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老生常谈 兼评《哲眼看中医》和杨振宁的易经观点
中华文化灿烂光辉几千年，曾在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对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历史上很长时间中一直处于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地位，即被西方人称之为“中华帝国”，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0%左右，直至十八世纪前后的中国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左右(现今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8%左右)。
然而正当近代科学在西方启动并突飞猛进之时，传统的中华文明相对而言却好象已越过了自己的抛物线顶点而逐渐下滑了。这种非常情况引起人们的反思，包括东、西方在内的许多人几乎是一边倒地对中华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当然就不可避免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灿烂的“瑰宝”中医也一并否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在近现代相对衰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以此作为必然证明，认为中华传统科学文化已经不值一提，它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在现在和将来已经毫无意义，这种态度不免显得太过轻率了。
今天我们知道并一致承认、似乎不可质疑的观念是：希腊人认为宇宙是一个按照一些可以被思想发现的规律运行的、有秩序的整体这种合理的概念以及希腊哲学家所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这种思维工具，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准备了理性前提。但是，希腊传统却是一千多年以后才在西欧复兴的，中间有个漫长的被历史尘埃埋没的间隔。李约瑟写道：“在对中国的成就和欧洲的成就加以比较方面，我们常常发现的一种模式就是，虽然与古希腊同时的中国的周、秦、汉三个朝代的中国人并没有上升到希腊人的高度，然而以后的若干世纪里中国却也不存在与欧洲中世纪那种黑暗年代相对应的时期。”而且，“对于泛希腊主义者力求保全欧洲的独一无二地位的企图来说，最大障碍就是希腊人实际上不是实验家这个事实。受控实验肯定是文艺复兴时期科学革命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发现，但尚未有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在此之前有某个西方民族就已完全理解了这种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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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在欧洲得以发生，因而得出西方传统科学文化都是好的；而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发展，就认为中国的传统科学文化都是不值一提，这种推论本身就是错误和毫无意义的。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美国席文教授认为这是公众常常提出的“历史上何以未发生某事”的少数问题之一，而这类问题犹如“你的名字为何未登载在今天报纸的第三版上？”一样，是无法直接找到答案的，因此历史学家把它们转换成其他形式的问题，如变成了“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转换了问题的提法似乎使得寻找答案较为容易，但也带来一系列的弊端，即导致了欧洲的社会环境是产生科学革命的必然或者是惟一的环境的结论，从而造成“历史推理”的错误，把特定环境等同于必要条件。
人们在解释近代中国科学何以未能得到飞跃发展时，常爱使用“抑制因素”的说法。如认为《易经》中精心推演的符号系统，诱使对自然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能说明问题的解释上。这部包罗万象的奇书如果使中国科学家满足于从中找到解释，他们就再不会去探索数学公式和科学研究的实验验证了。但是如果按照这种思想方法推理，欧几里德的几何也是非欧几何的抑制因素——因为只要人们满足了前者就不再继续前进了。而事实并非如此。另一个更经常更普遍被提到的抑制因素，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埋头于书本，向后看，只注重发展行政机构，而忽视自然知识。然而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始，学者和经院哲学家们也埋头于书本，也朝后看，不是面向自然界，而是注重其行政机构，他们同样处于主导地位，但却没有阻止那席卷欧洲的巨大变革。人们评价非欧洲文明史，总是以其是否领先，是否接近于欧洲早期科学，或者以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为试金石，为什么就没想到欧洲文明本身也需要接受检验呢？如果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比喻这种推理方法，“马车到底是汽车发明的必然先导，还是延误了汽车的发明？”如果在欧洲发现了类似马车的交通工具，就说马车是汽车发明的先导，中国如果没有这种交通工具，就不可能发明类似汽车的交通工具；若在中国有类似马车的工具，则又可以说正是因为满足于它才不去创造更好的交通工具。这种“必要条件”与“抑制因素”联合使用的错误推理方法，事实上已形成了欧洲是科学革命惟一环境的信念，而后便产生了以欧洲模式作为检验其他文明的惟一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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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幸看到许多西方著名的学者如英国的李约瑟、德国的满西驳、美国的席文以及国内科学界、哲学界、中医界的一批精英如朱清时、邓铁涛、王琦、黎鸣等把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建立在超越人类地域局限的人类一体的观念上，以更加公正的态度关注着西方文明之外的非欧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前途。它表明了人类开始学会怎样更慎重地对待自己创造出来的财富，学会如何抛弃民族偏见，建立起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观念。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我们不了解过去就无法预知未来。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或了解它的一个局部——中医学，就需要考察中国人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及其特点。由中国中医药报社主编、陈贵廷主审、毛嘉陵执行主编的《哲眼看中医——21世纪中医药科学问题专家访谈录》从东西方不同思维模式、不同的认知方式，从历史、哲学、方法论等高度全面论述东方文化及中医的科学性，并站在现代科学最前沿预测东方文化代表着未来科学发展方向，且向人们昭示伟大的东方文化及中医学已经历了它在历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谷底，必将否极泰来，像“凤凰涅槃”一样，重获新生，在世界发出它那更加耀眼的光芒。
《哲眼看中医》是一本现代少有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好书，一本从理论上、观念上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及中医的著作。思维方式及观念的改变带来的实际意义是无法用量化指标准确估计的，因为它的无形力量有可能改变一个时代。现在是中医学走出西方文化中心论“陷阱”，卓然自立于世界的时候了。, http://www.100md.com(王 敬)
然而正当近代科学在西方启动并突飞猛进之时，传统的中华文明相对而言却好象已越过了自己的抛物线顶点而逐渐下滑了。这种非常情况引起人们的反思，包括东、西方在内的许多人几乎是一边倒地对中华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当然就不可避免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灿烂的“瑰宝”中医也一并否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在近现代相对衰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以此作为必然证明，认为中华传统科学文化已经不值一提，它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在现在和将来已经毫无意义，这种态度不免显得太过轻率了。
今天我们知道并一致承认、似乎不可质疑的观念是：希腊人认为宇宙是一个按照一些可以被思想发现的规律运行的、有秩序的整体这种合理的概念以及希腊哲学家所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这种思维工具，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准备了理性前提。但是，希腊传统却是一千多年以后才在西欧复兴的，中间有个漫长的被历史尘埃埋没的间隔。李约瑟写道：“在对中国的成就和欧洲的成就加以比较方面，我们常常发现的一种模式就是，虽然与古希腊同时的中国的周、秦、汉三个朝代的中国人并没有上升到希腊人的高度，然而以后的若干世纪里中国却也不存在与欧洲中世纪那种黑暗年代相对应的时期。”而且，“对于泛希腊主义者力求保全欧洲的独一无二地位的企图来说，最大障碍就是希腊人实际上不是实验家这个事实。受控实验肯定是文艺复兴时期科学革命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发现，但尚未有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在此之前有某个西方民族就已完全理解了这种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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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在欧洲得以发生，因而得出西方传统科学文化都是好的；而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发展，就认为中国的传统科学文化都是不值一提，这种推论本身就是错误和毫无意义的。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美国席文教授认为这是公众常常提出的“历史上何以未发生某事”的少数问题之一，而这类问题犹如“你的名字为何未登载在今天报纸的第三版上？”一样，是无法直接找到答案的，因此历史学家把它们转换成其他形式的问题，如变成了“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转换了问题的提法似乎使得寻找答案较为容易，但也带来一系列的弊端，即导致了欧洲的社会环境是产生科学革命的必然或者是惟一的环境的结论，从而造成“历史推理”的错误，把特定环境等同于必要条件。
人们在解释近代中国科学何以未能得到飞跃发展时，常爱使用“抑制因素”的说法。如认为《易经》中精心推演的符号系统，诱使对自然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能说明问题的解释上。这部包罗万象的奇书如果使中国科学家满足于从中找到解释，他们就再不会去探索数学公式和科学研究的实验验证了。但是如果按照这种思想方法推理，欧几里德的几何也是非欧几何的抑制因素——因为只要人们满足了前者就不再继续前进了。而事实并非如此。另一个更经常更普遍被提到的抑制因素，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埋头于书本，向后看，只注重发展行政机构，而忽视自然知识。然而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始，学者和经院哲学家们也埋头于书本，也朝后看，不是面向自然界，而是注重其行政机构，他们同样处于主导地位，但却没有阻止那席卷欧洲的巨大变革。人们评价非欧洲文明史，总是以其是否领先，是否接近于欧洲早期科学，或者以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为试金石，为什么就没想到欧洲文明本身也需要接受检验呢？如果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比喻这种推理方法，“马车到底是汽车发明的必然先导，还是延误了汽车的发明？”如果在欧洲发现了类似马车的交通工具，就说马车是汽车发明的先导，中国如果没有这种交通工具，就不可能发明类似汽车的交通工具；若在中国有类似马车的工具，则又可以说正是因为满足于它才不去创造更好的交通工具。这种“必要条件”与“抑制因素”联合使用的错误推理方法，事实上已形成了欧洲是科学革命惟一环境的信念，而后便产生了以欧洲模式作为检验其他文明的惟一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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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幸看到许多西方著名的学者如英国的李约瑟、德国的满西驳、美国的席文以及国内科学界、哲学界、中医界的一批精英如朱清时、邓铁涛、王琦、黎鸣等把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建立在超越人类地域局限的人类一体的观念上，以更加公正的态度关注着西方文明之外的非欧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前途。它表明了人类开始学会怎样更慎重地对待自己创造出来的财富，学会如何抛弃民族偏见，建立起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观念。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我们不了解过去就无法预知未来。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或了解它的一个局部——中医学，就需要考察中国人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及其特点。由中国中医药报社主编、陈贵廷主审、毛嘉陵执行主编的《哲眼看中医——21世纪中医药科学问题专家访谈录》从东西方不同思维模式、不同的认知方式，从历史、哲学、方法论等高度全面论述东方文化及中医的科学性，并站在现代科学最前沿预测东方文化代表着未来科学发展方向，且向人们昭示伟大的东方文化及中医学已经历了它在历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谷底，必将否极泰来，像“凤凰涅槃”一样，重获新生，在世界发出它那更加耀眼的光芒。
《哲眼看中医》是一本现代少有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好书，一本从理论上、观念上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及中医的著作。思维方式及观念的改变带来的实际意义是无法用量化指标准确估计的，因为它的无形力量有可能改变一个时代。现在是中医学走出西方文化中心论“陷阱”，卓然自立于世界的时候了。, http://www.100md.com(王 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