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药铺林 八十三
李亦著
这回轮到她流眼泪了，她哭出了声。我把毛巾递给她，她抓起毛巾捂着脸跑进里屋。直到哥回来，她也没从屋里出来。
哥回来了，他的车停在了门口。芳草地低声说，就说我头疼。她打不起精神来迎接她的男人，她的大方和开朗全被她的泪水冲走了。
哥走进屋。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芳草地。怎么啦，不给咱兄弟弄点好吃的。嫂子头疼。头疼？严重吗？受了凉，睡一觉就会好。哥只好自己下手做饭了。
那天晚上，因为嫂子的事，我的心里一直像有块石头压着。哥的情绪也不怎么好。因此我们说的话也不多。哥说，要有一场运动了。我说，什么叫运动？有人对我们党，对我们的政府不满意。我们的党和政府做了什么错事吗？没有，是那些人想跟我们算账。哪些人？都是些有文化的人，他们觉得自己了不起，可他们不想想，日本人来的时候，国民党来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谁来了听谁的，要不就只会逃跑，顶多调唆学生上街。那就要运动吗？对，要好好治治他们。怎么治法？这个你别问了，你以后不要多说话就是了，也不要再提什么建议。
, http://www.100md.com
半年后，运动真的来了。运动在文教卫生领域迅速展开，运动在我们的医院里也见到成绩：几个业务上的尖子，还有近几年来毕业的几个大学生都被揪了出来，他们被勒令在全院的大会上检讨，检讨他们怎样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他们的脸都拉得很长，像打了霜的茄子。从此，他们成了新中国第一批不被信任、不被重用的人。从此，他们成了精神上的麻风病带菌者，被一道无形的栅栏隔离了。从此，他们的头上便有了一顶帽子，那顶帽子像紧箍咒一样让他们低头哈腰，夹紧尾巴做人。
那顶帽子叫右派。那顶帽子让他们戴了二十多年。他们的名字，性别，相貌，声音，技术，成就，品德，都没有了，他们被一个名词异化：右派。他们只是右派。别的什么也不是。
这是新中国清理阶级队伍的开始，大家还有点不习惯。
晚上，栗原小子问我：他们犯了法吗？他们犯了法。他们不就是说说话吗？他们说了不该说的话。说了不该说的话就犯了法？这叫祸从口出，舌头能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伊索说舌头是最坏的东西。伊索也是右派？伊索是个寓言家，也是哲学家。哲学家最知道该说什么话。哲学家其实是最糊涂的人。那就不要说话。那不成了哑巴。哑巴也会打手势。还是少说话为好。对，少说话为好。
, 百拇医药
一个月以后，大学教授给栗原小子的药吃完了，她去找他，但他已经不在专区医院了，她问那里的人是不是回了大学。那里的人告诉她，去一个海滩的农场放马了。
栗原小子没怀上孩子，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她的肚子也被清理干净了。
现在再回到1956年的初夏。这天晚上，栗原小子没有和我一起回家，晚下班对她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等我做好饭时还不见她回来我就有些沉不住气，我锁上门又去了医院。
一走进儿科病房，就看见几个大夫和护士神色匆匆地朝一间屋子跑，我跟着他们进去，看见栗原小子正在给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打吊针，看样子那孩子已经不醒人事，他的父母站在几个大夫后边直掉眼泪。看着这孩子红红的脸，还有孩子眼帘下面的颜色和他喘气时鼻子抖动的样子我心里差不多就有数了。我正想给孩子摸脉，儿科主任和一个护士跑进来，大家都给主任让开地方，很显然，主任是被临时请来的。主任掀开孩子的衣服把听诊器放在孩子的胸上，听了一会儿又问身边的大夫做过哪些检查，那大夫把一些检查的单子一一拿给主任看。主任看完那些单子表情严肃地说，赶快把孩子转到一个没人的房间，护士长说已经没有空房间了，主任态度生硬地说，没有房间也得转。最后，孩子被转到护士休息室，主任告诉大家孩子得了乙型脑炎，他说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这时孩子的父母问他,孩子不会有事吧。主任说，这可说不准，过去只是在一些资料上见到过这种病，咱们医院这是第一次接这种病号。话还没说完，主任就转过身去问身边的大夫，他问得很详细，身边的大夫一一作了回答。这孩子是两天前住进来的，来时在家发烧两天，抽风一次，住院后体温曾从40℃退到38℃,但现在体温又升上去了，今天下午体温持续升高，一度达到41℃多,4点钟后开始昏迷。大家都看着主任。主任说了些什么就出了护士休息室。临出门时才看见我，他苦笑着说，你不穿白大褂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是来接媳妇的吧？还没等我说话，他又指指栗原小子，你都看见啦，上下班哪有个点呀，还是你们中医好。
他们走后，我仔细地给孩子诊了脉，又扒开眼皮看了看，还让栗原小子帮着撑开孩子的嘴看了孩子的舌苔。我知道这孩子已经危在旦夕，但还没出现绝脉。我又问了孩子的父母一些情况,这时,护士长拿着新配好的药走进来，她戴了口罩，手上还戴了那种手术手套。她走后，栗原小子低声问我：会传染吗？我摇摇头，我不相信主任的鬼话，就像当年不相信瘟疫会传染一样，我们是医生，什么样的病毒都害怕我们，当年爷爷要不是因为扎破手也不会要了命。我走出病房，来到中药房，但中药房的人早已下班，幸好有一个小青年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我找到他，他正要出门。我说你先给我抓服药。他疑惑地看我一眼说，不能明天吗，也不差这一会儿呀。我给他说了那孩子的事，把处方递给他。我说明天一早我就去交钱。小青年还是有些犹豫，我猜他可能怕担什么责任，大概还没有人下班后再到中药房拿药的。, 百拇医药
这回轮到她流眼泪了，她哭出了声。我把毛巾递给她，她抓起毛巾捂着脸跑进里屋。直到哥回来，她也没从屋里出来。
哥回来了，他的车停在了门口。芳草地低声说，就说我头疼。她打不起精神来迎接她的男人，她的大方和开朗全被她的泪水冲走了。
哥走进屋。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芳草地。怎么啦，不给咱兄弟弄点好吃的。嫂子头疼。头疼？严重吗？受了凉，睡一觉就会好。哥只好自己下手做饭了。
那天晚上，因为嫂子的事，我的心里一直像有块石头压着。哥的情绪也不怎么好。因此我们说的话也不多。哥说，要有一场运动了。我说，什么叫运动？有人对我们党，对我们的政府不满意。我们的党和政府做了什么错事吗？没有，是那些人想跟我们算账。哪些人？都是些有文化的人，他们觉得自己了不起，可他们不想想，日本人来的时候，国民党来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谁来了听谁的，要不就只会逃跑，顶多调唆学生上街。那就要运动吗？对，要好好治治他们。怎么治法？这个你别问了，你以后不要多说话就是了，也不要再提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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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运动真的来了。运动在文教卫生领域迅速展开，运动在我们的医院里也见到成绩：几个业务上的尖子，还有近几年来毕业的几个大学生都被揪了出来，他们被勒令在全院的大会上检讨，检讨他们怎样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他们的脸都拉得很长，像打了霜的茄子。从此，他们成了新中国第一批不被信任、不被重用的人。从此，他们成了精神上的麻风病带菌者，被一道无形的栅栏隔离了。从此，他们的头上便有了一顶帽子，那顶帽子像紧箍咒一样让他们低头哈腰，夹紧尾巴做人。
那顶帽子叫右派。那顶帽子让他们戴了二十多年。他们的名字，性别，相貌，声音，技术，成就，品德，都没有了，他们被一个名词异化：右派。他们只是右派。别的什么也不是。
这是新中国清理阶级队伍的开始，大家还有点不习惯。
晚上，栗原小子问我：他们犯了法吗？他们犯了法。他们不就是说说话吗？他们说了不该说的话。说了不该说的话就犯了法？这叫祸从口出，舌头能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伊索说舌头是最坏的东西。伊索也是右派？伊索是个寓言家，也是哲学家。哲学家最知道该说什么话。哲学家其实是最糊涂的人。那就不要说话。那不成了哑巴。哑巴也会打手势。还是少说话为好。对，少说话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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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以后，大学教授给栗原小子的药吃完了，她去找他，但他已经不在专区医院了，她问那里的人是不是回了大学。那里的人告诉她，去一个海滩的农场放马了。
栗原小子没怀上孩子，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她的肚子也被清理干净了。
现在再回到1956年的初夏。这天晚上，栗原小子没有和我一起回家，晚下班对她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等我做好饭时还不见她回来我就有些沉不住气，我锁上门又去了医院。
一走进儿科病房，就看见几个大夫和护士神色匆匆地朝一间屋子跑，我跟着他们进去，看见栗原小子正在给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打吊针，看样子那孩子已经不醒人事，他的父母站在几个大夫后边直掉眼泪。看着这孩子红红的脸，还有孩子眼帘下面的颜色和他喘气时鼻子抖动的样子我心里差不多就有数了。我正想给孩子摸脉，儿科主任和一个护士跑进来，大家都给主任让开地方，很显然，主任是被临时请来的。主任掀开孩子的衣服把听诊器放在孩子的胸上，听了一会儿又问身边的大夫做过哪些检查，那大夫把一些检查的单子一一拿给主任看。主任看完那些单子表情严肃地说，赶快把孩子转到一个没人的房间，护士长说已经没有空房间了，主任态度生硬地说，没有房间也得转。最后，孩子被转到护士休息室，主任告诉大家孩子得了乙型脑炎，他说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这时孩子的父母问他,孩子不会有事吧。主任说，这可说不准，过去只是在一些资料上见到过这种病，咱们医院这是第一次接这种病号。话还没说完，主任就转过身去问身边的大夫，他问得很详细，身边的大夫一一作了回答。这孩子是两天前住进来的，来时在家发烧两天，抽风一次，住院后体温曾从40℃退到38℃,但现在体温又升上去了，今天下午体温持续升高，一度达到41℃多,4点钟后开始昏迷。大家都看着主任。主任说了些什么就出了护士休息室。临出门时才看见我，他苦笑着说，你不穿白大褂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是来接媳妇的吧？还没等我说话，他又指指栗原小子，你都看见啦，上下班哪有个点呀，还是你们中医好。
他们走后，我仔细地给孩子诊了脉，又扒开眼皮看了看，还让栗原小子帮着撑开孩子的嘴看了孩子的舌苔。我知道这孩子已经危在旦夕，但还没出现绝脉。我又问了孩子的父母一些情况,这时,护士长拿着新配好的药走进来，她戴了口罩，手上还戴了那种手术手套。她走后，栗原小子低声问我：会传染吗？我摇摇头，我不相信主任的鬼话，就像当年不相信瘟疫会传染一样，我们是医生，什么样的病毒都害怕我们，当年爷爷要不是因为扎破手也不会要了命。我走出病房，来到中药房，但中药房的人早已下班，幸好有一个小青年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我找到他，他正要出门。我说你先给我抓服药。他疑惑地看我一眼说，不能明天吗，也不差这一会儿呀。我给他说了那孩子的事，把处方递给他。我说明天一早我就去交钱。小青年还是有些犹豫，我猜他可能怕担什么责任，大概还没有人下班后再到中药房拿药的。,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