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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发展与宽容精神的呼唤
http://www.100md.com 2005年9月1日 德明中医
     科学的发展不仅要有批判精神,更需要宽容精神。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被问及:“您一生中最后悔和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这位为中西医结合事业奋斗了大半生的老人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一大批响应国家号召潜心致力于用现代医学方法继承发展中医学的学者被诬蔑为西化中医,灭亡中医!”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的回答,因为它体现了中医发展过程中宽容精神的缺失。这种缺失对外表现为对西方医学、现代科学的强烈抵制,对内则表现为过分强调自足式的发展,并对用现代手段探索中医发展道路的学者横加指责。

    为什么在在这个交流与融合为主旋律的时代里,现代中医学的发展却失落了宽容这一最为宝贵的品质,是否中医学作为一种与现代科学迥异的异质文化,已经不需要宽容精神?

    现代中医学的发展缺乏宽容精神,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近代以前,中国文化一直作为一种主流文化而影响着其周边的国家。但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在短短一百多年里,西方科学在不同的领域改变着中国,从生活方式到意识形态。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化还不够彻底的话,恐怕也只剩下中医学、京剧等为数不多的岛屿尚且在风雨中飘摇。中医学与中华文化相伴而生,荣辱与共。没有哪一门自然科学能够像中医学一样,包容着如此丰富的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和哲理应用,传承着如此完整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现代中医学的命运如同一面透镜,折射着百年来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情结与科学主义思潮,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种种冲突与张力。就这样,古老的学科背负着千年古国的荣耀与辉煌,百年巨变的沉浮与失落,在睽睽众目中蹒跚而行。在某种意义,中医学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民族文化存亡的象征。当探索者试图向传统以外迈出探索的脚步的时候,往往是在一片爱国者的口诛笔伐声中而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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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人持一种简单的历史循环论,针对现代生物-社会-医学模式与中医学整体观的暗合之处,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医学已走入了一个死胡同,这时只能靠东方医学来拯救世界,二十一世纪是中医学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因此,我们根本不必去借鉴西方,西方医学、现代科学的手段去发展中医学无异于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现代中医学的发展缺乏宽容精神,出于对中医灭亡论的恐惧!上个世纪初那场通过反传统来弘扬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中, “德先生”和“赛先生”之争走向极端。在文化激进与文化守成的旋涡中,知识的激增、观念的激变、情绪的激荡、导向了对传统的误读与误解。中西知识之别,科学与人文之异被完全等同于新旧之争,而在价值的判定上又被推到了科与玄、优与劣、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层次[1]。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子系统的中医学自然不能幸免于难,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启动政令来废除中医,尽管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及中医学界的抗争,这次政令流产了,但其余波难平。“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眼红耳热,动曰火旺;烦躁易怒,辄称肝气;严格言之,都属反动!”五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繁荣保驾护航的中医学竟然落得如此有失公允的评判,不能不让每一位中医学人心有余悸!在这片阴影的笼罩下,中医阵地连连失守,甚至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因此中医学界便始终处在高度警惕的文化守成的阵营里,在潜意识里把自己作为西医学的对立面,而紧张、冲突、竞争、抗争成为中西医学之间百年来不可调和的主要共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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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科学的发展需要的是为了科学而科学的崇高理念。不论是民族情绪的高涨,还是恐惧心理的滋生,都不可能代替对中医学发展前景的理性思考。波普尔把科学界分为三个世界,研究对象为第一世界,实践主体为第二世界,精神产品为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一旦形成便有其自身的发展轨道,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以全球文化的碰撞与汇合为大趋势的今天,地域的封闭性已被打破,中医学已经失去了自足发展的土壤。此时,若依然固执地以“国粹”和文化的纯洁性作为自己的价值坐标或行为准则,只能贻笑于大方之家。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而发展的过程呼唤宽容精神。

    现代中医学的发展呼唤宽容精神,因为宽容精神是科学的精神,是时代的精神。西方科学正是在宽容精神中才得以重新崛起。漫漫中世纪,西方科学在宗教的不宽容中成为教会的婢女,而文艺复兴“大大振兴了自由的良知、宽容和更为美好的新世界”[2]。从此后,自然科学从宗教神学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化了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建立起了现代科学的光辉大厦,形成了东西方科学史上耐人寻味的剪刀差反转现象。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的本质是一种自由的创造,任何给科学研究设定框框的行为都是不宽容的行为。而面对逐渐走向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科学发展趋势,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论》中提出了怎么都行的方法。其核心就在于科学的发展不应该拘泥于固定的规则、方法、理论,不轻易否定、抛弃一种理论,提倡学术的民主自由。摆在中医学面前的是任何一代中医人不曾面临的处女地,在这里有丛生的荆棘,有希波拉底之规,黄帝歧伯之矩,有不尽的困惑:思辨与实证、经验与实验、结果与过程、宏观与微观、守旧与创新……但唯一没有的却是现成的道路。因此探索者的脚步必须是自由的。在这里,但我们需要怀抱的,仅仅是共同的誓言: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我们需要崇尚的,是哥白尼的信仰:人的天职在于探索真理!我们不可动摇的,是海登堡成功的经验:最有成果的发展常常发生在两条不同思想路线的交叉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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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中医学的发展需要宽容精神,因为宽容精神是一种包含着自信的胸怀和境界!“恐惧是所有不宽容的起因”[3]。面对挑战,我们需要忧患意识,而不是恐惧思想。恐惧和忧患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精神状态。恐惧是自信心的缺失而造成的一种精神瘫痪,它不但在危机和挑战中看不到任何希望和机会,而且杯弓蛇影地将危机和困难加以扩大。于是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拒绝承认自己在某些层面上的落伍,只能以所谓的个性与特殊性来拒绝自身以外的尝试。但忧患意识则不同,忧患意识是以自信心为前提的。惟有自信,才能在看到挑战和危机的同时,看到二者之中包含着的机会和希望,才会在理性和自醒中以开放的姿态吐故纳新,发展壮大。

    面对中医学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中医学是有理由自信的,但可贵的是自信而不自大,自谦而不自卑。在科学发展一日千里的今天,我们必须正确地评判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理性地反思自身的优势与缺陷。如果依然盲目地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驱动下,满足于寻找种种证据以论证自身的博大精深,论证西方医学和现代科学的严重缺陷,从而作为拒绝现代科学的盾牌,这不是一种无知,至少也是一种偏见!而当我们告别狭隘与独断,走向广博与宽容,在醒悟中诞生的将是中医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氛围和一种崭新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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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中医学的发展呼唤宽容精神,决不是意味着拒绝传统,否定传统。传统是中医学的根,剥离了传统内核的中医学只是一堆随处可见的植物和矿物。但传统,即使最优秀的传统,也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片段,也有不适应新情况而应该淘汰的一面。因此对传统的坚持决不应该是宗教式的,不可越雷池半步的崇拜。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无传统必亡,惟传统必危!发展中医并不是放弃传统,而是更好地诠释传统;呼唤宽容并不是放弃思想,而是选择自由。宽容是多向的,宽容意味着每一位学者都有足够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研究问题的角度,并不受外界控制地去进行研究。

    在浸润着宽容的空间里,无论是坚持中医传统化的大保守家,还是探索中医现代化的大革新家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而中医学的发展,也只有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东西方文化的不可通约性;只有在传统与现代必要的张力中,才能避免以惟科学的眼光来宣布传统的低劣与死亡,或者以简单的循环论、历史钟摆律来奢谈传统的优秀与新生;只有在传统与现代的合力下,才能保证所有的探索,百虑而趋于一致,殊途而致于同归。涓涓不壅,终成江河。其结果,不论是像鸡生蛋一样,孕育出新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还是像蛋生鸡一样,将中医学的理论重新建构而指向更高层次的回归,它都无法磨灭中医学内部那熠熠闪烁的智慧之光。

    在这革旧创新的探索中,痛苦与艰辛、坎坷与挫折再所难免。但保守与对抗只能让我们与发展失之交臂。面对发展,面对变革,我们责无旁贷。锐意进取,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居安思危,忧患是奋发的起点。在痛苦的选择中快乐地拥抱宽容吧。我们有足够的自信,以黑格尔那穷极了悲观原因的乐观精神,去追求中医学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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