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我不是“美男” 也无意“作家”
临近年尾，2004年文学界的新一轮“选秀”拉开帷幕。长江文艺出版社将以5万册起印，力推葛红兵的新作《沙床》，葛红兵也将是他们打造的全国首位“美男作家”。消息传出，出版界、学界一片哗然。在“美女作家”炒作风头落没之时，“美男作家”却欲惹人眼球，不免招致一片骂声。
作为上海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中国当代新生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葛红兵，1996年至今已出版学术专著7本，随笔集3本，在国内也渐渐地为一般公众所熟悉，具有一定公共知名度。对于将其定位“美男作家”的出版方的宣传方式，葛红兵态度如何？本版编辑特约葛红兵现身说法，一掀《沙床》帷幔。
出国前，我把《沙床》惟一的一个全本书稿交给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姚梅看后，在电话里问我，“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小说？”我愣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沙床》是什么？真没有想过。不过沉默了一会儿，我还是说：“这是我的‘青春悼词’。”当时姚梅没有说什么，但是，显然她没有同意我的意见，她对这个小说有自己的看法。这恐怕是后来关于这个小说的所有争议的最重要原因吧。她是有见地的人，她有自己对这个小说的理解，我不能反对她对这个小说的看法，就像我不能反对我的邻居对我的意见一样。但是，我也可以表达我自己的意见。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一直和德国物普塔大学的杨起、韩国光州大学的赵恒瑾、英国剑桥大学的苏珊联系着，写了就给他们看，他们看完一章，就会给我回信，那个时候我大致知道我想写什么，现在呢？我但愿能在这个短文里把我当时的想法回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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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
一个朋友问我：世界上什么最好玩？我说：人。是啊，有什么比人更好玩呢？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和遇上一个妙人，和他(她)相处一段时间更让人感觉幸运了。她又问我：那么，什么最不好玩呢？我说：人。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事情比遇上一个乏味的人，你却必须一直和他(她)呆在一起更让人痛苦。
幸运的是，在我青春的时候，我遇上了很多美妙而有趣的人，她们是温蔼的、带着体香的。她们像涓涓的溪水，从我身边流过了，但是那留下来的水底的“沙床”，却是永恒的。我看着沙床，知道那永恒之物如何存在，又如何支撑一个人度过漫长的一生，知道神如何在万物之上照亮我们幽冥的路途。
我是不相信爱的，和超越者的爱相比，人的爱是多么有限啊!人如何能超越他有限的身体去爱另一个人？离开了身体人怎么又能仅仅用精神相处？但是，我相信手指、嘴唇、肌肤。颤抖的手指需要另一个指尖的吮吸，空虚的肌肤需要另一个嘴唇的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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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一切都在万有之上。当然，也在所谓的精神之上。
“五四”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追求“立人”，但是，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成功了吗？鲁迅一辈子都在“立人”，但是，他失败了？他完全错了，中国不是“立人”不够的问题，而是把人看得太大、太高的问题，文革就是一个极端，可惜，文革后，我们还没有醒悟，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大写的人”，所谓“确立主体性”，路子还是一个。
现在我要追求的是“放逐”，放逐那个“人”，我要的是“放逐了人的写作”。人的卑微、人的罪孽、人的渺小，人在毁灭之路上无望的挣扎，才是我要写的。
有个编辑对我说：她看一遍这个小说就要哭一遍，她说，我把爱情写得太感人了。可是，她的理解却是不对的，在我的小说里，没有故乡、没有亲人、没有爱人。
“我”没有故乡，“我”的故乡在旷野，在遥远的虚无之上；“我”没有亲人和爱人，“我”的亲人和爱人在彼岸。“我”也没有神，“我”只是倾听和承受。否则“我”如何会在“人”的世界里哀伤致“死”，要知道“我”并非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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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
当初写《我的N种生活》的时候，我说我是在炼狱里，因为我心里充满了愤恨；现在到了《沙床》，我说我还在炼狱里，恨没有了，但是，爱也还是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不是写爱情的，爱情只是命运的一个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命运所要面对的却远比爱情严酷得多。
当然，这个小说也的确写了师生恋，为什么我会写这种恋情？在东方世界里师生恋带有某种乱伦色彩，因为它这种恋情的形式可以使“自我”暴露得更多。
那么欲望呢？北方一家报纸的编辑反复问我这个小说里为什么那么多“性”，连载的时候能不能删除？她认为这个小说是写欲望的。她不知道“性”有时候不是欲望的结果，而是没有欲望的结果，你紧紧地抓住“性”，因为你害怕孤独和死亡，你渴望深深地嵌入存在之中，和存在者发生关系，你渴望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个时候“性”是你惟一可以把持的游戏命运的武器，可惜的是这个武器尽管是惟一的，却是没有用处的。它只能使存在的荒野变得更加凄凉。它是麻药，它只能镇痛，并不能真正给你治疗，但是，你一旦用了它，就会依恋它，甚至把它当作命运本身。
, 百拇医药
关于这部小说具有情色色彩的说法完全是出于误解。这是这个世界对我最大的误解.在我早先的小说《我的N种生活》中可能还有情色，但是，在《沙床》中，情色已经退却，我只有冷酷的激情。《沙床》中激情不再指向性，而是指向更为超越的命运——一个人应当如何承受命运？这是我在《沙床》中要问、要回答的问题。当然，《沙床》中有性，因为性是命运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为什么我说我只有冷酷的激情：因为《沙床》中，我是把性理解成命运，而且是必须承受的命运的。
所以，我说这不是一个写“性”的小说，那么，它是一个什么小说呢？也许什么也不是，也就是说它是写虚无的。1979之后，中国已经经历了连续20余年的繁华盛世，但是，物质的繁华可能带来精神的飞跃，也可能带来精神的极度萎缩。抵抗的勇气、创造激情丧失，沉迷成了时尚，享受成了高标的理想。这在中国几乎已经成了历史怪圈——几千年中国历史就这样过来了。当我们生活于乱世的时候，我们被迫埋头于图存，忘记了更高远的追求，但是，生活于繁华盛世的我们也没有真正去追求更高的信仰——对自由人性的信仰，中国总是在繁华与衰落的怪圈中循环。繁华总是不能长久，衰退转瞬来临。
, 百拇医药
我盼望的是有一些人真正地看我的作品，他们真正地懂得了我的小说：它不是写爱情，更不是写情色，而是写虚无的。
葛红兵批评葛红兵
你是一个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作家？你真有能耐把这两种身份统一起来？你是不安于自己学者的身份和寂寞才去写小说的吧？你怎么这么狂妄，想和卢梭、萨特比？人家是天才。你看大多数人都安心做“学问”，你如果做了教授就安安心心做教授么？写点文章，评评职称，混混日子么？哪来那么多真理要你追寻，哪来那么多激情要去宣泄呢？你到底为了什么？这不是折腾么？
对这样的问题我怎么回答呢？如果来自“敌人”，恐怕回答起来会很容易，但是，常常这样的问题是来自朋友和我自己。
什么时候文字被分解成了理论和创作两个割裂的部分？用这样的标准，《庄子》是理论还是创作呢？卢梭是学者还是作家呢？钱锺书既写《管锥编》，又写《围城》，他算什么呢？他们都太不“专业”了。但是，如果他们都是不专业的人，我愿意自己也是不专业的，我知道那高高在上的真理、那伟大的在上者，在他的眼中“人”的“专业”是何其卑微啊。为了那伟大的在上者，我也不能做“专业”人士，如果一定要有专业的话，我要说，我是那在上者的“专业”奴仆。
在这个此岸的世界中，除了“教师”这个职业之外，我愿意自己一无所有。就所谓的身份而言，我无意于“美男”，也无意于“作家”，我的身份在我出身的时候就已确定，除了“农民”，我此生不会再有其他身份，无论我在做什么，我都将是一个中国的“农民”，生活于中国的土地上，和大地、天空、雨水、谷物站在一处的农民，在我，“农民”是最光荣的称号，此生拥有这个称号已经足矣，我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称号。, 百拇医药
作为上海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中国当代新生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葛红兵，1996年至今已出版学术专著7本，随笔集3本，在国内也渐渐地为一般公众所熟悉，具有一定公共知名度。对于将其定位“美男作家”的出版方的宣传方式，葛红兵态度如何？本版编辑特约葛红兵现身说法，一掀《沙床》帷幔。
出国前，我把《沙床》惟一的一个全本书稿交给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姚梅看后，在电话里问我，“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小说？”我愣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沙床》是什么？真没有想过。不过沉默了一会儿，我还是说：“这是我的‘青春悼词’。”当时姚梅没有说什么，但是，显然她没有同意我的意见，她对这个小说有自己的看法。这恐怕是后来关于这个小说的所有争议的最重要原因吧。她是有见地的人，她有自己对这个小说的理解，我不能反对她对这个小说的看法，就像我不能反对我的邻居对我的意见一样。但是，我也可以表达我自己的意见。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一直和德国物普塔大学的杨起、韩国光州大学的赵恒瑾、英国剑桥大学的苏珊联系着，写了就给他们看，他们看完一章，就会给我回信，那个时候我大致知道我想写什么，现在呢？我但愿能在这个短文里把我当时的想法回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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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
一个朋友问我：世界上什么最好玩？我说：人。是啊，有什么比人更好玩呢？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和遇上一个妙人，和他(她)相处一段时间更让人感觉幸运了。她又问我：那么，什么最不好玩呢？我说：人。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事情比遇上一个乏味的人，你却必须一直和他(她)呆在一起更让人痛苦。
幸运的是，在我青春的时候，我遇上了很多美妙而有趣的人，她们是温蔼的、带着体香的。她们像涓涓的溪水，从我身边流过了，但是那留下来的水底的“沙床”，却是永恒的。我看着沙床，知道那永恒之物如何存在，又如何支撑一个人度过漫长的一生，知道神如何在万物之上照亮我们幽冥的路途。
我是不相信爱的，和超越者的爱相比，人的爱是多么有限啊!人如何能超越他有限的身体去爱另一个人？离开了身体人怎么又能仅仅用精神相处？但是，我相信手指、嘴唇、肌肤。颤抖的手指需要另一个指尖的吮吸，空虚的肌肤需要另一个嘴唇的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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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一切都在万有之上。当然，也在所谓的精神之上。
“五四”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追求“立人”，但是，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成功了吗？鲁迅一辈子都在“立人”，但是，他失败了？他完全错了，中国不是“立人”不够的问题，而是把人看得太大、太高的问题，文革就是一个极端，可惜，文革后，我们还没有醒悟，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大写的人”，所谓“确立主体性”，路子还是一个。
现在我要追求的是“放逐”，放逐那个“人”，我要的是“放逐了人的写作”。人的卑微、人的罪孽、人的渺小，人在毁灭之路上无望的挣扎，才是我要写的。
有个编辑对我说：她看一遍这个小说就要哭一遍，她说，我把爱情写得太感人了。可是，她的理解却是不对的，在我的小说里，没有故乡、没有亲人、没有爱人。
“我”没有故乡，“我”的故乡在旷野，在遥远的虚无之上；“我”没有亲人和爱人，“我”的亲人和爱人在彼岸。“我”也没有神，“我”只是倾听和承受。否则“我”如何会在“人”的世界里哀伤致“死”，要知道“我”并非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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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
当初写《我的N种生活》的时候，我说我是在炼狱里，因为我心里充满了愤恨；现在到了《沙床》，我说我还在炼狱里，恨没有了，但是，爱也还是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不是写爱情的，爱情只是命运的一个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命运所要面对的却远比爱情严酷得多。
当然，这个小说也的确写了师生恋，为什么我会写这种恋情？在东方世界里师生恋带有某种乱伦色彩，因为它这种恋情的形式可以使“自我”暴露得更多。
那么欲望呢？北方一家报纸的编辑反复问我这个小说里为什么那么多“性”，连载的时候能不能删除？她认为这个小说是写欲望的。她不知道“性”有时候不是欲望的结果，而是没有欲望的结果，你紧紧地抓住“性”，因为你害怕孤独和死亡，你渴望深深地嵌入存在之中，和存在者发生关系，你渴望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个时候“性”是你惟一可以把持的游戏命运的武器，可惜的是这个武器尽管是惟一的，却是没有用处的。它只能使存在的荒野变得更加凄凉。它是麻药，它只能镇痛，并不能真正给你治疗，但是，你一旦用了它，就会依恋它，甚至把它当作命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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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部小说具有情色色彩的说法完全是出于误解。这是这个世界对我最大的误解.在我早先的小说《我的N种生活》中可能还有情色，但是，在《沙床》中，情色已经退却，我只有冷酷的激情。《沙床》中激情不再指向性，而是指向更为超越的命运——一个人应当如何承受命运？这是我在《沙床》中要问、要回答的问题。当然，《沙床》中有性，因为性是命运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为什么我说我只有冷酷的激情：因为《沙床》中，我是把性理解成命运，而且是必须承受的命运的。
所以，我说这不是一个写“性”的小说，那么，它是一个什么小说呢？也许什么也不是，也就是说它是写虚无的。1979之后，中国已经经历了连续20余年的繁华盛世，但是，物质的繁华可能带来精神的飞跃，也可能带来精神的极度萎缩。抵抗的勇气、创造激情丧失，沉迷成了时尚，享受成了高标的理想。这在中国几乎已经成了历史怪圈——几千年中国历史就这样过来了。当我们生活于乱世的时候，我们被迫埋头于图存，忘记了更高远的追求，但是，生活于繁华盛世的我们也没有真正去追求更高的信仰——对自由人性的信仰，中国总是在繁华与衰落的怪圈中循环。繁华总是不能长久，衰退转瞬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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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盼望的是有一些人真正地看我的作品，他们真正地懂得了我的小说：它不是写爱情，更不是写情色，而是写虚无的。
葛红兵批评葛红兵
你是一个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作家？你真有能耐把这两种身份统一起来？你是不安于自己学者的身份和寂寞才去写小说的吧？你怎么这么狂妄，想和卢梭、萨特比？人家是天才。你看大多数人都安心做“学问”，你如果做了教授就安安心心做教授么？写点文章，评评职称，混混日子么？哪来那么多真理要你追寻，哪来那么多激情要去宣泄呢？你到底为了什么？这不是折腾么？
对这样的问题我怎么回答呢？如果来自“敌人”，恐怕回答起来会很容易，但是，常常这样的问题是来自朋友和我自己。
什么时候文字被分解成了理论和创作两个割裂的部分？用这样的标准，《庄子》是理论还是创作呢？卢梭是学者还是作家呢？钱锺书既写《管锥编》，又写《围城》，他算什么呢？他们都太不“专业”了。但是，如果他们都是不专业的人，我愿意自己也是不专业的，我知道那高高在上的真理、那伟大的在上者，在他的眼中“人”的“专业”是何其卑微啊。为了那伟大的在上者，我也不能做“专业”人士，如果一定要有专业的话，我要说，我是那在上者的“专业”奴仆。
在这个此岸的世界中，除了“教师”这个职业之外，我愿意自己一无所有。就所谓的身份而言，我无意于“美男”，也无意于“作家”，我的身份在我出身的时候就已确定，除了“农民”，我此生不会再有其他身份，无论我在做什么，我都将是一个中国的“农民”，生活于中国的土地上，和大地、天空、雨水、谷物站在一处的农民，在我，“农民”是最光荣的称号，此生拥有这个称号已经足矣，我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称号。,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