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控制到性与生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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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28日
前言
以下的文章是《听妇女谈自己的健康》一书之前言，此书是在1994由美国福特基金会，与哈·阿那出版社在开罗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会议”前所出版的。这篇前言中所提出的问题在开罗议程中得到了体现并影响至今。
这书的出版非常及时，恰值联合国人发大会即将于1994年在开罗召开。这个会议将提供一个国际论坛，让大家认识到日益重要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的相关性，及妇女健康问题的重要性。
开罗的会议应该让大家认识到一项重大，而且已经是引起关注的观念转变，尤其是在最近十数年中人们逐步达到共识：要解决个人与社会问题，必须听取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声音，而不是只告诉她们怎么做。
联合国人口会议
首先不妨回顾一下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和1984年在墨西哥城(Mexico City)所举行的前两次联合国人口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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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加勒斯特会议是针对国际上所日益关注的快速人口增长，对发展的消极影响而举行的。这次政府间会议被准确地描绘为南北之间的一次对抗(编译者注：在此“北方”是指工业化已开发的国家；“南方”是指正在开发或未开发的国家)。北方认为，如果不控制人口就不可能实现发展，并告诉南方，北方准备协助其推展计划生育工作(避孕服务的代名词)。南方反驳说“发展才是最好的避孕措施”，而且告诉北方如果你们投资我们的发展，那么在工业化的结果下生育率自然就会下降，就如同在欧洲和美国一样，即使我们没有先进的避孕用具。”
十年之后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则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困惑。许多曾参加过布加勒斯特辩论的与会者转变了立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现在反而赞成增加计划生育服务，以便加速发展。尽管美国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计划生育方案的最大捐款国并在以后的十年也将继续是最大捐款国，但是美国却宣布，人口的增长对于发展而言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特性的。困惑的另外一个迹象是，几乎所有国家均一致认为人工流产“并非是一种计划生育方法”。这一表述作为最低限度的共识而被各国接受，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提出将人工流产作为一种计划生育方法，尽管事实上一些国家由于没有提供避孕用具而采用这种方法。只有瑞典没有批准会议的最后文件，因为这文件甚至没有提及不安全人流所带来的悲惨的公众健康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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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加勒斯特会议和墨西哥城会议的共同之处，是强调人口分析和降低生育率。而开罗会议则很可能代表着一种概念转变，从关注人口增长转变到更广泛地关注性和生殖健康。
性和生殖健康的定义
这些术语反映是，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健康是一种人权，应当如世界卫生组织章程那样，将健康定义定为“生理、心理和社会都是完全处在一种安康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体衰”。
在此框架下，性和生殖健康观点的含意是：(a)人们具有生殖、以及安全和有效地调解自己生育的能力;(b)就母亲与婴儿的福利而言，妇女能平安的渡过妊娠并分娩成功，母婴都存活，而且儿童能健康的长大；(C)夫妇能有和谐的性生活、而不必担心意外的怀孕和感染到疾病。
性和生殖健康包括计划生育、安全孕产、儿童生存、和传播疾病的控制，现有的保健服务应当改善，且其业务应当是综合性的。能得出这一结论是重要的，但是还不够。所涉及的是更深层和更基本的问题。下面将提到其一些最重中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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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生殖健康方案所涉及的更广泛的问题
这种方案是基于健康和权利，以人及其福利为中心。因此人必须是政策和服务主体，而不仅仅是对象。政策应当符合人们知情的需要，而不应当是强制性的。服务应当以使服务对象满意为目标，而不应当以改善统计数据为目标。
性和生殖健康是一项本身就值得追求的社会善事，无论人口是增加、稳定还是减少。这是一项全球性的挑战，对北方和南方均如此。这样一项全球关注的问题尽管在各国有其不同的特点，但是它可以让人们彼此学习，并且应当促使人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产生团结感。
性和生殖健康方法明确认识到性和性别中所“缺少的环节”。计划生育方案虽然开展了三十多年，但是一直没有考虑到性方面的问题；在推行人口政策时也没有分析到性别的作用。在主流文化和宗教价值的观念、惯例禁忌下，用计划生育这个名词比公开的来讨论避孕方法要为安全。“性”则从不提及。但是在过去十年中，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出现和避孕用具的广泛使用冲破了与“性”有关的禁忌，同时妇女运动也提高了公众对性别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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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和有系统的努力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所谓的“人口转变”一死亡率、生育率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与认识。尤其是我们知道有效的计划生育服务可以如何的加速这种转变现象。另一方面，人们很少注意较低水平的死亡率和生育率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永久性后果，尤其是在性和性别作用方面。
在人口转变开始之前，家庭甚至社会的继续，有赖于妇女将其成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怀孕和养育儿女之上。许多妇女在怀孕和分娩时死亡，或是她们的儿女也早夭。而造成父权制度的社会得以继续发展的另外强大因素是：大家庭支持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早婚；男性处于支配的地位而且负责在外的活动，女性则处于被动地位并留守在家中。
现代化的演变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这种陈规定型的看法。例如预期寿命的延长、男子和女子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增加、日益普及的现代化避孕用具之提供和使用、以及最近对人口增长的环境限制之认知等等的因素，都导致了全球生育率在本世纪过去三十年来显著的下降。因此如果具有政治意愿而进行全球性的努力，争取实现更平等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将重点放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并辅之以扩大和全面的性和生殖健康服务，人口增长率应当在比下一世纪较早的时候降低到更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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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口分析普遍被人们所接受，但是这种变化在性行为和性别方面的长远影响则较少为人所理解，可是已经成为被广泛关注的对象，并在某些情况下被激烈的抵制。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这些变化触及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念。除了生育之外还具有更广泛选择的妇女正在挑战父权社会的传统模式，并要求发挥更平等的社会作用。迟婚的人通常会以生育为目标但却不是唯一的目标。因此性结合获得了比以往更大的重要性并且更经常地发生在婚姻之外。负责任的性行为仍是一个远未达成的目标。婚姻中的子女数目少或没有子女易使人们采取离婚的选择，尤其是在夫妇双方都可以独立谋生的时候。这些仅仅是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影响的一部分特点，对于这些影响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并适当处理。道德和宗教价值观念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最近举行的两次国际会议
为进行建设性讨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性和生殖健康方法就政策而言具有多部门性质，就研究和服务而言具有跨学科性质。在政府一级，行之有效的政策要求包括有卫生部、教育部、劳动部和财政部在内的各部门明确和协调地参与。实施过程必须吸收卫生工作者(包括生物医学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管理专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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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多方面的参与是对已经建立的机构和专业领域的挑战，因此在这两个级别上形成了对改革的抵制。尤其是在健康方面的生物医学领域。在刚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方案时，这些新活动自然是交给医学专业负责处理，因为避孕同生理功能有关，而医学在寻求治疗、预防或控制疾病的技术‘补救措施”方面具有优异的记录。从某一点上看，过度的人口增长被视为是一种生殖“疾病”，而避孕则被视为控制“异常情况”的技术“银弹”。事实上，生儿育女的愿望和因此就怀孕的现象是正常行为的一部分，不仅受个人需要的影响，还受社会、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念、信仰、态度和习惯的影响。因此需要有一个比医学更广泛的健康方式，而根据前面为健康所下的定义来理解。在实施时，卫生工作队不仅必须包括传统的医学专业，还必须包括有其他的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学科。这样一个工作队首先必须听取人们的意见，了解他们对自己的需要的看法，并理解他们的问题。我们必须摈弃传统的权威性生物医学模式，因为根据这种模式而且就其定义而言，病人是不能了解到疾病的复杂性。同时在这种模式之下，病人必须服从医嘱，并且根据医生所确定的诊断来就医，而不是处理由病人自己所道诉的问题。总之，这种新视角对已经建立的专属领域和习惯都构成了挑战性，并且也引起了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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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概念意味着是有可能去关注人口、健康、人权和公平的问题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这样的概念转变还不够。
在下一世纪，一个更大而且迫切的挑战，就是要示范以根据这种新的思维所制定的政策和方案是否可行，并且能行之有效、被接受、而且还负担得起。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范例，但是多半是小规模并且在方式上并不全面。我们需要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范例。同时提高并综合一些最有希望的经验。我们还必须形成一种政治意愿使此成为可能。在性和生殖健康问题上，今天我们所处的情况相当于三十年前面对计划生育的情况。
是谁促成了这场概念的转变？
从人口增长和计划生育转变到更广泛的性和生殖健康，我认为有三类行动者促成了这一概念的转变。
首先是提供了日益民主化背景的全球社会，其特点是民间社会得到加强。这一点显现在国家和国际级别上越来越被认识到的非政府组织作用。尤其是在组织工作和效果方面，以寻求在社区和整个社会发挥新作用的妇女更是极大地激发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力。
促成转变的第二类行动者是向普遍存在的生物医学健康模式、特别是向认为性和生殖健康仅仅具有人口学意义的观点提出挑战的健康和人口专业工作者。
第三类行动者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全世界蓬勃发展，令人佩服，也同时受到基层支持的妇女运动。这种运动深受女权主义思维的影响，他们向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结构挑战，也向传统的礼数挑战。
总之，为了以道德的方式解决性和生殖健康问题，必须制定考虑到人的福利的政策和方案，其目标是减少富国和穷国、富人和穷人、尤其是妇女和男子之间的重大不平等。因此，我们的这项任务应该要从听取妇女的意见开始。, http://www.100md.com
以下的文章是《听妇女谈自己的健康》一书之前言，此书是在1994由美国福特基金会，与哈·阿那出版社在开罗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会议”前所出版的。这篇前言中所提出的问题在开罗议程中得到了体现并影响至今。
这书的出版非常及时，恰值联合国人发大会即将于1994年在开罗召开。这个会议将提供一个国际论坛，让大家认识到日益重要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的相关性，及妇女健康问题的重要性。
开罗的会议应该让大家认识到一项重大，而且已经是引起关注的观念转变，尤其是在最近十数年中人们逐步达到共识：要解决个人与社会问题，必须听取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声音，而不是只告诉她们怎么做。
联合国人口会议
首先不妨回顾一下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和1984年在墨西哥城(Mexico City)所举行的前两次联合国人口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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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加勒斯特会议是针对国际上所日益关注的快速人口增长，对发展的消极影响而举行的。这次政府间会议被准确地描绘为南北之间的一次对抗(编译者注：在此“北方”是指工业化已开发的国家；“南方”是指正在开发或未开发的国家)。北方认为，如果不控制人口就不可能实现发展，并告诉南方，北方准备协助其推展计划生育工作(避孕服务的代名词)。南方反驳说“发展才是最好的避孕措施”，而且告诉北方如果你们投资我们的发展，那么在工业化的结果下生育率自然就会下降，就如同在欧洲和美国一样，即使我们没有先进的避孕用具。”
十年之后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则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困惑。许多曾参加过布加勒斯特辩论的与会者转变了立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现在反而赞成增加计划生育服务，以便加速发展。尽管美国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计划生育方案的最大捐款国并在以后的十年也将继续是最大捐款国，但是美国却宣布，人口的增长对于发展而言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特性的。困惑的另外一个迹象是，几乎所有国家均一致认为人工流产“并非是一种计划生育方法”。这一表述作为最低限度的共识而被各国接受，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提出将人工流产作为一种计划生育方法，尽管事实上一些国家由于没有提供避孕用具而采用这种方法。只有瑞典没有批准会议的最后文件，因为这文件甚至没有提及不安全人流所带来的悲惨的公众健康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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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加勒斯特会议和墨西哥城会议的共同之处，是强调人口分析和降低生育率。而开罗会议则很可能代表着一种概念转变，从关注人口增长转变到更广泛地关注性和生殖健康。
性和生殖健康的定义
这些术语反映是，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健康是一种人权，应当如世界卫生组织章程那样，将健康定义定为“生理、心理和社会都是完全处在一种安康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体衰”。
在此框架下，性和生殖健康观点的含意是：(a)人们具有生殖、以及安全和有效地调解自己生育的能力;(b)就母亲与婴儿的福利而言，妇女能平安的渡过妊娠并分娩成功，母婴都存活，而且儿童能健康的长大；(C)夫妇能有和谐的性生活、而不必担心意外的怀孕和感染到疾病。
性和生殖健康包括计划生育、安全孕产、儿童生存、和传播疾病的控制，现有的保健服务应当改善，且其业务应当是综合性的。能得出这一结论是重要的，但是还不够。所涉及的是更深层和更基本的问题。下面将提到其一些最重中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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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生殖健康方案所涉及的更广泛的问题
这种方案是基于健康和权利，以人及其福利为中心。因此人必须是政策和服务主体，而不仅仅是对象。政策应当符合人们知情的需要，而不应当是强制性的。服务应当以使服务对象满意为目标，而不应当以改善统计数据为目标。
性和生殖健康是一项本身就值得追求的社会善事，无论人口是增加、稳定还是减少。这是一项全球性的挑战，对北方和南方均如此。这样一项全球关注的问题尽管在各国有其不同的特点，但是它可以让人们彼此学习，并且应当促使人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产生团结感。
性和生殖健康方法明确认识到性和性别中所“缺少的环节”。计划生育方案虽然开展了三十多年，但是一直没有考虑到性方面的问题；在推行人口政策时也没有分析到性别的作用。在主流文化和宗教价值的观念、惯例禁忌下，用计划生育这个名词比公开的来讨论避孕方法要为安全。“性”则从不提及。但是在过去十年中，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出现和避孕用具的广泛使用冲破了与“性”有关的禁忌，同时妇女运动也提高了公众对性别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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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和有系统的努力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所谓的“人口转变”一死亡率、生育率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与认识。尤其是我们知道有效的计划生育服务可以如何的加速这种转变现象。另一方面，人们很少注意较低水平的死亡率和生育率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永久性后果，尤其是在性和性别作用方面。
在人口转变开始之前，家庭甚至社会的继续，有赖于妇女将其成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怀孕和养育儿女之上。许多妇女在怀孕和分娩时死亡，或是她们的儿女也早夭。而造成父权制度的社会得以继续发展的另外强大因素是：大家庭支持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早婚；男性处于支配的地位而且负责在外的活动，女性则处于被动地位并留守在家中。
现代化的演变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这种陈规定型的看法。例如预期寿命的延长、男子和女子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增加、日益普及的现代化避孕用具之提供和使用、以及最近对人口增长的环境限制之认知等等的因素，都导致了全球生育率在本世纪过去三十年来显著的下降。因此如果具有政治意愿而进行全球性的努力，争取实现更平等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将重点放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并辅之以扩大和全面的性和生殖健康服务，人口增长率应当在比下一世纪较早的时候降低到更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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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口分析普遍被人们所接受，但是这种变化在性行为和性别方面的长远影响则较少为人所理解，可是已经成为被广泛关注的对象，并在某些情况下被激烈的抵制。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这些变化触及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念。除了生育之外还具有更广泛选择的妇女正在挑战父权社会的传统模式，并要求发挥更平等的社会作用。迟婚的人通常会以生育为目标但却不是唯一的目标。因此性结合获得了比以往更大的重要性并且更经常地发生在婚姻之外。负责任的性行为仍是一个远未达成的目标。婚姻中的子女数目少或没有子女易使人们采取离婚的选择，尤其是在夫妇双方都可以独立谋生的时候。这些仅仅是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影响的一部分特点，对于这些影响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并适当处理。道德和宗教价值观念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最近举行的两次国际会议
为进行建设性讨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性和生殖健康方法就政策而言具有多部门性质，就研究和服务而言具有跨学科性质。在政府一级，行之有效的政策要求包括有卫生部、教育部、劳动部和财政部在内的各部门明确和协调地参与。实施过程必须吸收卫生工作者(包括生物医学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管理专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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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多方面的参与是对已经建立的机构和专业领域的挑战，因此在这两个级别上形成了对改革的抵制。尤其是在健康方面的生物医学领域。在刚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方案时，这些新活动自然是交给医学专业负责处理，因为避孕同生理功能有关，而医学在寻求治疗、预防或控制疾病的技术‘补救措施”方面具有优异的记录。从某一点上看，过度的人口增长被视为是一种生殖“疾病”，而避孕则被视为控制“异常情况”的技术“银弹”。事实上，生儿育女的愿望和因此就怀孕的现象是正常行为的一部分，不仅受个人需要的影响，还受社会、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念、信仰、态度和习惯的影响。因此需要有一个比医学更广泛的健康方式，而根据前面为健康所下的定义来理解。在实施时，卫生工作队不仅必须包括传统的医学专业，还必须包括有其他的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学科。这样一个工作队首先必须听取人们的意见，了解他们对自己的需要的看法，并理解他们的问题。我们必须摈弃传统的权威性生物医学模式，因为根据这种模式而且就其定义而言，病人是不能了解到疾病的复杂性。同时在这种模式之下，病人必须服从医嘱，并且根据医生所确定的诊断来就医，而不是处理由病人自己所道诉的问题。总之，这种新视角对已经建立的专属领域和习惯都构成了挑战性，并且也引起了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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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概念意味着是有可能去关注人口、健康、人权和公平的问题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这样的概念转变还不够。
在下一世纪，一个更大而且迫切的挑战，就是要示范以根据这种新的思维所制定的政策和方案是否可行，并且能行之有效、被接受、而且还负担得起。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范例，但是多半是小规模并且在方式上并不全面。我们需要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范例。同时提高并综合一些最有希望的经验。我们还必须形成一种政治意愿使此成为可能。在性和生殖健康问题上，今天我们所处的情况相当于三十年前面对计划生育的情况。
是谁促成了这场概念的转变？
从人口增长和计划生育转变到更广泛的性和生殖健康，我认为有三类行动者促成了这一概念的转变。
首先是提供了日益民主化背景的全球社会，其特点是民间社会得到加强。这一点显现在国家和国际级别上越来越被认识到的非政府组织作用。尤其是在组织工作和效果方面，以寻求在社区和整个社会发挥新作用的妇女更是极大地激发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力。
促成转变的第二类行动者是向普遍存在的生物医学健康模式、特别是向认为性和生殖健康仅仅具有人口学意义的观点提出挑战的健康和人口专业工作者。
第三类行动者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全世界蓬勃发展，令人佩服，也同时受到基层支持的妇女运动。这种运动深受女权主义思维的影响，他们向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结构挑战，也向传统的礼数挑战。
总之，为了以道德的方式解决性和生殖健康问题，必须制定考虑到人的福利的政策和方案，其目标是减少富国和穷国、富人和穷人、尤其是妇女和男子之间的重大不平等。因此，我们的这项任务应该要从听取妇女的意见开始。,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