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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象研究要探索阐明本质的途径 山东中医药大学乔明琦教授谈藏象研究与理论创新
http://www.100md.com 2004年9月27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2219期
     记者在采访山东中医药大学重点学科建设时,了解到该校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带头人、基础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乔明琦教授带领课题组,一直致力于藏象生理病理与理论构建研究方面的工作,尤其对肝的生理病理与情志致病机理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围绕肝主疏泄开展了近20项国家及省级科研课题,肝藏象及其动物模型和情志致病机理的研究走在国内前列,并提出肝主疏泄微观机制和情志致病伤脏规律科学假说。其后记者又在一次学术论坛上听到乔明琦教授有关该研究的重点发言,于是就藏象研究和理论创新等问题采访了乔明琦教授。

    记者:藏象学说是中医学的理论核心,近50年的藏象研究上已取得诸多进展和成就。您多年从事该方面研究,如何看待已取得的进展和成就?谈谈您对藏象研究的看法。

    乔明琦教授(以下简称乔):建国以来,藏象研究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以文献整理和理论探讨为主要手段的理论研究,使藏象概念及其理论内涵日趋丰富和完善。二是藏象实质已见端倪,以现代手段探察藏象内在结构及其功能机制,为我们展示出传统方法所无法了解,而科技进步又迫切需要我们知晓的藏象实质。如肾、脾、肝的结构和功能与下丘脑、性腺轴、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性激素及其调节激素、酶代谢等的关系等。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藏象内在结构,尤其是五脏功能微观机制的深入认识,显示出藏象研究的空间和魅力,以及理论先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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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近50年的藏象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就,但尚无重大突破。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这与藏象研究的目的和目标不明确有关。藏象研究的目的应是探察并揭示藏象在不同层次上的内在结构,尤其是五脏主要功能的微观机制;研究目标应是以藏象学说创新带动中医基础理论的变革,实现由传统理论向现代理论的飞跃。如此定位,是由科学品质和科技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探索未知,打开藏象“黑箱”探察机体不同层次上的结构和功能机制,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一门科学,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不能也无法游离于科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之外。中医基础理论是一尚未摆脱自然哲学形态的直观描述性假说,实现由现象描述向本质阐明的飞跃是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在多年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深刻认识到藏象学说的创新是一座横亘在中医学术发展道路上的险峻高山,其创新的关键可能是由象测藏向阐明藏象内在结构和功能机制的转变。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探索出实现藏象学说由描述现象向阐明本质的途径,创新藏象学说,。

    记者:你们历时20年,围绕肝主疏泄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开展了近20项国家及省级科研课题,最初的选题思路是什么?请介绍一下研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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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科研选题很重要,应围绕某一重大科学问题选准切入点和联接点。联接点是指由切入点引发需要关联研究的问题。我们确立的研究方向是肝藏象生理病理与情志致病机理,主要探索肝主疏泄微观机制。肝疏泄失常始发证则是探索这一微观机制的直接门径,同时又是肝藏象和情志致病的联接点。条畅情志是肝主疏泄的重要功能,是研究肝疏泄微观机制不可回避且需要关联研究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导师张珍玉教授指导下,欲从当时研究热点的“肝郁证”探索肝主疏泄机理。查阅研究报道发现两个问题:一是对肝郁证的表述含糊不清,如症状有急躁易怒和抑郁寡欢、胀痛走窜与胸闷叹息等并见;二是同一检测指标的变化前后矛盾,如植物神经功能检测有交感神经亢奋和抑制两种结果等。文献研究发现,前贤们对肝疏泄失常出现的肝气太过与不及早有明确论述,肝疏泄失常后不但有肝郁证,还可见肝气逆证,两证是肝疏泄失常后的两个始发证候,可当时一些研究者却疏忽了文献研究,混淆了前人有关“肝气(肝气逆)和肝郁”的区别。

    引经据典不能得出科学结论,只有开展研究取得充分资料才能取得同行认可的结果。为此开展以下四个阶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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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肝郁证”临床表现、发病和相关指标研究。通过临床流行病学调研和相关血尿指标检测结果,提出肝气逆、肝气郁证是肝疏泄失常的两个始发证的结论,建立临床诊断参考指标,提出“气血潜在不畅”病因概念,“多情交织共同致病”假设。这些新认识,丰富并深化了对肝疏泄失常宏观、微观机制的理解,为肝脏既易升动太过又易疏泄不及双重病理特性提供有力佐证。在建立肝气逆、肝气郁证大鼠模型上,开展单胺类神经递质含量变化动态连续检测,对其深层微观机制作出阐明,为揭示肝疏泄失常现代机理提供实验资料与科学解释。

    第二阶段:情志致病机理的人群、临床和基础研究,发现情志致病方式与伤脏规律。大样本、多中心的人群调研和检测结果结合理论论证表明:肝条畅情志功能是包括下丘脑在内的复杂结构通过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与激素水平变化而实现的;多种情志刺激交织共同致病首先伤肝,或同时合伤潜病之脏。这一见解可解释病变状态下情志致病方式与伤脏规律,为传统七情学说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方向。

    第三阶段:经前期综合征(PMS)病证结合研究。利用流行病学调研,摸清PMS证候分布规律,建立PMS肝气逆、肝气郁病证结合临床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复制该病证结合大鼠、猕猴模型,逐步探察肝主疏泄不同层次机制,并以理论为先导研发新药。研究中先后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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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阶段:肝疏泄失常中枢机制与情志病证研究技术平台的研究。以PMS两证大鼠和猕猴模型为对象,在分子和基因水平上揭示肝主疏泄的微观机制,推进肝藏象学说研究。建立情志病证研究整套技术方案,如情志病证调研检测配套量表和指标、病证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动物模型、中医药干预可能的作用靶点,以及可信的工具药物等。目前正在完善和推广该技术平台。

    记者:你们进行的这些研究,创新点和意义在哪里?

    乔:这些研究理清了一些基本概念,建立了新的标准,进行了相关病证研究,研发了新药。其意义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建立了肝气逆、肝气郁证是肝疏泄失常的两个始发证的概念,这为研究肝脏证候传变指明了出发点,为深入探索肝疏泄失常宏观、微观机制提供了切入点,完善了肝藏象理论,创新了肝主疏泄和情志致病理论。研究中提出的新假说、理论引导应用成果的产生。二是临床诊断标准、大鼠模型的建立,为研究情志病证典型证候提供临床标准和实验载体。三是建立了国家有关部门通过认可的PMS肝气逆、肝气郁证临床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提供了可信的临床参照。四是建立PMS肝气逆、肝气郁病证结合大鼠、猕猴模型,猕猴模型迄今国内外未见报道。利用模型进行药效学实验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可。五是研发出两个新药,经前平颗粒已生产上市,经前舒颗粒已取得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即将上市。另外,我们率先建立PMS肝气逆病证结合猕猴模型不同脑区cDNA文库,相关基因克隆和测序工作正在进行。如果这一研究结果为科学界认可,将使中医基础科学问题走向国际科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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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创新点,除了以上所讲以外,我们依据研究结果提出的四个新概念和假说很有价值:一是肝气逆、肝气郁证候新概念和“气血潜在不畅”病因新概念,可为探索肝疏泄失常发病条件指明途径;二是“肝主疏泄与调节机体单胺类神经递质和激素水平有关”新假说,为阐述肝主疏泄微观机制提供科学依据;三是“多情交织共同致病首先伤肝”科学假说,为研究情志致病方式和伤脏规律提供理论先导;四是提出中医情志学学科理论框架,为学科建立和发展勾画了基本轮廓。

    记者:中医基础研究的重点是理论创新,要创新就要提出科学假说,这已得到中医界普遍认可。结合您的工作和提出科学假说的过程,谈一下体会和认识。

    乔:基础研究是产生新知识、新思想和新理论的源泉,科学假说则是建立新理论的桥梁。为了能够提出科学假说,首先应当区别假说和假设:后者通常是对某一有待研究解决问题的设想或猜测,通过随之开展的科学研究来检验它的真伪性,它的作用就是直接引导研究的开展。前者则是在相关研究基础上,依据大量研究资料提出的具有部分解释和预测功能的学说。具有解释性和预测性是它与假设的最大区别,也是能否转化为理论的前提。例如,有人提出黄芪治疗病毒性心肌炎,我们提出情志致病伤肝几率最大,这些都是假设而不是假说。毫无疑问,这些假设都直接引导随后开展的课题研究。我们提出的“多情交织共同致病首先伤肝”、“肝主疏泄与调节机体单胺类神经递质和性激素水平有关”则是假说,因为它们是在多年大量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且具有一定的解释和预测作用。“多情交织共同致病首先伤肝”假说能够较好解释当今社会多种情志交织在一起致病的复杂临床现象;“肝主疏泄与调节机体单胺类神经递质和性激素水平有关”假说则不仅可说明肝主疏泄的部分微观机制,还可预测该机制很可能与其受体以及调节受体的编码蛋白基因有关。了解假设和假说的区别,有助于指导科研课题设计和深入持续的研究。

    提出假说除具备研究基础外,还需要严格的科学论证。假说论证应把握两条原则:一是解释原则,看它能否说明已经存在的事实;二是理性原则,看它本身能否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论说明,并能否同其它科学理论相洽。如“伤肝”假说能够得到情绪心理学有关人们日常体验到的是多种情绪的组合理论的说明,并与脑科学情绪反应复杂性理论相洽。把握这两条原则,有利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与现代科学理论的沟通和相互理解,促进中医传统理论向现代科学理论的飞跃。

    面对当今科学新知识、新思想不断涌现的飞速发展,我们深感中医理论新知识增加较少和发展迟缓的压力,因此,期待中医基础研究中新的科学假说不断涌现。, 百拇医药(海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