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给“三无”病人买单
■观点实录 救死扶伤是一种高尚医德
江敏(华西医院委托的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律师)：饶国章一住进华西医院接受治疗，就已经和医院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有交纳医疗费的义务。而作为“植物人”的监护人，饶国章的亲属也负有偿还债务的义务。鉴于饶国章已成“植物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要起诉只能找其法定监护人。
袁兆荣(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门诊部主任)：我们常常遇到这类“三无”病人，即无钱、无名、无家属的患者。我们都是在第一时间抢救，病人病情缓和之后，我们再询问相关问题。试想一下，一个餐厅门口饿死了人，人们不会过多指责餐厅，但是如果一个医院病人死在门口，就会成为社会焦点，这正是因为社会赋予医院“救死扶伤”的职能所致。
马驰(北京西城区公安局警察)：我听说一位在市区打工的男子发病浑身颤抖，有热心人拨打了120电话，不多久，120急救车拉走了这名男子，可在中午11时40分左右，急救后的这名男子又被120急救车扔到了一废品回收站门前，后来这个男子死亡，原因就是医院没有救死扶伤精神，嫌他是“三无”病人而置之不理。医院的“救死扶伤”应该就像我们“除暴安良”一样，都是一种职业操守。如果医院不救死扶伤了，不就和警察不见义勇为一样了吗？
, http://www.100md.com
黄大海(北京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非典时期，围绕着治疗非典患者究竟该谁“买单”的敏感问题，当时媒体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有的主张该由国家“买单”，有的主张由患者自己掏腰包。后来听说国家对低收入非典患者给予一定经济帮助，使这些人摆脱因为无钱治病而丧生的危险。这样做也是在帮助医生，让医生更好地实施“救死扶伤”。救死扶伤，是一种伟大的品德，医院不该放弃这个体现美誉度的方式。
刘海(济南市出租车司机)：改革开放前，好像没哪个医院不挂“救死扶伤”的牌子，现在虽然挂牌子的少了，但送急症没钱，医生也会救。不过想想，没钱的客人我们出租车也不会拉，何况医院不是福利机构，没理由让人家做赔钱的生意。
谢永生(北京凌云创意工作室经理)：我们当然希望医生永远保持救死扶伤的高尚情操，你想想，即便你有钱，也保不定什么时候出了意外，也变成“三无”病人，要是医院不救，那不就惨了吗？像那些逃医疗费用的，就该告他们，让他们拿出钱来，省得医院由于这些人而放弃“救死扶伤”。
, 百拇医药
■个案点击 呼吁患者、医院和社会各尽其责
秦成勇(山东省立医院副院长)：我在国外医院进修时，记得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一位80岁肿瘤晚期老人需要10万美元的手术费用，当时，我问我的导师是否考虑到高额医疗费用问题，导师教导我：一个医生最大的职责在于帮助病人减轻痛苦，最大限度地发挥“救死扶伤”精神。后来我才知道，在发达国家，医生根本不需要考虑病人欠费问题，他们有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我国还没有较完备的社会救治保障体系，没有哪个医院没遇到欠费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实力再雄厚的医院，也架不住一个又一个以5位数为起点的欠债大户的折腾。据我们了解，这些患者大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人，医院很难有什么良策从他们身上如数索回这些债务。除非由国家给予补偿，否则，这样的账单很容易变成呆账。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医院“救死扶伤”就该以最低的价钱让患者享受最优质的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也要发展，而优质服务必然会给医院增加成本，怎么能一味要求医院继续去“救死扶伤”？就国家方面来说，尽快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救治保障体系是当务之急。这样的体系建立后，为确保该体系正常运转，除由国家财政定期拨付资金外，可以考虑发行相关的彩票，进行源源不断的补给，免得今后再遇到类似的大面积流行病时将众多的医院当作只耕田不吃草的“铁牛”。“救死扶伤”莫忘医院发展，应该从现在做起。这样，既是为了让所有的医生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从从容容地为患者服务，让医院为患者放心大胆地提供康复的空间，同时也是对患者负责，使他们不再因为没钱看病而无望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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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点击 救死扶伤”也需患者支持
刘毅(济南市儿童医院副书记)：医生“救死扶伤”是人类文明的表现，也是体现社会公德与人道主义的行为准则。一直以来，我们就是这样来规范医务人员行为准则的。多年来，我国广大的医务人员遵循着这个职业准则，默默地奉献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奉献，为社会赢来了和谐与安定，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近年来，有这么一些人，却对“救死扶伤”有了不正确的理解，他们在接受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时，不仅动辄呵斥，甚至当医务人员将他们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之后，非但不感谢，还故意逃费，拂袖而去。大面积、高金额地拖欠医疗费，已成为影响医疗工作的一大社会问题。不可否认，我国现在绝大部分医院是国家办的，是带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医疗机构，但决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求医与治病，一方付钱一方收钱，是社会公认的契约，也是天经地义的事。近年来，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医院也逐渐被推入市场。许多医院如仅靠政府的投入，是远远不能维持其正常运作的。我国的医疗改革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我们强调整顿医院的医德医风、提高医疗质量的同时，也要看到医院本身的困难所在。当前医疗欠费问题的严重性已向我们敲响警钟：如何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已经是迫在眉睫的新课题；而提高社会公德意识，真正理解和支持医院与医务人员，正确理解“救死扶伤”的真正内涵，也越来越显得重要了。
, 百拇医药
■第二落点 医生矛盾的价值观
现代的每一个医生在进入医学院之后或之前，都以救死扶伤为自己职业的最高追求和职业道德及行为规范的准则。但是，救死扶伤的崇高目标和职业道德的实现都需要经济投入来保证的，也就是救死扶伤是有成本的，有了成本就必须有回报。
一个必须要考虑经济、成本和回报的“救死扶伤”道德标准和职业准则就是一个打了折扣的标准和准则。一个可以被打折扣的道德标准和职业准则还能成为职业标准和道德准则吗？一个被推向市场经济的医疗行业在其履行职业道德准则时更应遵照经济规律办事，被经济化的职业道德准则还能承受得起其职业道德的重任吗？每一个医生都在“救死扶伤”和救死扶伤的“经济成本”的两难选择中煎熬着自己的良心、道德操守和职业素养。在这种长期的煎熬中，有的人放弃了医生的职业，有的人变得玩世不恭，有的人弱化了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要求，有的人强化了经济成本选择，有的人……医生毕竟首先是人，而后才是医生。医生首先要食人间烟火，才能承担救死扶伤的重任。在成本核算的世俗和市侩中，救死扶伤不得不变得有点世俗了。
按照我国多年不成文的传统，医院不及时救治患者，只要被曝光，总要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谴责甚至制裁。以往，这样的事例即便有，因为不成“规模”，影响还不至于太大。现在，子女把病父弃在医院、父母无钱把孩子扔在医院的事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儿，许多医院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既要“救死扶伤”，又不得不兼顾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较好地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许多医院会因为不堪巨大的经济压力而陷入困境。, 百拇医药
江敏(华西医院委托的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律师)：饶国章一住进华西医院接受治疗，就已经和医院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有交纳医疗费的义务。而作为“植物人”的监护人，饶国章的亲属也负有偿还债务的义务。鉴于饶国章已成“植物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要起诉只能找其法定监护人。
袁兆荣(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门诊部主任)：我们常常遇到这类“三无”病人，即无钱、无名、无家属的患者。我们都是在第一时间抢救，病人病情缓和之后，我们再询问相关问题。试想一下，一个餐厅门口饿死了人，人们不会过多指责餐厅，但是如果一个医院病人死在门口，就会成为社会焦点，这正是因为社会赋予医院“救死扶伤”的职能所致。
马驰(北京西城区公安局警察)：我听说一位在市区打工的男子发病浑身颤抖，有热心人拨打了120电话，不多久，120急救车拉走了这名男子，可在中午11时40分左右，急救后的这名男子又被120急救车扔到了一废品回收站门前，后来这个男子死亡，原因就是医院没有救死扶伤精神，嫌他是“三无”病人而置之不理。医院的“救死扶伤”应该就像我们“除暴安良”一样，都是一种职业操守。如果医院不救死扶伤了，不就和警察不见义勇为一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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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海(北京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非典时期，围绕着治疗非典患者究竟该谁“买单”的敏感问题，当时媒体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有的主张该由国家“买单”，有的主张由患者自己掏腰包。后来听说国家对低收入非典患者给予一定经济帮助，使这些人摆脱因为无钱治病而丧生的危险。这样做也是在帮助医生，让医生更好地实施“救死扶伤”。救死扶伤，是一种伟大的品德，医院不该放弃这个体现美誉度的方式。
刘海(济南市出租车司机)：改革开放前，好像没哪个医院不挂“救死扶伤”的牌子，现在虽然挂牌子的少了，但送急症没钱，医生也会救。不过想想，没钱的客人我们出租车也不会拉，何况医院不是福利机构，没理由让人家做赔钱的生意。
谢永生(北京凌云创意工作室经理)：我们当然希望医生永远保持救死扶伤的高尚情操，你想想，即便你有钱，也保不定什么时候出了意外，也变成“三无”病人，要是医院不救，那不就惨了吗？像那些逃医疗费用的，就该告他们，让他们拿出钱来，省得医院由于这些人而放弃“救死扶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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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点击 呼吁患者、医院和社会各尽其责
秦成勇(山东省立医院副院长)：我在国外医院进修时，记得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一位80岁肿瘤晚期老人需要10万美元的手术费用，当时，我问我的导师是否考虑到高额医疗费用问题，导师教导我：一个医生最大的职责在于帮助病人减轻痛苦，最大限度地发挥“救死扶伤”精神。后来我才知道，在发达国家，医生根本不需要考虑病人欠费问题，他们有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我国还没有较完备的社会救治保障体系，没有哪个医院没遇到欠费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实力再雄厚的医院，也架不住一个又一个以5位数为起点的欠债大户的折腾。据我们了解，这些患者大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人，医院很难有什么良策从他们身上如数索回这些债务。除非由国家给予补偿，否则，这样的账单很容易变成呆账。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医院“救死扶伤”就该以最低的价钱让患者享受最优质的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也要发展，而优质服务必然会给医院增加成本，怎么能一味要求医院继续去“救死扶伤”？就国家方面来说，尽快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救治保障体系是当务之急。这样的体系建立后，为确保该体系正常运转，除由国家财政定期拨付资金外，可以考虑发行相关的彩票，进行源源不断的补给，免得今后再遇到类似的大面积流行病时将众多的医院当作只耕田不吃草的“铁牛”。“救死扶伤”莫忘医院发展，应该从现在做起。这样，既是为了让所有的医生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从从容容地为患者服务，让医院为患者放心大胆地提供康复的空间，同时也是对患者负责，使他们不再因为没钱看病而无望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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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毅(济南市儿童医院副书记)：医生“救死扶伤”是人类文明的表现，也是体现社会公德与人道主义的行为准则。一直以来，我们就是这样来规范医务人员行为准则的。多年来，我国广大的医务人员遵循着这个职业准则，默默地奉献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奉献，为社会赢来了和谐与安定，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近年来，有这么一些人，却对“救死扶伤”有了不正确的理解，他们在接受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时，不仅动辄呵斥，甚至当医务人员将他们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之后，非但不感谢，还故意逃费，拂袖而去。大面积、高金额地拖欠医疗费，已成为影响医疗工作的一大社会问题。不可否认，我国现在绝大部分医院是国家办的，是带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医疗机构，但决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求医与治病，一方付钱一方收钱，是社会公认的契约，也是天经地义的事。近年来，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医院也逐渐被推入市场。许多医院如仅靠政府的投入，是远远不能维持其正常运作的。我国的医疗改革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我们强调整顿医院的医德医风、提高医疗质量的同时，也要看到医院本身的困难所在。当前医疗欠费问题的严重性已向我们敲响警钟：如何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已经是迫在眉睫的新课题；而提高社会公德意识，真正理解和支持医院与医务人员，正确理解“救死扶伤”的真正内涵，也越来越显得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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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落点 医生矛盾的价值观
现代的每一个医生在进入医学院之后或之前，都以救死扶伤为自己职业的最高追求和职业道德及行为规范的准则。但是，救死扶伤的崇高目标和职业道德的实现都需要经济投入来保证的，也就是救死扶伤是有成本的，有了成本就必须有回报。
一个必须要考虑经济、成本和回报的“救死扶伤”道德标准和职业准则就是一个打了折扣的标准和准则。一个可以被打折扣的道德标准和职业准则还能成为职业标准和道德准则吗？一个被推向市场经济的医疗行业在其履行职业道德准则时更应遵照经济规律办事，被经济化的职业道德准则还能承受得起其职业道德的重任吗？每一个医生都在“救死扶伤”和救死扶伤的“经济成本”的两难选择中煎熬着自己的良心、道德操守和职业素养。在这种长期的煎熬中，有的人放弃了医生的职业，有的人变得玩世不恭，有的人弱化了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要求，有的人强化了经济成本选择，有的人……医生毕竟首先是人，而后才是医生。医生首先要食人间烟火，才能承担救死扶伤的重任。在成本核算的世俗和市侩中，救死扶伤不得不变得有点世俗了。
按照我国多年不成文的传统，医院不及时救治患者，只要被曝光，总要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谴责甚至制裁。以往，这样的事例即便有，因为不成“规模”，影响还不至于太大。现在，子女把病父弃在医院、父母无钱把孩子扔在医院的事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儿，许多医院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既要“救死扶伤”，又不得不兼顾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较好地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许多医院会因为不堪巨大的经济压力而陷入困境。,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