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孩子阻挡“疯狂屠刀”
大多数精神病人脱离有效监管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刘协和教授说，根据有关法律和规定，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必须尽到监护职责。如果该监护人认为自己没有监护能力，可以向有关方面提出援助申请，否则精神病人出事，监护人就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是从实践和实际生活来看，很多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很难做到这点，首先是因为精神病是一种“高消费”病症，很容易使精神病人家庭处于贫困状态。但是，目前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事实上形成了大多数精神病人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刘教授说，全国只有22所安康医院，能容纳的精神病人有限。而大多数综合性医院因为收费昂贵，精神病人又很难住进来。刘教授的说法得到了谢斌教授的证实。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谢斌教授说，根据公开的统计资料，全国只有20%的精神病人能够得到有效治疗，其他80%的病人都没有得到有效治疗。有资料显示，仅在广东省8000万人口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约122.24万例，有93.13%的人未得到有效和系统的治疗。可以想像，在全国范围内，“散落民间”的精神病人群体是何等之庞大。这些人散落在社会上，有时就会成为“定时炸弹”，可能给人们带来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威胁。
, http://www.100md.com
世界卫生组织和哈佛大学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谢教授说，这其中除了因为贫困而中途放弃治疗的原因外，相关的医疗机构非常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平均1万多个精神病患者才能有1名专业精神病医师，软硬件设施都亟待提高。
北京大学刑法专业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孙东东教授说，无论行为人行为时的精神状态如何，从我们公民精神卫生状况来看，都应当加大对精神病人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二十年了，《精神卫生法》一直空缺
孙东东教授认为，要加大对精神病人的保护和管理，首先就要加快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工作。他说，对精神病人不但要保护其合法权益，也要加大管理力度。不可否认，精神病人病情痊愈后和普通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包括就业权)，不应受到歧视，但其精神病复发的潜在危险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尽管我们需要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但也不能因此而损害正常人的合法权益。
, 百拇医药
从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现状来看，我国曾于1985年着手起草《精神卫生法》，但至今仍未出台。就地方法规而言，目前也只有上海制定了《精神卫生条例》。
刘协和教授是《精神卫生法(草案)》的最早起草人之一。早在1985年，当时四川省卫生厅受卫生部的委托，开始《精神卫生法(草案)》的起草。刘教授说，由于政府和社会对该法重要性认识不够，该法草案迟迟没有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刘教授认为，一个严峻的事实是，目前我国因为精神卫生的原因造成的社会损失，远远大于对精神卫生防治的投入。
迟迟无法出台，原因何在
1999年，继续起草《精神卫生法(草案)》的工作转到了上海市有关方面。谢斌教授是其中的参与人之一。谢教授说，本来去年大家还挺有信心的，希望能将该法草案列入全国人大新的10年规划。但是没想到到最后关头还是被刷下来了。
谢教授说，这次提交的草案已经是第15稿了。草案对于精神卫生，主要是精神病的防治责任放在了国家身上。他说，这一点和国际惯例接轨，只有将精神病人家庭从监护的高昂成本中解放出来，才能有效防止精神病人危害公共安全，危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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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教授分析，目前阻碍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出台的原因主要有3个。
一是全国经济水平发展不一样。他说，按照草案的要求，各级政府应该承担起精神病人治疗和监护的经济责任，这对于经济不发达地方的政府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二是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涉及多头，各方对于权力和义务的划分还有争议。他说，在中央一级，除了公安、民政和卫生部门外，还包括财政等14个部门。这些部门之间的协调还没有结果。希望国务院或者全国人大能够出来协调或督办，加快《精神卫生法》诞生的步伐。
三是社会呼吁不够。谢教授说，任何一部立法都需要全社会的推动，《精神卫生法》也是如此。他希望社会各界能从北大第一医院惨案中认识到加快精神卫生立法的紧迫性，共同推动该法的进程。
呼吁建立“精神体检”制度
, 百拇医药 为什么安排一个有精神病史的人到幼儿园做工？此事在引起人们的疑问和愤慨的同时，再次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关键岗位必须设立“精神体检”，不过关者不得从业。
南京心理卫生专家张宁介绍说，所谓精神体检，就是用科学方法对受检者进行精神健康方面的评测，如用多种心理量表测定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如今在西方，以“心理测评”为标志的职场体检大行其道。从员工到管理层到领导方式培训，甚至在侨民安置领域，全球大大小小的组织都普遍采用职业心理测评。美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主要大公司在依靠心理测评。在英国，有85%的公司在使用心理测试技术招募新人。相比之下，我国现在不少关键岗位都很重视生理体检，而对上岗者的心理健康的检查却可有可无。像幼儿园这样的工作岗位，工作人员天天与孩子打交道，他们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要，而现在到底有多少幼儿园和学校为员工做“精神体检”呢？
心理卫生专家薛林说，其实，我国在精神体检方面已做了一些尝试，如一些地方征兵体检中就采用了“精神体检”。但是，与生理体检相比，精神体检在中国的普及远远不够，除了制度欠缺外，还与人们的健康观念有关。据调查，有近三分之二的精神疾病患者因误解或害怕遭受歧视等因素而未曾寻求治疗。绝大多数人都不愿在大庭广众面前表露出自己精神方面有问题。(本报综合报道), 百拇医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刘协和教授说，根据有关法律和规定，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必须尽到监护职责。如果该监护人认为自己没有监护能力，可以向有关方面提出援助申请，否则精神病人出事，监护人就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是从实践和实际生活来看，很多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很难做到这点，首先是因为精神病是一种“高消费”病症，很容易使精神病人家庭处于贫困状态。但是，目前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事实上形成了大多数精神病人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刘教授说，全国只有22所安康医院，能容纳的精神病人有限。而大多数综合性医院因为收费昂贵，精神病人又很难住进来。刘教授的说法得到了谢斌教授的证实。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谢斌教授说，根据公开的统计资料，全国只有20%的精神病人能够得到有效治疗，其他80%的病人都没有得到有效治疗。有资料显示，仅在广东省8000万人口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约122.24万例，有93.13%的人未得到有效和系统的治疗。可以想像，在全国范围内，“散落民间”的精神病人群体是何等之庞大。这些人散落在社会上，有时就会成为“定时炸弹”，可能给人们带来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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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和哈佛大学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谢教授说，这其中除了因为贫困而中途放弃治疗的原因外，相关的医疗机构非常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平均1万多个精神病患者才能有1名专业精神病医师，软硬件设施都亟待提高。
北京大学刑法专业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孙东东教授说，无论行为人行为时的精神状态如何，从我们公民精神卫生状况来看，都应当加大对精神病人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二十年了，《精神卫生法》一直空缺
孙东东教授认为，要加大对精神病人的保护和管理，首先就要加快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工作。他说，对精神病人不但要保护其合法权益，也要加大管理力度。不可否认，精神病人病情痊愈后和普通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包括就业权)，不应受到歧视，但其精神病复发的潜在危险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尽管我们需要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但也不能因此而损害正常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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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现状来看，我国曾于1985年着手起草《精神卫生法》，但至今仍未出台。就地方法规而言，目前也只有上海制定了《精神卫生条例》。
刘协和教授是《精神卫生法(草案)》的最早起草人之一。早在1985年，当时四川省卫生厅受卫生部的委托，开始《精神卫生法(草案)》的起草。刘教授说，由于政府和社会对该法重要性认识不够，该法草案迟迟没有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刘教授认为，一个严峻的事实是，目前我国因为精神卫生的原因造成的社会损失，远远大于对精神卫生防治的投入。
迟迟无法出台，原因何在
1999年，继续起草《精神卫生法(草案)》的工作转到了上海市有关方面。谢斌教授是其中的参与人之一。谢教授说，本来去年大家还挺有信心的，希望能将该法草案列入全国人大新的10年规划。但是没想到到最后关头还是被刷下来了。
谢教授说，这次提交的草案已经是第15稿了。草案对于精神卫生，主要是精神病的防治责任放在了国家身上。他说，这一点和国际惯例接轨，只有将精神病人家庭从监护的高昂成本中解放出来，才能有效防止精神病人危害公共安全，危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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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教授分析，目前阻碍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出台的原因主要有3个。
一是全国经济水平发展不一样。他说，按照草案的要求，各级政府应该承担起精神病人治疗和监护的经济责任，这对于经济不发达地方的政府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二是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涉及多头，各方对于权力和义务的划分还有争议。他说，在中央一级，除了公安、民政和卫生部门外，还包括财政等14个部门。这些部门之间的协调还没有结果。希望国务院或者全国人大能够出来协调或督办，加快《精神卫生法》诞生的步伐。
三是社会呼吁不够。谢教授说，任何一部立法都需要全社会的推动，《精神卫生法》也是如此。他希望社会各界能从北大第一医院惨案中认识到加快精神卫生立法的紧迫性，共同推动该法的进程。
呼吁建立“精神体检”制度
, 百拇医药 为什么安排一个有精神病史的人到幼儿园做工？此事在引起人们的疑问和愤慨的同时，再次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关键岗位必须设立“精神体检”，不过关者不得从业。
南京心理卫生专家张宁介绍说，所谓精神体检，就是用科学方法对受检者进行精神健康方面的评测，如用多种心理量表测定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如今在西方，以“心理测评”为标志的职场体检大行其道。从员工到管理层到领导方式培训，甚至在侨民安置领域，全球大大小小的组织都普遍采用职业心理测评。美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主要大公司在依靠心理测评。在英国，有85%的公司在使用心理测试技术招募新人。相比之下，我国现在不少关键岗位都很重视生理体检，而对上岗者的心理健康的检查却可有可无。像幼儿园这样的工作岗位，工作人员天天与孩子打交道，他们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要，而现在到底有多少幼儿园和学校为员工做“精神体检”呢？
心理卫生专家薛林说，其实，我国在精神体检方面已做了一些尝试，如一些地方征兵体检中就采用了“精神体检”。但是，与生理体检相比，精神体检在中国的普及远远不够，除了制度欠缺外，还与人们的健康观念有关。据调查，有近三分之二的精神疾病患者因误解或害怕遭受歧视等因素而未曾寻求治疗。绝大多数人都不愿在大庭广众面前表露出自己精神方面有问题。(本报综合报道),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