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为自己注射艾滋病患者血液感染上艾滋病毒
西安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位于蓝田县薛家村附近僻静的小山沟。而独自居住在该所302室(未成年室)接受强制戒毒的特殊“病人”，正是“艾滋病”患者的强制戒毒者陈嘉明。
5月20日上午10时许，正是“病人”吃饭的时间，一双戴着手铐的手捧着空碗从302室的小窗户伸出来，工作人员将饭盛到碗里。透过302室门上的小窗可以看到，一男子正独自蹲在房间内狼吞虎咽地吃饭。他敞开的外衣露出刺在前胸的一条蟒蛇，赤裸的两条胳膊上猛兽刺青图案分外刺眼，胳膊上臂弯到处是吸毒注射后留下的针眼。因长期吸毒，他面容憔悴暗淡，身材消瘦，一根根肋骨清晰可见。尽管只有他一人居住，但排气扇仍昼夜不停地工作，医护人员还要定期消毒。
值班民警高鹏和闫亚文说，陈嘉明初进戒毒所时，有一天晚上曾用自己的皮带上吊自杀，幸亏值班民警及时发现。后来，陈嘉明又闹绝食，经民警多方劝导，他才打消了消极念头开始吃饭，一天居然吃了10个馒头。但为防止再发生意外，戒毒所给他戴上了手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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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病室门，陈嘉明警觉地注视着，发现我们没有恶意，才张嘴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因长期吸毒，他上颚两颗门牙早已掉落，面容显得苍老。他说，他共掉了6颗牙，现在吃东西时很困难。在一声叹息中，陈嘉明一脸复杂表情，向记者讲述了他特殊的人生经历。
结交闲人染毒瘾
“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条件还可以。我从小养成倔强的性格，也很爱面子。1981年的一天晚上，我与5个同学跑到原来的小学，撬开原来批评过我的老师办公室房门，给热水瓶里倒进好些红蓝墨水，并和同学将老师的一沓新作业本和数十支钢笔偷走了。
我本来是想搞些恶作剧气气老师，不料学校报了警，我被送进少管所。两年后我被放出来，后来又因盗窃被送进劳教所。1983年8月17日，因没有工作，我就和在劳教所认识的3个伙计(即朋友)一起吃喝玩乐。一次在小饭馆吃饭时，我们偷走一个吃饭男子的手提包，将包内装的1500余元分掉。因此事(犯盗窃罪)，我被判刑一年。刑满释放后，我就和社会上的闲散朋友混迹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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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吸毒上瘾是在1988年9月。那时我年龄小，对毒品的危害认识不够，又对大烟(即鸦片，毒品的一种)十分好奇，在朋友的引诱下，我用锡纸卷成纸筒吸食大烟。就这样，我经常将家人给的零花钱攒下来买大烟抽，时间不长就上了瘾。1991年农历正月，家人知道我吸毒，曾将我捆绑后送到外地戒毒，结果我翻窗跑了出来，气得家人再也不管我了。在毒瘾折磨下，我开始铤而走险，专门到市场去偷顾客的钱包。1995年，因盗窃我又被劳教。
1996年11月，我从劳教所被释放回来的第13天。我与家门前的一个烟民(指吸毒的人)从一辆吉普车上偷了一个手提包，包内装有5万元现金。害怕被抓，我们就拿着偷来的5万元钱乘火车逃到北京的亲戚家。在北京，我俩开始给静脉注射毒品。两个多月后，偷来的5万元就花光了。没钱了，我俩就开始在北京各大商场偷顾客钱包、传呼机等财物。”
买来艾滋病患者的血液给自己注射
说到这里，陈嘉明讨好似地笑着向民警要了一根香烟抽了起来。而每当他张嘴笑时，都露出掉牙后凹陷的牙床。此时，他神情黯然，努力地用戴着手铐的双手夹起一根香烟，扭转身伏在窗口，一脸羡慕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无意中，记者看见他悄悄用手擦拭着脸上滑落的泪珠。几小时后，陈嘉明向记者继续讲述了他染上“艾滋病”的奇特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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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北京的第三个月，我俩发现有人隐秘地卖一种装在小瓶子里的红绿色的液体。对方说注射这种液体后就能染上艾滋病，我们才知道这是从艾滋病患者身上抽出的血液。当时新刑法还未颁布，我俩想着盗窃5万块钱被抓住反正也是死，注射这东西也是死，就商量着花了100元钱买回1毫升。回到住处后，我俩都给自己注射了。我当时模糊地知道，一旦艾滋病被发现，最多再能活15年左右。
在北京的第五个月后，我的这个伙计离开北京不知去向，而我继续在北京混了4年。其间，群众将我抓住过20多次，听说我有‘艾滋病’都将我放了。2000年5月，我偷了一个包，被北京火车站的民警抓住，我这个逃犯才露了馅。5天后，西安民警赶到北京将我押回。因当时被盗的失主已去世，加上同伙仍负案潜逃，我在看守所被羁押了4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我没有回家而是在外租民房住，继续注射毒品绺窃。”
仗着“艾滋”疯狂盗窃引众怒
“2001年12月，我因吸毒被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缉毒科民警抓获。在强制戒毒所，我对管教干部说我有‘艾滋病’，当时是有侥幸心理，不想在烟所(即强制戒毒所)呆。过了3天，陕西省艾滋病防治中心来了两个大夫给我抽血。半个月后，大夫通知说，已检测出我染上了‘艾滋病’，确切地说，我真的成了一个艾滋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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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刹那，我非常震惊……非常后悔!1997年新刑法颁布后，盗窃罪不再判处死刑，而我已成了艾滋病患者，等于已被‘判处’死刑!
从强制戒毒所出来后，几个烟民朋友知道我是艾滋病患者后，对我说现在是吸毒‘顶着’艾滋病，如果不吸死得更快。我听后就继续吸毒。从2002年初开始，我经常发烧、头发不断脱落，浑身无力，高烧不退，身上的皮肤也开始出现溃烂，形成‘疱疹’(据医生介绍，这其实是静脉、动脉血管感染导致皮肤溃烂，并非疱疹)。
我心里很害怕，就打电话给监护我的大夫咨询。她劝我到省艾滋病防治中心接受治疗。我害怕隔离就没去，因‘疱疹’特疼，我就用继续吸毒麻痹自己。之后，腰部、小腿、胳膊上的皮肤先后溃烂，面积越来越大。我只好回家养病，家人知道我患上这种病后非常震惊，一改以前那种冷漠态度，对我各方面很照顾。其间我也曾多次出外绺窃，用偷来的钱买毒品继续注射。
仗着有‘艾滋’，我偷东西肆无忌惮，有时甚至敲诈勒索，结果引起附近居民的强烈不满，纷纷给人大、政府等部门反映我的问题。此事引起中央领导和公安部高度重视，采取措施严厉打击买卖“艾滋病患者血液”的行为。今年春节，我在家门前的自由市场偷东西时被民警抓获。4月1日，当地派出所将我送到这里强制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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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艾滋病魔”悔断肠
提起“艾滋病”的折磨，陈嘉明痛苦不堪，他双手捂着脸半天也不肯说话，发出不断的叹息声。平静片刻后，他又抬起头，让记者看他身上皮肤溃烂后留下的痕迹。
“刚开始进戒毒所，我一个人被关在这里的一个房子内非常苦闷、寂寞，也没人说话，加上‘艾滋病’发作，身上皮肤不断溃烂，疼痛难忍!接连几天，我也不想吃饭。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去年去世的母亲。我越想越难受，想不开就解下皮带悬在门框上自杀，结果被管教干部发现救了我，据说当时我已休克了。我睁开眼时，戒毒所全体干部都围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我很感动，也为自己做出的傻事感到后怕。
最感动的是5月1日我生日这天，这里的(西安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干部给我特意做了鸡蛋长寿面，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特殊的生日。说良心话，我在这里彻底服了!自从进到这里，我从未挨过打挨过骂，并找到了多少年都没有遇到的东西：做人的自尊!
老母亲在世时，她的退休工资才700多元。而每到发工资时，我就偷走工资卡将钱取走。老母亲为此常常伤心生气。兄弟姐妹都说是我把母亲给活活气死了。我现在深刻地认识到毒品这东西把人给害死了，但已经太晚了……”(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陈嘉明为化名), http://www.100md.com(程彬)
5月20日上午10时许，正是“病人”吃饭的时间，一双戴着手铐的手捧着空碗从302室的小窗户伸出来，工作人员将饭盛到碗里。透过302室门上的小窗可以看到，一男子正独自蹲在房间内狼吞虎咽地吃饭。他敞开的外衣露出刺在前胸的一条蟒蛇，赤裸的两条胳膊上猛兽刺青图案分外刺眼，胳膊上臂弯到处是吸毒注射后留下的针眼。因长期吸毒，他面容憔悴暗淡，身材消瘦，一根根肋骨清晰可见。尽管只有他一人居住，但排气扇仍昼夜不停地工作，医护人员还要定期消毒。
值班民警高鹏和闫亚文说，陈嘉明初进戒毒所时，有一天晚上曾用自己的皮带上吊自杀，幸亏值班民警及时发现。后来，陈嘉明又闹绝食，经民警多方劝导，他才打消了消极念头开始吃饭，一天居然吃了10个馒头。但为防止再发生意外，戒毒所给他戴上了手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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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病室门，陈嘉明警觉地注视着，发现我们没有恶意，才张嘴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因长期吸毒，他上颚两颗门牙早已掉落，面容显得苍老。他说，他共掉了6颗牙，现在吃东西时很困难。在一声叹息中，陈嘉明一脸复杂表情，向记者讲述了他特殊的人生经历。
结交闲人染毒瘾
“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条件还可以。我从小养成倔强的性格，也很爱面子。1981年的一天晚上，我与5个同学跑到原来的小学，撬开原来批评过我的老师办公室房门，给热水瓶里倒进好些红蓝墨水，并和同学将老师的一沓新作业本和数十支钢笔偷走了。
我本来是想搞些恶作剧气气老师，不料学校报了警，我被送进少管所。两年后我被放出来，后来又因盗窃被送进劳教所。1983年8月17日，因没有工作，我就和在劳教所认识的3个伙计(即朋友)一起吃喝玩乐。一次在小饭馆吃饭时，我们偷走一个吃饭男子的手提包，将包内装的1500余元分掉。因此事(犯盗窃罪)，我被判刑一年。刑满释放后，我就和社会上的闲散朋友混迹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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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吸毒上瘾是在1988年9月。那时我年龄小，对毒品的危害认识不够，又对大烟(即鸦片，毒品的一种)十分好奇，在朋友的引诱下，我用锡纸卷成纸筒吸食大烟。就这样，我经常将家人给的零花钱攒下来买大烟抽，时间不长就上了瘾。1991年农历正月，家人知道我吸毒，曾将我捆绑后送到外地戒毒，结果我翻窗跑了出来，气得家人再也不管我了。在毒瘾折磨下，我开始铤而走险，专门到市场去偷顾客的钱包。1995年，因盗窃我又被劳教。
1996年11月，我从劳教所被释放回来的第13天。我与家门前的一个烟民(指吸毒的人)从一辆吉普车上偷了一个手提包，包内装有5万元现金。害怕被抓，我们就拿着偷来的5万元钱乘火车逃到北京的亲戚家。在北京，我俩开始给静脉注射毒品。两个多月后，偷来的5万元就花光了。没钱了，我俩就开始在北京各大商场偷顾客钱包、传呼机等财物。”
买来艾滋病患者的血液给自己注射
说到这里，陈嘉明讨好似地笑着向民警要了一根香烟抽了起来。而每当他张嘴笑时，都露出掉牙后凹陷的牙床。此时，他神情黯然，努力地用戴着手铐的双手夹起一根香烟，扭转身伏在窗口，一脸羡慕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无意中，记者看见他悄悄用手擦拭着脸上滑落的泪珠。几小时后，陈嘉明向记者继续讲述了他染上“艾滋病”的奇特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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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第五个月后，我的这个伙计离开北京不知去向，而我继续在北京混了4年。其间，群众将我抓住过20多次，听说我有‘艾滋病’都将我放了。2000年5月，我偷了一个包，被北京火车站的民警抓住，我这个逃犯才露了馅。5天后，西安民警赶到北京将我押回。因当时被盗的失主已去世，加上同伙仍负案潜逃，我在看守所被羁押了4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我没有回家而是在外租民房住，继续注射毒品绺窃。”
仗着“艾滋”疯狂盗窃引众怒
“2001年12月，我因吸毒被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缉毒科民警抓获。在强制戒毒所，我对管教干部说我有‘艾滋病’，当时是有侥幸心理，不想在烟所(即强制戒毒所)呆。过了3天，陕西省艾滋病防治中心来了两个大夫给我抽血。半个月后，大夫通知说，已检测出我染上了‘艾滋病’，确切地说，我真的成了一个艾滋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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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刹那，我非常震惊……非常后悔!1997年新刑法颁布后，盗窃罪不再判处死刑，而我已成了艾滋病患者，等于已被‘判处’死刑!
从强制戒毒所出来后，几个烟民朋友知道我是艾滋病患者后，对我说现在是吸毒‘顶着’艾滋病，如果不吸死得更快。我听后就继续吸毒。从2002年初开始，我经常发烧、头发不断脱落，浑身无力，高烧不退，身上的皮肤也开始出现溃烂，形成‘疱疹’(据医生介绍，这其实是静脉、动脉血管感染导致皮肤溃烂，并非疱疹)。
我心里很害怕，就打电话给监护我的大夫咨询。她劝我到省艾滋病防治中心接受治疗。我害怕隔离就没去，因‘疱疹’特疼，我就用继续吸毒麻痹自己。之后，腰部、小腿、胳膊上的皮肤先后溃烂，面积越来越大。我只好回家养病，家人知道我患上这种病后非常震惊，一改以前那种冷漠态度，对我各方面很照顾。其间我也曾多次出外绺窃，用偷来的钱买毒品继续注射。
仗着有‘艾滋’，我偷东西肆无忌惮，有时甚至敲诈勒索，结果引起附近居民的强烈不满，纷纷给人大、政府等部门反映我的问题。此事引起中央领导和公安部高度重视，采取措施严厉打击买卖“艾滋病患者血液”的行为。今年春节，我在家门前的自由市场偷东西时被民警抓获。4月1日，当地派出所将我送到这里强制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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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艾滋病魔”悔断肠
提起“艾滋病”的折磨，陈嘉明痛苦不堪，他双手捂着脸半天也不肯说话，发出不断的叹息声。平静片刻后，他又抬起头，让记者看他身上皮肤溃烂后留下的痕迹。
“刚开始进戒毒所，我一个人被关在这里的一个房子内非常苦闷、寂寞，也没人说话，加上‘艾滋病’发作，身上皮肤不断溃烂，疼痛难忍!接连几天，我也不想吃饭。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去年去世的母亲。我越想越难受，想不开就解下皮带悬在门框上自杀，结果被管教干部发现救了我，据说当时我已休克了。我睁开眼时，戒毒所全体干部都围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我很感动，也为自己做出的傻事感到后怕。
最感动的是5月1日我生日这天，这里的(西安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干部给我特意做了鸡蛋长寿面，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特殊的生日。说良心话，我在这里彻底服了!自从进到这里，我从未挨过打挨过骂，并找到了多少年都没有遇到的东西：做人的自尊!
老母亲在世时，她的退休工资才700多元。而每到发工资时，我就偷走工资卡将钱取走。老母亲为此常常伤心生气。兄弟姐妹都说是我把母亲给活活气死了。我现在深刻地认识到毒品这东西把人给害死了，但已经太晚了……”(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陈嘉明为化名), http://www.100md.com(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