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方医学发展历史
汉方医学起源
中国医学进入日本的确切时间，目前还不十分清楚。较为公认的是公元5世纪由朝鲜传入，因当时的朝鲜使者为天皇治病收效，使日本学者认识到中国医学的价值并且接受，中国医学便以创汇朝鲜为媒介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
公元552年，梁元帝赠给日本《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医药书籍164卷到日本，开始了中日医学的直接交流。至隋唐之际，中国由统一走向兴盛，成为亚洲政治、经济、文化、医药等方面的中心，中日两国交往日益频繁。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药师惠日、留学生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学医，历时15年，于623年学成回国，带回大量隋唐医书。公元754年唐高僧鉴真应邀，携带大批医书东渡日本成功，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此后隋唐、宋代医学及医药著作大量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医学的主流。此外，当时日本不仅在临床上采用中医药理论与辨治方药，而且医学著作、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药管理等方面均与我国同出一辙。如公元9世纪目丰城天皇出云广贞等受命编纂《大同类聚方》l00卷，就是参考传入日本的《黄帝内经》、《黄帝外经》、《脉经》、《甲乙经》等而成。公元10世纪，丹波康赖撰述《医心方》30卷，除以《请病源候论》为主外，还博采南朝、隋唐医药书籍百余种。公元701年，日文武天皇大宝元年，颁布的大宝令，其中的《医疾令》就参考了唐医事制度。该法令为日本最早的医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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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日本化阶段
从公元5世纪以后，日本通过广泛频繁的学术、人员交流不断引进中医药学，然后，从学术、临床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单纯而忠实地加以模仿。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15世纪，正是由于这种踏实地、虚心地、长时间的学习运用，为日本汉方医学的独立发展与形成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5世纪末，田代三喜(公元1465～1537年)入明拜增月湖为师，专攻金元医学，留学12年回国后，首倡李朱医学。适逢当时日本社会盛行宋儒性理学，其弟子曲直做道三大力推广普及，并建立启迪院，教授门徒800余。李朱医学逐渐遍及日本各地，风靡一时。1571年，曲直徽道三代表作《启迪集》问世，该书引用中国医书达63种之多，其内容以引李东垣《脾胃论》、《兰室秘藏》，朱丹溪《格致余论》、《丹溪心法》为最多。但并不拘于金元医家，而是博采众长，首次提出以传统医学的理论，把握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表现，在此基础上察证辨治，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了日本汉方医学独立发展的基础。曲直做道三以后，追随者甚众，其弟子大多成为当时名医。江户前期以及其后约100年间道三学派，即金元医学占主导地位，从而形成日本汉方医学第一支学派，即所谓“后世方派”，真正开始了中国医学日本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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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代(公元1603～1876年)，由于社会潮流的改变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宋儒性理学影响渐衰，以伊藤仁斋为首掀起一场儒学复古运动，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取代了阴阳五行思辨合理主义。与宋儒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元医学，与当时发展的自然科学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加之统治了汉方医界百余年后的后世方派，不仅拘泥于金元医学的空头理论，而且在医疗上也出现滥用温补的弊端。这样不可避免地在医学界也掀起了复古浪潮。其代表人物是名古屋玄医(公元1628～1699年)、后藤良山(公元1659～1733年)、香川修庵、吉益东洞(公元1702～1773年)等，他们认为，古代医学是从纯粹观察和实际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没有掺杂阴阳五行思辨理论，是临床最有价值的。他们把贯穿着阴阳五行论的内经医学视为阴阳医学，把沾染了道教求仙的神农本归为神仙医学，认为他们不能与张仲景的医学相提并论。正是在这种尚古和经验实证思路，建立了古方派的学术体系。尤其是古方派是回表人物吉益东洞所测《类聚方》、《药征》等著作，即是选择《伤寒杂病论》的精髓部分，结合启身经验类编而成，使古方派发展达到顶点。此外，由于“腹诊”在《伤寒论》中多见，故东月四倡导之并将其具体化。东洞之说，不仅与当时社会和医学当回应，而且迎合了日本注重简朴务实的民族心理性格，故很快压倒众说，成了汉方医学之主流，至今不衰。靡至江户中期，古方派与后世方派互相对立，学术争鸣出医目使汉方医学得到迅速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及溪回派倾向；理论上以《伤寒论》为基本框架，并高度简单化,重方证与“方证对应”；诊断上强调腹诊的重要性；方药上表回单位。终于实现了中国医学日本化的过程，从而诞生了日本传统医学;汉方医学或称东洋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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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方医学与西医的竞争
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医学也传入了日本，但真正受到注意并发生影响是在17世纪，随荷兰人进入日本之后。公元1754年京师医官山胁东洋根据西医人体解剖，订正古医籍的错误，撰《脏志》一书，为日本近代解剖学之赁矢，引起一些汉方医学者的注意和研究兴趣。继而，有关西医解剖、生理、临床各科、药学方面的书籍不断问世，使汉方医学家们较广泛地接触西医理论，发现其可取之处，逐渐接纳了西医，并试图将汉方医学与西医相融合，建立新型的医学体系，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的“汉兰医学折衷派”。折衷派吸收了后世方派和古方派的优点，扬弃其不足并吸取一些西洋医学观点而立论，主张无论是哪一派，只要在临床有效就应选用。开发中药麻醉剂,在世界上最先成功地作了乳癌摘除术的华岗青洲、永富独啸庵，以及明治前期主宰汉方界，被称为幕未明治的汉方巨头浅田宗伯等都可以说是折衷派的代表人物。但到德川幕府的末朝，传统医学的主体与折衷派分开，而出现了考证学派，并取得了支配地位。他们将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其代表人物如山田正珍以及丹波氏家族。此后，至19世纪中叶，日本汉方医学界古方派与折衷派影响较大，前者强调“经验实证主义”，重临床经验而轻视理论；折衷派中则以考证学派居主流，侧重于古文献的考证、笺注，理论上全尊古，无所创见，造成汉方医学学与术的分离，使医术的传授受到很大的影响。至明治以前的幕府末期，名医已很少，加之医学传授方面的保守和神秘主义，引起当时民众的反感和不满。此外，汉方医学与当时急需发展战伤外科、预防医学、集体治疗医学和防疫医学等“群体防治医学”的需要相矛盾，使汉方医学在与西医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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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68年，进入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打破德川幕府推行了200余年的闭关自守政策，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同时在倾向于西洋文化的社会大潮的背景下，医学也转向于西洋医学。汉方学馆被封闭，领导权由西医执掌，片面强调西医的优点，根本忽视两种医学的不同，大力提倡西医，采用西医药分业制度。通过西欧医学教育，大量培养西医师，此时的汉方医学陷入低谷。明治8年以后，双方医学甚至处在法律上难以生存的状态。至此，汉方医学进入了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
自明治8年起，当时以汉方医学的复兴为目标的医药工作者集结起来，纷纷为汉方的存续而进行活动。在20年中汉医先后展开了三次斗争。明治8年至16年的8年间开展了理论斗争，针对政府考试洋医七科的医制改革方案，以浅田宗伯为首的六贤人集会研究，提出了汉医考试6科(开物类理、脏腑经络、究理尽性、众病原机、药性体用、脉病诊治)的修正方案，进行了结社、出版、办校、请愿等一系列运动。抗争的大本营为东京的温知社，主持人先后有山田广业、浅田宗伯及浅井国干等汉医代表人物。到明治15年，温知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大会，温知、赞有(京都)、春雨(熊本)三大学派成立联合会，明治16年温知社和汉医学讲习所的开校典礼等，都是空前盛况，使明治初期温知社运动达到顶点。然而，时间不长，形势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明治16年10月23日，尽管温知社不断地请愿，政府还是颁布了太政官第34号和35号布告，全面实行西洋七科考试制度，《医制》渗透着取消汉方医药的措施。至此专门的汉方医师来源遂告枯竭，使汉医斗争陷入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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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汉医虽自明治17年至20年开展治疗斗争以及自明治23年至28年进行议会斗争，继续背水一战，但终因政府与洋医的压制逐步升级，汉医内部又面临森立之、清川玄道、浅田宗伯等核心人物的相继谢世，人心涣散、经济拮据而回天乏术。特别是明治犯年第八次议会上，汉医提出的改正法案，仅以27票之差被否决，至此，汉方存续运动宣告失败。在浅井国干泣血告罪于先祖墓前，最后寂然逝去的尾声里，结束了汉洋医家的斗争史，汉医一败涂地，逐渐衰亡。
汉方医学的全面复兴
1906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后日本出现了重新评价汉方医学的形势。1906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次日本联合医学会，东大教授三浦谨之助、山下顺一郎分别作了《关于针灸治疗》、《和汉药的价值》的报告，在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使许多学者对过去的“汉方低级无用论”是否正确不能不反思。1910年汉方家和田启十郎首先自费出版了《医界之铁推》，以启己的临床实践阐发了汉方医学的价值。这部书是很具有战斗力的徽文。此后，一些有相当造诣和地位的现代医药界专家，如大政时期的朝比奈泰彦；昭和时期的汤本求真、伊东弥惠治等，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双方医学的未来性，自觉投身于这一艰难事业，由于他们的学识和声望，因而对坚持和复兴汉方医学给予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尤其是汤本求真撰写了《皇汉医学》3卷，此书首次结合西洋医学知识解释汉方医学，成为推动汉方医学复兴的巨大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取得了西医资格的汉医世家后裔，他们志愿追随汉医，刻苦钻研汉方医学，潜心积累临床经验，努力提高双方医学的；临床疗效，以站稳脚根扩大阵地。如大像敬节、失数道明、安西安周、木村长久、细野史郎、清水藤太郎、柳谷素灵等，一并成为汉方医学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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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国也开始研究东方医学的针术，凡是到德国和法国去的日本医学者，一定被询问关于东方医学方面的问题，这种实际情况使日本近代医学者感到吃惊，并使他们认识到那些医学者们对东方医学要重新认识了。此外，日本医学者对一近代医学的新药、化学药品的副作用产生了失望情绪和检讨心情,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东方医学。东方医学应用的天然生药复合处方，按规定去使用，象化学药品那样的副作用简直可以说没有。医药学界需要的是能对人的体质导致综合性治疗效果的药品，哪怕它的效果缓慢了一点也好。汉方药里有满足这种希望的原料药。过去被讥讽为东方医学短处的东西，忽而被认为是长处而又重新出头露面了。东方医学由于它本身的特点，又开始新的复兴。1950年由矢数道明、板仓武等积极筹划，四方联络，把分散在各地的原“东亚医学协会”的会员进行登记召集，正式恢复了学会，称之为“日本东洋医学会”。并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召开了第一次东洋医学会学术总会。接着又恢复了战前中医刊物《汉方和汉药》。1954年由矢数道明倡导，联合了当时汉方名流大壕敬节、细野史郎、间中喜雄、森田幸门、马场辰二等5人，创办了《汉方临床》杂志，以替代原来的《汉方和汉药》。在创办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在连续3年出现赤字的情况下，每人每月拿出自己的收入以支付杂志的亏损。为了汉方事业的生存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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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世纪70年代，在国际“中医热”的影响之下，通过日本汉方界的努力，汉方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派兴旺的景象。其主要表现在：
a.社会地位的提高。70年代的日本汉方医疗已经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倍，在东洋医学与西洋医学对比中，东洋医学的许多长处已被人们所公认。不仅在民间信仰汉方、应用汉药，在官方、机关各个阶层中亦普遍使用汉药，就连医学院校的学生患病时也惧怕化学药物的副作用而使用汉方制剂。汉方医学在社会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因此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重视。日本自民党成立了汉方同盟研究会，中曾根首相任名誉会长，凡重大社会活动中均有汉方界代表参加。对汉方医学作出杰出贡献的汉方家给予崇高荣誉，在第32次、33次全日本医师会设立的纪念医学大会上，由医师会长武见太郎分别授与了矢数道明、间中喜雄的“最高优功赏”。
b.汉方药进入社会保险。70年代汉方复兴高潮中，日政府为顺应民心，于1976年厚生省正式将汉方制剂纳入药价基准.开始为43种，1981年增至613种。并把主要的汉方制剂定为保险制剂在全国通用，建立健康保险机构，使保险费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汉方界的机构中。使日本汉方事业的发展有了雄厚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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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政府投资建立汉方研究机构。1972年以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会总合研究所为首的一系列汉方医学专业科研机构建立。在北里研究所这座驰名世界的现代医学研究机构中设立东洋医学研究所，无异于在现代医学最高学术领域中公开支持汉方医学的存在和承认其未来性，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非常大的，不仅半个多世纪以来汉方医学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且很快地就带动了一批先进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组成了一个研究系统，出现了空前浓厚的学术研究气氛，学术水平飞快提高。1979年国家科学技术厅制定了双方医学研究综合计划，投入10亿日元进行证与经络实质、瘀血、生药资源确保等研究。为日本汉方医学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d.学术活动日趋活跃、日本东洋医学总会、各地东洋医学分会、各汉方团体不断组织各种学术交流，许多著名的汉方医家经常举办学术报告、讲座，积极传播汉方医学知识和经验，使汉方医学更普及，乃至家喻户晓。在日本社会上形成了一定声势。
至此，日本汉方医学得以全面复兴。
(资料来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 百拇医药(吴晓洋)
中国医学进入日本的确切时间，目前还不十分清楚。较为公认的是公元5世纪由朝鲜传入，因当时的朝鲜使者为天皇治病收效，使日本学者认识到中国医学的价值并且接受，中国医学便以创汇朝鲜为媒介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
公元552年，梁元帝赠给日本《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医药书籍164卷到日本，开始了中日医学的直接交流。至隋唐之际，中国由统一走向兴盛，成为亚洲政治、经济、文化、医药等方面的中心，中日两国交往日益频繁。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药师惠日、留学生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学医，历时15年，于623年学成回国，带回大量隋唐医书。公元754年唐高僧鉴真应邀，携带大批医书东渡日本成功，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此后隋唐、宋代医学及医药著作大量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医学的主流。此外，当时日本不仅在临床上采用中医药理论与辨治方药，而且医学著作、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药管理等方面均与我国同出一辙。如公元9世纪目丰城天皇出云广贞等受命编纂《大同类聚方》l00卷，就是参考传入日本的《黄帝内经》、《黄帝外经》、《脉经》、《甲乙经》等而成。公元10世纪，丹波康赖撰述《医心方》30卷，除以《请病源候论》为主外，还博采南朝、隋唐医药书籍百余种。公元701年，日文武天皇大宝元年，颁布的大宝令，其中的《医疾令》就参考了唐医事制度。该法令为日本最早的医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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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日本化阶段
从公元5世纪以后，日本通过广泛频繁的学术、人员交流不断引进中医药学，然后，从学术、临床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单纯而忠实地加以模仿。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15世纪，正是由于这种踏实地、虚心地、长时间的学习运用，为日本汉方医学的独立发展与形成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5世纪末，田代三喜(公元1465～1537年)入明拜增月湖为师，专攻金元医学，留学12年回国后，首倡李朱医学。适逢当时日本社会盛行宋儒性理学，其弟子曲直做道三大力推广普及，并建立启迪院，教授门徒800余。李朱医学逐渐遍及日本各地，风靡一时。1571年，曲直徽道三代表作《启迪集》问世，该书引用中国医书达63种之多，其内容以引李东垣《脾胃论》、《兰室秘藏》，朱丹溪《格致余论》、《丹溪心法》为最多。但并不拘于金元医家，而是博采众长，首次提出以传统医学的理论，把握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表现，在此基础上察证辨治，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了日本汉方医学独立发展的基础。曲直做道三以后，追随者甚众，其弟子大多成为当时名医。江户前期以及其后约100年间道三学派，即金元医学占主导地位，从而形成日本汉方医学第一支学派，即所谓“后世方派”，真正开始了中国医学日本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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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代(公元1603～1876年)，由于社会潮流的改变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宋儒性理学影响渐衰，以伊藤仁斋为首掀起一场儒学复古运动，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取代了阴阳五行思辨合理主义。与宋儒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元医学，与当时发展的自然科学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加之统治了汉方医界百余年后的后世方派，不仅拘泥于金元医学的空头理论，而且在医疗上也出现滥用温补的弊端。这样不可避免地在医学界也掀起了复古浪潮。其代表人物是名古屋玄医(公元1628～1699年)、后藤良山(公元1659～1733年)、香川修庵、吉益东洞(公元1702～1773年)等，他们认为，古代医学是从纯粹观察和实际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没有掺杂阴阳五行思辨理论，是临床最有价值的。他们把贯穿着阴阳五行论的内经医学视为阴阳医学，把沾染了道教求仙的神农本归为神仙医学，认为他们不能与张仲景的医学相提并论。正是在这种尚古和经验实证思路，建立了古方派的学术体系。尤其是古方派是回表人物吉益东洞所测《类聚方》、《药征》等著作，即是选择《伤寒杂病论》的精髓部分，结合启身经验类编而成，使古方派发展达到顶点。此外，由于“腹诊”在《伤寒论》中多见，故东月四倡导之并将其具体化。东洞之说，不仅与当时社会和医学当回应，而且迎合了日本注重简朴务实的民族心理性格，故很快压倒众说，成了汉方医学之主流，至今不衰。靡至江户中期，古方派与后世方派互相对立，学术争鸣出医目使汉方医学得到迅速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及溪回派倾向；理论上以《伤寒论》为基本框架，并高度简单化,重方证与“方证对应”；诊断上强调腹诊的重要性；方药上表回单位。终于实现了中国医学日本化的过程，从而诞生了日本传统医学;汉方医学或称东洋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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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方医学与西医的竞争
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医学也传入了日本，但真正受到注意并发生影响是在17世纪，随荷兰人进入日本之后。公元1754年京师医官山胁东洋根据西医人体解剖，订正古医籍的错误，撰《脏志》一书，为日本近代解剖学之赁矢，引起一些汉方医学者的注意和研究兴趣。继而，有关西医解剖、生理、临床各科、药学方面的书籍不断问世，使汉方医学家们较广泛地接触西医理论，发现其可取之处，逐渐接纳了西医，并试图将汉方医学与西医相融合，建立新型的医学体系，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的“汉兰医学折衷派”。折衷派吸收了后世方派和古方派的优点，扬弃其不足并吸取一些西洋医学观点而立论，主张无论是哪一派，只要在临床有效就应选用。开发中药麻醉剂,在世界上最先成功地作了乳癌摘除术的华岗青洲、永富独啸庵，以及明治前期主宰汉方界，被称为幕未明治的汉方巨头浅田宗伯等都可以说是折衷派的代表人物。但到德川幕府的末朝，传统医学的主体与折衷派分开，而出现了考证学派，并取得了支配地位。他们将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其代表人物如山田正珍以及丹波氏家族。此后，至19世纪中叶，日本汉方医学界古方派与折衷派影响较大，前者强调“经验实证主义”，重临床经验而轻视理论；折衷派中则以考证学派居主流，侧重于古文献的考证、笺注，理论上全尊古，无所创见，造成汉方医学学与术的分离，使医术的传授受到很大的影响。至明治以前的幕府末期，名医已很少，加之医学传授方面的保守和神秘主义，引起当时民众的反感和不满。此外，汉方医学与当时急需发展战伤外科、预防医学、集体治疗医学和防疫医学等“群体防治医学”的需要相矛盾，使汉方医学在与西医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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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68年，进入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打破德川幕府推行了200余年的闭关自守政策，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同时在倾向于西洋文化的社会大潮的背景下，医学也转向于西洋医学。汉方学馆被封闭，领导权由西医执掌，片面强调西医的优点，根本忽视两种医学的不同，大力提倡西医，采用西医药分业制度。通过西欧医学教育，大量培养西医师，此时的汉方医学陷入低谷。明治8年以后，双方医学甚至处在法律上难以生存的状态。至此，汉方医学进入了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
自明治8年起，当时以汉方医学的复兴为目标的医药工作者集结起来，纷纷为汉方的存续而进行活动。在20年中汉医先后展开了三次斗争。明治8年至16年的8年间开展了理论斗争，针对政府考试洋医七科的医制改革方案，以浅田宗伯为首的六贤人集会研究，提出了汉医考试6科(开物类理、脏腑经络、究理尽性、众病原机、药性体用、脉病诊治)的修正方案，进行了结社、出版、办校、请愿等一系列运动。抗争的大本营为东京的温知社，主持人先后有山田广业、浅田宗伯及浅井国干等汉医代表人物。到明治15年，温知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大会，温知、赞有(京都)、春雨(熊本)三大学派成立联合会，明治16年温知社和汉医学讲习所的开校典礼等，都是空前盛况，使明治初期温知社运动达到顶点。然而，时间不长，形势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明治16年10月23日，尽管温知社不断地请愿，政府还是颁布了太政官第34号和35号布告，全面实行西洋七科考试制度，《医制》渗透着取消汉方医药的措施。至此专门的汉方医师来源遂告枯竭，使汉医斗争陷入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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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方医学的全面复兴
1906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后日本出现了重新评价汉方医学的形势。1906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次日本联合医学会，东大教授三浦谨之助、山下顺一郎分别作了《关于针灸治疗》、《和汉药的价值》的报告，在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使许多学者对过去的“汉方低级无用论”是否正确不能不反思。1910年汉方家和田启十郎首先自费出版了《医界之铁推》，以启己的临床实践阐发了汉方医学的价值。这部书是很具有战斗力的徽文。此后，一些有相当造诣和地位的现代医药界专家，如大政时期的朝比奈泰彦；昭和时期的汤本求真、伊东弥惠治等，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双方医学的未来性，自觉投身于这一艰难事业，由于他们的学识和声望，因而对坚持和复兴汉方医学给予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尤其是汤本求真撰写了《皇汉医学》3卷，此书首次结合西洋医学知识解释汉方医学，成为推动汉方医学复兴的巨大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取得了西医资格的汉医世家后裔，他们志愿追随汉医，刻苦钻研汉方医学，潜心积累临床经验，努力提高双方医学的；临床疗效，以站稳脚根扩大阵地。如大像敬节、失数道明、安西安周、木村长久、细野史郎、清水藤太郎、柳谷素灵等，一并成为汉方医学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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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世纪70年代，在国际“中医热”的影响之下，通过日本汉方界的努力，汉方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派兴旺的景象。其主要表现在：
a.社会地位的提高。70年代的日本汉方医疗已经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倍，在东洋医学与西洋医学对比中，东洋医学的许多长处已被人们所公认。不仅在民间信仰汉方、应用汉药，在官方、机关各个阶层中亦普遍使用汉药，就连医学院校的学生患病时也惧怕化学药物的副作用而使用汉方制剂。汉方医学在社会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因此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重视。日本自民党成立了汉方同盟研究会，中曾根首相任名誉会长，凡重大社会活动中均有汉方界代表参加。对汉方医学作出杰出贡献的汉方家给予崇高荣誉，在第32次、33次全日本医师会设立的纪念医学大会上，由医师会长武见太郎分别授与了矢数道明、间中喜雄的“最高优功赏”。
b.汉方药进入社会保险。70年代汉方复兴高潮中，日政府为顺应民心，于1976年厚生省正式将汉方制剂纳入药价基准.开始为43种，1981年增至613种。并把主要的汉方制剂定为保险制剂在全国通用，建立健康保险机构，使保险费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汉方界的机构中。使日本汉方事业的发展有了雄厚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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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政府投资建立汉方研究机构。1972年以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会总合研究所为首的一系列汉方医学专业科研机构建立。在北里研究所这座驰名世界的现代医学研究机构中设立东洋医学研究所，无异于在现代医学最高学术领域中公开支持汉方医学的存在和承认其未来性，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非常大的，不仅半个多世纪以来汉方医学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且很快地就带动了一批先进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组成了一个研究系统，出现了空前浓厚的学术研究气氛，学术水平飞快提高。1979年国家科学技术厅制定了双方医学研究综合计划，投入10亿日元进行证与经络实质、瘀血、生药资源确保等研究。为日本汉方医学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d.学术活动日趋活跃、日本东洋医学总会、各地东洋医学分会、各汉方团体不断组织各种学术交流，许多著名的汉方医家经常举办学术报告、讲座，积极传播汉方医学知识和经验，使汉方医学更普及，乃至家喻户晓。在日本社会上形成了一定声势。
至此，日本汉方医学得以全面复兴。
(资料来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 百拇医药(吴晓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