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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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24日
●马寅初
马寅初(1882—1981)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爱国民主人士。
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党与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要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马寅初也关心中国人口问题，1955年写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后又相继发表了《新人口论》、《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为什么强调人口的质量》等文章。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影响我国资金的积累，主张控制人口，并提出三点建议：(1)要在1958—1963年间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2)控制人口，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3)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是普遍宣传避孕。他还认为，我国人口数量与质量不相称，要把人口的质和量适当地统一起来，否则，很难完成原子能时代的任务。
马寅初关于控制中国人口的观点和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由于康生等推行“左”倾路线，马寅初的人口观点一度受到错误的批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进行纠正。1981年在中国人口学会上，马寅初彼选为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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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 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早年自学日本，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和教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行了三年，各国人民蒙受战祸已深，被侵略的弱国更甚，而列强则往往“以解决己国之人口问题”作为侵略的借口。李大钊在《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首先揭露了他在日本听到的这类论调，指出：“谓地球之面积有限，人口之增庶无穷，吾人欲图生存，非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不可”，完全是“马氏人口论所授近世侵略家以口实之事实。”(《李大钊选集》第83页)他认为：“斯说所有助长战争之恶影响者，半由其说本身之不完，半由野心家之利用。”(同上书第84页)为了揭穿野心家的利用，就必须彻底批判马尔萨斯本身的“不完”。
李大钊概括了马尔萨斯的基本观点：关于根据土地报酬递减律，食物按算术级数率增长；根据生物规律，人口按几何级数率增长；人口过剩和饥饿、疾病、灾害、战争、掠夺等都是不可避免的等等，指出这些说法的“不完”有四。第一，从英、法、美等国的人口统计证明，“不惟无人口过庶之忧，且有过减之虑。”第二，他相信人类的能力是无限的，自然界的物力也是无限的，发展生产就能使人类“裕如而得养”，对于“纯以限制出生预防人口之过庶”能否奏效，表示怀疑。第三，他认为“土地报酬递减之律，亦非绝对不可抗者”，相信“文明之程度益进”，即科学技术发展的迅速，“其为不可抗之势力，何尝不与土地报酬递减之律相等”。第四，他指出：马尔萨斯认定人口过多，“则战争等等之灾殃罪恶，将为必然之结果”，是“忘却人类反抗自然之本能”，“隐中人类卑弱之心理，潜滋其贪惰之根性”，而为野心家提供“文饰侵略之材料”。(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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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马尔萨斯理论的非科学性及其恶劣影响之后，李大钊宣布他“并不抹杀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认为可以“悬其说以为警戒，使人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同上书第85页)即可以用马尔萨斯理论当作反面教材来激励人类的进步。他并不完全否认人口过剩的现象，但是反对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的谬论。“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以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同上书第83页)他并非绝对否认节制生育，“虽不敢信其节欲以限制出生之说有显著之效果，但亦绝不否认其说之本旨。”(同上书第85页)处处表现了李大钊实事求是的风格。
李大钊的上述人口理论是当时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最早批判马尔萨斯的出色文献。随后，他在1919年所写的《新纪元》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批判“从前研究解决人口问题的，都是说马尔查士(即马尔萨斯)说过”等等，造成“种种不公平背人道的事情”，并且也纠正了自己原先用贪惰这种纯精神上的原因来解释战争与人口问题的旧观点。他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人类的衣食，没有少数强盗的侵夺、暴掠，自然也可足用了。”(同上书第121页)认为人口问题主要根源于社会制度，不象马尔萨斯那样把它视为单纯的自然规律的范畴。所以，人口问题的合理解决，战争的真正消弭，都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彻底改造。这无疑是在中国探索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最早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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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原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县(今广东中山县)人。
孙中山于1924年1月在广州作三民主义演讲时，明确提出了他的民族主义是“抵抗外国，……挽救民族的灭亡。”(《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7页)他认为中国人民蒙受外国列强压迫有三：“一是受政治力的压迫，二是受经济力的压迫，三是受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同上书第638页)中国民族受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一方面是因“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但“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同上书第593、594页)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没有加多。……环看世界各国的情形，在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德国增多两倍半，在法国的增加是最少，还有四分之一。若他们逐日的增多，我们中国却仍然如故，或者甚至于减少。……那么，我们民族被世界各国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就要灭亡，这是显然可见的事。”(同上书第643页)所以，孙中山不同意当时关于中国已有“人满之患”，应该减少人口的主张。他认为，虽然“就现在全世界的土地与人口比较，已经有了人满之患”(同上书第601页)，但马尔萨斯“主张减少人口”是错误的。如今日法国“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同上书第600页)同样，日本以“岛国人口太多，不能不向外发展”(同上书第601页)，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还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因此，“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同上)孙中山反抗外来的侵略的爱国热情是强烈的，但在认识上，多少也受到以人满作为侵略借口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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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重视人口增减对民族兴亡的作用，但他不是人口决定论者，而是政治力经济力决定论者。他说：“自古以来，民族之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淘汰。……但是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我们民族处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这两种力的压迫，并且深中这两种力的祸害了。”(同上书第602页，单凭人口多，决不能保证民族生存，美洲的红种人，从前到处皆是，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既要晓得政治上的压迫厉害，也要晓得经济上的压迫更厉害。如果我们不在政治上经济上增强，怎能抵抗列强的压迫？”无论中国领土是怎么样大，人口是怎么样多，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国灭种的。”(同上书第615页)只有象日本那样自强起来，我们才能保持国家民族的生存，永占世界之林。
为了富强中国，抵抗列强的三种压迫，孙中山还很重视调剂人口密度，移民实荒，他说：“以国民需要之原则衡之，则移民实为今日急需中之至大者”。(同上书第201页)因为通过移民，既可以使“沿海沿江烟户稠密省分”(同上书第199页)的大量失业人口，有工可做，又可以使“土旷人稀，急待开发”(同上书第193页)的西北和蒙古地区得到开发，做到两全其美。所以，“假定十年之内，移民之数，为一千万，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其普遍于商业世界之利，当极浩大。”(同上书第201页)为了实现移民，合理分布人口，他除了主张从政治上、经济上给移民以种种优待外，最重要的是大规模兴建铁路和港口，连通沿海、内地和边疆，提出了宏伟的物质建设计划。孙中山主张大搞物质建设，根本改造旧中国，在当时条件下虽然不能办到，但充分反映了他作为伟大革命者的宏伟气魄。
除了人口数量外，孙中山也很重视提高人口质量。他否认人口质量决定于先天的人种，认为“世界上的人种，虽然有颜色不同，但是讲到聪明才智，便不能说有什么分别”(同上书第595页)。他主张恢复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和智能，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他虽然未能正确区别固有道德中的精华和糟粕，但强调从提高精神生活、道德风尚等方面去提高人口质量，是非常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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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1882—1981)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爱国民主人士。
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党与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要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马寅初也关心中国人口问题，1955年写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后又相继发表了《新人口论》、《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为什么强调人口的质量》等文章。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影响我国资金的积累，主张控制人口，并提出三点建议：(1)要在1958—1963年间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2)控制人口，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3)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是普遍宣传避孕。他还认为，我国人口数量与质量不相称，要把人口的质和量适当地统一起来，否则，很难完成原子能时代的任务。
马寅初关于控制中国人口的观点和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由于康生等推行“左”倾路线，马寅初的人口观点一度受到错误的批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进行纠正。1981年在中国人口学会上，马寅初彼选为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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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 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早年自学日本，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和教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行了三年，各国人民蒙受战祸已深，被侵略的弱国更甚，而列强则往往“以解决己国之人口问题”作为侵略的借口。李大钊在《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首先揭露了他在日本听到的这类论调，指出：“谓地球之面积有限，人口之增庶无穷，吾人欲图生存，非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不可”，完全是“马氏人口论所授近世侵略家以口实之事实。”(《李大钊选集》第83页)他认为：“斯说所有助长战争之恶影响者，半由其说本身之不完，半由野心家之利用。”(同上书第84页)为了揭穿野心家的利用，就必须彻底批判马尔萨斯本身的“不完”。
李大钊概括了马尔萨斯的基本观点：关于根据土地报酬递减律，食物按算术级数率增长；根据生物规律，人口按几何级数率增长；人口过剩和饥饿、疾病、灾害、战争、掠夺等都是不可避免的等等，指出这些说法的“不完”有四。第一，从英、法、美等国的人口统计证明，“不惟无人口过庶之忧，且有过减之虑。”第二，他相信人类的能力是无限的，自然界的物力也是无限的，发展生产就能使人类“裕如而得养”，对于“纯以限制出生预防人口之过庶”能否奏效，表示怀疑。第三，他认为“土地报酬递减之律，亦非绝对不可抗者”，相信“文明之程度益进”，即科学技术发展的迅速，“其为不可抗之势力，何尝不与土地报酬递减之律相等”。第四，他指出：马尔萨斯认定人口过多，“则战争等等之灾殃罪恶，将为必然之结果”，是“忘却人类反抗自然之本能”，“隐中人类卑弱之心理，潜滋其贪惰之根性”，而为野心家提供“文饰侵略之材料”。(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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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马尔萨斯理论的非科学性及其恶劣影响之后，李大钊宣布他“并不抹杀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认为可以“悬其说以为警戒，使人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同上书第85页)即可以用马尔萨斯理论当作反面教材来激励人类的进步。他并不完全否认人口过剩的现象，但是反对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的谬论。“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以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同上书第83页)他并非绝对否认节制生育，“虽不敢信其节欲以限制出生之说有显著之效果，但亦绝不否认其说之本旨。”(同上书第85页)处处表现了李大钊实事求是的风格。
李大钊的上述人口理论是当时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最早批判马尔萨斯的出色文献。随后，他在1919年所写的《新纪元》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批判“从前研究解决人口问题的，都是说马尔查士(即马尔萨斯)说过”等等，造成“种种不公平背人道的事情”，并且也纠正了自己原先用贪惰这种纯精神上的原因来解释战争与人口问题的旧观点。他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人类的衣食，没有少数强盗的侵夺、暴掠，自然也可足用了。”(同上书第121页)认为人口问题主要根源于社会制度，不象马尔萨斯那样把它视为单纯的自然规律的范畴。所以，人口问题的合理解决，战争的真正消弭，都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彻底改造。这无疑是在中国探索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最早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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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原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县(今广东中山县)人。
孙中山于1924年1月在广州作三民主义演讲时，明确提出了他的民族主义是“抵抗外国，……挽救民族的灭亡。”(《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7页)他认为中国人民蒙受外国列强压迫有三：“一是受政治力的压迫，二是受经济力的压迫，三是受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同上书第638页)中国民族受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一方面是因“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但“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同上书第593、594页)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没有加多。……环看世界各国的情形，在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德国增多两倍半，在法国的增加是最少，还有四分之一。若他们逐日的增多，我们中国却仍然如故，或者甚至于减少。……那么，我们民族被世界各国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就要灭亡，这是显然可见的事。”(同上书第643页)所以，孙中山不同意当时关于中国已有“人满之患”，应该减少人口的主张。他认为，虽然“就现在全世界的土地与人口比较，已经有了人满之患”(同上书第601页)，但马尔萨斯“主张减少人口”是错误的。如今日法国“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同上书第600页)同样，日本以“岛国人口太多，不能不向外发展”(同上书第601页)，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还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因此，“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同上)孙中山反抗外来的侵略的爱国热情是强烈的，但在认识上，多少也受到以人满作为侵略借口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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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重视人口增减对民族兴亡的作用，但他不是人口决定论者，而是政治力经济力决定论者。他说：“自古以来，民族之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淘汰。……但是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我们民族处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这两种力的压迫，并且深中这两种力的祸害了。”(同上书第602页，单凭人口多，决不能保证民族生存，美洲的红种人，从前到处皆是，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既要晓得政治上的压迫厉害，也要晓得经济上的压迫更厉害。如果我们不在政治上经济上增强，怎能抵抗列强的压迫？”无论中国领土是怎么样大，人口是怎么样多，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国灭种的。”(同上书第615页)只有象日本那样自强起来，我们才能保持国家民族的生存，永占世界之林。
为了富强中国，抵抗列强的三种压迫，孙中山还很重视调剂人口密度，移民实荒，他说：“以国民需要之原则衡之，则移民实为今日急需中之至大者”。(同上书第201页)因为通过移民，既可以使“沿海沿江烟户稠密省分”(同上书第199页)的大量失业人口，有工可做，又可以使“土旷人稀，急待开发”(同上书第193页)的西北和蒙古地区得到开发，做到两全其美。所以，“假定十年之内，移民之数，为一千万，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其普遍于商业世界之利，当极浩大。”(同上书第201页)为了实现移民，合理分布人口，他除了主张从政治上、经济上给移民以种种优待外，最重要的是大规模兴建铁路和港口，连通沿海、内地和边疆，提出了宏伟的物质建设计划。孙中山主张大搞物质建设，根本改造旧中国，在当时条件下虽然不能办到，但充分反映了他作为伟大革命者的宏伟气魄。
除了人口数量外，孙中山也很重视提高人口质量。他否认人口质量决定于先天的人种，认为“世界上的人种，虽然有颜色不同，但是讲到聪明才智，便不能说有什么分别”(同上书第595页)。他主张恢复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和智能，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他虽然未能正确区别固有道德中的精华和糟粕，但强调从提高精神生活、道德风尚等方面去提高人口质量，是非常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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