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非典”斗争中的医学伦理问题研究
解放军第302医院自2003年3月5日收治了北京市第一批输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患者起，到6月19日最后一名SARS患者治愈出院，历时106天，共收治非典病人155例。其中，按转归分类:治愈出院144例，占92.9%;转院2例，占1.29%;死亡9例，占5.81%。按诊断分类:确诊110例，占70.97%;疑似2例，占1.29%;排除病例40例，占25.81%;留观3例，占1.94%。按流调分类:直接接触者92例中有82例发病，占89.13%;间接接触者36例中有27例发病，占75%;无明确接触史的27例，占17.42%。按病情分类:在确诊的110例病人中，危重病人占85.8%。医务人员轮换直接进入一线的达709人次，特护一级护理91人次，共1114天。非典病人和疑似病人无一流出院外，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收治任务，共收到锦旗23面，表扬信200余封，未有1例医疗纠纷发生。
在抗击“非典”斗争中，医务人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被誉为医学伦理观核心理念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把我的一生献给人道主义服务，我凭着良心和尊严行使我的职业，我首先考虑的是我病人的健康，我将尽我的一切能力维护医务职业的荣誉和崇高传统”。实践中我们认为，医务人员的权利与义务，情感与良知，审慎与保密等医学伦理学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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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击“非典”斗争中的医德权利
准确把握医德权利内涵，对于“非典”斗争中，医务人员的道德义务感和道德责任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1 充分发挥自主诊治权 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医生的诊治权不受他人的指使和控制，其目的出于维护病人的健康和保障社会安全。因此，医生的权利是完全自主的。为了诊治的需要，医生有得到关于“非典”病人的接触史、现病史、既往病史、遗传史、生活方式和个人隐私等信息的知情权，有宣告病人的死亡权、对确诊和疑似病人的隔离权等，这种权利是其它任何职业所不具有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1.2 严格行使特殊干涉权 医生在“非典”斗争中，严格限制患者的自由及自主权利，实现自己意志以达到对患者应尽责任的目的，医生的这种特殊权利称谓“医生的特殊干涉权”或称谓父权主义(patemalism)。这种特殊干涉权不是任意行使的，只有当患者自主原则与生命价值原则、有利原则、无伤原则、社会公益原则发生矛盾时，医生使用这种权利才是正确的。有些“非典”患者要求了解自己或亲人疾病的真情，但当了解后不利于诊治或产生不良影响时，医生就可以行使特殊干涉权，有权隐瞒真相，并在事后予以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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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力保障参与知情权 在抗击“非典”期间，为保证医生参与权，医院每一个文件出台前，均认真听取一线医务人员的建议;积累经验，调整治疗方案时反复征求医生意见。同时全力保障知识共享和学习权力，不断提高医生诊治“非典”的业务水平，保障医疗工作高质量进行。
2 抗击“非典”斗争中的医德义务
医德义务从客观的角度看，就是医务人员对病人和社会应尽的道德责任;从医务人员自身角度看，是在价值取向认同的基础上，将其内化为责无旁贷的、高度自觉的主观要求，救死扶伤、防病治病、维护病人身心健康则是医德义务的核心内容。2.1 诊治“非典”病人的无条件性和非权利动机性 救治“非典”患者，不但不能以某种权利和报偿为前提，而且是以牺牲个人利益来实现病人和社会的利益为前提的。明知“非典”传染性强，但必须进行紧急医疗抢险、危重病人急救等道德行为，从行为主体的动机来看，本身并不是为了追求某种报偿(如社会的表扬和赞美、个人的名利和升迁)，而完全是一种自身的道德责任感，作为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来履行。在实施行为过程中，不但得不到任何利益，甚至要以牺牲个人的生命或健康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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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诊治“非典”病人的自觉性和自律性 如果没有内心认同，就无行为的自觉性、自律性而言。在与“非典”作战过程中，医德的自觉性和自律性首先源于主体(医务人员)对外在医德规范的认同，并转化为自己的医德情感和医德信念。尽管医德义务也具有一定的外在约束力，但这种外在约束力只有建立在主体的内心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单凭外在的约束力是往往难以启动行为主体的自觉性的。
3 抗击“非典”斗争中的医德情感
3.1 “非典”考验医德情感的特殊性 医务人员面对的“非典”病人呼吸困难、痛苦不堪，这对医务人员的情感提出了更高的、特殊的要求，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一见到病人，一听到病人的呼唤，就以关爱病人、热爱生命的真情感和责任感，忘掉和放弃个人的一切，投入到紧张的抢救病人的行动中。这种医学职业的道德情感不以任何利益的满足为前提，是医德情感区别于其他情感的根本所在。
3.2 “非典”考验医德情感的理智性 医务人员的情感，并不是盲目的冲动的，而是建立在医学科学基础之上的理智情感。医务人员对“非典”病人有深厚的同情感，视病人为亲人，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但医务人员的情感与病人家属的情感是有区别的。医务人员是根据医学科学允许的范围来满足病人及其家属的要求，绝不是盲目地对待病人及其家属的要求。例如，当激素治疗可能给病人带来一些副作用而遭到病人反对时，医务人员理智地坚持治疗原则，绝不迁就病人的情感，从而挽救病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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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非典”考验医德情感的纯洁性 医务人员所接触的“非典”病人，有的昏迷不醒，有的精神异常，与病人接触的形式多种多样，许多时间是单独活动。如果缺乏高度的自觉性，在诊治质量上就会难以保证。医疗卫生工作是神圣的职业，它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危，这就对医务人员道德情感的纯洁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非典”死者的遗物保管处理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值得我们思索。
4 抗击“非典”斗争中的审慎问题
作为医德范畴的审慎，就是指医务人员在行为之前的周密思考和行为之中的谨慎从事。审慎反映着医务人员对病人的责任心和工作态度，同时反映着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工作作风。审慎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医务人员的言和行两个方面。
4.1 “非典”要求“言”的审慎 许多非典患者住院期间情绪低落，甚至悲观绝望，要求医务人员在与病人交谈时，注意不用刺激病人心理、影响病人情绪的语言，要多鼓励、多安慰病人，同时开展心理疏导等工作，使病人产生信任感和亲切感，增强战胜病魔的勇气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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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非典”对“行”的审慎 对于“非典”这种未知传染病，要求医务人员在诊断、治疗疾病活动中，要严肃认真，周密细致、一丝不苟。如对疾病诊断的确定、治疗方案的选择，都应抱着对病人负责的态度行事。面对急需就医的“非典”患者，医务人员既要有自知之明，又要有知人之明，既要有虚心谨慎的态度，又要有勇于负责的精神，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做到“行”上审慎，才能互相尊重，团结协作，赢得成功、减少失误。
5 抗击“非典”斗争中的保密问题
保密是医学伦理学的特有范畴，是临床实践中经常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道德问题。所谓保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应当保守的医疗秘密，不对外泄露和传播。
5.1 对病人保密 对不同的病人可以采取保密或不保密的办法，保密本身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原则规定。假借为了患者的名义而谋取个人和单位利益的保密是不道德的，这种保密侵犯了患者的疾病认知权和知情权，更损害患者的利益。前提和出发点是为了患者的根本利益，促进患者康复的保密是道德的。一名“非典”患者传染了家族中的若干人，其父母先后去世，为保证对这名患者的救治，在患者反复追问时，医务人员仍对其家人的病情进行了严格的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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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为病人保密 医务人员能否为病人保密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就是不以涉及或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为前提。为病人保密，如有的“非典”治愈病人出院时，要求医院保守其曾有过“非典”病情等，如果是纯粹的个人隐私问题，医务人员尊重病人的意愿，保守秘密。但如果涉及到社会关系和利益问题，就不能简单处理。如有的患者被确诊“非典”后，因惧怕社会的压力和同事的歧视，害怕隔离治疗，请求医生为其保密，这种情况下，医务人员应以社会利益为重，绝不能迁就病人的要求，而应主动说服病人接受必要的治疗，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以便控制疫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郭照江.医学伦理学新编，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3，7.
作者单位:100039北京解放军第302医院
(编辑 黄杰), http://www.100md.com(吕占秀)
在抗击“非典”斗争中，医务人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被誉为医学伦理观核心理念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把我的一生献给人道主义服务，我凭着良心和尊严行使我的职业，我首先考虑的是我病人的健康，我将尽我的一切能力维护医务职业的荣誉和崇高传统”。实践中我们认为，医务人员的权利与义务，情感与良知，审慎与保密等医学伦理学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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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击“非典”斗争中的医德权利
准确把握医德权利内涵，对于“非典”斗争中，医务人员的道德义务感和道德责任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1 充分发挥自主诊治权 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医生的诊治权不受他人的指使和控制，其目的出于维护病人的健康和保障社会安全。因此，医生的权利是完全自主的。为了诊治的需要，医生有得到关于“非典”病人的接触史、现病史、既往病史、遗传史、生活方式和个人隐私等信息的知情权，有宣告病人的死亡权、对确诊和疑似病人的隔离权等，这种权利是其它任何职业所不具有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1.2 严格行使特殊干涉权 医生在“非典”斗争中，严格限制患者的自由及自主权利，实现自己意志以达到对患者应尽责任的目的，医生的这种特殊权利称谓“医生的特殊干涉权”或称谓父权主义(patemalism)。这种特殊干涉权不是任意行使的，只有当患者自主原则与生命价值原则、有利原则、无伤原则、社会公益原则发生矛盾时，医生使用这种权利才是正确的。有些“非典”患者要求了解自己或亲人疾病的真情，但当了解后不利于诊治或产生不良影响时，医生就可以行使特殊干涉权，有权隐瞒真相，并在事后予以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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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力保障参与知情权 在抗击“非典”期间，为保证医生参与权，医院每一个文件出台前，均认真听取一线医务人员的建议;积累经验，调整治疗方案时反复征求医生意见。同时全力保障知识共享和学习权力，不断提高医生诊治“非典”的业务水平，保障医疗工作高质量进行。
2 抗击“非典”斗争中的医德义务
医德义务从客观的角度看，就是医务人员对病人和社会应尽的道德责任;从医务人员自身角度看，是在价值取向认同的基础上，将其内化为责无旁贷的、高度自觉的主观要求，救死扶伤、防病治病、维护病人身心健康则是医德义务的核心内容。2.1 诊治“非典”病人的无条件性和非权利动机性 救治“非典”患者，不但不能以某种权利和报偿为前提，而且是以牺牲个人利益来实现病人和社会的利益为前提的。明知“非典”传染性强，但必须进行紧急医疗抢险、危重病人急救等道德行为，从行为主体的动机来看，本身并不是为了追求某种报偿(如社会的表扬和赞美、个人的名利和升迁)，而完全是一种自身的道德责任感，作为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来履行。在实施行为过程中，不但得不到任何利益，甚至要以牺牲个人的生命或健康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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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诊治“非典”病人的自觉性和自律性 如果没有内心认同，就无行为的自觉性、自律性而言。在与“非典”作战过程中，医德的自觉性和自律性首先源于主体(医务人员)对外在医德规范的认同，并转化为自己的医德情感和医德信念。尽管医德义务也具有一定的外在约束力，但这种外在约束力只有建立在主体的内心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单凭外在的约束力是往往难以启动行为主体的自觉性的。
3 抗击“非典”斗争中的医德情感
3.1 “非典”考验医德情感的特殊性 医务人员面对的“非典”病人呼吸困难、痛苦不堪，这对医务人员的情感提出了更高的、特殊的要求，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一见到病人，一听到病人的呼唤，就以关爱病人、热爱生命的真情感和责任感，忘掉和放弃个人的一切，投入到紧张的抢救病人的行动中。这种医学职业的道德情感不以任何利益的满足为前提，是医德情感区别于其他情感的根本所在。
3.2 “非典”考验医德情感的理智性 医务人员的情感，并不是盲目的冲动的，而是建立在医学科学基础之上的理智情感。医务人员对“非典”病人有深厚的同情感，视病人为亲人，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但医务人员的情感与病人家属的情感是有区别的。医务人员是根据医学科学允许的范围来满足病人及其家属的要求，绝不是盲目地对待病人及其家属的要求。例如，当激素治疗可能给病人带来一些副作用而遭到病人反对时，医务人员理智地坚持治疗原则，绝不迁就病人的情感，从而挽救病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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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非典”考验医德情感的纯洁性 医务人员所接触的“非典”病人，有的昏迷不醒，有的精神异常，与病人接触的形式多种多样，许多时间是单独活动。如果缺乏高度的自觉性，在诊治质量上就会难以保证。医疗卫生工作是神圣的职业，它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危，这就对医务人员道德情感的纯洁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非典”死者的遗物保管处理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值得我们思索。
4 抗击“非典”斗争中的审慎问题
作为医德范畴的审慎，就是指医务人员在行为之前的周密思考和行为之中的谨慎从事。审慎反映着医务人员对病人的责任心和工作态度，同时反映着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工作作风。审慎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医务人员的言和行两个方面。
4.1 “非典”要求“言”的审慎 许多非典患者住院期间情绪低落，甚至悲观绝望，要求医务人员在与病人交谈时，注意不用刺激病人心理、影响病人情绪的语言，要多鼓励、多安慰病人，同时开展心理疏导等工作，使病人产生信任感和亲切感，增强战胜病魔的勇气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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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非典”对“行”的审慎 对于“非典”这种未知传染病，要求医务人员在诊断、治疗疾病活动中，要严肃认真，周密细致、一丝不苟。如对疾病诊断的确定、治疗方案的选择，都应抱着对病人负责的态度行事。面对急需就医的“非典”患者，医务人员既要有自知之明，又要有知人之明，既要有虚心谨慎的态度，又要有勇于负责的精神，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做到“行”上审慎，才能互相尊重，团结协作，赢得成功、减少失误。
5 抗击“非典”斗争中的保密问题
保密是医学伦理学的特有范畴，是临床实践中经常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道德问题。所谓保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应当保守的医疗秘密，不对外泄露和传播。
5.1 对病人保密 对不同的病人可以采取保密或不保密的办法，保密本身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原则规定。假借为了患者的名义而谋取个人和单位利益的保密是不道德的，这种保密侵犯了患者的疾病认知权和知情权，更损害患者的利益。前提和出发点是为了患者的根本利益，促进患者康复的保密是道德的。一名“非典”患者传染了家族中的若干人，其父母先后去世，为保证对这名患者的救治，在患者反复追问时，医务人员仍对其家人的病情进行了严格的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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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为病人保密 医务人员能否为病人保密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就是不以涉及或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为前提。为病人保密，如有的“非典”治愈病人出院时，要求医院保守其曾有过“非典”病情等，如果是纯粹的个人隐私问题，医务人员尊重病人的意愿，保守秘密。但如果涉及到社会关系和利益问题，就不能简单处理。如有的患者被确诊“非典”后，因惧怕社会的压力和同事的歧视，害怕隔离治疗，请求医生为其保密，这种情况下，医务人员应以社会利益为重，绝不能迁就病人的要求，而应主动说服病人接受必要的治疗，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以便控制疫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郭照江.医学伦理学新编，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3，7.
作者单位:100039北京解放军第302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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