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呼唤规范化
新闻背景
据报道，卫生部争取在年内出台器官移植的准入制度，而已实行包括器官移植在内的医疗技术资质评估标准的广东省准备对卫生部的标准采取“就高不就低”的策略。目前，我国已经完成《器官移植准入制》及《器官移植临床规范和指南》的起草工作，对实施器官移植手术医疗机构的设施、设备、技术人员、综合技术及管理制度等都有明确要求，正式规定可能在年内出台。届时，将有至少一半已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因达不到准入要求而被叫停，目前器官移植相对较为混乱的局面有望得到逐步规范。
山东省某家医院去年新开展心脏移植手术，遗憾的是，一年来该院未曾有第二例病人。另一家二级医院在仅有的几例器官移植手术中，成功率不足一半。
类似的事情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华教授谈到，目前北京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有40余家，但至今只做了1、2例手术的医院却占了一大半，他说，“其实北京在现有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中，保留四分之一已经足够了。”
, http://www.100md.com
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去年已经达到6000例左右。但在这样一个庞大数字里面，不乏鱼目混珠的现象。一些不具备器官移植技术和条件的医院，为了提高医院的知名度和档次，以争取更多的患者，纷纷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甚至于有的医院在器官移植手术之前，没有对提供器官的人做详细检查，把有病的器官移植给了病人。盲目地上设备，拼技术，无序竞争的结果只能是接受移植的患者存活率不高，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
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山东分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脏外科教授宋惠民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山东省器官组织捐献和移植的条例制定工作。他认为，器官移植手术是一项技术密集型的手术，并非所有医院随便都可以开设，盲目开设器官移植术，不仅会造成大量医疗资源的浪费，而且不利于该项技术水平的提高。
据了解，在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医院，器官移植手术的开展也显得捉襟见肘，原因就在于器官供体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进行肾移植约2000例，仅占30余万需要手术者的0.7%。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些人无偿捐献遗体及可用器官的愿望，却往往得不到有关部门的回应。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器官移植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大部分人在观念上还不能接受捐献出自己的遗体和器官。
, 百拇医药
我国目前器官移植的器官供体主要来源于死刑犯，人体器官供不应求，使得器官移植市场混乱，甚至诱发变相买卖器官等犯罪行为。一方面，器官供不应求，各医院都“跑单帮”，各自联系器官供体，满足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器官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据了解，山东省去年大概做了500例器官移植手术，其中肝移植和肾移植占了大多数，心脏移植很少，如果一具遗体提供了一个肝、两个肾，那么还有几百个心脏就白白浪费掉了。而事实上，很多遗体只被利用了某一个器官，其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果卫生行政部门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器官移植调配中心，把所有的供体和受者资料详细备案，那么器官移植将会得到有序发展。宋惠民教授说，供体的混乱现象造成了我国一些器官移植手术的技术及学术论文在国际上几乎无法报道，因为人家会指责我们践踏人权。如果相关法律逐步健全起来，对器官移植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学术交流也将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在宋惠民教授随身携带的钱包里，除了身份证件以外，还有一张特别的卡片——自愿捐献遗体和器官的证明书，上面印有他的红手印。他说，如果出现意外事故，有关部门即可以根据这张卡片，完成自己捐献遗体器官的愿望，帮助需要的人将生命延续。在一些器官移植、脑死亡相关法律比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交通管理部门在签发驾驶执照、保险机构或医疗机构在制作有关文件时，可以根据本人意愿记载持照人或文件所有人是否为自愿捐献者，在出现交通事故等意外时，自愿捐献的记载即为取得当事人遗体或器官提供了法律依据。英国王妃戴安娜在法国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后，根据她生前的意愿，就有5个器官被用于移植。
有学者认为，一个健全的器官移植法律体系中应包括器官移植法、脑死亡法、尸体捐献法、器官移植技术安全操作法、医用器官卫生标准等。可见，出台《器官移植准入制》及《器官移植临床规范和指南》，还只是器官移植走上规范化、法治化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制定一部总揽性的“人体器官移植法”或条例，并进而建立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器官移植法律制度体系，以保障人类互相“传递生命”的善举能合法有序地发展。
(本报记者 王丽云), http://www.100md.com
据报道，卫生部争取在年内出台器官移植的准入制度，而已实行包括器官移植在内的医疗技术资质评估标准的广东省准备对卫生部的标准采取“就高不就低”的策略。目前，我国已经完成《器官移植准入制》及《器官移植临床规范和指南》的起草工作，对实施器官移植手术医疗机构的设施、设备、技术人员、综合技术及管理制度等都有明确要求，正式规定可能在年内出台。届时，将有至少一半已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因达不到准入要求而被叫停，目前器官移植相对较为混乱的局面有望得到逐步规范。
山东省某家医院去年新开展心脏移植手术，遗憾的是，一年来该院未曾有第二例病人。另一家二级医院在仅有的几例器官移植手术中，成功率不足一半。
类似的事情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华教授谈到，目前北京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有40余家，但至今只做了1、2例手术的医院却占了一大半，他说，“其实北京在现有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中，保留四分之一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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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去年已经达到6000例左右。但在这样一个庞大数字里面，不乏鱼目混珠的现象。一些不具备器官移植技术和条件的医院，为了提高医院的知名度和档次，以争取更多的患者，纷纷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甚至于有的医院在器官移植手术之前，没有对提供器官的人做详细检查，把有病的器官移植给了病人。盲目地上设备，拼技术，无序竞争的结果只能是接受移植的患者存活率不高，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
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山东分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脏外科教授宋惠民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山东省器官组织捐献和移植的条例制定工作。他认为，器官移植手术是一项技术密集型的手术，并非所有医院随便都可以开设，盲目开设器官移植术，不仅会造成大量医疗资源的浪费，而且不利于该项技术水平的提高。
据了解，在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医院，器官移植手术的开展也显得捉襟见肘，原因就在于器官供体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进行肾移植约2000例，仅占30余万需要手术者的0.7%。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些人无偿捐献遗体及可用器官的愿望，却往往得不到有关部门的回应。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器官移植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大部分人在观念上还不能接受捐献出自己的遗体和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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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器官移植的器官供体主要来源于死刑犯，人体器官供不应求，使得器官移植市场混乱，甚至诱发变相买卖器官等犯罪行为。一方面，器官供不应求，各医院都“跑单帮”，各自联系器官供体，满足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器官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据了解，山东省去年大概做了500例器官移植手术，其中肝移植和肾移植占了大多数，心脏移植很少，如果一具遗体提供了一个肝、两个肾，那么还有几百个心脏就白白浪费掉了。而事实上，很多遗体只被利用了某一个器官，其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果卫生行政部门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器官移植调配中心，把所有的供体和受者资料详细备案，那么器官移植将会得到有序发展。宋惠民教授说，供体的混乱现象造成了我国一些器官移植手术的技术及学术论文在国际上几乎无法报道，因为人家会指责我们践踏人权。如果相关法律逐步健全起来，对器官移植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学术交流也将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在宋惠民教授随身携带的钱包里，除了身份证件以外，还有一张特别的卡片——自愿捐献遗体和器官的证明书，上面印有他的红手印。他说，如果出现意外事故，有关部门即可以根据这张卡片，完成自己捐献遗体器官的愿望，帮助需要的人将生命延续。在一些器官移植、脑死亡相关法律比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交通管理部门在签发驾驶执照、保险机构或医疗机构在制作有关文件时，可以根据本人意愿记载持照人或文件所有人是否为自愿捐献者，在出现交通事故等意外时，自愿捐献的记载即为取得当事人遗体或器官提供了法律依据。英国王妃戴安娜在法国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后，根据她生前的意愿，就有5个器官被用于移植。
有学者认为，一个健全的器官移植法律体系中应包括器官移植法、脑死亡法、尸体捐献法、器官移植技术安全操作法、医用器官卫生标准等。可见，出台《器官移植准入制》及《器官移植临床规范和指南》，还只是器官移植走上规范化、法治化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制定一部总揽性的“人体器官移植法”或条例，并进而建立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器官移植法律制度体系，以保障人类互相“传递生命”的善举能合法有序地发展。
(本报记者 王丽云),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