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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外感热病治疗溯源(三)
http://www.100md.com 2004年5月10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2139期
     曹东义、王生茂、郭双庚、王振瑞、王丽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达原饮试图直达膜原

    外感热病学说发展到明朝末年,诚如吴又可所说“余初按诸家,咸谓春夏秋皆是温病。而伤寒必在冬时。然历年较之,温疫四时皆有,及究伤寒,每至严寒。”由于各医学名家大力倡导伤寒不可作寒医,或者提出不可用伤寒法治疗温病,甚至如王安道所说“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为不即病之温暑设”的观点,使《素问》《难经》《伤寒论》所创立的广义伤寒学说,逐渐退缩为狭义伤寒,辛温解表的路越走越窄,甚至影响了对仲景《伤寒论》的学习与研究。吴又可《瘟疫论》自序说:“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具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瘟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不知屠龙之艺虽成,面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

    达原饮是吴又可推出的具有独创精神的代表方剂,适用于瘟疫病初期证候的基本治疗方法。病人虽然在得病的初期有恶寒、头痛、身痛、发热,甚至有日晡潮热,与仲景所说的伤寒表证的证候十分相似,但吴又可认为这是疫邪伏于膜原,欲出于表的现象,不能用辛温解表的麻黄汤、桂枝汤治疗,否则易伤营卫之气,因为疫邪也不在里,下之只会损伤胃气,不能驱除病邪。只有应用达原饮,才能使深伏于膜原的邪气溃散,离开膜原。李砚庄解释说:“盖疫本热邪,犹贼,膜原犹窝,槟榔草果犹捕快手,厚朴犹刑具,知、芩犹牵出,若硝黄则驱之走矣,白芍,甘草,一谨守门户,一调停众人,此又可先生立方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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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原饮证最有特征性的证候是传染性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疾病的开始阶段,见到寒热往来,或是日晡潮热,舌苔白如积粉,恶心呕吐,腹胀痞满。它的突出功效被历代医家所称颂,原方及其化裁方也被历代医学采用,至今仍然有显著的临床疗效。解放后我国曾经用达原饮加减治疗多种传染性、感染性疾病,比如流行性乙型脑炎、麻疹肺炎、流行性出血热等。

    邪气离开膜原之后,虽然有九种传变形式,但不外乎在表与在里,可以分别使用白虎汤和承气汤进行治疗。吴又可认为“疫邪传胃”,就与伤寒病“治法无异也”。“但以驱逐为功,何论邪之同异也。”吴又可坚信“误投黄连反招闭塞之害,未有不危者。”反对使用黄连、黄芩等苦寒药物治疗外感热病,是其学术上的缺陷。

    清初著名医学家喻嘉言提出了瘟疫病三焦证候的治疗原则,他说:“(瘟疫)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抉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详订诸方,载《春温方》后。”喻嘉言在这里提出了未病先防的具体措施,符合《素问》“治未病”的思想,也是唐代之前饮“屠苏酒”避瘟措施的延续,更是“预防为主”的先声。他提出的三焦瘟疫,在治疗时要“兼以解毒”的主张,为后世温病学在治疗法则上重视清热解毒开了先河,也是外感热病三焦辨证的先驱。他所整理的《春温方》,几乎都是吸收的《伤寒论》的方剂,可以说,喻嘉言是将仲景伤寒学说与后世温病学说联系起来的最突出的医学家。

    清初另一个治疗瘟疫的著名医学家,安徽桐城的余师愚,因用吴又可的方法治疗瘟疫疗效不好,便创制了清瘟败毒饮这一著名的效方,开辟了瘟疫病治疗的新篇章。

    杨粟山《伤寒瘟疫条辨》用升降散系列方药治疗瘟疫热病,疗效卓著,影响深远。近代名医蒲辅周对之大加赞赏,蒲老在临床上以该方化裁治疗多种外感热病,取得了理想的治疗效果。

    吴又可的达原饮、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都是力图使用一种独特有效的方药治疗外感瘟疫热病,希望能够直达病所,特异性地驱除、对抗病邪,这些有益的探索为后人对该类疾病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