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公共卫生体制 专访李楯(5)
http://www.100md.com
2005年6月10日
政策性建议：一个中心 一个保障 三点补充
郭：对于这个被称作一团乱麻的医疗体制，长期来都没有明确的改革方略出台，您的建议是什么？
李：首先要明确卫生体制的改革的目标不能仅仅是为了“抑制医药费用的过快增长，减轻社会负担”。而应以认可和保护人的健康权为第一要义。我们要认识到这是一种基本人权。一个社会要使人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去提高生活质量，前提是要使人能接受进入社会主流生存所须的最低限度的教育和保有身体和精神的健康。要使尽可能多的人做到这一点，特别是要使些那些处于贫困或者是不利状态下的人也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国家就有责任设立义务教育制度和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盟约》关于健康权的规定为：要求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还规定了人人有“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的权利。中国在1997年签署了这一盟约。200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批准了这一盟约，但我们离这个目标差距还很远。
, 百拇医药
在这个目标明确的前提下，我认为首先要落实一个中心任务，也就是建立对全体国民普遍适用的最低限度的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社会保障，为了避免基层县乡一级情况差距太大，这部分费用应由中央财政承担，有人说如果国家财政没有能力负担所有中国人的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费用怎么办？那很简单就应该负担收入在纳税标准之下的人及由他所供养的家庭成员的医疗保健费用，进一步如果国家财政还没有能力负担这部分人的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费用，完全可以先确定更低的标准，由国家财政负担这些收入更低的人及由他所供养的家庭成员的医疗保健费用，一年50元没有就定20元的标准，不行再低一些，先管上，以后有条件一点点提高。而且根据2001社会兰皮书，时至今日，中国80%的卫生资源集中于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其中，又有三分之二以上集中于大医院。致使在今日的城市中，医生和医院床位比需要量多20-25%，一些大型医疗设备拥有量比需要多25-33%。在北京、广州医院的CT、核磁共振机的人均拥有量都超过了伦敦和纽约，甚至几毛钱的感冒发烧药都没人生产了，动辄就是几十元，上百元的药，毫无必要，一方面几乎是绝对贫困，一方面资源配置浪费到这种程度。不是一句“没有能力”就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
, 百拇医药
在落实这一国家责任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德政工程变成政绩工程、劳民工程、腐败工程。我们需要制度保障，加强审计监督，召开听证会，加强人大权威，政府的职能、机构、编制、经费，绝不能绕过人大，或者走过场，忽视人大的权力和作用，在经充分论证、确定之后，也不宜轻易更改。如果哪个部门、哪个领域出了事，就可以因事增人，因事增钱，因事要权，短期可能有一点效果，长远看政府的机构改革将劳而无功，一定要引以为戒。
除此以外我现阶段觉得还需要三条技术性的补充措施：
第一， 适当放开，宽容甚至鼓励社会各界，慈善团体，乃至宗教组织兴办医疗服务事业，政府搞不好的地方，就不要不许别人搞，另外医学自考、大专也不应该取消，照顾到基层的具体情况。
第二， 用制度手段鼓励大医院城市医生，走出去、走下去，当然不是用文革那种暴力驱赶的形式，但完全可以做到象美国那样，有行医执照的人，规定你一年要拿出多少时间义务去为乡村服务，为社区服务，如果你没时间就交钱。
第三， 通过大力推广先进技术比如网络技术，把中心医院和农村诊所、社区医院的诊断平台联系起来，还有现在有一些“医疗大棚车”，都可以促进基层地区奉献城市的公共医疗资源。
综合以上这些：一个中心，一个保障，三点补充，如果得到落实的话，我们的公共医疗卫生事业会有比较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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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到： 1 2 3 4 5, http://www.100md.com(郭宇宽)
郭：对于这个被称作一团乱麻的医疗体制，长期来都没有明确的改革方略出台，您的建议是什么？
李：首先要明确卫生体制的改革的目标不能仅仅是为了“抑制医药费用的过快增长，减轻社会负担”。而应以认可和保护人的健康权为第一要义。我们要认识到这是一种基本人权。一个社会要使人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去提高生活质量，前提是要使人能接受进入社会主流生存所须的最低限度的教育和保有身体和精神的健康。要使尽可能多的人做到这一点，特别是要使些那些处于贫困或者是不利状态下的人也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国家就有责任设立义务教育制度和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盟约》关于健康权的规定为：要求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还规定了人人有“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的权利。中国在1997年签署了这一盟约。200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批准了这一盟约，但我们离这个目标差距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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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目标明确的前提下，我认为首先要落实一个中心任务，也就是建立对全体国民普遍适用的最低限度的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社会保障，为了避免基层县乡一级情况差距太大，这部分费用应由中央财政承担，有人说如果国家财政没有能力负担所有中国人的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费用怎么办？那很简单就应该负担收入在纳税标准之下的人及由他所供养的家庭成员的医疗保健费用，进一步如果国家财政还没有能力负担这部分人的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费用，完全可以先确定更低的标准，由国家财政负担这些收入更低的人及由他所供养的家庭成员的医疗保健费用，一年50元没有就定20元的标准，不行再低一些，先管上，以后有条件一点点提高。而且根据2001社会兰皮书，时至今日，中国80%的卫生资源集中于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其中，又有三分之二以上集中于大医院。致使在今日的城市中，医生和医院床位比需要量多20-25%，一些大型医疗设备拥有量比需要多25-33%。在北京、广州医院的CT、核磁共振机的人均拥有量都超过了伦敦和纽约，甚至几毛钱的感冒发烧药都没人生产了，动辄就是几十元，上百元的药，毫无必要，一方面几乎是绝对贫困，一方面资源配置浪费到这种程度。不是一句“没有能力”就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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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实这一国家责任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德政工程变成政绩工程、劳民工程、腐败工程。我们需要制度保障，加强审计监督，召开听证会，加强人大权威，政府的职能、机构、编制、经费，绝不能绕过人大，或者走过场，忽视人大的权力和作用，在经充分论证、确定之后，也不宜轻易更改。如果哪个部门、哪个领域出了事，就可以因事增人，因事增钱，因事要权，短期可能有一点效果，长远看政府的机构改革将劳而无功，一定要引以为戒。
除此以外我现阶段觉得还需要三条技术性的补充措施：
第一， 适当放开，宽容甚至鼓励社会各界，慈善团体，乃至宗教组织兴办医疗服务事业，政府搞不好的地方，就不要不许别人搞，另外医学自考、大专也不应该取消，照顾到基层的具体情况。
第二， 用制度手段鼓励大医院城市医生，走出去、走下去，当然不是用文革那种暴力驱赶的形式，但完全可以做到象美国那样，有行医执照的人，规定你一年要拿出多少时间义务去为乡村服务，为社区服务，如果你没时间就交钱。
第三， 通过大力推广先进技术比如网络技术，把中心医院和农村诊所、社区医院的诊断平台联系起来，还有现在有一些“医疗大棚车”，都可以促进基层地区奉献城市的公共医疗资源。
综合以上这些：一个中心，一个保障，三点补充，如果得到落实的话，我们的公共医疗卫生事业会有比较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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