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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肾广告猖獗 法律漏洞“成就”卖肾市场
http://www.100md.com 2004年1月14日 新闻晨报
     “卖肾”广告借助现代网络

    上海市最著名的肾移植医疗机构有两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和上海市长征医院。在那里,“卖肾”广告、“卖肾”信件、“卖肾”电话几乎淹没了两家医院肾移植病房区的角角落落。

    2004年1月2日,记者来到位于上海市武进路85号的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医院六楼的肾移植泌尿外科及病房区,记者见到电梯间和楼道墙壁上,都留有深度铲刮的痕迹。一名护士无奈地告诉记者:“没办法,到处都是捐肾、卖肾广告,水根本洗不掉,只有铲掉、刮掉。”

    “卖肾”广告张贴最为“壮观”的,是病房区的厕所,卖肾者将自己的血型、健康状况、年龄、手机号码、联系电话全部用喷漆性墨水写在厕所的门前门后。一名女清洁工愤愤地说:“根本刮不掉的!”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办公室浦主任告诉记者,“市一医”从1978年起开展肾移植业务,但最近10年来,来自外省的“卖肾”信件、电话络绎不绝,医院方面应接不暇,起初还好心回复劝慰一番,后来太多了,医院饱受干扰,干脆不理,但依然阻止不了“卖肾”者的“韧劲”———有的“卖肾”电话甚至直接打到病房区的护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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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医院肾内科、外科病房区,楼道、电梯和厕所,同样被类似的“卖肾”广告淹没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护士告诉记者,曾有一名40多岁的大老板,他8岁的女儿经诊断后需要换肾,但他不打算换医院提供的尸体肾,他说:“那样换给女儿后,会给女儿造成不好的后果,我自己去找肾。”后来,他把女儿转院离去,估计是给女儿找到了“活体肾”,但不知道他们私下是如何交易的,也不知道他的女儿到哪所医院去换的肾。

    一些卖肾者还有更奇妙的想法,长征医院一名女电梯工讲述了这样一个“卖肾”人的周密计划:2003年10月,她遇到一个40来岁的四川男子到上海来卖肾,开口就要20万元,他说他弟弟得了肾病,需要换肾。他认为上海可以卖个好价钱,自己的肾卖了以后,回去到四川乡下再花4、5万元给弟弟买个好肾换上,余下的钱还可供弟弟读书。

    实际上,到医院厕所里“卖肾”显得过于“小儿科”了。在“s ohu.com”网站一个“关于‘活体亲属供肾的优越性’的讨论”的网页上,记者发现近百个帖子里,都是“卖肾”广告。除了手机、BB机外,“卖肾”者在网上留有QQ、MSN、em ail邮箱等现代高科技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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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家一:12万元成交

    记者卖肾人面对面

    距离过年只有半个多月,朱勤生(化名)依旧没有为自己找到合适的买家,虽然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长征医院的肾移植科旁的厕所内都有他张贴的卖肾广告,但并没有买主主动联系他。起初,他为自己的一只肾定价20万元,现在他不得不将自己的价格底线降到12万元。

    1月8日,当记者以买家身份打通他的电话后,朱勤生便迫不及待地要求面谈。时间定在了第二天上午9时,地点是五角场大西洋百货门口。

    1月9日上午,距离大西洋百货门口30米处,记者就远远望到一个瘦高清秀的男人,眉头微皱,频频向四处张望。记者断定,他就是朱勤生。随后,我们选择在旁边一家咖啡店商议。

    初次谋面,朱勤生异常谨慎,“可以查看你的工作证吗?你应该晓得,卖肾是违法的事情,万一你是警察怎么办?”记者反问:“如果是警察,我还能平静地跟你坐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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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后,记者告诉他,记者的一个朋友患肾病多年,现在两个肾彻底丧失生理功能,惟有依靠血透排泄体内的水分。

    听完记者的简单介绍,朱勤生放松了警惕,但他还是执意要看看记者的工作证,记者以没有带搪塞了过去,但给他看了身份证。

    对记者放下戒心后,他拿出自己的身份证,上面写着他1972年出生。他又拿出医院的体检证明,证明他绝对健康。接下来,我们就价格问题开始协商。

    朱勤生说:“12万元,我已经说过底线了。”记者回答:“太高了,是医院肾移植价格的一倍多。”朱勤生接着说:“价格我不可能再让步,而且手术费你出。道理很简单,移植我的肾给你的朋友远比到医院移植可靠,我的健康可以保证你的朋友被移植后不会出现手术后的不良反应。”

    最终,记者同朱勤生将价格暂定在12万元,并说好1月10日在此先向他预付5000元订金,过年后正式交易。对于这个结果朱勤生很满意,他的脸上没有了一直紧绷的严肃,露出了几丝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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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家二:卖了一个还有一个

    1月10日,记者以买肾者名义约了第二位卖肾者,王康量(化名),45岁。

    卖肾,他同样很急迫,说好下午3时见面,上午他就带着自己的老婆一道来了上海。这天,天空飘着雨,记者到时他和老婆已经在风雨中等候了半个小时。中午饭他们还没有吃,记者替他们买了两碗面条。

    这一次记者开门见山:“我不是来卖肾的,我是一名记者,只想了解你们卖肾者的生活状态,希望你们原谅。”两口子听后张口结舌,“只是请你不要把我们的真实姓名写在报纸上,也不要拍照片。”记者同意。

    记者问:“你知道换肾的后果吗?”

    王康量:“当然知道,人有两个肾,一般只有一个起作用,所以卖掉一个我还有另外一个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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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说:“人身上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康量:“我相信不会对我的身体有什么大的危害,换肾的人只要把我的一个肾切下来再缝合到他的体内,说可以活命,我的另外一个没有切除缝合的肾就更应该起作用,毕竟它没有被动过。”

    记者:“即便你找到买家,也未必能交易成,因为医院只为直系亲属间做肾的移植,你知道吗?”王康量:“听说过,但没有具体想过,反正作个假就可以蒙混过关。”

    记者:“难道你听说过,在上海有成功卖肾的例子?”王康量:“没有。”

    同记者的“生意”没有做成,王康量两口子有些闷闷不乐。临走前,他请求记者:“你知道有谁要买肾的话,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吧,价格我便宜点。”

    卖肾者自述交易链 “我会打通各个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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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如何保证换肾手术的最后顺利实施,毕竟国家和医院都反对器官的买卖。”记者征询朱勤生的意见。“这个不难,医院不是还允许直系亲属间捐肾吗?我们就以这个名义,所以只要拿到我们是亲属的证明即可。”

    “我没有门路,你们应该更清楚如何打通各个关节。”记者把问题抛给了朱勤生。

    朱勤生答应他想办法,他说:“主要是造假。”他将整个实施过程分作三个阶段。(见上图)

    朱勤生是一个普通农民,信息并非畅达的他是怎么想到走卖肾赚钱这条路的?

    据朱讲述,2002年办养殖场欠债9万元的他,偶然在电视中看到了一个外国男子为救治患病的爱女而卖肾的故事。于是,他狠了狠心,跑到几家大医院寻找客户。终于有一天,一个医生发觉他鬼鬼祟祟的行为,问他:“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问,使他不知所措,扭头就跑,到了楼道尽头看见厕所就进去躲了起来。在厕所,他获得一个意外惊喜,里面贴满了卖肾者留下的电话广告。于是,他也模仿着做了。后来,他就在家天天等待买肾人的电话。但没有一个人同他联系买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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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体肾”供求有扩大趋势

    尽管在记者采访的所有上海市医院和医生中,他们一致表示:上海市肾源(主要是“尸体肾”)绝对充足!医院足够供应肾移植需求;而且限制活体换肾或亲属供肾。但据国家有关权威部门统计,我国每年进行肾移植3000余例,而需求者达50余万人,肾器官移植供体严重缺乏,且质量上没有保证。

    宏观形势下的肾器官移植供体严重缺乏,使国内“尽快为器官移植立法”的呼声此涨彼伏,其核心是在伦理、法律许可的空间里,如何保证数量足、质量好的肾脏移植供体。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忠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透露,在欧美国家,亲属肾脏移植病例已占肾脏移植病例的30%以上,日本甚至高达70%以上,国内则只有2%左右,而上海市还不足1%。但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肾脏移植,手术后排斥反应小、花费低、移植效果好,长期存活率高。

    从“尸体肾”供体向“活体肾”供体的发展趋势,将给上海的肾脏器官移植带来新的挑战。2001年初,24岁的辽宁武县来沪打工青年孙某某,以“肖明”和“华山医院医生”名义,在一些网站陆续刊登刊发的“卖肾”广告,大肆诈骗外地“卖肾”者,最后被上海警方以涉嫌诈骗罪被逮捕。上海切断地下肾交易的决心,在全国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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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漏洞“成就”地下肾买卖

    既然有如此旺盛的肾脏“卖方市场”,那么上海市到底是否存在“买卖肾脏”的地下交易?

    记者采访过医院和医生,都对此否认。

    国家明文规定:严禁人体器官的买卖,但实际上默认了父母、姐妹、兄弟直系亲属之间人体器官的活体捐献。这为非法****留下了法律上的空白。

    范昱说,亲属之间做活体肾移植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配型吻合;二是公证机构公证双方属于直系亲属关系;三是捐肾者自愿。直系亲属之间活体捐肾首先要开具“直系亲属”公证,证明其直系血缘关系。他还从医学角度说,界定肾移植双方是否冒名的最简单办法是看两人是否配型,直系亲属之间的概率是50%;一般人之间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间;而且,一般而言,如果两个亲属之外的人最终达到医学上的肾移植,完全配型只有几百万分之一的机会。两个陌生人之间偶然相遇,配型的机会更少,除非双方在医院化验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但还有一关是任何一个中国医生都不会怂恿、更不会直接插手这种私下交易———因为那是犯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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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配型有25%的机会,那么“直系亲属”公证,作为最关键的一个关口,能否直接切断肾脏买卖双方“冒名顶替”的交易链?长征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叶朝阳说:“这很难说。”

    上海市公证处一位公证员告诉记者,要公证亲属关系,必须由当事人双方带上身份证、户口本、父母结婚证、个人出生证明及所属地派出所的证明;必要时可能会派人调查。

    但记者在上海市公证处自设网站上看到的一篇名为《法学家视野中公证·访谈录》的文章。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段匡强调,公证人追求的法律上的真实而非事实上的真实。他认为,事实上的真实是很难定性的,并且也很难界定其全貌……为了得到事实上的真实,公证人就必须调查取证,但是法律并没有赋予公证人调查权。既然没有法定的调查权,被调查人完全可以拒绝接受你的调查;退一步讲,即使被调查人接受了你的调查,调查结论在法律上也是没有依据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专家、清华大学民法博士薛文成也指出,公证提供的证据只有法律上的真实性,而不具有事实上的真实性。他认为,要求公证员核实公证内容的真实性,从成本上来说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公证员本身也没有这种义务。如果说交易双方私下成交后,到公证处办理公证,公证处只要根据双方的口头陈述和有关证明资料而出示公证。如果买卖肾脏双方提供给公证机构的前期资料及口述事实是虚假的,即使公证机构开具公证书,也不能证明两者的“直系亲属关系”;医生如果按照公证给两者做了换肾手术,在法律上是无懈可击的。

    薛文成认为,要从根本上切断肾脏买卖的地下交易链,应给予活体换肾公证订立“硬指标”:核实换肾双方“事实上的真实”;其次,应从制度上要求医疗机构从医学技术上对换肾双方作科学鉴定,这就可以有效根除非法肾交易铤而走险。

    按照法律规定,一旦发现****,不仅将对交易双方实行重罚,而且可能遭受法律制裁。,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