标志，学人不管是学士、硕士还是博士，在中医行里是否已经入门，就看具不具备这个信心。而如何引导学人，使他们对中医有一个牢固的信心，这应该是中医教育的一个最根本的任务，也是衡量中医教育成败的一个关键，是所有从事中医和关心中医的人们必须认真对待的。我写这部书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解决目前学人在学习中医时思想上的困惑，尤其是对要不要学习经典的困惑，帮助他们树立对中医的信心。因为信心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培植，而只要信心不泯灭，中医的未来就会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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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如何培养这一信心呢？
刘力红：我想树立信心无非两条途径，一是从理立信，一是从感立信。从理立信，就是从理性入手，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医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有深入的了解，不知道中医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把她当西医来学，把她当现代科学来学，这叫牛头不对马嘴，信心也就无从建立。那么，中医与西医的根本区别在哪儿？举一个例子，比如一棵橘树结的橘子是甜的，现在我们要设法使它变酸，怎么办呢？西医的方法是充分地研究橘树，了解它的基因，然后通过改变橘树基因的某个片段，来使橘子变酸。那么中医呢？中医的方法很简单，让它过淮就是了，不是有“橘过淮则酸”的故事吗？淮橘为枳，通过改变时空，改变方位，改变事物所需的条件，从而使事物向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中医用的正是这样一种方法。
最近治疗了一位神经髓鞘硬化症合并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年余来肾功能一直不好，肌酐多在260个单位以上，尿素氮15个单位。西医认为这样的肾功能不全能保持现状不快速发展已然不错，要想逆转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相当多的肾小球已经硬化，已经丧失功能。作为中医是否我们也这样看待呢？当时通过四诊，我认为患者的“证”主要是中虚，所以针对中虚开了归芪建中汤加茯苓、白术。服药月余后，肾功能迅速改善，化验结果：肌酐已降至190个单位，尿素氮已降至9个单位。在西医眼里，肾小球已经硬化，功能已经丧失，怎么可能再恢复呢？而在中医眼里，肾小球硬化、肾小球功能丧失所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可是我们还同时看到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这个肾小球硬化、肾功能不全是在中虚的环境里发生的，如果设法改变中虚的环境，那么由此环境而导致的肾小球硬化、肾功能不全就完全有可能逆转。从这例病案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西医之间的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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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医应从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解决问题，从而立定脚跟，不为西医的结论所左右，这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尤其在年轻一代学人身上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们太习惯西医的这套方法，凭借现代科学的系列手段所得出的这些东西，几乎就是定论了，而我们摸摸望望能够说明什么呢？所以如果不能从理念上根本地翻过来，不对传统文化建立起真实牢固的信心，要想立定脚跟，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要想达到上述这个目的，经典就是最实在最方便不过的路子，这是无数过来人的经验所证明了的，而我的《思考中医》亦正是从这里面走出来的。
记者：现在中医界有一种轻视中医经典学习的倾向，比如一些中医高等院校将中医经典课程改为选修课，您认为这对中医的学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力红：这样一种倾向给中医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将经典改为选修，实际已经标示了经典的非必要性，由此自然导致大多数学人学习经典积极性的降低。不以一种迫切心、必要心，怎么能够切入经典呢？经典不能切入，要想在现代科技理念主导的时代里树立对中医的信心，学好中医，实为难矣!所以那么多的中医前辈都不约而同地强调经典，我想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现在有很多的高等中医院校将经典改为选修，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如果这些原因不能理透，那我们既不能说服决策者改变观念，亦难以使学人真正下决心学好经典。以我所在的广西中医学院为例，经典改选并不是草率的，当时教务处在作出决策前曾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还设置了近千份问卷，而调查的结果却显示经典并非学好中医所必须。因为这样的原因，才促使领导痛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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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调查研究是一切决策的重要条件，但是这个调查研究也是应该有前提的，尤其像中医经典这样的学问更加不能离开前提，离开了前提，调查研究也就毫无意义可言。因为经典是一门见仁见智的学问，是仁者方能见到经中之仁，是智者方能见到经中之智。大家非常熟悉的蒲辅周老中医初出茅庐时，求诊病人颇多，然有效者，亦有不效者。为此，蒲老毅然停诊，闭门读书三年，将中医的经典熟读、精思、反复揣摩，三年后复出，遂能于临证得心应手，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屈一指的临床大家。对这段特殊的经历，蒲老深有感慨地说：“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认为我闭户停诊是‘高其身价’，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我院的已故名老中医林沛湘教授，不但理论上有心得，而且临床疗效卓著，临床除内科疾病外，还善治妇、儿、五官这些科的疾病，可是林老却很少去读内、外、妇、儿、五官这些临床各科的书籍，他就凭一本《内经》治病。在一次讲座中，林老深有感触地说：“《内经》的东西，只要有一句话你悟透了，那你一辈子都吃不完。”蒲老、林老、邓老以及更多的中医临床家，为什么都这样强调经典？很显然是他们对经典都有相似的感悟。这个感悟告诉他们，要想在中医上有较深的造诣，要想成为大家，离开经典是很难办到的。如果未能进入经典，对经典根本没有感悟，甚至连一遍经典也没读过，那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如果上述的调查是建立在“未能进入经典”这样一个基础上，那经典对于中医的学习自然就变得毫无意义，经典当然应该划为选修，甚至可以完全不修。所以，经典究竟应该“必修”，还是“选修”或者“不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作出这个决定的依据是什么，我们想要把现在乃至今后的中医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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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您上面的谈话中似乎让人感到，对经典的不同态度既可以反映学人对经典的领悟程度，同时又能对学人的中医造诣深浅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领悟、态度上的差异呢？
刘力红：这个问题我在《思考中医》中已经较多地谈到过，我想还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因为现在学中医不同于过去，过去文献很少，就那么几部经典，或者对经典权威性的认识没什么疑虑，而现在有太多的文献，经典的权威性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已根本动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解决在学习经典前的认识问题，大多数学人要么根本就不想进入经典，要么只在门口打几个转就出来了，如此怎会对经典有较深的领悟呢？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这种说法虽然肯定了中医在历史上和今天的实际作用，但是作为一门医学仅凭经验显然是不够的，还应有更重要的理性成分。我在《思考》中谈到，中医是一门归纳与推演相结合的学问，其中归纳可以充分地表现在阴阳的理论里，我们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的“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中可以感受到，如果就归纳而言，没有比阴阳更完备的归纳法了。那么推演呢？推演蕴涵在术数里。我们查看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在其子部下就有术数这个分类。术数这门学问除医以外，更多地包括在卜学、星学、相学等传统的学问里面。孙思邈于《千金要方·卷一》“大医习业”云：“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过去看孙氏的这一段话，还以为他老人家故弄玄虚，甚至有迷信嫌疑。而今天我们冷静分析一下，这不过是在强调归纳与推演的结合。《素问·上古天真论》明确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说明中医从一开始就强调了二者的合一，并非到孙思邈那里才突发奇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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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将经典理论的构建过程中有没有实验的参与作为衡量这一理论是否科学的一个条件。的确，整部《内经》没有一处谈及小白鼠的实验问题，因为这样一个外在的实验条件在那个时代尚不具足，经典理论也不是通过这样一些现代实验研究证明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经典的构建过程完全没有实验的参与，为此我在《思考中医》中专门提出了内证实验的概念。内证实验是一种直接在理论构建者主体内进行的精微实验，这类实验完全不需要现代实验室的这些外在条件，它只需要主试者自身的精密而系统的训练。一旦这个训练成熟，内证的过程就会自然发生，就会自然提供出经典理论构建所需要的系列数据。如经络府俞便是在这个内证过程中提供出来的。李时珍于《奇经八脉考》所说的“内景隧道，唯反观者能照察之。”就是对内证实验的一个写照。
内证是传统中医理论的一块基石，它与另一块基石——理性思维相结合构筑了经典理论。如此一来，经典理论便在现代的层面上找到了其应有的完备性与合理性。这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经典，尤其是对于我们解除入门前的思想疑虑应该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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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时代在进步，文化在进步，科技更在进步，经典毕竟是二千年前的东西，我们今天来强调她、重视她，会不会有“守旧”和“倒退”的嫌疑呢？
刘力红：文化是具有多种形态的，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发现并非每种文化形态都会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有所发展。按爱因斯坦的分类，文化共有四种形态，即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哲学文化及宗教文化。在上述四种文化形态中，(近现代)科学文化是与时俱进的，除此之外的三种文化形态就不见得如此了。比如艺术文化和宗教文化，她们的发展就不尽与时代相符。以诗歌为例，唐诗这样一种格律体裁的诗，在唐朝几百年里已占尽风光，经过千余年，“唐诗”是不是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又有了不断的发展呢？我看很少有人会持肯定的观点。这些文化现象虽然与中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弄清这些文化形态的不同历史走向，以及形成这些走向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经典却会有很大的帮助。
近人梁漱溟先生曾将世间的学问分为两大类，一类系向内用功而得，一类系向外用功而得。中医就其产生过程来看，她应属向内用功为主导下产生的学问，而近现代科学则完完全全是向外用功产生的学问。既然有向内向外之别，那么中医与近现代科学在很多地方截然不同甚至不可调和就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梁先生对世间的问题还有一个三分法，也就是世间的问题不管多么复杂，也不过三类，第一类是人对物的问题；第二类是人对人的问题；第三类是人对己的问题。对这些不同类问题用不同的方法认识和解决，便导致了不同类文化形态的产生。近现代科学(包括西医)就属于第一类问题(第一类文化形态)的范畴。而中医所属的文化形态比较复杂，正如《内经》所强调的，欲通达医道，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其中天文、地理属于第一类问题，就是人与物的问题，而人事则包括了后两类，即人与人的问题和人与己的问题。所以经典实际上包涵了上述三类文化形态。当然第三类文化形态是根基，中医理论其实就是通过对人与己的问题“用功”，在逐渐获得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的基础上，再向第一、二类问题迈进而构建起来的。而人与己的问题必须通过向内用功的途径方能获得解决，因为向内用功方能获得内证，向内用功方能获得内明。中医的第一部经典为什么要以“内经”命名呢？“内(外)”指的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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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一门多文化形态共融的学问，切不可简单视之，切不可一个现代化、科学化就了事。如果我们从上述这样的层面去审视她，经典的重要性以及学习经典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守旧”与“倒退”也就不期自释了。
记者：目前中医的文献日益丰富，尤其是临床的各种资料多到目不暇接，而《内经》只有十三方，如何能应对临床复杂的病情，这又如何让学人对经典生信呢？
刘力红：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内经》确实只有十三个“不成样”的方子，而现在的中医方子不但数量上不可思议，且在分类上越来越细，内外妇儿五官应有尽有，单就这一点来说，中医就无可争辨地丰富了、发展了。但是，一门学问包涵了“体”、“用”两个层面，虽然“体”、“用”都很重要，但古人更注重的是“体”，认为“体”为本为规矩，“用”为末为巧，故有“但得本，何愁末”、“大匠示人以规矩，不示人以巧”的告诫。只要把握了根本，巧用是会自然得到的，这一点绝不会有问题。相反，学人如果只是注重巧用，或者从一开始便堕入巧用一边，其结果则只会如张仲景所说：“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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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了体用的问题，明了了规矩和巧的问题，我们既会对目下日趋严重的只顾巧用不顾根本的做法深自危之，同时亦会对圣人于经中重体掩用的用心感恩不已。其实经典时代并非临床不成熟，并非治疗手段和方法不多，而是圣人为遮止医道上的一条危险之路所用的方便。可是这样的危险终究还是发生了。
中医行内有一句话：学医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治病三年，方知天下无方可用。回想我的习医经历，确实感受了这个过程。在学医的头几年里，随着学习的深入，所记方子的日益增多，真是感到天下没有什么病自己不能治。等到临床几年以后，用这个方不灵，那个方也不灵，似乎无从下手，这才知道无方可用了。学人处在这个阶段万不可退失信心，若能继续努力，再逢师指点，理论上的见地上去了，临床的应验又会逐渐生起。随着临床上的应验增多，渐渐成为学人的个人经验，这个时候又尤须小心。因为这个时候的经验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经验使临床疗效逐渐提高，会增加我们对中医的信心；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经验上，那么经验又会成为我们体悟医道，以臻化境的最大绊脚石。其实很多学人，甚至是大多数学人往往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以致最终难以领悟医道真谛，从而难以达到古人所云“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的圆融境界。所以学人欲达此境界，就必须破除对经验、对成方的执着。经典之所以很少立方，其实正是要引导学人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而我们却将经典的这个设立误为经验不足，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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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是古人在内证、内明的境界里构建的，完全不同于近现代科学体系的东西。如果大家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至少可以避免盲目地用现代科学的这一套去看中医，而由此盲目性所导致的诸多问题，如经典“改选”的错误就不会发生。学习中医，有些时候就像学书，学书首先要临帖，临什么帖呢？当然要临大师的帖，像颜帖、柳帖、王帖等。医道亦是如此，我们读经，我们研习经典，其实就是临帖的功夫。这个意义认识了，对经典的信心、对中医的信心是不难树立起来的。
人物链接
刘力红 男，1958年生。汉族，湖南湘乡人。医学博士、教授、广西名中医。1978～1983年就读于广西中医学院，1983～1986年留本院温病教研室任教，1986～1989年于成都中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陈治恒教授，1989～1992年于南京中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陈亦人教授。199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广西中医学院中医临床基础教研室，从事《伤寒论》教学、临床、科研至今。曾于本科毕业后随先师李阳波习医达七年之久。其中有两年时间与先师同吃同住，亲历了传统的师徒生活，于传统文化的很多领域皆受到较为深广的熏陶，为今后的研习打下了重要的基础。随后又随王庆余及曾邕生等师修习传统之易道医学。1997年晋升教授，1999年起担任中医临床基础学学科带头人。2002～2003年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访问。临床擅以经方治疗内、妇、儿等科疾病，尤于温热剂的应用有较深体会。研究方向：经典中医的理论及临床研究、中医的哲学思考。专著《思考中医》于2003年6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http://www.100md.com(白晓芸)
记者：很多人读完您的《思考中医》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对中医经典有了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进而对中医的学习树立了一种信心，这是否就是您写这部书的主旨呢？
刘力红：学习中医在过去需要信心，在今天这个信心似乎更为重要，这与中医这门学问的特殊性以及中医目前的处境很有关联。去年元月20号，我曾拜访了当今中医界的元老邓铁涛教授，与邓老进行了近四个小时的谈话，话题始终围绕着“如何令学人树立信心”这一现在中医教育界急待解决的问题，邓老甚至把“信心”作为中医入门的一个标志，学人不管是学士、硕士还是博士，在中医行里是否已经入门，就看具不具备这个信心。而如何引导学人，使他们对中医有一个牢固的信心，这应该是中医教育的一个最根本的任务，也是衡量中医教育成败的一个关键，是所有从事中医和关心中医的人们必须认真对待的。我写这部书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解决目前学人在学习中医时思想上的困惑，尤其是对要不要学习经典的困惑，帮助他们树立对中医的信心。因为信心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培植，而只要信心不泯灭，中医的未来就会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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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如何培养这一信心呢？
刘力红：我想树立信心无非两条途径，一是从理立信，一是从感立信。从理立信，就是从理性入手，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医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有深入的了解，不知道中医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把她当西医来学，把她当现代科学来学，这叫牛头不对马嘴，信心也就无从建立。那么，中医与西医的根本区别在哪儿？举一个例子，比如一棵橘树结的橘子是甜的，现在我们要设法使它变酸，怎么办呢？西医的方法是充分地研究橘树，了解它的基因，然后通过改变橘树基因的某个片段，来使橘子变酸。那么中医呢？中医的方法很简单，让它过淮就是了，不是有“橘过淮则酸”的故事吗？淮橘为枳，通过改变时空，改变方位，改变事物所需的条件，从而使事物向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中医用的正是这样一种方法。
最近治疗了一位神经髓鞘硬化症合并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年余来肾功能一直不好，肌酐多在260个单位以上，尿素氮15个单位。西医认为这样的肾功能不全能保持现状不快速发展已然不错，要想逆转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相当多的肾小球已经硬化，已经丧失功能。作为中医是否我们也这样看待呢？当时通过四诊，我认为患者的“证”主要是中虚，所以针对中虚开了归芪建中汤加茯苓、白术。服药月余后，肾功能迅速改善，化验结果：肌酐已降至190个单位，尿素氮已降至9个单位。在西医眼里，肾小球已经硬化，功能已经丧失，怎么可能再恢复呢？而在中医眼里，肾小球硬化、肾小球功能丧失所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可是我们还同时看到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这个肾小球硬化、肾功能不全是在中虚的环境里发生的，如果设法改变中虚的环境，那么由此环境而导致的肾小球硬化、肾功能不全就完全有可能逆转。从这例病案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西医之间的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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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医应从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解决问题，从而立定脚跟，不为西医的结论所左右，这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尤其在年轻一代学人身上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们太习惯西医的这套方法，凭借现代科学的系列手段所得出的这些东西，几乎就是定论了，而我们摸摸望望能够说明什么呢？所以如果不能从理念上根本地翻过来，不对传统文化建立起真实牢固的信心，要想立定脚跟，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要想达到上述这个目的，经典就是最实在最方便不过的路子，这是无数过来人的经验所证明了的，而我的《思考中医》亦正是从这里面走出来的。
记者：现在中医界有一种轻视中医经典学习的倾向，比如一些中医高等院校将中医经典课程改为选修课，您认为这对中医的学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力红：这样一种倾向给中医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将经典改为选修，实际已经标示了经典的非必要性，由此自然导致大多数学人学习经典积极性的降低。不以一种迫切心、必要心，怎么能够切入经典呢？经典不能切入，要想在现代科技理念主导的时代里树立对中医的信心，学好中医，实为难矣!所以那么多的中医前辈都不约而同地强调经典，我想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现在有很多的高等中医院校将经典改为选修，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如果这些原因不能理透，那我们既不能说服决策者改变观念，亦难以使学人真正下决心学好经典。以我所在的广西中医学院为例，经典改选并不是草率的，当时教务处在作出决策前曾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还设置了近千份问卷，而调查的结果却显示经典并非学好中医所必须。因为这样的原因，才促使领导痛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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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调查研究是一切决策的重要条件，但是这个调查研究也是应该有前提的，尤其像中医经典这样的学问更加不能离开前提，离开了前提，调查研究也就毫无意义可言。因为经典是一门见仁见智的学问，是仁者方能见到经中之仁，是智者方能见到经中之智。大家非常熟悉的蒲辅周老中医初出茅庐时，求诊病人颇多，然有效者，亦有不效者。为此，蒲老毅然停诊，闭门读书三年，将中医的经典熟读、精思、反复揣摩，三年后复出，遂能于临证得心应手，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屈一指的临床大家。对这段特殊的经历，蒲老深有感慨地说：“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认为我闭户停诊是‘高其身价’，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我院的已故名老中医林沛湘教授，不但理论上有心得，而且临床疗效卓著，临床除内科疾病外，还善治妇、儿、五官这些科的疾病，可是林老却很少去读内、外、妇、儿、五官这些临床各科的书籍，他就凭一本《内经》治病。在一次讲座中，林老深有感触地说：“《内经》的东西，只要有一句话你悟透了，那你一辈子都吃不完。”蒲老、林老、邓老以及更多的中医临床家，为什么都这样强调经典？很显然是他们对经典都有相似的感悟。这个感悟告诉他们，要想在中医上有较深的造诣，要想成为大家，离开经典是很难办到的。如果未能进入经典，对经典根本没有感悟，甚至连一遍经典也没读过，那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如果上述的调查是建立在“未能进入经典”这样一个基础上，那经典对于中医的学习自然就变得毫无意义，经典当然应该划为选修，甚至可以完全不修。所以，经典究竟应该“必修”，还是“选修”或者“不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作出这个决定的依据是什么，我们想要把现在乃至今后的中医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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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您上面的谈话中似乎让人感到，对经典的不同态度既可以反映学人对经典的领悟程度，同时又能对学人的中医造诣深浅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领悟、态度上的差异呢？
刘力红：这个问题我在《思考中医》中已经较多地谈到过，我想还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因为现在学中医不同于过去，过去文献很少，就那么几部经典，或者对经典权威性的认识没什么疑虑，而现在有太多的文献，经典的权威性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已根本动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解决在学习经典前的认识问题，大多数学人要么根本就不想进入经典，要么只在门口打几个转就出来了，如此怎会对经典有较深的领悟呢？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这种说法虽然肯定了中医在历史上和今天的实际作用，但是作为一门医学仅凭经验显然是不够的，还应有更重要的理性成分。我在《思考》中谈到，中医是一门归纳与推演相结合的学问，其中归纳可以充分地表现在阴阳的理论里，我们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的“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中可以感受到，如果就归纳而言，没有比阴阳更完备的归纳法了。那么推演呢？推演蕴涵在术数里。我们查看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在其子部下就有术数这个分类。术数这门学问除医以外，更多地包括在卜学、星学、相学等传统的学问里面。孙思邈于《千金要方·卷一》“大医习业”云：“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过去看孙氏的这一段话，还以为他老人家故弄玄虚，甚至有迷信嫌疑。而今天我们冷静分析一下，这不过是在强调归纳与推演的结合。《素问·上古天真论》明确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说明中医从一开始就强调了二者的合一，并非到孙思邈那里才突发奇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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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将经典理论的构建过程中有没有实验的参与作为衡量这一理论是否科学的一个条件。的确，整部《内经》没有一处谈及小白鼠的实验问题，因为这样一个外在的实验条件在那个时代尚不具足，经典理论也不是通过这样一些现代实验研究证明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经典的构建过程完全没有实验的参与，为此我在《思考中医》中专门提出了内证实验的概念。内证实验是一种直接在理论构建者主体内进行的精微实验，这类实验完全不需要现代实验室的这些外在条件，它只需要主试者自身的精密而系统的训练。一旦这个训练成熟，内证的过程就会自然发生，就会自然提供出经典理论构建所需要的系列数据。如经络府俞便是在这个内证过程中提供出来的。李时珍于《奇经八脉考》所说的“内景隧道，唯反观者能照察之。”就是对内证实验的一个写照。
内证是传统中医理论的一块基石，它与另一块基石——理性思维相结合构筑了经典理论。如此一来，经典理论便在现代的层面上找到了其应有的完备性与合理性。这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经典，尤其是对于我们解除入门前的思想疑虑应该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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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时代在进步，文化在进步，科技更在进步，经典毕竟是二千年前的东西，我们今天来强调她、重视她，会不会有“守旧”和“倒退”的嫌疑呢？
刘力红：文化是具有多种形态的，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发现并非每种文化形态都会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有所发展。按爱因斯坦的分类，文化共有四种形态，即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哲学文化及宗教文化。在上述四种文化形态中，(近现代)科学文化是与时俱进的，除此之外的三种文化形态就不见得如此了。比如艺术文化和宗教文化，她们的发展就不尽与时代相符。以诗歌为例，唐诗这样一种格律体裁的诗，在唐朝几百年里已占尽风光，经过千余年，“唐诗”是不是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又有了不断的发展呢？我看很少有人会持肯定的观点。这些文化现象虽然与中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弄清这些文化形态的不同历史走向，以及形成这些走向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经典却会有很大的帮助。
近人梁漱溟先生曾将世间的学问分为两大类，一类系向内用功而得，一类系向外用功而得。中医就其产生过程来看，她应属向内用功为主导下产生的学问，而近现代科学则完完全全是向外用功产生的学问。既然有向内向外之别，那么中医与近现代科学在很多地方截然不同甚至不可调和就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梁先生对世间的问题还有一个三分法，也就是世间的问题不管多么复杂，也不过三类，第一类是人对物的问题；第二类是人对人的问题；第三类是人对己的问题。对这些不同类问题用不同的方法认识和解决，便导致了不同类文化形态的产生。近现代科学(包括西医)就属于第一类问题(第一类文化形态)的范畴。而中医所属的文化形态比较复杂，正如《内经》所强调的，欲通达医道，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其中天文、地理属于第一类问题，就是人与物的问题，而人事则包括了后两类，即人与人的问题和人与己的问题。所以经典实际上包涵了上述三类文化形态。当然第三类文化形态是根基，中医理论其实就是通过对人与己的问题“用功”，在逐渐获得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的基础上，再向第一、二类问题迈进而构建起来的。而人与己的问题必须通过向内用功的途径方能获得解决，因为向内用功方能获得内证，向内用功方能获得内明。中医的第一部经典为什么要以“内经”命名呢？“内(外)”指的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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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一门多文化形态共融的学问，切不可简单视之，切不可一个现代化、科学化就了事。如果我们从上述这样的层面去审视她，经典的重要性以及学习经典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守旧”与“倒退”也就不期自释了。
记者：目前中医的文献日益丰富，尤其是临床的各种资料多到目不暇接，而《内经》只有十三方，如何能应对临床复杂的病情，这又如何让学人对经典生信呢？
刘力红：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内经》确实只有十三个“不成样”的方子，而现在的中医方子不但数量上不可思议，且在分类上越来越细，内外妇儿五官应有尽有，单就这一点来说，中医就无可争辨地丰富了、发展了。但是，一门学问包涵了“体”、“用”两个层面，虽然“体”、“用”都很重要，但古人更注重的是“体”，认为“体”为本为规矩，“用”为末为巧，故有“但得本，何愁末”、“大匠示人以规矩，不示人以巧”的告诫。只要把握了根本，巧用是会自然得到的，这一点绝不会有问题。相反，学人如果只是注重巧用，或者从一开始便堕入巧用一边，其结果则只会如张仲景所说：“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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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了体用的问题，明了了规矩和巧的问题，我们既会对目下日趋严重的只顾巧用不顾根本的做法深自危之，同时亦会对圣人于经中重体掩用的用心感恩不已。其实经典时代并非临床不成熟，并非治疗手段和方法不多，而是圣人为遮止医道上的一条危险之路所用的方便。可是这样的危险终究还是发生了。
中医行内有一句话：学医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治病三年，方知天下无方可用。回想我的习医经历，确实感受了这个过程。在学医的头几年里，随着学习的深入，所记方子的日益增多，真是感到天下没有什么病自己不能治。等到临床几年以后，用这个方不灵，那个方也不灵，似乎无从下手，这才知道无方可用了。学人处在这个阶段万不可退失信心，若能继续努力，再逢师指点，理论上的见地上去了，临床的应验又会逐渐生起。随着临床上的应验增多，渐渐成为学人的个人经验，这个时候又尤须小心。因为这个时候的经验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经验使临床疗效逐渐提高，会增加我们对中医的信心；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经验上，那么经验又会成为我们体悟医道，以臻化境的最大绊脚石。其实很多学人，甚至是大多数学人往往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以致最终难以领悟医道真谛，从而难以达到古人所云“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的圆融境界。所以学人欲达此境界，就必须破除对经验、对成方的执着。经典之所以很少立方，其实正是要引导学人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而我们却将经典的这个设立误为经验不足，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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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是古人在内证、内明的境界里构建的，完全不同于近现代科学体系的东西。如果大家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至少可以避免盲目地用现代科学的这一套去看中医，而由此盲目性所导致的诸多问题，如经典“改选”的错误就不会发生。学习中医，有些时候就像学书，学书首先要临帖，临什么帖呢？当然要临大师的帖，像颜帖、柳帖、王帖等。医道亦是如此，我们读经，我们研习经典，其实就是临帖的功夫。这个意义认识了，对经典的信心、对中医的信心是不难树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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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红 男，1958年生。汉族，湖南湘乡人。医学博士、教授、广西名中医。1978～1983年就读于广西中医学院，1983～1986年留本院温病教研室任教，1986～1989年于成都中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陈治恒教授，1989～1992年于南京中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陈亦人教授。199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广西中医学院中医临床基础教研室，从事《伤寒论》教学、临床、科研至今。曾于本科毕业后随先师李阳波习医达七年之久。其中有两年时间与先师同吃同住，亲历了传统的师徒生活，于传统文化的很多领域皆受到较为深广的熏陶，为今后的研习打下了重要的基础。随后又随王庆余及曾邕生等师修习传统之易道医学。1997年晋升教授，1999年起担任中医临床基础学学科带头人。2002～2003年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访问。临床擅以经方治疗内、妇、儿等科疾病，尤于温热剂的应用有较深体会。研究方向：经典中医的理论及临床研究、中医的哲学思考。专著《思考中医》于2003年6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http://www.100md.com(白晓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