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毛泽东对中医药的伟大贡献
我作为一名在中医药领域长期工作过的记者，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央重申党的中医药政策之后，多次采访过毛主席生前身边医务人员，名老中医路志正、唐由之、李介鸣，医史专家李经纬以及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崔月犁、陈敏章、张文康等领导同志。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后，又学习了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编辑的自1949年以来的《中医工作文件汇编》，对毛泽东关爱中医药的往事感受颇深。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缅怀他对中华民族伟大贡献的同时，更要铭记他对中医药的伟大贡献。
对中医药的深刻认同
毛泽东对中医药的关注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他对祖国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医药的深刻认同。
他曾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一谈到中国的特点，人们往往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来概括，这些多和中医药有直接关系，由于“地大物博”，才有那么多的植物、动物和矿物成为“中药”。中国历史上有数不尽的天灾人祸，但最后还是以“人口众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由于有了中医药的防病、治病、养生、保健，才使得人民身体健康，繁衍生息。这都是中医药的功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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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谈到鲁迅时，毛泽东说，鲁迅在《父亲的病》这篇文章中，对清代名医叶天士用梧桐落叶做药引不以为然。其实，正是从叶天士用梧桐落叶做药引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医懂得人的疾病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叶天士把人体的病变和气候、环境、地域联系起来是很高明的，这种认识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也是很先进的。中国人口这么多，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和各地人民的体质，都有差别，不能以偏概全，而中医正是重视这种差别，才派生出各种学派、各家学说。而各个学派的不断发展、百家争鸣，才汇成了中医这个整体的渊源巨流，这对现代的自然科学也有借鉴之处。所以我说，中国对世界有贡献的，中医可能是其中的一项。
毛泽东还说过，中医的一个特点是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胖大海”这味药材，实际是进口货，中国不产，但中医拿过来了，它就成了“中药”，现在谁能说“胖大海”不是中药呢。
毛泽东还非常赞赏中医的带徒方法，一边言传医学理论，一边身教临床看病，带一个，出师一个，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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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药的强力挽救
建国之初，中央就制定了“团结中西医，正确发挥中医的力量，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的方针。但是，当时的主管部门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反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中医采取了歧视和限制。如：医院不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公费医疗吃中药不报销；对中医的进修只讲授简单的西医知识，以此改造中医；没有中医医院和中医病床；限制和取缔某些确有疗效的中成药、鲜草药；中华医学会不吸收中医做会员；对中医的考试，条件苛刻等等。主管部门某负责人甚至散布“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制度的消灭而消灭”的奇谈怪论。当时中医的数量大为减少，很多中医药工作者哀叹，中医药快完了，看不到一点光明前途。
就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挽救了中医药，对主管部门歧视中医的做法，于1954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对有关负责人做出组织调整。
毛泽东指出，这一状况如不加以彻底改变，不但将使我国人民保健事业受到重大损失，长此以往，我国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就有散失的危险，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今后，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整理祖国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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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药政策的正式提出，卫生部接受毛主席的正确批评，各级领导分别召开会议，向广大党员、干部、医务人员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中医药工作的意见。毛主席还提出：
一是抽调100～200名西医院校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为了学习中医，要成立高级的中医研究机构，除号召有名的中医参加外，有基础的西医也要吸收进来。
二是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西医院看病、会诊，允许住院病人服中药，制定出尊重中医的各项制度。
三是保护发展中药，对中药研究不能光做化学分析，应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
四是整理中医古籍。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把一些有用的古籍医书译成现代文，到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整理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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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根据党的中医药政策和中央对中医药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加强中医药工作方案》。主要措施有：卫生部成立中医司；组建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加强对中药的管理，有关部门成立中国药材公司；整理出版中医典籍；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成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第一批四所中医学院(大学)，发展中医带徒；废止某些歧视、限制中医的规章。从此，中医的医、教、研、药都有了立足之地，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破天荒的创举。
中医研究院成立之时，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从全国各地遴选了30多位名医来院工作，他们当中有蒲辅周、赵锡武、岳美中、王文鼎、杜自明、黄竹斋、韦文贵、朱仁康、钱伯暄等，都是各有所长、造诣精深的中医名家。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也正式开课。这个班有70多人，包括西医主治医、高年住院医和部分西医院校毕业生，学制两年，专攻中医。蒲辅周、秦伯未、赵炳南、赵心波、哈玉民、朱颜、杨树千、关幼波等名家都来讲课。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卫生部关于学习班结业的报告批示中指出，培养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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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药的身体力行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事业的发展，自己有了病也乐于请中医治疗。名老中医刘惠民、章次公、赵炳南生前都为毛泽东看过病、把过脉、开过方。
1975年，中医眼科专家唐由之也被毛泽东请去治病。毛泽东患老年白内障，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失传已久，那时该方法已由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很关心其他同志的健康，但对治疗自己的疾病却不大积极，但眼疾使嗜书如命的毛泽东不能看书，这才决定请唐由之治一治。
唐由之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有一天晚上，他请示毛泽东可不可以做手术？毛泽东问，都准备好了吗？唐由之答，准备好了。毛泽东又问，音乐也准备好了吗？这一问把唐由之问住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一点。多亏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立即找来弹词开篇《满江红》唱片，毛泽东大手一挥，做。这一极富感染力的动作，给唐由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回忆起来仍恍若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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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周恩来、邓小平都在手术过程中隔窗观看。手术后不久，毛泽东睡着了。第二天早晨，睡在毛泽东卧室外的唐由之听到屋里有动静，就走进毛泽东的屋中，这时毛泽东仍然看不见什么，但听力很好，听到脚步声就问，谁来了。工作人员说，是唐由之来了。毛泽东听了自言自语地喃喃道：由之，由之。接着念了一首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由于毛泽东的湘音很重，唐由之听不懂，在看不见的情况下，毛泽东用铅笔把这首诗摸索着写下来，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唐由之。还说，这诗里有你由之的名字呢。
这首诗是鲁迅在1936年6月20日为追悼杨杏佛写的，杨杏佛曾任东南大学教授，1932年协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组织中国民权同盟，反对政府当局的法西斯统治。1933年6月18日被特务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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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过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了一天，就忙着看书，唐由之劝阻不住，俩人“争论”起来。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V的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也胜利了，是您倡导了中西医结合，才有了这么好的手术。
对中医药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伟大的，对中医药的贡献也是伟大的。就连海峡彼岸的台湾方家同道也赞叹说，共产党、毛泽东为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
谈到毛泽东对中医药的伟大贡献，崔月犁、陈敏章、张文康等领导，路志正、唐由之、李经纬等专家都认为：
毛泽东关于中医药是一个伟大宝库的论断；
毛泽东对中医药政策的制定；
, 百拇医药
毛泽东号召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倡导中西医结合，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中西医结合医学。
这都是毛泽东对中医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
中医药事业尽管在“文革”中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医药却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邓小平特别批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
由于中央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视与支持，卫生部在1980年召开了“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总结了党的中医政策的基本要点。
1982年的“衡阳会议”正式提出，中医机构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
, 百拇医药
1982年全国人大将发展我国传统医药载入《宪法》；
1985年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
198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
1988年，国务院在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1年，全国人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将“中西医并重”列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
1991年，江泽民同志为中医药题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
, 百拇医药
1991年10月18日，国务委员李铁映代表中国政府在“国际传统医药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
“《宪法》第21条，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是中国政府发展中医药的根本法律依据；
“中西医并重是中国政府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
“继承发展中医药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2001年江泽民同志又强调：“中医药学是我国医药科学的特色，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要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互相补充，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完善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2003年4月7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374号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
, 百拇医药
《中医药条例》的颁布、实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标志着中医药从此走上了全面依法管理的新阶段。为《中医药法》的早日出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我国从事中医药工作的职工、医务人员和技术人员已有百万之众，中医院(包括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2864家，中医病床27.2861万张，高等中医药院校27所，中医药科研单位98个，中医药科研硕果累累，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目前，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尽管还存在着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中医药有着光明的未来。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将永远地照耀着中医药事业不断前进的步伐。, 百拇医药(邢思邵)
对中医药的深刻认同
毛泽东对中医药的关注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他对祖国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医药的深刻认同。
他曾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一谈到中国的特点，人们往往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来概括，这些多和中医药有直接关系，由于“地大物博”，才有那么多的植物、动物和矿物成为“中药”。中国历史上有数不尽的天灾人祸，但最后还是以“人口众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由于有了中医药的防病、治病、养生、保健，才使得人民身体健康，繁衍生息。这都是中医药的功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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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谈到鲁迅时，毛泽东说，鲁迅在《父亲的病》这篇文章中，对清代名医叶天士用梧桐落叶做药引不以为然。其实，正是从叶天士用梧桐落叶做药引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医懂得人的疾病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叶天士把人体的病变和气候、环境、地域联系起来是很高明的，这种认识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也是很先进的。中国人口这么多，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和各地人民的体质，都有差别，不能以偏概全，而中医正是重视这种差别，才派生出各种学派、各家学说。而各个学派的不断发展、百家争鸣，才汇成了中医这个整体的渊源巨流，这对现代的自然科学也有借鉴之处。所以我说，中国对世界有贡献的，中医可能是其中的一项。
毛泽东还说过，中医的一个特点是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胖大海”这味药材，实际是进口货，中国不产，但中医拿过来了，它就成了“中药”，现在谁能说“胖大海”不是中药呢。
毛泽东还非常赞赏中医的带徒方法，一边言传医学理论，一边身教临床看病，带一个，出师一个，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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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药的强力挽救
建国之初，中央就制定了“团结中西医，正确发挥中医的力量，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的方针。但是，当时的主管部门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反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中医采取了歧视和限制。如：医院不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公费医疗吃中药不报销；对中医的进修只讲授简单的西医知识，以此改造中医；没有中医医院和中医病床；限制和取缔某些确有疗效的中成药、鲜草药；中华医学会不吸收中医做会员；对中医的考试，条件苛刻等等。主管部门某负责人甚至散布“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制度的消灭而消灭”的奇谈怪论。当时中医的数量大为减少，很多中医药工作者哀叹，中医药快完了，看不到一点光明前途。
就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挽救了中医药，对主管部门歧视中医的做法，于1954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对有关负责人做出组织调整。
毛泽东指出，这一状况如不加以彻底改变，不但将使我国人民保健事业受到重大损失，长此以往，我国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就有散失的危险，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今后，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整理祖国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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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药政策的正式提出，卫生部接受毛主席的正确批评，各级领导分别召开会议，向广大党员、干部、医务人员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中医药工作的意见。毛主席还提出：
一是抽调100～200名西医院校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为了学习中医，要成立高级的中医研究机构，除号召有名的中医参加外，有基础的西医也要吸收进来。
二是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西医院看病、会诊，允许住院病人服中药，制定出尊重中医的各项制度。
三是保护发展中药，对中药研究不能光做化学分析，应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
四是整理中医古籍。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把一些有用的古籍医书译成现代文，到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整理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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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根据党的中医药政策和中央对中医药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加强中医药工作方案》。主要措施有：卫生部成立中医司；组建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加强对中药的管理，有关部门成立中国药材公司；整理出版中医典籍；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成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第一批四所中医学院(大学)，发展中医带徒；废止某些歧视、限制中医的规章。从此，中医的医、教、研、药都有了立足之地，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破天荒的创举。
中医研究院成立之时，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从全国各地遴选了30多位名医来院工作，他们当中有蒲辅周、赵锡武、岳美中、王文鼎、杜自明、黄竹斋、韦文贵、朱仁康、钱伯暄等，都是各有所长、造诣精深的中医名家。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也正式开课。这个班有70多人，包括西医主治医、高年住院医和部分西医院校毕业生，学制两年，专攻中医。蒲辅周、秦伯未、赵炳南、赵心波、哈玉民、朱颜、杨树千、关幼波等名家都来讲课。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卫生部关于学习班结业的报告批示中指出，培养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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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药的身体力行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事业的发展，自己有了病也乐于请中医治疗。名老中医刘惠民、章次公、赵炳南生前都为毛泽东看过病、把过脉、开过方。
1975年，中医眼科专家唐由之也被毛泽东请去治病。毛泽东患老年白内障，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失传已久，那时该方法已由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很关心其他同志的健康，但对治疗自己的疾病却不大积极，但眼疾使嗜书如命的毛泽东不能看书，这才决定请唐由之治一治。
唐由之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有一天晚上，他请示毛泽东可不可以做手术？毛泽东问，都准备好了吗？唐由之答，准备好了。毛泽东又问，音乐也准备好了吗？这一问把唐由之问住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一点。多亏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立即找来弹词开篇《满江红》唱片，毛泽东大手一挥，做。这一极富感染力的动作，给唐由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回忆起来仍恍若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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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周恩来、邓小平都在手术过程中隔窗观看。手术后不久，毛泽东睡着了。第二天早晨，睡在毛泽东卧室外的唐由之听到屋里有动静，就走进毛泽东的屋中，这时毛泽东仍然看不见什么，但听力很好，听到脚步声就问，谁来了。工作人员说，是唐由之来了。毛泽东听了自言自语地喃喃道：由之，由之。接着念了一首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由于毛泽东的湘音很重，唐由之听不懂，在看不见的情况下，毛泽东用铅笔把这首诗摸索着写下来，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唐由之。还说，这诗里有你由之的名字呢。
这首诗是鲁迅在1936年6月20日为追悼杨杏佛写的，杨杏佛曾任东南大学教授，1932年协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组织中国民权同盟，反对政府当局的法西斯统治。1933年6月18日被特务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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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过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了一天，就忙着看书，唐由之劝阻不住，俩人“争论”起来。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V的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也胜利了，是您倡导了中西医结合，才有了这么好的手术。
对中医药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伟大的，对中医药的贡献也是伟大的。就连海峡彼岸的台湾方家同道也赞叹说，共产党、毛泽东为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
谈到毛泽东对中医药的伟大贡献，崔月犁、陈敏章、张文康等领导，路志正、唐由之、李经纬等专家都认为：
毛泽东关于中医药是一个伟大宝库的论断；
毛泽东对中医药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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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号召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倡导中西医结合，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中西医结合医学。
这都是毛泽东对中医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
中医药事业尽管在“文革”中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医药却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邓小平特别批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
由于中央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视与支持，卫生部在1980年召开了“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总结了党的中医政策的基本要点。
1982年的“衡阳会议”正式提出，中医机构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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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全国人大将发展我国传统医药载入《宪法》；
1985年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
198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
1988年，国务院在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1年，全国人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将“中西医并重”列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
1991年，江泽民同志为中医药题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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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0月18日，国务委员李铁映代表中国政府在“国际传统医药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
“《宪法》第21条，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是中国政府发展中医药的根本法律依据；
“中西医并重是中国政府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
“继承发展中医药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2001年江泽民同志又强调：“中医药学是我国医药科学的特色，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要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互相补充，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完善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2003年4月7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374号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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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条例》的颁布、实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标志着中医药从此走上了全面依法管理的新阶段。为《中医药法》的早日出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我国从事中医药工作的职工、医务人员和技术人员已有百万之众，中医院(包括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医院)2864家，中医病床27.2861万张，高等中医药院校27所，中医药科研单位98个，中医药科研硕果累累，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目前，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尽管还存在着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中医药有着光明的未来。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将永远地照耀着中医药事业不断前进的步伐。, 百拇医药(邢思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