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之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数年不见成果
因为说不清楚的医疗事故，打了几年官司都没有结果的情况；有的病人看病之后不交钱就一走了之；有的患者在医院痛打医生，医生叫苦连天……，大大小小的纠纷，使医生和患者之间、患者和医院之间蒙上了一层层难以解开的的疙瘩，那么，这一切到底是谁的过错
■本报记者 刘树铎
患者看病噩梦
张明泉是吉林省长春市一家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他毕业于长春市某医学院，毕业后就在这家医学院的下属医院当医生，老婆是他的同学，在这家医院当护士，1998年，张明泉从医院辞职到医药公司当起了医药代表，在小俩口的共同努力下，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按理说，这个家庭应该是令人羡慕的。
但是，一场病魔的袭击，从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在北京一家小旅馆里，张明泉向记者讲起了他们家因为看病而带来的凄惨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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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夏天，张明泉被确诊患上了牛皮癣，起初没怎么在意，在当地医院随便开了几副药，但过了两个疗程之后，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住进医院一个月之后也不见好转，这才着了慌，开始到全国各地四处求医问药，但从此，噩梦般的日子也就开始了。
张明泉说，这几年，长春、沈阳、哈尔滨、北京、南京几乎跑遍了，在大医院看过，在小医院看过，在私人诊所看过，吃中药，吃西药，吃别人推荐的偏方，也输了无数的“点滴”，算起来，都花去了将近6万元钱，但这病就是时好时坏。
他至今还在北京一家私人诊所，接受别人推荐的一位老中医的“偏方治疗”，记者看到，他的脸部依然是微微有点红肿，样子很吓人，尽管不带传染性，但因为有这种病的缘故，一般的人还是不太敢接近他，钱花没了，朋友不多了，连自己的老婆都不爱理他——私下里跟一位医生好上了，张明泉叹了口气，“咳，不说这个了”，从他的语气里能读出这个意思：现在没时间考虑别的了，先治病要紧，毕竟自己才36岁，只要治好了病，什么都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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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件事让张明泉耿耿于怀：其一是在哈尔滨让一个自称是专家的老大夫给骗了，花去了1.5 万元钱之后，病不但没好，还更加严重了，起初找老大夫理论，但老大夫不承认是自己的错，后来再找，人家干脆就不理他了；其二是在一些大医院，到处检查化验、开方吃药，花钱不说，还得看医生脸色，这让他很没面子，因为他自己就当过医生，他很坚定地告诉记者，一定要治好病，然后凭自己的努力，将来开个医院，这辈子无论如何不能就这么倒下去。
说起卫生体制改革，张明泉说他没有太多的考虑，毕竟只顾着治病了，只是在闲来无事的时候看看报纸，更多的是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很让他痛苦，他认为，尽管政府制定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改革到现在，差不多是在原地踏步，不但没有改变医疗卫生行业的局面，反而有点让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
张明泉说，现在的局面是，病人一肚子气，医生一肚子气，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反正是病人埋怨医生，医生责怪病人。但归根结底责任还是在医生，老百姓没病找你干什么？有的医生确实不讲医德啊，挣钱是最主要的，现在报纸上、杂志上都讲什么市场化，我看将来情况会更加糟糕，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将来开个诊所或者医院肯定挣钱，有那么多老百姓求医问药，不挣黑心钱都能发财，说到这里，张明泉眼睛里放出了一点光芒：“我将来肯定自己干，不好好干点事，这辈子都咽不下这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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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像张明泉这样的情况毕竟是一种个案，他所说的也未必正确，但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感觉到，凡是看过病或者是到过医院的人，差不多都对医院或者医生不满意。
记者在北京安贞医院和积水潭医院分别采访了不下十几个人，有的是正在住院，嫌在病房里闷得慌，出来溜达的；有的是陪着家属看病的；有的是正在接家属出院回家的，还有一位出租车司机，正在医院附近“趴活”。
记者问他们，到底对什么不满意？在记者采访过的11个人中，有5个人说看病太贵；有2个人说医生面无表情，对人爱搭不理；有3个人说给医生送过红包；有一个人没具体说什么，反正“这辈子不想到医院里来了”。
记者又问了几个人有关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能说上几句，都表示不很清楚，也不知道在改什么。
那位出租车司机姓郑，记者就是搭他的车离开的医院，在车上聊起了同样的话题，他说根本就不清楚卫生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也很少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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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忧心忡忡
如果说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卫生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正常的话，那么，经过了几年轰轰烈烈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老百姓绝大多数还对医院不满意，就多少有点让人想不通了。
专家们显然要比普通老百姓思考得深入一点，他们不仅仅是不满意的问题，更多的是表示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忧心忡忡。
北京航空中心医院的一位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我国卫生改革20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医院改革仍然比较滞后，在目前国家对医院的补偿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要想打破医院长期以来“以药养医”局面，医院的经营模式必须从供给型向经营型转变，加之目前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政策导向，一大批医院肯定要被迫走向“营利型”的发展道路，但是在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的“利益”驱动下，能否真正形成良性的竞争格局？在老百姓的整体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以及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能否保证绝大多数人最基本的医疗需求？至少目前来说，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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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对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现状的看法，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进度，为什么医疗保险改革进行了这么多年，政府不满意，老百姓不满意，原因就在于目前的医疗卫生体制正在阻滞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他认为，医疗卫生体制如果不改革，卫生系统自己也会陷入恶性循环。
事实上，我国从1994年就开始进行医疗改革试点，1998年医疗改革进入组织实施阶段。此后， 政府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医药分家、药品的招标采购、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等等，但总体上说，政策的落实却步履维艰。
2000年7月，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青岛召开，会议提出，要在2001年底实现90%以上的地市建立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要在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和深化内部改革、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扭转以药补医机制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使药品生产流通的市场秩序有更大好转，使广大人民群众用上放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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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去年，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病魔，无疑给正在进行中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迎头泼上了一盆冷水，人们吃惊地发现，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此后，在卫生体制改革方面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动作，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开始走上前台，庞大的公立医院体系也在摸索中开始拉开了大踏步体制改革的序幕。
但是，人们同时也在担心，没有明确政策的公立医院转制的步子到底该怎么迈？盲目的医疗行业市场化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公共卫生体系到底该怎样建设？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困扰着消费者，困扰着医疗机构，困扰着专家学者，同样也困扰着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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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树铎
患者看病噩梦
张明泉是吉林省长春市一家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他毕业于长春市某医学院，毕业后就在这家医学院的下属医院当医生，老婆是他的同学，在这家医院当护士，1998年，张明泉从医院辞职到医药公司当起了医药代表，在小俩口的共同努力下，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按理说，这个家庭应该是令人羡慕的。
但是，一场病魔的袭击，从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在北京一家小旅馆里，张明泉向记者讲起了他们家因为看病而带来的凄惨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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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夏天，张明泉被确诊患上了牛皮癣，起初没怎么在意，在当地医院随便开了几副药，但过了两个疗程之后，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住进医院一个月之后也不见好转，这才着了慌，开始到全国各地四处求医问药，但从此，噩梦般的日子也就开始了。
张明泉说，这几年，长春、沈阳、哈尔滨、北京、南京几乎跑遍了，在大医院看过，在小医院看过，在私人诊所看过，吃中药，吃西药，吃别人推荐的偏方，也输了无数的“点滴”，算起来，都花去了将近6万元钱，但这病就是时好时坏。
他至今还在北京一家私人诊所，接受别人推荐的一位老中医的“偏方治疗”，记者看到，他的脸部依然是微微有点红肿，样子很吓人，尽管不带传染性，但因为有这种病的缘故，一般的人还是不太敢接近他，钱花没了，朋友不多了，连自己的老婆都不爱理他——私下里跟一位医生好上了，张明泉叹了口气，“咳，不说这个了”，从他的语气里能读出这个意思：现在没时间考虑别的了，先治病要紧，毕竟自己才36岁，只要治好了病，什么都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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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件事让张明泉耿耿于怀：其一是在哈尔滨让一个自称是专家的老大夫给骗了，花去了1.5 万元钱之后，病不但没好，还更加严重了，起初找老大夫理论，但老大夫不承认是自己的错，后来再找，人家干脆就不理他了；其二是在一些大医院，到处检查化验、开方吃药，花钱不说，还得看医生脸色，这让他很没面子，因为他自己就当过医生，他很坚定地告诉记者，一定要治好病，然后凭自己的努力，将来开个医院，这辈子无论如何不能就这么倒下去。
说起卫生体制改革，张明泉说他没有太多的考虑，毕竟只顾着治病了，只是在闲来无事的时候看看报纸，更多的是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很让他痛苦，他认为，尽管政府制定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改革到现在，差不多是在原地踏步，不但没有改变医疗卫生行业的局面，反而有点让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
张明泉说，现在的局面是，病人一肚子气，医生一肚子气，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反正是病人埋怨医生，医生责怪病人。但归根结底责任还是在医生，老百姓没病找你干什么？有的医生确实不讲医德啊，挣钱是最主要的，现在报纸上、杂志上都讲什么市场化，我看将来情况会更加糟糕，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将来开个诊所或者医院肯定挣钱，有那么多老百姓求医问药，不挣黑心钱都能发财，说到这里，张明泉眼睛里放出了一点光芒：“我将来肯定自己干，不好好干点事，这辈子都咽不下这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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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像张明泉这样的情况毕竟是一种个案，他所说的也未必正确，但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感觉到，凡是看过病或者是到过医院的人，差不多都对医院或者医生不满意。
记者在北京安贞医院和积水潭医院分别采访了不下十几个人，有的是正在住院，嫌在病房里闷得慌，出来溜达的；有的是陪着家属看病的；有的是正在接家属出院回家的，还有一位出租车司机，正在医院附近“趴活”。
记者问他们，到底对什么不满意？在记者采访过的11个人中，有5个人说看病太贵；有2个人说医生面无表情，对人爱搭不理；有3个人说给医生送过红包；有一个人没具体说什么，反正“这辈子不想到医院里来了”。
记者又问了几个人有关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能说上几句，都表示不很清楚，也不知道在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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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卫生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正常的话，那么，经过了几年轰轰烈烈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老百姓绝大多数还对医院不满意，就多少有点让人想不通了。
专家们显然要比普通老百姓思考得深入一点，他们不仅仅是不满意的问题，更多的是表示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忧心忡忡。
北京航空中心医院的一位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我国卫生改革20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医院改革仍然比较滞后，在目前国家对医院的补偿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要想打破医院长期以来“以药养医”局面，医院的经营模式必须从供给型向经营型转变，加之目前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政策导向，一大批医院肯定要被迫走向“营利型”的发展道路，但是在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的“利益”驱动下，能否真正形成良性的竞争格局？在老百姓的整体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以及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能否保证绝大多数人最基本的医疗需求？至少目前来说，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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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国从1994年就开始进行医疗改革试点，1998年医疗改革进入组织实施阶段。此后， 政府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医药分家、药品的招标采购、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等等，但总体上说，政策的落实却步履维艰。
2000年7月，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青岛召开，会议提出，要在2001年底实现90%以上的地市建立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要在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和深化内部改革、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扭转以药补医机制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使药品生产流通的市场秩序有更大好转，使广大人民群众用上放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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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去年，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病魔，无疑给正在进行中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迎头泼上了一盆冷水，人们吃惊地发现，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此后，在卫生体制改革方面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动作，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开始走上前台，庞大的公立医院体系也在摸索中开始拉开了大踏步体制改革的序幕。
但是，人们同时也在担心，没有明确政策的公立医院转制的步子到底该怎么迈？盲目的医疗行业市场化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公共卫生体系到底该怎样建设？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困扰着消费者，困扰着医疗机构，困扰着专家学者，同样也困扰着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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