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生物医药呼唤政策春风
本报记者 王域城
全球生物医药产业迅猛发展，与IT产业将共同成为主宰世界各国未来经济力量的两大支柱。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生物药品销售额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大大高于全医药行业年均不到10%的增长速度。以美国为例，生物医药研究研发领域的人均投入为其他工业领域的10倍。
非典的出现，“生物防恐”等，更使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生物医药。我国现有人口超过12亿，并且人口数量仍在增加，耕地却在逐年减少，而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因此中国更加需要发展生物技术，并已经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生物医药3大疑问
目前我国一年生物药品的销售额还不如美国或日本一家中等生物制药公司的年产值，因此我国生物制药企业在产业化和规模化方面还同国外有很大的差距。
, 百拇医药
为什么基础研究与产业化高度不匹配？
我国科技人员以最早成功研制人工合成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在世界生物技术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且业界公认，我国的生物技术研究已是所有学科中距离发达国家前沿水平最近的一个学科。但是与基础研究频频报捷相比，生物医药技术产业化发展尚不尽如人意，突出表现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太少，已开发上市的品种存在“二多、一小、一低”：仿制产品多、同一品种生产厂家多、产业化规模小、低水平无序竞争等特点。如目前EPO生产厂家有24家、G-CSF生产厂家有24家、GM-CSF生产厂家有23家，对绝大多数厂家来说，高投入带来的是低回报，导致许多企业恶性循环，投资者因此望而却步。
为什么有那么多远去的背影？
天津泰达华生生物园CEO刘建亚曾经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读生物学博士。他透露，目前我国生物技术的一流人才大部分滞留海外，光是在北美地区就有近30万中国留学生，其中1/5左右研究生物技术。
, 百拇医药
为什么成果转化长期“肠梗阻”？
一个生物药品的成功开发，必须经过实验室研究、开发及小批量试制的“上游开发”和生产车间大规模生产及市场推广的“下游工程”，并且就生物技术的产业化来讲，“下游工程”比“上游开发”更显得重要。据权威人士估计，我国在医药生物技术产品研究开发领域中“上游开发”仅比国际水平落后3～5年，而“下游工程”却至少相差15年以上。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侯云德院士认为，在生物医药产业方面，科研单位要面向市场，要疏通科研与产业之间的通道。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从政策层面来“解结”。
呼唤政策春风
生物医药是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低污染的特征。政策制定时应该充分考虑这些特点。
, http://www.100md.com
创业者群体的打造需要人才制度创新
得人才者得天下。中国生物医药最缺的不是技术，而是创业者群体。他们大部分受聘于大公司和大研究所，是世界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引进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是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因此，留学生政策、人才引进政策、期权制度都要求各地政府采取非常得力到位的措施，有些可能与现有政策不一致，牵涉到人才制度创新。
知识产权急需保护
在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中，我国跟踪和模仿国外的多，自己创新的少。这种以仿制为主的发展模式存在着知识产权问题的潜在威胁，目前我国大多数生物制品没有知识产权，因而不能进入国际市场进行竞争，而且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生物工程药品的知识产权问题将会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
实际上，无形资产的认同、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尊重创业者、技术专利发明人的切实表现，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入股，这些除了政策层面的支持外，还需要切实可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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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渠道有待畅通
与生物药品的高收益对比鲜明的是它的高风险，因为开发一个新药品需要巨额的投入，并且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开发周期。
因此，我国应该多渠道增加投入，包括部门和地方政府资金、科技贷款、股票市场、海外基金等。同时还应积极培育风险资本市场，鼓励建立生物技术风险投资基金。建议以国家投入为引导，吸引企业、社会多方面的资金，设立生物技术医药风险投资基金，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建立有偿使用制度，使投入各方都能得到相应的收益，保证资金的滚动增值，促进生物技术创新药物尽快产业化。
具体包括，设立专项科研基金、成立新药开发基金、成立生物技术新药风险基金等。
产业政策导向有待明确
业界专家认为，生物医药产品进入医保基本目录，与相对垄断地位相称，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而在许可证制度下，是否得到特殊政策具有更直接的优势，如国家对跨省市开设连锁零售药店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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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对各地生物医药“园区”的管理。由于对生物技术产品产业化的特点认识不足，仅仅认识到高产出的一面，许多企业在可行性研究不足的情况下就纷纷上项目，同一种产品往往很多家在搞。重复建设必然导致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经济效益低下，无法集中财力物力投入新产品开发。目前，中国在建“药谷”超过80家。事实上，产业领域重叠、资源争夺激烈，陷入低水平竞争。行业垄断和政府过多干预是当前制约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侯云德认为，国家应以市场为导向，促使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制订一系列有利于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以及生物医药出口优惠政策等；凡属高新企业要规定销售额的10%左右用于新产品的R&D，对投入大的公司(项目)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国家应扶持前沿技术创新，促进新药开发；放宽办厂和生产仿制药的审批程序；发展中介机构，开展新药、仿制药、出口药的政策和程序咨询及国内外的专利咨询。
据业界专家分析，今年是全球生物科技工业因资金短缺而导致的第三个衰退年头，中国相对低廉的成本优势将使国外一些有前途的产品甚至产业先期进入中国市场，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良机，如果有政策的“春风化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将迈上新台阶。, 百拇医药
全球生物医药产业迅猛发展，与IT产业将共同成为主宰世界各国未来经济力量的两大支柱。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生物药品销售额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大大高于全医药行业年均不到10%的增长速度。以美国为例，生物医药研究研发领域的人均投入为其他工业领域的10倍。
非典的出现，“生物防恐”等，更使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生物医药。我国现有人口超过12亿，并且人口数量仍在增加，耕地却在逐年减少，而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因此中国更加需要发展生物技术，并已经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生物医药3大疑问
目前我国一年生物药品的销售额还不如美国或日本一家中等生物制药公司的年产值，因此我国生物制药企业在产业化和规模化方面还同国外有很大的差距。
, 百拇医药
为什么基础研究与产业化高度不匹配？
我国科技人员以最早成功研制人工合成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在世界生物技术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且业界公认，我国的生物技术研究已是所有学科中距离发达国家前沿水平最近的一个学科。但是与基础研究频频报捷相比，生物医药技术产业化发展尚不尽如人意，突出表现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太少，已开发上市的品种存在“二多、一小、一低”：仿制产品多、同一品种生产厂家多、产业化规模小、低水平无序竞争等特点。如目前EPO生产厂家有24家、G-CSF生产厂家有24家、GM-CSF生产厂家有23家，对绝大多数厂家来说，高投入带来的是低回报，导致许多企业恶性循环，投资者因此望而却步。
为什么有那么多远去的背影？
天津泰达华生生物园CEO刘建亚曾经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读生物学博士。他透露，目前我国生物技术的一流人才大部分滞留海外，光是在北美地区就有近30万中国留学生，其中1/5左右研究生物技术。
, 百拇医药
为什么成果转化长期“肠梗阻”？
一个生物药品的成功开发，必须经过实验室研究、开发及小批量试制的“上游开发”和生产车间大规模生产及市场推广的“下游工程”，并且就生物技术的产业化来讲，“下游工程”比“上游开发”更显得重要。据权威人士估计，我国在医药生物技术产品研究开发领域中“上游开发”仅比国际水平落后3～5年，而“下游工程”却至少相差15年以上。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侯云德院士认为，在生物医药产业方面，科研单位要面向市场，要疏通科研与产业之间的通道。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从政策层面来“解结”。
呼唤政策春风
生物医药是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低污染的特征。政策制定时应该充分考虑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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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群体的打造需要人才制度创新
得人才者得天下。中国生物医药最缺的不是技术，而是创业者群体。他们大部分受聘于大公司和大研究所，是世界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引进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是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因此，留学生政策、人才引进政策、期权制度都要求各地政府采取非常得力到位的措施，有些可能与现有政策不一致，牵涉到人才制度创新。
知识产权急需保护
在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中，我国跟踪和模仿国外的多，自己创新的少。这种以仿制为主的发展模式存在着知识产权问题的潜在威胁，目前我国大多数生物制品没有知识产权，因而不能进入国际市场进行竞争，而且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生物工程药品的知识产权问题将会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
实际上，无形资产的认同、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尊重创业者、技术专利发明人的切实表现，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入股，这些除了政策层面的支持外，还需要切实可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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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渠道有待畅通
与生物药品的高收益对比鲜明的是它的高风险，因为开发一个新药品需要巨额的投入，并且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开发周期。
因此，我国应该多渠道增加投入，包括部门和地方政府资金、科技贷款、股票市场、海外基金等。同时还应积极培育风险资本市场，鼓励建立生物技术风险投资基金。建议以国家投入为引导，吸引企业、社会多方面的资金，设立生物技术医药风险投资基金，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建立有偿使用制度，使投入各方都能得到相应的收益，保证资金的滚动增值，促进生物技术创新药物尽快产业化。
具体包括，设立专项科研基金、成立新药开发基金、成立生物技术新药风险基金等。
产业政策导向有待明确
业界专家认为，生物医药产品进入医保基本目录，与相对垄断地位相称，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而在许可证制度下，是否得到特殊政策具有更直接的优势，如国家对跨省市开设连锁零售药店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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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对各地生物医药“园区”的管理。由于对生物技术产品产业化的特点认识不足，仅仅认识到高产出的一面，许多企业在可行性研究不足的情况下就纷纷上项目，同一种产品往往很多家在搞。重复建设必然导致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经济效益低下，无法集中财力物力投入新产品开发。目前，中国在建“药谷”超过80家。事实上，产业领域重叠、资源争夺激烈，陷入低水平竞争。行业垄断和政府过多干预是当前制约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侯云德认为，国家应以市场为导向，促使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制订一系列有利于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以及生物医药出口优惠政策等；凡属高新企业要规定销售额的10%左右用于新产品的R&D，对投入大的公司(项目)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国家应扶持前沿技术创新，促进新药开发；放宽办厂和生产仿制药的审批程序；发展中介机构，开展新药、仿制药、出口药的政策和程序咨询及国内外的专利咨询。
据业界专家分析，今年是全球生物科技工业因资金短缺而导致的第三个衰退年头，中国相对低廉的成本优势将使国外一些有前途的产品甚至产业先期进入中国市场，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良机，如果有政策的“春风化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将迈上新台阶。,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