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与病原菌耐药水平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病原菌耐药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特定病原菌对特定抗生素的耐药机制，以及特定抗生素对病原菌的抑菌机理上。然而相关研究表明，在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耐药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宏观的量化关系，即一定范围内的抗生素使用可以导致病原菌整体耐药水平以及耐药菌感染率的变化，这种关系就是抗生素与病原菌之间的量化关系。
有关抗生素与病原菌之间量化关系研究的历史不长，而对其集中、深入的研究也只是近几年才展开的。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对抗生素使用严格控制的北欧国家此类研究开展较多，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基本为空白。造成这一领域研究起步晚，发展不均衡主要有两方面因素。首先，相关研究需要通过一定范围内大样本的调查，收集、处理各种病原菌和抗生素使用的相关数据。在发达国家，有关病原菌耐药和抗生素使用的监测机构健全，可以方便地获取和处理大量的相关数据，加之有流行病学、统计学、药理学、微生物学以及临床医学等多学科的协作，可以深入、细致、及时地研究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耐药之间的量化关系。
而在发展中国家，相关的监测机构不健全。以国内为例，目前各级医疗机构有关病原菌耐药的数据和抗生素使用的数据，由不同的职能科室、部门管理，信息交流困难，导致了我们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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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同抗生素剂量单位以及常用剂量差别很大，在大范围研究中无法比较和叠加。早期相关研究只能以抗生素的使用率和抗生素的费用消耗为指标，不能准确反映抗生素的实际使用情况。为解决这一难题，人们用成人每日常用剂量作为标准剂量，将不同抗生素的消耗量换算为统一标准单位，并命名为每日约定剂量(defined daily doses，DDD)，以使用的DDD数表示抗生素的消耗量。每一种抗生素消耗量换算成DDD后可以比较和叠加。WHO于1996年推荐采用此方法来研究、监测抗生素的使用情况。正是在这一标准建立后，相关研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1、针对社区居民的大范围研究 此类研究的对象多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可以是对多个国家的超大规模研究。研究结果对于指导相关国家和地区制定、修改控制抗生素使用的法规，检验相关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通过不同国家的对比研究还可以探讨自然条件、环境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耐药水平之间量化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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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在1994年设立专门机构，率先启动了一项针对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耐药的全国性系统工程STRAMA，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消除抗生素不合理的使用，若干年后，瑞典抗生素的消耗量减少了22%，病原菌耐药水平也明显降低。
2、针对医疗机构的小范围研究 此类研究主要关注不同医院、不同病区、不同基础疾病条件下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耐药之间的量化关系，发现并证实了多种抗生素的消耗量与常见病原菌的感染率和耐药率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此类研究的重点通常是临床常见、对患者威胁最大的病原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球菌和肠球菌，以及临床重点关注的抗生素，如万古霉素、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和第三代头孢菌素等。其研究结果对于指导临床抗感染治疗即控制病原菌耐药水平的上升具有重要实用价值。
一项研究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了以色列一家医院6个内科病区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耐药的数据，结果表明，这些病区阿米卡星和第3代头孢菌素的消耗量与临床耐药菌感染率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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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通过改变临床抗生素的使用，降低病原菌的耐药水平和耐药菌的感染率，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前沿，也是这一领域探索者的希望所在和最终目的。
Landman等通过减少医院中头孢菌素、亚胺培南、克林霉素和万古霉素的使用，增加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抗生素的使用，成功地降低了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耐头孢他啶肺炎克雷伯菌的感染率。
近期研究还发现，临床增加氨苄西林/舒巴坦的使用量可以明显降低奇异变形杆菌和阴沟肠杆菌的耐药水平；而增加头孢吡肟的使用量可以降低MRSA的感染率。
笔者曾对所在医院烧伤病区抗生素使用和病原菌耐药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类抗生素的使用量与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水平呈负相关。此外，我们目前已累积了本院烧伤病区8年来临床抗生素使用和病原菌耐药的全部数据，并建成了查询方便的数据库，为进一步进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之，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结构和耐药水平之间量化关系的研究对于指导临床抗感染治疗、合理使用抗生素，以及制定控制抗生素使用的相关法规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在这一领域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目前国内有关抗生素和病原菌的相关信息的交流存在诸多障碍，这需要包括医疗机构管理者、相关专家以及临床医师共同努力，加强信息交流，通过深入研究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耐药之间的量化关系，为指导临床抗感染治疗，降低病原菌的耐药水平提供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信息。, 百拇医药
有关抗生素与病原菌之间量化关系研究的历史不长，而对其集中、深入的研究也只是近几年才展开的。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对抗生素使用严格控制的北欧国家此类研究开展较多，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基本为空白。造成这一领域研究起步晚，发展不均衡主要有两方面因素。首先，相关研究需要通过一定范围内大样本的调查，收集、处理各种病原菌和抗生素使用的相关数据。在发达国家，有关病原菌耐药和抗生素使用的监测机构健全，可以方便地获取和处理大量的相关数据，加之有流行病学、统计学、药理学、微生物学以及临床医学等多学科的协作，可以深入、细致、及时地研究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耐药之间的量化关系。
而在发展中国家，相关的监测机构不健全。以国内为例，目前各级医疗机构有关病原菌耐药的数据和抗生素使用的数据，由不同的职能科室、部门管理，信息交流困难，导致了我们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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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同抗生素剂量单位以及常用剂量差别很大，在大范围研究中无法比较和叠加。早期相关研究只能以抗生素的使用率和抗生素的费用消耗为指标，不能准确反映抗生素的实际使用情况。为解决这一难题，人们用成人每日常用剂量作为标准剂量，将不同抗生素的消耗量换算为统一标准单位，并命名为每日约定剂量(defined daily doses，DDD)，以使用的DDD数表示抗生素的消耗量。每一种抗生素消耗量换算成DDD后可以比较和叠加。WHO于1996年推荐采用此方法来研究、监测抗生素的使用情况。正是在这一标准建立后，相关研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1、针对社区居民的大范围研究 此类研究的对象多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可以是对多个国家的超大规模研究。研究结果对于指导相关国家和地区制定、修改控制抗生素使用的法规，检验相关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通过不同国家的对比研究还可以探讨自然条件、环境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耐药水平之间量化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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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在1994年设立专门机构，率先启动了一项针对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耐药的全国性系统工程STRAMA，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消除抗生素不合理的使用，若干年后，瑞典抗生素的消耗量减少了22%，病原菌耐药水平也明显降低。
2、针对医疗机构的小范围研究 此类研究主要关注不同医院、不同病区、不同基础疾病条件下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耐药之间的量化关系，发现并证实了多种抗生素的消耗量与常见病原菌的感染率和耐药率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此类研究的重点通常是临床常见、对患者威胁最大的病原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球菌和肠球菌，以及临床重点关注的抗生素，如万古霉素、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和第三代头孢菌素等。其研究结果对于指导临床抗感染治疗即控制病原菌耐药水平的上升具有重要实用价值。
一项研究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了以色列一家医院6个内科病区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耐药的数据，结果表明，这些病区阿米卡星和第3代头孢菌素的消耗量与临床耐药菌感染率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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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通过改变临床抗生素的使用，降低病原菌的耐药水平和耐药菌的感染率，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前沿，也是这一领域探索者的希望所在和最终目的。
Landman等通过减少医院中头孢菌素、亚胺培南、克林霉素和万古霉素的使用，增加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抗生素的使用，成功地降低了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耐头孢他啶肺炎克雷伯菌的感染率。
近期研究还发现，临床增加氨苄西林/舒巴坦的使用量可以明显降低奇异变形杆菌和阴沟肠杆菌的耐药水平；而增加头孢吡肟的使用量可以降低MRSA的感染率。
笔者曾对所在医院烧伤病区抗生素使用和病原菌耐药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类抗生素的使用量与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水平呈负相关。此外，我们目前已累积了本院烧伤病区8年来临床抗生素使用和病原菌耐药的全部数据，并建成了查询方便的数据库，为进一步进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之，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结构和耐药水平之间量化关系的研究对于指导临床抗感染治疗、合理使用抗生素，以及制定控制抗生素使用的相关法规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在这一领域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目前国内有关抗生素和病原菌的相关信息的交流存在诸多障碍，这需要包括医疗机构管理者、相关专家以及临床医师共同努力，加强信息交流，通过深入研究抗生素使用与病原菌耐药之间的量化关系，为指导临床抗感染治疗，降低病原菌的耐药水平提供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信息。,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