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女性生育革命
今天大多数人认为没问题的事情，在本世纪初却是困扰妇女们的一个大难题。长期以来，生孩子对于女人们来说，是一项埋藏着危险的特殊任务。但是，她们却无法推卸这项任务。
20年代，北平市卫生处为了减少产妇死亡的现象，规定产婆必须经考察发给执照，才能正式开业。但是，当时并没有专业人士对产婆进行专业培训。此时，杨崇瑞正为改善妇女生育状况而倡导开展助产教育。看到这样的情况，她决定先从培训旧式接生婆做起。
1928年，杨崇瑞开办了第一个产婆培训班，首批招收了30名平均年龄54岁的接生婆，教给她们消毒和脐带处理的科学方法。这一年，杨崇瑞还在中华医学会年会上宣读了提倡助产教育的论文，发起创办助产学校。当时正值南京政府卫生部成立，部长薛笃弼和教育部官员王世杰对此事都很热心。在北平方面，社会知名人士李德全同杨崇瑞等五人迅速组成了产科教育筹备委员会。1929年1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和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国立第一助产学校。
, http://www.100md.com “牺牲精神，造福人群”。这是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校训。杨崇瑞对学生们的严格要求，来源于她自己的求学经历。1910年，19岁的杨崇瑞考入协和大学医预科，两年后，升入以校风严谨，考试苛刻著称的协和女医学院。1917年，她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医学博士。后来，她又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深造。20年代，先后在协和医学院担任妇产科专任医师和公共卫生科讲师。可以说，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与协和医学院有着或多或少的血缘关系。杨崇瑞想将它办成培养助产人才的“黄埔军校”，让毕业生像种子一样撒遍全国，普及助产教育。她特地聘请自己的好友，协和医院的产科专家林巧稚博士讲授产科学。为了让学生们毕业后能承担在各地开办助产学校的重任，杨崇瑞提倡实践与理论并重。当时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就为学生们开设了优生学原理的课程。这位清华大学的名教授，在课堂上十分风趣，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七七事变”之后，杨崇瑞穿上军装，奔赴汉口组织伤兵医院。后来又到重庆等地筹办儿童保育院。她的学生左奇此时已参加了新四军，活动在洪泽湖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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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难产时能遇到左奇这样的专业人士，这种机会可以说十分渺茫。直到建国以后，很多边远地区仍然没有普及新法接生。
袁宝焕一共生了9个孩子。曾经多次靠大女儿阮春兰的帮助才完成分娩。
现在，乡长阮春兰经常协助一些卫生机构在家乡开展生育健康服务。
1995年，阮春兰的妹妹阮春莲，经过培训之后，成为村里的妇幼保健员。三年多来，她已经顺利地接生下48个婴儿。全村人都很尊敬她。而对于阮春兰来说，她自己也是生育环境改善以后的受益者。
医学技术的发展，使生育过程越来越安全、舒适。而各种便捷的节育措施也使女性可以控制自己生育的时间和数量。199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9.56‰。
早在1932年，杨崇瑞就做过一项调查，结果使她十分震惊。有的妇女一生竟然生育了15胎之多，却又因无法避免而苦恼。第二年，她在东单煤渣胡同46号开设了节育咨询门诊。并请社会学家一起参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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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晨报》的“人口增刊”上，社会学教授陈达发表了许多宣扬节制生育的文章，虽然并没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也没有受到来自官方的阻力。而在1916年的美国，一个叫玛格丽特·山格的女性，却因宣传节育受到当局的监禁。
1936年的秋天，山格夫人来到中国北平。此时，她已经是全美节制生育联盟的主席。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她的，正是邀请她来华讲学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杨崇瑞。演讲地点安排在协和医院礼堂，题目是“节制生育的各种措施及今后的展望”。大约有1600多人听了这次讲座。山格夫人并不是第一次来中国。1922年，在沙滩红楼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最先听到了这个来自美国的执着的声音。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执笔撰写了山格夫人演讲的广告，刊登在《晨报》副刊上。并且亲自为山格夫人充当翻译。一直陪同山格夫人访华的，除了胡适外，还有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张竞生是广东饶平人，1920年，他结束了7年的留学生涯，从法国巴黎回到故乡。当时的广东省军政府正在招贤纳才，留法的哲学博士张竞生受到了省长陈炯明的重视，准备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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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的广东，几乎每个家庭都妻妾成群，儿孙满堂。张竞生的节育主张因此被陈炯明骂为神经病。1921年，张竞生应友人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蔡元培与张竞生结识于留法期间，也赞同他的节制生育的主张。山格夫人到北大演讲那天，蔡元培先生特别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了一篇校长启事。在论述节制生育的重要性时，他提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三十八年过去，另一个北大校长马寅初，却因所谓“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罪名，被解除了北大校长的职务。其实，马寅初先生理论的核心也就是提倡节制生育。今天看来，正符合中国国情。而当时的社会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却流行着“一人一张口，一人两只手，两只手可以养活五张口”的“人手论”。
1957年，一直主张节制生育的杨崇瑞因声授马寅初，也被划成右派。
黄静汶提到的李部长正是当年支持杨崇瑞创办助产学校的李德全。1949年，她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在瑞士日内瓦，1947年被联合国聘为妇幼卫生组织官员的杨崇瑞，接到了李德全邀请她回国的口信，回国担任了妇幼卫生司司长的职务。于是，这位医学博士充满希望地翻开了新中国妇幼卫生史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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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原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并入北京医学院，附设产院改称北医附属产院。1957年，产院由北京市卫生局接管，改为东四妇幼保健医院。
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摇篮是一种和女人关系最密切的工具。在男人的意识中，女人象土地一样，被穿透，被耕耘。生儿育女，成为妇女的唯一天职。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名叫张竞生的哲学博士，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讲授自己的新主张。他特别强调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产生了无穷尽的精神快乐。这本名为《美的人生观》的讲义，1925印成单行本，2年间重印了7次，成为畅销书。
几乎在同一时期，医学博士杨崇瑞被聘为协和医学院妇产科专任医师，她希望用自己的所学，帮助妇女们在生育过程中摆脱危险。1921年，杨崇瑞在基督教青年会开办的灯市口卫生服务部，义务为孕产妇做产前检查和咨询。可以说这是中国妇幼卫生工作的一个历史性的起点。
在离灯市口不远的地方，有一所闻名北平的贝满女中，杨崇瑞就是在这里渡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我们无法推测当时的教会女校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那些青春期的女学生，但我们清楚的知道，80年后的今天，这里的女孩子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少女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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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少女课堂，开设于1993年7月，从那以后，女学生们有机会在教室里自然地谈论，原来被叫做“倒霉”的事情。
从60年代起，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对青春期性教育表示出高度的重视，他多次召集吴阶平等专家，商讨此事。
70年代初，周恩来倡议，在中学生理课本上增加男女生殖系统的插图。
1980年，科学画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婚卫生需知》的文章。这意味着，在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一个禁区被悄悄打破。1985年，由吴阶平审定的《性知识手册》，一次就发行了20万册。1988年，这本书再版，仍然十分畅销。这一年，天津开办了全国第一个传播性知识的广播节目“海河夜话”，播出时间定在午夜。不久创办人王桂芝给节目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悄悄话”。
早在1902年，上海就发行了日本的启智书会出版的《男女婚姻卫生学》。1925年，美国节制生育专家山格夫人撰写的《女子应有的知识》，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2月，张竞生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公开征集个人的性史。同年4月，编辑成中国最早的性行为调查报告，引起社会轰动。今天故乡的人们似乎并不知道，有过一位曾经震动中国文化界的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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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月，《张竞生文集》在广州出版，也许这是后人向这位文化史上的失踪者表达敬意的唯一方式。在此之前不久，北京出版了一本关于女性情感与性的社会学著作。
李银河认为，从一个谈“性”色变的时代，到人们越来越公开的谈论跟性有关的话题。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也是中国人个人生活空间的扩展。
《性史》风波之后，张竞生被人戏称为“性博士”。1926年，他离开北大，来到上海，和友人合开了“美的书店”，专门出版自己编著的性学丛书，继续宣扬自己的观点。他还写文章为自己辩解，希望大家认清性书与淫书的区别。“美的书店”还雇用几名女店员，这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情况。1928年，书店还是因出版淫书的罪名被迫关闭。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书店的一点点痕迹。
也是大学教授的刘达临和70年前的张竞生遭遇截然不同，1995年，他在上海顺利地创建了自己的私人博物馆，传播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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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达临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学课程，着重研究婚姻家庭问题。90年代初，他转到性社会学的研究上。博物馆是他和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的重要场所。
在展出的1200件文物中，有很多来自于民国，祈求子孙满堂，门庭兴旺的生育习俗。
有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妇女们都想办法多生男孩。在老北京，每到元霄节，渴望添丁进口的妇女都成群的到正阳门摸钉，祈求门钉能够带来生男丁的好运气。
在四川大邑县，著名的刘氏家族，就曾经有过刘文彩的三姨太凌君如假生一胎三子的荒唐事。
这是真的一胎生三子，在这段民间时期的新闻片中，我们听到一句评价：黄先生的功劳在于，一下子为国家添了三个壮丁。
1953年，同样一胎生了三个男孩的李桂珍，被大家称为英雄母亲。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还专门派人前往医院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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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珍的想法很有代表性，50年代许多女性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纺织女工吴兰英就主动做了绝育手术。
1953年，许多受多子女拖累的城市女干部和女工人，向妇联写信，要求普及避孕方法和人工流产等措施。当时的妇联主席邓颖超在当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提出要解决妇女的特殊困难。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也非常支持，要求卫生部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但在当时，对结扎和人工流产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建国初的人口高峰来自于死亡率的大幅下降，而致力于推行计划生育的杨崇瑞，却反对无限制地实行人工流产。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全国又出现了一个生育高峰。1962年，中央下达有关计划生育的文件，放宽对节育措施的限制。
孙燕文和李英夫妇没有等到国家减免费用，就在1958年做了绝育手术。1963年夏天，周恩来总理到大庆油田视察，在欢迎的人群中见到了李英，无意中知道了孙燕文主动结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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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面的计划生育工作被中断。1968年，毛主席指示为群众搞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于是，协和医院的专家们成立了攻关小组。1969年初，小组成功的研制出复方甲基炔诺铜，这是中国首创的低剂量短效口服避孕药。
60年代，一条进口的避孕套生产线在天津乳胶厂正式投产。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工业。
1973年，一部科教片“计划生育”摄制完成。从客观上讲，有关计划生育的各种宣传实际也是性知识的普及。这一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任组长，卫生部妇幼司的栗秀真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同时计划生育工作全面铺开。
70年代，唐大英做绝育手术的时候，婆婆十分支持。今天独生女蒲朝碧又快当妈妈了。
1979年12月，什邡县的计划生育工作获得了国务院的嘉奖。刚接手这项工作的陈慕华颁发了嘉奖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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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枣、花生、桂圆、栗子，可以用同音字拼成一句吉利话“早生贵子”。当中国农村还留存着祈求生男孩的古老风俗时。1994年的开罗，一个全新的生育健康的概念被提出来。
此后在中国，计划生育也从控制数量转变为以妇女为中心的一种服务。女性在生育过程中，不再是工具，她们可以自主的选择什么时候怀孕，用什么方式避孕，又用什么方式来控制生育过程。拥有这种选择的权利，对中国女性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曾经参加过开罗会议的昆明医学院教授张开宁，与一批关注生育健康的学者组成了一个跨学科的民间学术机构，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
1998年2月，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被选定为世界卫生组织在亚洲的生育健康培训基地。1999年2月，全球的媒体都转载了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则消息，生育专家温斯顿教授宣称，可以把胎儿移植到男人腹中，也许到了若干年后，生育不再是女性的专利。, 百拇医药
20年代，北平市卫生处为了减少产妇死亡的现象，规定产婆必须经考察发给执照，才能正式开业。但是，当时并没有专业人士对产婆进行专业培训。此时，杨崇瑞正为改善妇女生育状况而倡导开展助产教育。看到这样的情况，她决定先从培训旧式接生婆做起。
1928年，杨崇瑞开办了第一个产婆培训班，首批招收了30名平均年龄54岁的接生婆，教给她们消毒和脐带处理的科学方法。这一年，杨崇瑞还在中华医学会年会上宣读了提倡助产教育的论文，发起创办助产学校。当时正值南京政府卫生部成立，部长薛笃弼和教育部官员王世杰对此事都很热心。在北平方面，社会知名人士李德全同杨崇瑞等五人迅速组成了产科教育筹备委员会。1929年1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和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国立第一助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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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之后，杨崇瑞穿上军装，奔赴汉口组织伤兵医院。后来又到重庆等地筹办儿童保育院。她的学生左奇此时已参加了新四军，活动在洪泽湖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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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难产时能遇到左奇这样的专业人士，这种机会可以说十分渺茫。直到建国以后，很多边远地区仍然没有普及新法接生。
袁宝焕一共生了9个孩子。曾经多次靠大女儿阮春兰的帮助才完成分娩。
现在，乡长阮春兰经常协助一些卫生机构在家乡开展生育健康服务。
1995年，阮春兰的妹妹阮春莲，经过培训之后，成为村里的妇幼保健员。三年多来，她已经顺利地接生下48个婴儿。全村人都很尊敬她。而对于阮春兰来说，她自己也是生育环境改善以后的受益者。
医学技术的发展，使生育过程越来越安全、舒适。而各种便捷的节育措施也使女性可以控制自己生育的时间和数量。199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9.56‰。
早在1932年，杨崇瑞就做过一项调查，结果使她十分震惊。有的妇女一生竟然生育了15胎之多，却又因无法避免而苦恼。第二年，她在东单煤渣胡同46号开设了节育咨询门诊。并请社会学家一起参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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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晨报》的“人口增刊”上，社会学教授陈达发表了许多宣扬节制生育的文章，虽然并没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也没有受到来自官方的阻力。而在1916年的美国，一个叫玛格丽特·山格的女性，却因宣传节育受到当局的监禁。
1936年的秋天，山格夫人来到中国北平。此时，她已经是全美节制生育联盟的主席。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她的，正是邀请她来华讲学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杨崇瑞。演讲地点安排在协和医院礼堂，题目是“节制生育的各种措施及今后的展望”。大约有1600多人听了这次讲座。山格夫人并不是第一次来中国。1922年，在沙滩红楼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最先听到了这个来自美国的执着的声音。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执笔撰写了山格夫人演讲的广告，刊登在《晨报》副刊上。并且亲自为山格夫人充当翻译。一直陪同山格夫人访华的，除了胡适外，还有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张竞生是广东饶平人，1920年，他结束了7年的留学生涯，从法国巴黎回到故乡。当时的广东省军政府正在招贤纳才，留法的哲学博士张竞生受到了省长陈炯明的重视，准备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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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的广东，几乎每个家庭都妻妾成群，儿孙满堂。张竞生的节育主张因此被陈炯明骂为神经病。1921年，张竞生应友人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蔡元培与张竞生结识于留法期间，也赞同他的节制生育的主张。山格夫人到北大演讲那天，蔡元培先生特别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了一篇校长启事。在论述节制生育的重要性时，他提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三十八年过去，另一个北大校长马寅初，却因所谓“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罪名，被解除了北大校长的职务。其实，马寅初先生理论的核心也就是提倡节制生育。今天看来，正符合中国国情。而当时的社会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却流行着“一人一张口，一人两只手，两只手可以养活五张口”的“人手论”。
1957年，一直主张节制生育的杨崇瑞因声授马寅初，也被划成右派。
黄静汶提到的李部长正是当年支持杨崇瑞创办助产学校的李德全。1949年，她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在瑞士日内瓦，1947年被联合国聘为妇幼卫生组织官员的杨崇瑞，接到了李德全邀请她回国的口信，回国担任了妇幼卫生司司长的职务。于是，这位医学博士充满希望地翻开了新中国妇幼卫生史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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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原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并入北京医学院，附设产院改称北医附属产院。1957年，产院由北京市卫生局接管，改为东四妇幼保健医院。
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摇篮是一种和女人关系最密切的工具。在男人的意识中，女人象土地一样，被穿透，被耕耘。生儿育女，成为妇女的唯一天职。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名叫张竞生的哲学博士，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讲授自己的新主张。他特别强调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产生了无穷尽的精神快乐。这本名为《美的人生观》的讲义，1925印成单行本，2年间重印了7次，成为畅销书。
几乎在同一时期，医学博士杨崇瑞被聘为协和医学院妇产科专任医师，她希望用自己的所学，帮助妇女们在生育过程中摆脱危险。1921年，杨崇瑞在基督教青年会开办的灯市口卫生服务部，义务为孕产妇做产前检查和咨询。可以说这是中国妇幼卫生工作的一个历史性的起点。
在离灯市口不远的地方，有一所闻名北平的贝满女中，杨崇瑞就是在这里渡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我们无法推测当时的教会女校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那些青春期的女学生，但我们清楚的知道，80年后的今天，这里的女孩子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少女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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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0年代起，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对青春期性教育表示出高度的重视，他多次召集吴阶平等专家，商讨此事。
70年代初，周恩来倡议，在中学生理课本上增加男女生殖系统的插图。
1980年，科学画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婚卫生需知》的文章。这意味着，在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一个禁区被悄悄打破。1985年，由吴阶平审定的《性知识手册》，一次就发行了20万册。1988年，这本书再版，仍然十分畅销。这一年，天津开办了全国第一个传播性知识的广播节目“海河夜话”，播出时间定在午夜。不久创办人王桂芝给节目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悄悄话”。
早在1902年，上海就发行了日本的启智书会出版的《男女婚姻卫生学》。1925年，美国节制生育专家山格夫人撰写的《女子应有的知识》，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2月，张竞生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公开征集个人的性史。同年4月，编辑成中国最早的性行为调查报告，引起社会轰动。今天故乡的人们似乎并不知道，有过一位曾经震动中国文化界的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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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月，《张竞生文集》在广州出版，也许这是后人向这位文化史上的失踪者表达敬意的唯一方式。在此之前不久，北京出版了一本关于女性情感与性的社会学著作。
李银河认为，从一个谈“性”色变的时代，到人们越来越公开的谈论跟性有关的话题。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也是中国人个人生活空间的扩展。
《性史》风波之后，张竞生被人戏称为“性博士”。1926年，他离开北大，来到上海，和友人合开了“美的书店”，专门出版自己编著的性学丛书，继续宣扬自己的观点。他还写文章为自己辩解，希望大家认清性书与淫书的区别。“美的书店”还雇用几名女店员，这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情况。1928年，书店还是因出版淫书的罪名被迫关闭。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书店的一点点痕迹。
也是大学教授的刘达临和70年前的张竞生遭遇截然不同，1995年，他在上海顺利地创建了自己的私人博物馆，传播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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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达临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学课程，着重研究婚姻家庭问题。90年代初，他转到性社会学的研究上。博物馆是他和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的重要场所。
在展出的1200件文物中，有很多来自于民国，祈求子孙满堂，门庭兴旺的生育习俗。
有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妇女们都想办法多生男孩。在老北京，每到元霄节，渴望添丁进口的妇女都成群的到正阳门摸钉，祈求门钉能够带来生男丁的好运气。
在四川大邑县，著名的刘氏家族，就曾经有过刘文彩的三姨太凌君如假生一胎三子的荒唐事。
这是真的一胎生三子，在这段民间时期的新闻片中，我们听到一句评价：黄先生的功劳在于，一下子为国家添了三个壮丁。
1953年，同样一胎生了三个男孩的李桂珍，被大家称为英雄母亲。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还专门派人前往医院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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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珍的想法很有代表性，50年代许多女性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纺织女工吴兰英就主动做了绝育手术。
1953年，许多受多子女拖累的城市女干部和女工人，向妇联写信，要求普及避孕方法和人工流产等措施。当时的妇联主席邓颖超在当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提出要解决妇女的特殊困难。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也非常支持，要求卫生部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但在当时，对结扎和人工流产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建国初的人口高峰来自于死亡率的大幅下降，而致力于推行计划生育的杨崇瑞，却反对无限制地实行人工流产。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全国又出现了一个生育高峰。1962年，中央下达有关计划生育的文件，放宽对节育措施的限制。
孙燕文和李英夫妇没有等到国家减免费用，就在1958年做了绝育手术。1963年夏天，周恩来总理到大庆油田视察，在欢迎的人群中见到了李英，无意中知道了孙燕文主动结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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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面的计划生育工作被中断。1968年，毛主席指示为群众搞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于是，协和医院的专家们成立了攻关小组。1969年初，小组成功的研制出复方甲基炔诺铜，这是中国首创的低剂量短效口服避孕药。
60年代，一条进口的避孕套生产线在天津乳胶厂正式投产。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工业。
1973年，一部科教片“计划生育”摄制完成。从客观上讲，有关计划生育的各种宣传实际也是性知识的普及。这一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任组长，卫生部妇幼司的栗秀真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同时计划生育工作全面铺开。
70年代，唐大英做绝育手术的时候，婆婆十分支持。今天独生女蒲朝碧又快当妈妈了。
1979年12月，什邡县的计划生育工作获得了国务院的嘉奖。刚接手这项工作的陈慕华颁发了嘉奖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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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枣、花生、桂圆、栗子，可以用同音字拼成一句吉利话“早生贵子”。当中国农村还留存着祈求生男孩的古老风俗时。1994年的开罗，一个全新的生育健康的概念被提出来。
此后在中国，计划生育也从控制数量转变为以妇女为中心的一种服务。女性在生育过程中，不再是工具，她们可以自主的选择什么时候怀孕，用什么方式避孕，又用什么方式来控制生育过程。拥有这种选择的权利，对中国女性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曾经参加过开罗会议的昆明医学院教授张开宁，与一批关注生育健康的学者组成了一个跨学科的民间学术机构，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
1998年2月，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被选定为世界卫生组织在亚洲的生育健康培训基地。1999年2月，全球的媒体都转载了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则消息，生育专家温斯顿教授宣称，可以把胎儿移植到男人腹中，也许到了若干年后，生育不再是女性的专利。,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