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种群差异基因研究的临床意义与《黄帝内经》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06-8106(2003)05-0699-03
人类疾病研究已经进入基因时代，人类种群之间的基因差异微不足道，而不同社会的人群之间就更不存在基因差异，但是，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仍然不断提示了不同社会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不同病症。这些研究提示:即使在基因时代，两千多年前中国的《黄帝内经》对疾病诊断与治疗的指导，依然适用。
1 临床疾病研究进入基因时代
1.1 基因序列与种群 2001年2月12日，国际人类基因测序联盟(International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onsortium)和以Venter为首的Celera公司的科学家们分别向全世界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测序工作 [1] 。这项研究成果，从遗传基因序列上，证明了达尔文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进化学说。同时也证明了外界环境对物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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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疾病基因的发现日新月异，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美国人类基因组(HGP)的负责人Collins FS指出，根据人类基因测序的结果，所有的人类基因差异只有0.1%，人类个体之间的基因差异仅有0.1%，而决定种族肤色的基因只有万分之二。因此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类的种群进行精确合理的分类 [2] 。而更新的研究则提示:人类与其最相近的灵长类———黑猩猩的基因序列只有0.8%的差异 [3] 。
1.2 基因与疾病 虽然人类种群之间的基因序列差异微乎其微，但疾病与基因的关系却不断被发现。根据因果关系的假设，疾病的基因决定是来自单核苷酸的多形性(SNPs)，因此种群的基因差异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 [4] 。
在HIV-1血清阳性的人群，测定其HIV-1主要受体CCR5(CC chemokine receptor5)的基因变异，发现非洲裔的美国人与高加索人具有明显的人种差异，可以窥知进化过程中疾病敏感性基因表达的不同 [5] 。诸如此类的不同人种基因表达的差异，日有发现，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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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83个基因在两种不同的原发性肝细胞癌(HCC)中表达。其中31个在与乙型肝炎(HBC)关连的HCC中表达水平增加，上调HBC关连的HCC，并涉及信号传导、转录和代谢。52个基因上调丙型肝炎(HCV)关连的HCC，包括大量的基因对解毒和免疫应答起作用。结果提示，HBV和HCV所引起的肝癌有不同的机制，也为两者不同治疗展示了前景 [6] 。
对日本Okinawa县的肝癌病人的研究表明，当地人的HBsAg感染率是全日本最高的，但因原发性肝癌所致的死亡率则是最低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HBV感染的当地人血清中，B基因型占优势，于是推断出B基因型是当地原发性肝癌伴发HBV感染者死亡率降低的主要原因 [7] 。
临床疾病研究已经进入基因时代。
2 种群与疾病
2.1 种群 泰国北部人群HIV感染率为2.13%(23/1080)，男女比例相同，Shan族8.75%，Akha族5.0%，Yao族5.0%，Thin族1.25%，Hmong族0.63%，Lahu族0.63%，Lisu族0.63%，Karen族0，和Pa-Long族0。男性性工作者患HIV的危险无统计学意义(P=0.0001)，而女性则有(P<0.0001)。说明社会准则和行为对HIV的感染具有重要意义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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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的414例原发性肝癌的病人研究发现，男性发病率均大于75%，但中国和印度发病年龄的中位数比其它两国要低10岁，中国发病者乙肝感染率达67%，而日本只有18%，日本性病者丙肝感染率70%，而中国只有4%，其他两国居中，相差不多 [9] 。
2.2 地理区别 染色体21区表明人类史前迁徒的证据。在接近MX1基因区有一565对碱基区，其中有9个位点在人群中经常变化，不受重组和再突变的影响，因此仅反映出人类早期的迁移史，基因漂流，或许是选择。同时期基因单纯型的地理分布，表现出早期人类的迁徙方向，一个到大洋洲，一个到亚洲，后来又到美洲，并有1/3迁徙到欧洲 [10] 。
丹麦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所对丹麦癌症死亡率的地理因素进行研究 [11] ，死亡癌症病人统计时间为1943～1978年间，年龄30～79岁，每10岁一组，男女性都包括，地理区别为首都和外省。结果:(1)在男性中，14种癌症中有12种的死亡率，首都显著高于外省;而女性则只有4种是首都显著高于外省;(2)呼吸系统、泌尿系统、口腔、咽喉、胰腺和皮肤癌有增加趋势，消化道肿瘤(除胰腺癌)和生殖器官肿瘤呈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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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传统文化与心理作用 在荷兰老年居民中，老年抑郁症的发病率呈U型关系:在宗教信仰程度极端者中发病率高，而中度者发病率低 [12] 。
1996年6月22日，荷兰足球队在欧洲足球锦标赛中败北，这一天，45岁及以上的荷兰人死于心血管病者，与1995～1997年三年间的同一日期的前后五天相比，男性多死了14人，而女性无变化 [13] 。但是，反对的研究认为，在1996年欧洲足球锦标赛中法国队也败北，可死亡率与其它年份同期相比，了然无异 [14] 。
1999年，美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California大学科学系的Phillips教授等人的研究文章。研究发现每个月的第四天，华裔和日本裔慢性心脏病住院患者的死亡率明显增加，同样情况的白种人却完全没有这种关联 [15] 。Phillips教授等人把这一原因主要归结于这些人在月初刚领到薪水，暴饮暴食，滥用物质所致。很快遭到不同意见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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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Phillips教授等人关于这一现象的进一步研究结果，刊登于英国著名的《英国医学杂志》。文章借用了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曾经是医生的Arthur Conan Doyle撰写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的“巴克斯维尔的猎犬”效应为题，研究计划如下 [17] 。
研究设计:检查在每月第4天前后，在美国的华裔和日本裔的心血管和非心血管的死亡率，以白种人为对照组。研究目的:确定在认为是不幸日子之日，心血管病人的死亡率是否异常增高。研究主体:自1973年1月～1998年12月，计算机登记的全部华裔和日本裔(n=209908)及美国白人(n=47328762)的死亡记录。主要测量:观察每月第四日与其它日子死亡数字的比较。结果:华裔和日本裔的心血管死亡的峰值在每月第四日。对慢性心血管疾病者来说，这一峰值尤其高(观察值为:1.13，95%，可靠区间为:1.06～1.21)，在California，这一峰值始终较高，为:1.27，1.15～1.39;且住院病人尤其高，为:1.45，1.19～1.81。该峰值背离死亡数字的代偿点。白人对照组不论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医院条件、地域和死亡原因来看，在心血管死亡率上都不存在类似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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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在“不幸”日子的过量心血管死亡率符合在心理应激条件下心血管死亡率增加的理论。其它的9个可能的因素均无法解释这一结果，如，该峰值并不由于病人的饮食、饮酒、运动或药物而改变。
Phillips教授等人认为，原因是数字“4”的发音与他们母语的“死”字发音相近，而且对他们民族来讲数字“4”是个不吉利的数字。由于这种不吉利的心理暗示，引起恐惧，造成心理应激状态，加重心脏负担，从而使死亡率大大增加。在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中，一个人物就是被猎犬吓死的。
著名的《英国医学杂志》刊登这样的研究文章，引起轰动，反对意见雀起 [18，19] 。指出中国人、日本人对数字“4”的看法，东西方公历与农历的不同……等等。一年后，《英国医学杂志》登出美国经济学家、拥有Fletcher Jones教授头衔的Gary Smith的文章，对Phillips教授等人的研究提出异议。
Gary Smith首先认为Phillips教授等人的研究方法有问题[20] ，华裔和日本裔死亡率在每月的3、4、5日均高，而死于4日者占34%(P=0.652)，与白人的死亡率相比，P值为0.664，因此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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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Gary Smith发现研究所用的数据，计算机登记的1973年1月～1998年12月全部华裔和日本裔及美国白人的死亡记录，疾病分类用的是两个标准，在1989年以后用的是第九版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CD-9)，而此前用的是第八版(ICD-8)。两种版本对慢性心脏病的诊断标准不一。
第三，Gary Smith认为不幸的数字4并没有在其它的方面，如自杀、车祸等方面表现出死亡的民族差异，而对白人来说的不幸数字13，也没有表现出死亡率的异常。
因此，经济学家Gary Smith认为Phillips教授等人的结论难以置信 [20] 。但从医学专业来看，经济学家Gary Smith似乎过于严谨，他的三条论据，并不足以推翻Phillips教授等人的结论。可以看到:(1)在4日前后一天的死者，无法排除与4日的发病关系;(2)ICD-8与ICD-9虽然对慢性心脏病的诊断标准略有不同，如Gary Smith在文中指出，分类码有所区别，但Phillips教授等人所指的慢性心脏病却包括较大的范围，也即可以包括许多编码;(3)白人不表现出与所谓的幸运数字相关的死亡率，以及所谓的不幸数字与其它死亡无关，只能说明文化的差异，而不能反证Phillips教授等人的命题。就像上文还曾提及的，1996年欧洲足球锦标赛中，两个失败国，荷兰人的死亡率增加，而法国人无变化，不能以后者的数据来证明足球赛与死亡率无关，只能证明不同的社会文化等原因发生不同的死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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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帝内经》
无疑，黄帝内经是中医的指导经典，即使在今天生物医 学已经进入基因时代，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用了两章篇幅《疏五过论》和《徵四失论》专门讨论临床诊断的“过与失”。在《疏五过论》中，要求医生在进行临床检查前，首先要了解患者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心理活动，才能分清脉候类别、发病始末，然后再开始诊疗，这才能够正确诊断与治疗。至于阴阳、脏腑、表里、灸药反而次之。
《黄帝内经·徵四失论》提出:在还未诊治前，要先问患者近来社会地位变迁，否则为一错。在开始看病时，要问饮食起居。是否有暴苦暴乐，或始乐后苦，不了解这些就胡乱开药，是为庸医，这是第二错。如果不根据以上变化来切脉，即使医术高明，诊断也不可能准确，这是第三错。另外，还要问贵贱，是否有政治上的失意，经济上的亏损，若不知，则是第四错。
如果不知道患者的贫富贵贱，居处条件，形体温饱，人之勇怯，心中方寸即乱，这是治疗的一失。诊断不问发病如何、饮食起居或接触环境，就急于切脉，什么病能够诊断的准确呢?这又是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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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心理活动、居住条件和饮食生活等对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性，实际上就是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生物、心理和社会的医学观点。《黄帝内经》认为，医道深远广大，尤如探深渊视浮云，深渊尚可测，而浮云无定，故若要治病救人，就要遵守一定法测。
《黄帝内经》批评庸医夸夸其谈，不知社会人事之变迁，治疗之道理，病人一来就切诊号脉，侥幸说对，沾沾自喜，固步自封;若不能明确诊断，还要埋怨老师不教。
实际上，《黄帝内经》的这些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在一些更早的哲学或文学著作，如《吕氏春秋》、《七发》中，也能略窥端倪，但非本文讨论范围。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基因时代，2000多年前中国的《黄帝内经》对疾病诊断与治疗的指导，依然适用。
注:种群的生物学定义有两种:(1)基因与其它人群的基因有显著差异，可以被看作一个亚种(subspecies)，在某种形式上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物种的群体;(2)血缘(lineage)与其它人群的血缘有显著差异。本文提及种群时，包括两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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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高也陶，吴丽莉.人类基因测序:民间挑战政府.医学与哲学，2002，23(9):23-30.
2 Villarosa L.Races as the Same Machine in Differnet Colors.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1，2002.
3 Fujiyama A，Watanabe H，Toyoda A，et al.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a Human-Chimpanzee Comparative Clone Map.Science，2002Jan4，295(5552):131-134.
4 Collins A，Lonjou C，Morton NE.Genetic epidemiology of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Proc.Natl.Acad.Sci，1999，96(26):15173-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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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onzalez E，Bamshad M，Sato N，et al.Race-specific HIV-1disease-modifying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CCR5haplotypes.Proc.Natl Acad Sci，1999，October12，96(21):12004-12009.
6 Iizuka N，Oka M，Yamada-Okabe H，et al.Comparison of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between hepatitis B virus-and hepatitis C virus-infec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by oligonucleotide microarray data on the basis of asupervised learning method.Cancer Res，2002Jul15，62(14):3939-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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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akugawa H，Nakasone H，Nakayoshi T，et al.Preponderance of hepatitis B virus genotype B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prognosis of chronic HBV infection in Okinawa，Japan.J Med Virol，2002Aug，67(4):484-499.
8 Beyrer C，Celentano DD，Suprasert S，et al.Widely varying HIV prevalence and risk behaviours among the ethnic minority peoples of northern Thailand.AIDS Care，1997Aug，9(4):427-439.
9 Ohkubo K，Kato Y，Ichikawa T，et al.Viral load is a singificant prognosticfactor for hepatitis B virus-associ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Cancer，2002May15，94(10):2663-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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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i Jin，Underhill PA，Doctor V，et al.Distribution of haplotypes from a chromosome21region distinguishes multiple prehistoric human migrations.Proc Natl Acad Sci，March30，1999，96(7):3796-3800.
11 Juel K.Demographic factors and cancer mortality.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cancer mortality in Denmark1943-78.Int J Epidemiol，1983Dec，12(4):419-425.
12 Braam AW，Beekman AT，Van den Eeden P，et al.Religious climate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older Dutch citizens.J Affect Disord，1999Jul，54(1-2):14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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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itte DR，Bots M，Hoes AW.Cardiovascular mortality in Dutch men during1996European football championship:longitudinal populationstudy BMJ，2000，321:1552-1554.
14 Toubiana L，Hanslik T，Letrilliart L.French cardiovascular mortality did not increase during1996European footbal championship.BMJ，2001，322:1306.
15 Phillips DP，Christenfeld N，Ryan NM.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rst Week of the Month-An Association with SubstanceAbuse and Other Causes of Death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1999，Jul.8341: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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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Rosenheck R，Frisman LK，Elliott WJ，et al.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rst Week of the Month.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1999，Nov.11，341:1548-1550.
17 Phillips DP，Liu GC，Kwok K，et al.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effect:natural experiment on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on timing of death.BMJ，2001，22-29December，323:1443-14496.
18 Glaser JH，Newcombe RG.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effects.BMJ，2002，4May，324:1098.
19 Newcombe RG，Ben-Sholmo I，Leavitt FY，et al.http://bmj.com/cgi/content/full/323/7327/1443#related，letters.
20 Smith G.Scared to death?BMJ，2002，21December，325:1442-1443.
作者单位:200438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编辑 何蓓), 百拇医药
人类疾病研究已经进入基因时代，人类种群之间的基因差异微不足道，而不同社会的人群之间就更不存在基因差异，但是，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仍然不断提示了不同社会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不同病症。这些研究提示:即使在基因时代，两千多年前中国的《黄帝内经》对疾病诊断与治疗的指导，依然适用。
1 临床疾病研究进入基因时代
1.1 基因序列与种群 2001年2月12日，国际人类基因测序联盟(International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onsortium)和以Venter为首的Celera公司的科学家们分别向全世界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测序工作 [1] 。这项研究成果，从遗传基因序列上，证明了达尔文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进化学说。同时也证明了外界环境对物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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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疾病基因的发现日新月异，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美国人类基因组(HGP)的负责人Collins FS指出，根据人类基因测序的结果，所有的人类基因差异只有0.1%，人类个体之间的基因差异仅有0.1%，而决定种族肤色的基因只有万分之二。因此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类的种群进行精确合理的分类 [2] 。而更新的研究则提示:人类与其最相近的灵长类———黑猩猩的基因序列只有0.8%的差异 [3] 。
1.2 基因与疾病 虽然人类种群之间的基因序列差异微乎其微，但疾病与基因的关系却不断被发现。根据因果关系的假设，疾病的基因决定是来自单核苷酸的多形性(SNPs)，因此种群的基因差异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 [4] 。
在HIV-1血清阳性的人群，测定其HIV-1主要受体CCR5(CC chemokine receptor5)的基因变异，发现非洲裔的美国人与高加索人具有明显的人种差异，可以窥知进化过程中疾病敏感性基因表达的不同 [5] 。诸如此类的不同人种基因表达的差异，日有发现，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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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83个基因在两种不同的原发性肝细胞癌(HCC)中表达。其中31个在与乙型肝炎(HBC)关连的HCC中表达水平增加，上调HBC关连的HCC，并涉及信号传导、转录和代谢。52个基因上调丙型肝炎(HCV)关连的HCC，包括大量的基因对解毒和免疫应答起作用。结果提示，HBV和HCV所引起的肝癌有不同的机制，也为两者不同治疗展示了前景 [6] 。
对日本Okinawa县的肝癌病人的研究表明，当地人的HBsAg感染率是全日本最高的，但因原发性肝癌所致的死亡率则是最低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HBV感染的当地人血清中，B基因型占优势，于是推断出B基因型是当地原发性肝癌伴发HBV感染者死亡率降低的主要原因 [7] 。
临床疾病研究已经进入基因时代。
2 种群与疾病
2.1 种群 泰国北部人群HIV感染率为2.13%(23/1080)，男女比例相同，Shan族8.75%，Akha族5.0%，Yao族5.0%，Thin族1.25%，Hmong族0.63%，Lahu族0.63%，Lisu族0.63%，Karen族0，和Pa-Long族0。男性性工作者患HIV的危险无统计学意义(P=0.0001)，而女性则有(P<0.0001)。说明社会准则和行为对HIV的感染具有重要意义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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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的414例原发性肝癌的病人研究发现，男性发病率均大于75%，但中国和印度发病年龄的中位数比其它两国要低10岁，中国发病者乙肝感染率达67%，而日本只有18%，日本性病者丙肝感染率70%，而中国只有4%，其他两国居中，相差不多 [9] 。
2.2 地理区别 染色体21区表明人类史前迁徒的证据。在接近MX1基因区有一565对碱基区，其中有9个位点在人群中经常变化，不受重组和再突变的影响，因此仅反映出人类早期的迁移史，基因漂流，或许是选择。同时期基因单纯型的地理分布，表现出早期人类的迁徙方向，一个到大洋洲，一个到亚洲，后来又到美洲，并有1/3迁徙到欧洲 [10] 。
丹麦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所对丹麦癌症死亡率的地理因素进行研究 [11] ，死亡癌症病人统计时间为1943～1978年间，年龄30～79岁，每10岁一组，男女性都包括，地理区别为首都和外省。结果:(1)在男性中，14种癌症中有12种的死亡率，首都显著高于外省;而女性则只有4种是首都显著高于外省;(2)呼吸系统、泌尿系统、口腔、咽喉、胰腺和皮肤癌有增加趋势，消化道肿瘤(除胰腺癌)和生殖器官肿瘤呈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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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传统文化与心理作用 在荷兰老年居民中，老年抑郁症的发病率呈U型关系:在宗教信仰程度极端者中发病率高，而中度者发病率低 [12] 。
1996年6月22日，荷兰足球队在欧洲足球锦标赛中败北，这一天，45岁及以上的荷兰人死于心血管病者，与1995～1997年三年间的同一日期的前后五天相比，男性多死了14人，而女性无变化 [13] 。但是，反对的研究认为，在1996年欧洲足球锦标赛中法国队也败北，可死亡率与其它年份同期相比，了然无异 [14] 。
1999年，美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California大学科学系的Phillips教授等人的研究文章。研究发现每个月的第四天，华裔和日本裔慢性心脏病住院患者的死亡率明显增加，同样情况的白种人却完全没有这种关联 [15] 。Phillips教授等人把这一原因主要归结于这些人在月初刚领到薪水，暴饮暴食，滥用物质所致。很快遭到不同意见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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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Phillips教授等人关于这一现象的进一步研究结果，刊登于英国著名的《英国医学杂志》。文章借用了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曾经是医生的Arthur Conan Doyle撰写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的“巴克斯维尔的猎犬”效应为题，研究计划如下 [17] 。
研究设计:检查在每月第4天前后，在美国的华裔和日本裔的心血管和非心血管的死亡率，以白种人为对照组。研究目的:确定在认为是不幸日子之日，心血管病人的死亡率是否异常增高。研究主体:自1973年1月～1998年12月，计算机登记的全部华裔和日本裔(n=209908)及美国白人(n=47328762)的死亡记录。主要测量:观察每月第四日与其它日子死亡数字的比较。结果:华裔和日本裔的心血管死亡的峰值在每月第四日。对慢性心血管疾病者来说，这一峰值尤其高(观察值为:1.13，95%，可靠区间为:1.06～1.21)，在California，这一峰值始终较高，为:1.27，1.15～1.39;且住院病人尤其高，为:1.45，1.19～1.81。该峰值背离死亡数字的代偿点。白人对照组不论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医院条件、地域和死亡原因来看，在心血管死亡率上都不存在类似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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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在“不幸”日子的过量心血管死亡率符合在心理应激条件下心血管死亡率增加的理论。其它的9个可能的因素均无法解释这一结果，如，该峰值并不由于病人的饮食、饮酒、运动或药物而改变。
Phillips教授等人认为，原因是数字“4”的发音与他们母语的“死”字发音相近，而且对他们民族来讲数字“4”是个不吉利的数字。由于这种不吉利的心理暗示，引起恐惧，造成心理应激状态，加重心脏负担，从而使死亡率大大增加。在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中，一个人物就是被猎犬吓死的。
著名的《英国医学杂志》刊登这样的研究文章，引起轰动，反对意见雀起 [18，19] 。指出中国人、日本人对数字“4”的看法，东西方公历与农历的不同……等等。一年后，《英国医学杂志》登出美国经济学家、拥有Fletcher Jones教授头衔的Gary Smith的文章，对Phillips教授等人的研究提出异议。
Gary Smith首先认为Phillips教授等人的研究方法有问题[20] ，华裔和日本裔死亡率在每月的3、4、5日均高，而死于4日者占34%(P=0.652)，与白人的死亡率相比，P值为0.664，因此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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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Gary Smith发现研究所用的数据，计算机登记的1973年1月～1998年12月全部华裔和日本裔及美国白人的死亡记录，疾病分类用的是两个标准，在1989年以后用的是第九版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CD-9)，而此前用的是第八版(ICD-8)。两种版本对慢性心脏病的诊断标准不一。
第三，Gary Smith认为不幸的数字4并没有在其它的方面，如自杀、车祸等方面表现出死亡的民族差异，而对白人来说的不幸数字13，也没有表现出死亡率的异常。
因此，经济学家Gary Smith认为Phillips教授等人的结论难以置信 [20] 。但从医学专业来看，经济学家Gary Smith似乎过于严谨，他的三条论据，并不足以推翻Phillips教授等人的结论。可以看到:(1)在4日前后一天的死者，无法排除与4日的发病关系;(2)ICD-8与ICD-9虽然对慢性心脏病的诊断标准略有不同，如Gary Smith在文中指出，分类码有所区别，但Phillips教授等人所指的慢性心脏病却包括较大的范围，也即可以包括许多编码;(3)白人不表现出与所谓的幸运数字相关的死亡率，以及所谓的不幸数字与其它死亡无关，只能说明文化的差异，而不能反证Phillips教授等人的命题。就像上文还曾提及的，1996年欧洲足球锦标赛中，两个失败国，荷兰人的死亡率增加，而法国人无变化，不能以后者的数据来证明足球赛与死亡率无关，只能证明不同的社会文化等原因发生不同的死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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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帝内经》
无疑，黄帝内经是中医的指导经典，即使在今天生物医 学已经进入基因时代，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用了两章篇幅《疏五过论》和《徵四失论》专门讨论临床诊断的“过与失”。在《疏五过论》中，要求医生在进行临床检查前，首先要了解患者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心理活动，才能分清脉候类别、发病始末，然后再开始诊疗，这才能够正确诊断与治疗。至于阴阳、脏腑、表里、灸药反而次之。
《黄帝内经·徵四失论》提出:在还未诊治前，要先问患者近来社会地位变迁，否则为一错。在开始看病时，要问饮食起居。是否有暴苦暴乐，或始乐后苦，不了解这些就胡乱开药，是为庸医，这是第二错。如果不根据以上变化来切脉，即使医术高明，诊断也不可能准确，这是第三错。另外，还要问贵贱，是否有政治上的失意，经济上的亏损，若不知，则是第四错。
如果不知道患者的贫富贵贱，居处条件，形体温饱，人之勇怯，心中方寸即乱，这是治疗的一失。诊断不问发病如何、饮食起居或接触环境，就急于切脉，什么病能够诊断的准确呢?这又是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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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心理活动、居住条件和饮食生活等对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性，实际上就是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生物、心理和社会的医学观点。《黄帝内经》认为，医道深远广大，尤如探深渊视浮云，深渊尚可测，而浮云无定，故若要治病救人，就要遵守一定法测。
《黄帝内经》批评庸医夸夸其谈，不知社会人事之变迁，治疗之道理，病人一来就切诊号脉，侥幸说对，沾沾自喜，固步自封;若不能明确诊断，还要埋怨老师不教。
实际上，《黄帝内经》的这些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在一些更早的哲学或文学著作，如《吕氏春秋》、《七发》中，也能略窥端倪，但非本文讨论范围。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基因时代，2000多年前中国的《黄帝内经》对疾病诊断与治疗的指导，依然适用。
注:种群的生物学定义有两种:(1)基因与其它人群的基因有显著差异，可以被看作一个亚种(subspecies)，在某种形式上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物种的群体;(2)血缘(lineage)与其它人群的血缘有显著差异。本文提及种群时，包括两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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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也陶，吴丽莉.人类基因测序:民间挑战政府.医学与哲学，2002，23(9):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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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200438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编辑 何蓓),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