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新技术遭遇尴尬
在北京不少医院中，记者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病人，眼睁睁瞧着医疗新设备静静地躺在诊疗室里，而医生却告诉他们：“你的治疗方案属于新技术项目，目前仍没有收费标准，不能进行治疗。”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仁华认为，采用国际上流行的按病种定额收费的办法，可解决目前医疗新技术推广中遇到的这种尴尬。
为什么医疗新项目没有收费标准？一些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北京市目前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审批，全部依据1999年颁发的《北京市统一医疗服务收费标准》(简称，大红本)。而医学技术在6年内发展迅速，根本不能从中找到新项目的收费标准，大红本早已落伍、过时了。但是，主管部门不但据此审批新项目，而且还用不具有可比技术参数的其他项目标准去评价新项目。他们也认为，迟迟不批准或者用其他标准去“对半砍杀”新项目，都可能阻断医疗新技术在中国的推广，而最终受害的是患者的利益。
北京市卫生局物价处处长信彬告诉记者，作为政府部门，审批价格的出发点是权衡医院和老百姓之间的利益，他们需要考虑现有的经济水平、人民大众对医疗服务价格的接受程度、新项目的技术风险、医生的劳动强度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对于大红本以外的新项目，物价处迟迟不批或者将项目的申报费用降低一半，并会附上“该标准试行半年”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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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站在政府管理者和公众的立场，他们更担忧，新项目批准下来后，医院打着开展新技术的幌子乱收费，引起医疗服务市场秩序的混乱，损害老百姓的利益。然而，不能被批准的新项目会让真正需要它的患者求医无门，这也违背了医生“救死扶伤”的宗旨。信彬表示，他们正根据2000年卫生部等三部委颁发的《全国医疗服务项目试行》，制定具体的操作细则，重新定义新项目的收费标准，并且举行价格听证会，广泛地听取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他估计，政府在年内能批准试行草案，听证会也将于今年年底举行。
蔡仁华认为，目前，以服务项目确定价格标准来规范医院收费行为、控制医疗费用的方法，对于控制医院乱收费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机制上来看，按服务项目收费的办法本身有诸多弊端。一是，医疗技术日新月异，服务项目层出不穷，统一规定的收费项目往往滞后于医疗新项目的发展。二是，在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也就是医疗服务的供需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医院即供方处于主导地位，在利益的驱动下，很有可能分解服务项目，加大患者医疗费用的负担。他还指出，政府部门所做出的定价标准应该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最好用相对数或者指数、系数的形式来表达。既然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那么政府就应该将微观内容——具体的收费项目下放给医院，而自己集中精力发挥监督不合理收费的职能。
, 百拇医药
要解决目前这种按项目收费的很多缺陷，蔡仁华认为，可以借鉴国际上按病种定额收费的办法。即按照疾病分类标准，确定不同类疾病的治疗成本，以及不同类疾病费用的相关系数，再确定不同级别的医院之间的费用系数。例如，三级医院的胃大部切除术平均费用1.5万元，关节置换术平均费用4.5万元，二者用每点1000元来表示，分别定为15点和45点。如果物价上涨10%，那么前者升为1.65万元，后者变为4.95万元。如果二级医院做同类手术，每点定为800元，那么物价不变的情况下，前者1.2万元，后者3.6万元。在病种费用标准的框架下，医院就能通过优质服务、提高疗效、节省费用、降低成本而得益，不会再去做不必要的高价药。反之，服务质量差、延长疗程、滥用高价药，医院就会因增加成本而亏损。
“一个医患双方都能知晓的费用标准，将可代替几米长、而病人不看懂的价格清单。”蔡仁华说，患者和医生，从一开始就清楚医疗费用，不用以后再频繁地涉及该问题。而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物价指数的升高，可以整体调整系数百分率。这样，将医疗服务的价格放到了明处，老百姓也不会再像现在那样，抱怨医疗服务项目繁杂、价格贵、不透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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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华认为，“病种付费”这种付费方式，对我国的医务界来说，可能是一场革命。因为它增大了医院活动的自主权，不仅有利于促进新技术的发展，而且还能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同时，也加大了医生的责任心。如果医生采用最节省钱、最廉价的药品将病人治愈，那么在病种付费标准以内、超出诊疗成本的钱，就归属于医院。如果医生乱采用成本昂贵的治疗项目，那么超出付费标准以外的金额，就轮到医院自己掏钱了。
“病种付费”这种付费方式，只约束超标准的高价，不限制低价。同级医院之间为了增加效益，必然会在最高限价之下，对同一病种的病人展开服务、技术的竞争。蔡仁华说，这给病人带来了新的选择和实惠。同时，医生、医院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他们肯定会挤掉不必要的服务项目，寻找更经济、更有效、更适合病人的诊疗手段，医患双方将会获得“双赢”的结果。, 百拇医药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仁华认为，采用国际上流行的按病种定额收费的办法，可解决目前医疗新技术推广中遇到的这种尴尬。
为什么医疗新项目没有收费标准？一些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北京市目前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审批，全部依据1999年颁发的《北京市统一医疗服务收费标准》(简称，大红本)。而医学技术在6年内发展迅速，根本不能从中找到新项目的收费标准，大红本早已落伍、过时了。但是，主管部门不但据此审批新项目，而且还用不具有可比技术参数的其他项目标准去评价新项目。他们也认为，迟迟不批准或者用其他标准去“对半砍杀”新项目，都可能阻断医疗新技术在中国的推广，而最终受害的是患者的利益。
北京市卫生局物价处处长信彬告诉记者，作为政府部门，审批价格的出发点是权衡医院和老百姓之间的利益，他们需要考虑现有的经济水平、人民大众对医疗服务价格的接受程度、新项目的技术风险、医生的劳动强度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对于大红本以外的新项目，物价处迟迟不批或者将项目的申报费用降低一半，并会附上“该标准试行半年”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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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站在政府管理者和公众的立场，他们更担忧，新项目批准下来后，医院打着开展新技术的幌子乱收费，引起医疗服务市场秩序的混乱，损害老百姓的利益。然而，不能被批准的新项目会让真正需要它的患者求医无门，这也违背了医生“救死扶伤”的宗旨。信彬表示，他们正根据2000年卫生部等三部委颁发的《全国医疗服务项目试行》，制定具体的操作细则，重新定义新项目的收费标准，并且举行价格听证会，广泛地听取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他估计，政府在年内能批准试行草案，听证会也将于今年年底举行。
蔡仁华认为，目前，以服务项目确定价格标准来规范医院收费行为、控制医疗费用的方法，对于控制医院乱收费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机制上来看，按服务项目收费的办法本身有诸多弊端。一是，医疗技术日新月异，服务项目层出不穷，统一规定的收费项目往往滞后于医疗新项目的发展。二是，在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也就是医疗服务的供需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医院即供方处于主导地位，在利益的驱动下，很有可能分解服务项目，加大患者医疗费用的负担。他还指出，政府部门所做出的定价标准应该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最好用相对数或者指数、系数的形式来表达。既然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那么政府就应该将微观内容——具体的收费项目下放给医院，而自己集中精力发挥监督不合理收费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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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目前这种按项目收费的很多缺陷，蔡仁华认为，可以借鉴国际上按病种定额收费的办法。即按照疾病分类标准，确定不同类疾病的治疗成本，以及不同类疾病费用的相关系数，再确定不同级别的医院之间的费用系数。例如，三级医院的胃大部切除术平均费用1.5万元，关节置换术平均费用4.5万元，二者用每点1000元来表示，分别定为15点和45点。如果物价上涨10%，那么前者升为1.65万元，后者变为4.95万元。如果二级医院做同类手术，每点定为800元，那么物价不变的情况下，前者1.2万元，后者3.6万元。在病种费用标准的框架下，医院就能通过优质服务、提高疗效、节省费用、降低成本而得益，不会再去做不必要的高价药。反之，服务质量差、延长疗程、滥用高价药，医院就会因增加成本而亏损。
“一个医患双方都能知晓的费用标准，将可代替几米长、而病人不看懂的价格清单。”蔡仁华说，患者和医生，从一开始就清楚医疗费用，不用以后再频繁地涉及该问题。而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物价指数的升高，可以整体调整系数百分率。这样，将医疗服务的价格放到了明处，老百姓也不会再像现在那样，抱怨医疗服务项目繁杂、价格贵、不透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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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华认为，“病种付费”这种付费方式，对我国的医务界来说，可能是一场革命。因为它增大了医院活动的自主权，不仅有利于促进新技术的发展，而且还能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同时，也加大了医生的责任心。如果医生采用最节省钱、最廉价的药品将病人治愈，那么在病种付费标准以内、超出诊疗成本的钱，就归属于医院。如果医生乱采用成本昂贵的治疗项目，那么超出付费标准以外的金额，就轮到医院自己掏钱了。
“病种付费”这种付费方式，只约束超标准的高价，不限制低价。同级医院之间为了增加效益，必然会在最高限价之下，对同一病种的病人展开服务、技术的竞争。蔡仁华说，这给病人带来了新的选择和实惠。同时，医生、医院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他们肯定会挤掉不必要的服务项目，寻找更经济、更有效、更适合病人的诊疗手段，医患双方将会获得“双赢”的结果。,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