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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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这里是上海市东方医院，2001年9月的一天，一位憔悴不堪的男子被妻子背出了门诊大楼，他们一心想赶快离开这里，绝不能再回到病房。他们到底在躲避什么，那位男子患了怎样的病，他们带着病急着离开医院又要去哪里呢？
曾支农妻子陈玉玲：从家里南昌到上海你是一个好端端的人过来的，我总不可能从上海捧着一个骨灰盒回家吧，我怎么去跟你家里人交代。
解说：曾支农，江西南昌的一名下岗工人。2000年9月29日的清晨，刚吃完早饭的曾支农突然一阵头晕，浑身滚烫，连气都喘不上来。曾支农痛苦的样子，把一旁的妻子陈玉玲吓懵了。她赶忙叫来曾支农的兄妹，跟他们一起把曾支农送进医院。在医院里，医生们还不能马上诊断出曾支农患了什么病，只好对他采取了急救措施。
解说：正当曾支农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曾家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患有肺癌的76岁的老父亲病情突然加重。为了稳定父亲的情绪，家人没敢把曾支农重病的消息告诉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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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支农：等于我的父亲在四楼抢救，我在一楼抢救，一楼是门诊抢救室，四楼是住院部抢救的，是这样的，在一个医院里。
解说：一天之内，父子两人同时病危，曾家人像做了一场噩梦，生活秩序全乱了套。为了照顾两个亲人，一家人轮流值班，日夜守候在他们的身边。
曾支农妻子：他跟他爸爸在医院像竞争一样的，他爸爸好一点，他就糊涂了，他清楚了，他爸爸又抢救
解说：尽管医院尽了全力，老人还是在9月30日深夜去世了。刚刚脱离危险的曾支农，在兄妹们的搀扶下，见了父亲最后一面。
解说：在病痛和悲伤的双重打击下，曾支农再次被送进抢救室。医生给他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他被确诊为“左肾多囊肿肾尿毒症晚期”，惟一的治疗方法就是进行“血液透析”。 得知这一消息的曾支农却做出了一个让妻子陈玉玲怎么也无法接受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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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支农妻子：到后来他抢救过来以后，他清醒了，他说他不做血透 。
曾支农：得了这种病的人就是没救的，人财两空的，再好的家当也把你拖空的，所以我就不想活了。
曾支农妻子：护士拿的药，他不吃，他说我不如这样走。
曾支农：跟你讲，说真话，当时我也想过有自杀的念头。
曾支农妻子：他发病的时候儿子小，只有五岁多一点，我说你这样走的话。最起码儿子幼儿园回来，没有爸爸叫，我说那怎么行呢 。
曾支农：他们孤儿寡母的，如果我真的有什么事，他们也比较难活，我就这样讲，能活一天就算一天。
解说：从此，曾支农每隔三四天就要做一次血透，而每做一次血透他都要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让医生从原来的伤口插上管子进行血液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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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支农妻子：因为他的血管条件不好，很细，每次打针他都要脱个五六针做血透。
曾支农：打不进去，但是我还是坚决要他们打，9针，你说痛苦不痛苦，一个手打了9针，整个手全部打肿了，第二天全青，将近半年才恢复直觉，这个手。
解说：每一次透析的费用要三百多元。不到一年，曾支农的治疗就已经用尽了夫妻二人所有的积蓄，甚至他们下岗后多年苦心经营的小印刷厂也转给了别人。究竟到哪里去找维持透析的费用呢？一开始还对治疗充满信心的曾支农也开始变得情绪极度的低落。
曾支农：她这样讲，你不透析你就要死亡，今天晚上你就熬不过去，你非要透析不可，当时我就坚决不同意。
解说：这还是自己熟悉的曾支农吗？妻子陈玉玲想起了他们以前相识的经历。陈玉玲是南昌市一家印刷厂的业务骨干。而曾支农是她的得力助手，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们经常一起早出晚归、四处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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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支农：那时候主要忙事业，我们电影院没有去看过，公园没有逛过。
曾支农妻子：他们就天天看到我们俩在一起，他说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我说不，没有的事，不可能的，我比他大很多。
曾支农妻子：但这一次玩笑让两个人原本朦胧的感情清晰起来。尽管陈玉玲大曾支农六岁，1994年，俩人还是幸福地结合了，并在第二年有了儿子圆圆。
曾支农：都是她给我买衣服，我的衣服全部都是名牌的，你像我的西装都是一千多块钱一套的，她自己舍不得穿，她的衣服从来都没有一件是名牌的。
解说：也许是年轻，当了父亲的曾支农并没有像陈玉玲向往的那样体贴。
曾支农：根本一点家庭观念都没有，在外面什么都玩，喜欢玩。
曾支农妻子：特别是到星期六，星期六没有我这个老婆，也没有我这个儿子，他一出去就玩个通宵，我怀我儿子的时候他都是这样的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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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支农：从来没有送过她回家，也没有送过东西给她。
曾支农妻子：一直是这样，平时有点磕磕碰碰，总的来讲不会影响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解说：然而，噩运却降临到这对质朴的夫妻头上。
曾支农妻子：太突然了，本来是一个好端端的家，一个幸福的家。
解说：坚持下去还是就此放弃，这个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在了曾支农和陈玉玲夫妻面前。
曾支农妻子：我当时想放弃，我当时口头上是放弃，我行动上付出了行动，但是我不可能放弃他，当时我告诉他，我说你这么年轻，你走掉我怎么办呢，不管怎么讲，你是个病人，但在这里，对我来讲还是一个伴吧。
解说：因为要照顾丈夫和四处求医，陈玉玲没法工作，夫妻俩靠每月几百块钱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来维持生活。可是这些钱同曾支农每个月几千元的透析费比起来简直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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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支农妻子：自己感觉，反正一天到晚就是累，人跟机器人一样似的。
解说：看到妻子如此劳累，曾支农做出了一个会危及他生命的决定。他减少了每月透析的次数想为家里减轻些经济上的负担。可是曾支农每推迟一天做透析他体内的毒素就会成倍的增加。这些毒素会像一颗能随时爆炸的炸弹一样把曾支农轻易地击倒。而此时妻子的体力和精力也早已经严重地透支，这对儿多灾多难的夫妻还能支撑多久呢？巨大的压力使陈玉玲简直就要崩溃。
曾支农妻子：后来我跟他讲，我也累了，我真的好累，我说，外面也是我，里面也是我，我说我的肩膀已经撑不住了。
曾支农：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为什么，因为跟我在一起做血透的好病友都离了婚的。我说他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能这样不错，半条命是她捡回来的。
解说：看着一天天衰弱下去的丈夫，陈玉玲跑遍了南昌的各大医院。在和医生的谈话中她了解到此时的曾支农除了继续透析外就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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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支农妻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治疗的办法就是换肾，我说除了换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他说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解说：面对遭受透析折磨的丈夫，陈玉玲更加坚定了为曾支农做肾移植手术的决心。但做一次手术的费用却需要六万多元，这对于曾支农夫妇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如此昂贵的手术费到哪里去找呢？陈玉玲想到可以卖掉现在居住的房子，这个想法首先就遭到了丈夫的反对。
曾支农妻子：我跟他讲，我说家里现在有一套房子两室一厅，我要不把那套房子卖掉，卖掉给他换肾，他说你把房子卖掉以后，你带着儿子住在那里，我说我目前不想考虑这么多，我说我要把人救起来，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人救起来。
解说：因为急需钱用，他们只好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了父亲留给自己的房子和家具。2001年8月25日原本闷热难耐的南昌却显得格外清爽，多日闷闷不乐的曾支农心情也变得开朗了许多。因为这一天他们就要动身去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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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支农：我知道能换肾，基本上能跟正常的人一样，我说这个人就可以救了，没什么顾虑了，我就特别高兴。
解说：这一天，是儿子圆圆上小学的头一天，孩子的新生活开始了，夫妇俩的生活是否也会有新的转机呢？
解说：傍晚时分，曾支农和妻子带着卖房和亲戚们凑来的七八万元钱，满怀憧憬地踏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解说：在上海东方医院的肾脏移植中心，医生们为曾支农作了全面的检查，结果却出乎意料。
王跃闵医生：面色非常苍白，血色素后来我们检验发现只有三克多，正常人也12克，他只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左右，这是第一，第二个他的心率达到每分钟120次，一般正常人心率一般不超过90次，都在八九十次以下，这说明什么呢，他的心衰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 。
解说：这样的体质，曾支农将很难适应移植手术。满怀希望的夫妻被迎头泼了一盆凉水，难道他们为之所做的一切都将化为泡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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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闵医生：另外一点，我们后来检查发现他的肝脏功能有一定的缺陷，但是没有到禁忌上不能做的情况，要经过一段的调养，调养以后才能做。
解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曾支农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医生们也开始考虑可以为曾支农做手术了。陈玉玲多日来一直紧张的心情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然而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2001年9月11日，一场灾难又降临到了这对夫妻头上。这天中午一位同病房的病友神情慌张地找到了妻子陈玉玲。
曾支农妻子：他说你快去，曾支农不行了，我说怎么不行了，他那个时候拉尿拉不出来，拉出那个血块。
解说：此时的曾支农正在医院的卫生间里痛苦挣扎着。他是在上洗手间时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的疼痛，并且开始出现血尿。这情况吓坏了陈玉玲。
曾支农妻子：他就拖住我的手，他说我是恐怕不行了，已经不行了，叫我好好抚养儿子长大成人，我说你一定要挺住，一定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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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情急之下，陈玉玲几乎跑遍了整个住院楼，把她所能找来的医生和护士都叫到了曾支农的病房。
王跃闵医生：我过来看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血压，低压已经是零了。这种情况根据我们经验判断呢，是他原来的肾脏自发性破裂性出血，这种情况意味着，他原来这个肾脏还可以不切，但是现在的情况他必须要把原来肾脏切掉。
解说：此时，曾支农体内的血液每分钟会有四分之一都要经过破裂的肾脏，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的话曾支农很快就会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曾支农随即被推进手术室开始进行抢救。
王跃闵医生：手术进去以后，他的腹腔和腹膜后血不多，但是一看肾脏肿得非常多，整个输尿管都是充满着血块，大量的血。[
解说：而此时手术室外的陈玉玲却遇到了另一个难题。流血过多的曾支农必须马上输血。这意味着陈玉玲还要为此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肾移植还没做，就出现这样的事，想想做手术还要大量的钱，现在输血又要钱，带来的钱肯定是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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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支农妻子：当时输血上海很贵，属于议价血，我们也不是一个本地人，我说怎么办呢，我跟他的血型又不是一样的，我是B型，他是O型。
解说：看到她这样为难，一位好心人告诉陈玉玲可以去义务献血，这样在丈夫用血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多的优惠。陈玉玲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到位于浦西的血站献血200毫升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了浦东的医院。惦记着手术室内生死未卜的曾支农，献完血后滴水未沾，陈玉玲一直在门口守候着。
曾支农妻子：这里就是我一个人，我怕也要过去啊，也要挺过去。
解说：手术切除了左侧破裂出血的肾脏，还没有从麻醉中苏醒过来的曾支农将被严密地监护。
曾支农妻子：一出来就进了监护室，就进了那里，进了以后也不让我们家属进去的，我们在下面就急
整整两天两夜过去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曾支农恍惚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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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支农妻子：那外面也有其他的家属在外面等，我就有意把声音提高一点，声音说大一点，好让他把门口拉开一点，让他在里面听到我的声音，让他放心一点吧最起码我在门外等着你。
曾支农妻子：我听到她的声音，我这个人就苏醒过来了，见不到她的人。但我听到她的声音有一点安全感，毕竟有家人在旁边。
解说：这次的左肾切除使原计划的移植手术被迫向后推迟，可二十多天来，带来的钱已经用掉了一半。手术多延迟一天，他们就要多支付一天的开支，陈玉玲觉得每一天都在度日如年。
曾支农妻子：天天掐着指头算，还有几天。
陈：不敢当着他的面哭，怕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他心里又难过，老是躲在后面哭。
王跃闵医生：这主要是一个信念支撑着他们，他们每次来我这边，一点都没有提起，从来没有提起他缺钱花了，或者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了，他跟我探讨就是说，我现在适不适应做这个手术，怎么样调节我的身体状况，从一个侧面可以了解他对生的渴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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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就在陈玉玲默默祈祷着即将到来的肾移植手术能如期进行的时候。曾支农竟然再次出现了那个让妻子胆战心惊的症状。
妻子：拉那个血尿血块，一检查这个右边那个肾也在出血。
解说：为了稳妥起见，医院为曾支农组织了多个专家的会诊。然而会诊的结果却把这对夫妻推到了绝望的谷底。曾支农右肾跟左肾一样，血管囊肿，已经出现破裂痕迹。
王跃闵解说：我们会诊的结论认为他另外一侧肾脏是出血的原因，所以说另外一个肾脏还是要切掉。
解说：如果再做一次手术，曾支农将会变成一个无肾的人，人没有了肾，还能活吗？这一后果将夫妻二人彻底击垮。首先崩溃的是曾支农本人。
曾支农：当时我听到这个事情我就坚决不同意，我要回家去，我死也死到南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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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曾支农不顾医院的再三挽留执意要离开这里。抱着莫大的希望等来的却是死亡，绝望的夫妇俩含泪踏上了回家之路。
曾支农妻子：在肩膀上他就讲，一直叫我不要背他，我说你不要背那怎么办呢，我说就是要死我也要把你背回家去，一定要把你带回家去。
解说：抱着回家等死的心态，只剩下一个病肾的曾支农被妻子背回了南昌的家中。他的体重已不到70斤，陈玉玲如何向这个家交代呢？
解说：一路劳顿的曾支农到家里仅仅过了五个钟头，腹部突然异常剧痛，紧接着又开始血尿，看到面色惨白实在坚持不住的丈夫，陈玉玲赶紧拨120。当急救车赶到曾家时，曾支农已经瘫软在床上!
解说：在江西医院的抢救室里，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昏迷的曾支农总算醒来，但很快，他又高烧不止，最高超过了42度，这是为什么？妻子看着着急，医生在寻找答案，曾支农本人更是在折磨中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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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栋梁主任：现在他危险在什么呢，血透期间出现肾脏反复大出血，这个是最要命的。
解说：医院的会诊得出了让曾家想逃避又不得不面对的结果：必须切掉右肾!
解说：在40天前刚刚做完那么大的手术，这么短的时间还可以再承受一次这么危险的手术吗？况且他的体重只有60多斤，如此脆弱的体质能挺的过去吗？难道噩运非把曾支农变成无肾人不可吗？
孟栋梁主任：他的贫血达到2.7克，相当于正常人的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的血都不到，所以呼吸心脏这些重要器官都要受到影响，生命是奄奄一息，
解说：曾支农的生命再次危在旦夕，而与此同时会诊室里也出现了争执：他的手术到底能不能做？最坏的估计，病人的生还能力只有2%，谁来承担这样的风险？做这个手术到底是给病人救命，还是加速病人的死亡？
, 百拇医药 孟栋梁：病情到了异常严重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有些医生表现得有点失望，不自觉透露一种希望不大了或者怎么样？
曾支农妻子：医生也劝我你放弃，留点钱给你儿子读书。
孟栋梁主任：你不给他做手术，这个血补还补不来，这个情况除非等死。
解说：死亡一步步逼近曾支农，没有人敢给他开这一刀。难道这一次真的成了他最后的鬼门关吗？
孟栋梁主任：这个时候做不做手术对于病人来讲是一个生命攸关的事情，如果不冒这个风险，病人只能等待死亡了。
解说：在这种万般无奈的状况下，妻子陈玉玲找到了的泌尿外科的孟栋梁主任。
曾支农妻子：哪怕就是在手术台上死掉，我都不管，我也要赌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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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栋梁：她感动了我，她反复要求，家属和我们医生站在一个共同的立场去维护这个生命，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个工作。
解说：陈玉玲的努力终于等来了手术，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曾支农的情绪让陈玉玲的所做的一切努力化为了泡影。
曾支农妻子：动手术也是死，不动手术也是死，我死都要死，还得去挨这一刀干吗。
解说：曾支农死活不肯做手术，纯粹等死的心态让陈玉玲心急火燎。任凭好言歹语怎么劝，丈夫都无动于衷。
曾支农妻子：他脾气有一点暴躁，就是你难过了就不分青红皂白，难过就捶床砸东西。
解说：陈玉玲知道，丈夫的这些极端行为，是因为实在忍受不了病痛的一再摧残，要一走了之。
曾支农妻子：你现在已经生死大关，挺过了大关，你已经死过几回的人，你这样下去，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终结，你又这么年轻，我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在我眼前这样消失这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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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支农妻子：早晚是要死的，你拿掉肾就拿掉吧，无所谓，反正是人要死的，早晚是要死的，管你怎样做。
解说：紧张的手术让陈玉玲又开始了她的生死等待。这会不会是她在手术室门外最后一次忐忑呢？对于诀别，她不敢想。
孟栋梁主任：一打开，肾脏有很多血，腹腔里有很多血，打开了以后，肾脏特别大，占据了一半的腹腔。
解说：虽然当医生们已经预料到手术中会出现意外的情况，但是当他们找到曾支农破裂出血的肾脏时，仍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曾支农的肾脏的已经肿胀得比正常人大出了十几倍。
孟栋梁主任：这是多囊肾的特征，它到极度的严重的程度，非常大，一边处理一边出血，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必须最快的办法抢下来。
解说：异常肿大的右肾和不断的出血，使手术时间极其的紧迫。原本需要一个多小时完成的手术而这时却必须在十几分钟内就将肾脏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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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栋梁主任：这个时候是一种遭遇战，两兵相遇，勇者胜，没有考虑的。
解说：面对这种情况医生们冒险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手术方式。
孟栋梁：特别要突破常规的，大刀阔斧，控制出血，控制肾门，因为他的出血量太大，很不容易控制，也不能造成过分的损伤。
解说：在煎熬的等待中，曾支农终于被抬出了手术室，陈玉玲看到丈夫奇迹般地挺过这一关，不禁喜出望外。但紧接着，处在深度昏迷状态的丈夫直接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孟主任特别嘱咐陈玉玲，曾支农算是活着过了手术台，但家人得24小时在身边，不断地喊他的名字。他能不能醒来，就看他自己的意志了。也就意味着，曾支农的一条腿还正被死亡紧紧的拽着，也许老天会再给他睁开双眼的机会，也许永远也醒不来。
曾支农妻子：他昏迷，我们就这样不停的叫他，不停的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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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支农妻子：叫他的名字嘛，曾支农，你已经出了手术台了，好了，没有问题了，一切正常了顺利了，我不停的叫他的名字，我说你应该放心了，已经挺过来了。
解说：切除了两个肾脏的曾支农终于又一次从死神的手中挣脱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他终于出院了。
曾支农：(我现在的性格好像换了一个人，))经过打击，在死亡线上过来的人，基本上一个人的性格全部改变了。
解说：11月14号是曾支农无肾苏醒的日子，他靠着5天一次的血液透析，坚强地活到了今天。
解说：家里顶梁柱的陈玉玲，为了丈夫能活下来，为了让这个家不散，仍然要四处不断筹钱为丈夫治病，有空的时候还要去车站、码头卖报纸一分一毛地为这个家攒钱。
, 百拇医药 曾支农：我各方面有点比较惭愧一点，我说有朝一日我能恢复我的身体，我肯定要对她更好一点，更爱一点。
曾支农：我现在做血透完全就是靠挨一天算一天，因为钱全部花光了，家里没有了，靠我爱人一点点微薄的工资怎么活，还要吃饭，小孩还要读书，你一个月还要花2000多块钱做血透，这笔钱哪里来
4年过去了，为了让曾支农能活下来，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如今一家三代挤住在一间小公房里。才上四年级的儿子园园放学回来的路上还要拣饮料瓶去换钱，有时也陪着婆婆一起去菜场拣菜叶。
曾支农母亲：我儿子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听话的，最起码我们家困难，儿子也没有吵着到哪去，比如像学校秋游.开运动会.学校订奶都没有钱给他，都没有。
曾支农：我觉得我是很不心甘的，因为我自己还年轻，还有能力，小鬼这么小，家庭就是这个样子，这么早去死，很遗憾的。
曾支农妻子:再给他创造最后一个的奇迹就好了，我希望这个奇迹在他的身上出现。
解说：今年的4月上海东方医院再次给曾支农打来电话，告诉他医院已经有了与他相配的肾源。可是，曾家实在拿不出6万元的肾移植手术费，最后不得不放弃这次难得的换肾机会，对于未来的生活，他们只能默默地等待。, 百拇医药(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