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在中国
作者：大好江山
自五四以来，思想先锋横扫旧世界的思想观点，整顿亚文化圈的意识形态，以图达到富国强兵振兴民族的目的。当此之时，传统文化在胡适理性大棒的轰击与鲁迅尖刻匕首的解构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终于在民族灾难深重，时人急于找到自身之外的责任的大背景下遭到重创。
五四先贤主要倡导的是科学与民主，试图通过传播科学与民主观念整合中国社会资源，但是随着批判的深入，救亡的迫切要求，终至于模糊了科学与科学主义的界限，民主与民主崇拜的区别。本文就是要简单说说科学与科学主义问题。
平心而论，科学进而至于科学主义，并不是五四人的首创，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大致是照搬西方科学主义观点的。从二十年代科学玄学论战的文献中我们可见，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更多地是一种科学主义观念而不是科学本身。
所谓科学主义，其实是一种坚决以简明扼要的科学原则用量化的方式解说一切事物的固执态度，这种态度不关心科学研究的主题内容、研究方法与学术态度乃至相应的科学精神，只关心对科学的“信仰”程度。这种对科学“信仰”的维护捍卫一如当年对神权的维护捍卫，既是人们对普遍秩序与简易法则的心理诉求，又是对秩序法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强横苛求。我们暂时不准备在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其成因，只想说明一点，当年表决处死苏格拉底、簇拥着烧死布鲁诺的正是他们的精神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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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科学主义在西方是如何形成的呢？十六世纪，西方基督教分裂，为科学的兴起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其间先后出现了哥白尼、牛顿那样的科学巨人。事实上，牛顿物理学从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随后兴起的工业革命浪潮将这种权威的科学思想泛化为科学的权威地位，既然科学在一个世纪焕发的生产力比人类此前所有世纪焕发生产力的总和还多，人们有什么理由不信任科学呢？更何况末日审判遥遥无期，灵魂拯救的终极关怀也只好转卖给广阔的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滚滚财源。科学更加从一种认识世界的自主精神与有效方法变成一种信仰，具体地说是一种认定既成的科学进展与成就可以解说与评价所有无限的事物与现象的信念。当这种解说与评价僭越为终极尺度对世间万物作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评判的时候，对科学的信仰便走上了意识形态的舞台，丧失了科学之根本的实事求是精神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彻底蜕变为一种形而上的科学主义观念。
在文化史上，对科学的信仰曾经极大地焕发人的主体意识，对西方人摆脱教会束缚，解放个人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人的名字便是这种自由觉醒光荣标志。但是科学主义，却在形成伊始便以其教条主义的伪权威立场阻挠着所有事物的真正进步。科学主义的教条谬见大致有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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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牛顿物理学作为世界观的僭越，在牛顿物理学中，整个宇宙的发生与发展是严密地按着某种可知规律发生着的宇宙，每个事件都是他之前的某些历史事件综合的结果，这样一个严密地遵循因果律的宇宙模式其实只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观念；其二是达尔文进化论作为世界观的僭越，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整个宇宙的发生与发展是在稳步进化的一元过程中展开的，每一种运动变化从其发展方向上都是一种进步，这种泛进步的坚强信念同样是对世界的一种观念。
幸运的是牛顿体系的理论僭越已经被量子理论打破，熵增理论也颠覆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僭越。牛顿的理论成了科学发展的一个环节而不再具有终极权威的意义，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回到了生物学领域而不再成为自然与人文的普遍法则。不幸的是，科学主义者由于缺乏开放的科学观念与健康的科学态度，依然死守着某种肇端于十九世纪以前的某些关于科学的伪权威臆想。更为不幸的是，科学主义走向没落的前夕却在中国找到了壮大滋生的土壤。
为什么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会在中国找到契合之处呢？这大致说来有四方面原因：首先，中国传统中有机秩序的人文理想与科学主义的一元立场颇能融洽；其次，中国传统中缺乏足以制衡西方富强诱惑且能为人普遍接受的价值尺度；第三，中国尊崇思想意识的人文传统更易于接受蜕变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第四，迫切的救亡需要不耐烦整合过于复杂的科学内容而更倾向于急切应用简易明了的科学主义教条。综上四端，中国具备了科学主义泛滥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基础。那么在孔家店的废墟上重树“科”家店的灵幡也就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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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科学主义作为一种僵化的思想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亚文化圈，代表着西方的权威意识形态，成为一个人思想观念进步与否的庸俗标志。八十多年前中国先贤所呼吁的科学便是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独断论。回顾八十年前的那次科学玄学论战，我们不难发现，当时鼓吹的科学基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输入，而不是科学成果、科学观念、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输入，换句话说是抽象的关于科学的理念，而不是具体的科学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这种滥觞可以说是西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的文化殖民态势。
文化殖民态势日益严重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前不久上海召开一个国际范围的华人无力学术会议，居然要求与会文章必须是英语的，华人的学术会议规定使用英语的限制，正可见文化殖民的强势冲击。遗憾的是，现今中国的科学主义者通常不承认这是文化殖民的态势，他们摇身躲到科学的背后打着科学无国界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挂在门楣上，自己则躺在科学的旧货箱里梦想着圣彼得的威权与荣耀。我这样说无意强调极端的文化民族意识，更无意指责那些热衷科学主义的人是文化汉奸，我这样说只是想提示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来源、性质与现实危害。
, http://www.100md.com
科学主义从胡适等人的鼓吹至于今日，的确有深入人心的态势，人们经常会说“这样是不科学的”、“讲科学有病去医院”、“某某某是伪科学”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真正认真想过他日常挂在嘴上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大部分这类口头科学和花和尚嘴里的“阿弥陀佛”相差无几，无非是一种苍白的语言惯性。这种科学主义对真正科学普及的危害实在是比愚昧对科学普及的危害要大得不知其几许。
令人痛心的是，科学主义者并不完全是对科学一无所知的盲从之辈，其中不乏各领域各行业的知识精英，他们在不同的方面接受着科学知识的教育熏陶，甚至从事科学事业，通过十几年围绕职称、住房、薪水之类个人利益的打拼，便自以为赢得了科学方面的话语权，转而用科学主义的大棒横扫天下，围剿异己，用抽象的科学理念大言吓人，沽名自誉。这些人是科学主义死硬的中坚，活跃的灵魂。他们才是科学的蛀虫，科学精神的死敌。
八十年后的今天，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凡事冠之以“科学”是很体面的事儿了，“科学”终于在前仆后继的鼓吹下家喻户晓，抚今追昔，胡适们也许可以放心去了。但是把人们嘴里的“三从四德”变成“科学民主”又有什么意义呢？把孔家店对人的束缚变成“科”家店对人的威慑又有什么意义呢？究其实质，无非是使科学主义替代杀人“礼教”成为新的思想霸权而已。
当今，不求甚解的浅尝辄止与急功近利的庸俗传播不是正在中国造成新一代的盲目迷信和愚昧专横，养育新一代的火刑柱边的添柴人与喝彩者吗？这倒绝非危言耸听，如果我们不能澄清尊重科学与尊奉科学主义的界限，如果我们不能区分科学主义的自大专横与科学的自信坚定，我们就很可能会让后来的先驱者成为我们时代偏见的殉道者。对科学本身的漠不关心与对科学权威的贪婪艳羡的苟合，生育出“我难以了解的就是不科学的”这样的怪胎完全是情理之中的。“我难以了解的就是不科学的”也算是科学主义的一个牢固信念吧？
这恐怕也不是五四先贤们始料可及的变故吧？, 百拇医药
自五四以来，思想先锋横扫旧世界的思想观点，整顿亚文化圈的意识形态，以图达到富国强兵振兴民族的目的。当此之时，传统文化在胡适理性大棒的轰击与鲁迅尖刻匕首的解构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终于在民族灾难深重，时人急于找到自身之外的责任的大背景下遭到重创。
五四先贤主要倡导的是科学与民主，试图通过传播科学与民主观念整合中国社会资源，但是随着批判的深入，救亡的迫切要求，终至于模糊了科学与科学主义的界限，民主与民主崇拜的区别。本文就是要简单说说科学与科学主义问题。
平心而论，科学进而至于科学主义，并不是五四人的首创，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大致是照搬西方科学主义观点的。从二十年代科学玄学论战的文献中我们可见，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更多地是一种科学主义观念而不是科学本身。
所谓科学主义，其实是一种坚决以简明扼要的科学原则用量化的方式解说一切事物的固执态度，这种态度不关心科学研究的主题内容、研究方法与学术态度乃至相应的科学精神，只关心对科学的“信仰”程度。这种对科学“信仰”的维护捍卫一如当年对神权的维护捍卫，既是人们对普遍秩序与简易法则的心理诉求，又是对秩序法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强横苛求。我们暂时不准备在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其成因，只想说明一点，当年表决处死苏格拉底、簇拥着烧死布鲁诺的正是他们的精神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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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科学主义在西方是如何形成的呢？十六世纪，西方基督教分裂，为科学的兴起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其间先后出现了哥白尼、牛顿那样的科学巨人。事实上，牛顿物理学从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随后兴起的工业革命浪潮将这种权威的科学思想泛化为科学的权威地位，既然科学在一个世纪焕发的生产力比人类此前所有世纪焕发生产力的总和还多，人们有什么理由不信任科学呢？更何况末日审判遥遥无期，灵魂拯救的终极关怀也只好转卖给广阔的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滚滚财源。科学更加从一种认识世界的自主精神与有效方法变成一种信仰，具体地说是一种认定既成的科学进展与成就可以解说与评价所有无限的事物与现象的信念。当这种解说与评价僭越为终极尺度对世间万物作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评判的时候，对科学的信仰便走上了意识形态的舞台，丧失了科学之根本的实事求是精神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彻底蜕变为一种形而上的科学主义观念。
在文化史上，对科学的信仰曾经极大地焕发人的主体意识，对西方人摆脱教会束缚，解放个人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人的名字便是这种自由觉醒光荣标志。但是科学主义，却在形成伊始便以其教条主义的伪权威立场阻挠着所有事物的真正进步。科学主义的教条谬见大致有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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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牛顿物理学作为世界观的僭越，在牛顿物理学中，整个宇宙的发生与发展是严密地按着某种可知规律发生着的宇宙，每个事件都是他之前的某些历史事件综合的结果，这样一个严密地遵循因果律的宇宙模式其实只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观念；其二是达尔文进化论作为世界观的僭越，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整个宇宙的发生与发展是在稳步进化的一元过程中展开的，每一种运动变化从其发展方向上都是一种进步，这种泛进步的坚强信念同样是对世界的一种观念。
幸运的是牛顿体系的理论僭越已经被量子理论打破，熵增理论也颠覆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僭越。牛顿的理论成了科学发展的一个环节而不再具有终极权威的意义，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回到了生物学领域而不再成为自然与人文的普遍法则。不幸的是，科学主义者由于缺乏开放的科学观念与健康的科学态度，依然死守着某种肇端于十九世纪以前的某些关于科学的伪权威臆想。更为不幸的是，科学主义走向没落的前夕却在中国找到了壮大滋生的土壤。
为什么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会在中国找到契合之处呢？这大致说来有四方面原因：首先，中国传统中有机秩序的人文理想与科学主义的一元立场颇能融洽；其次，中国传统中缺乏足以制衡西方富强诱惑且能为人普遍接受的价值尺度；第三，中国尊崇思想意识的人文传统更易于接受蜕变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第四，迫切的救亡需要不耐烦整合过于复杂的科学内容而更倾向于急切应用简易明了的科学主义教条。综上四端，中国具备了科学主义泛滥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基础。那么在孔家店的废墟上重树“科”家店的灵幡也就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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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科学主义作为一种僵化的思想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亚文化圈，代表着西方的权威意识形态，成为一个人思想观念进步与否的庸俗标志。八十多年前中国先贤所呼吁的科学便是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独断论。回顾八十年前的那次科学玄学论战，我们不难发现，当时鼓吹的科学基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输入，而不是科学成果、科学观念、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输入，换句话说是抽象的关于科学的理念，而不是具体的科学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这种滥觞可以说是西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的文化殖民态势。
文化殖民态势日益严重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前不久上海召开一个国际范围的华人无力学术会议，居然要求与会文章必须是英语的，华人的学术会议规定使用英语的限制，正可见文化殖民的强势冲击。遗憾的是，现今中国的科学主义者通常不承认这是文化殖民的态势，他们摇身躲到科学的背后打着科学无国界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挂在门楣上，自己则躺在科学的旧货箱里梦想着圣彼得的威权与荣耀。我这样说无意强调极端的文化民族意识，更无意指责那些热衷科学主义的人是文化汉奸，我这样说只是想提示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来源、性质与现实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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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痛心的是，科学主义者并不完全是对科学一无所知的盲从之辈，其中不乏各领域各行业的知识精英，他们在不同的方面接受着科学知识的教育熏陶，甚至从事科学事业，通过十几年围绕职称、住房、薪水之类个人利益的打拼，便自以为赢得了科学方面的话语权，转而用科学主义的大棒横扫天下，围剿异己，用抽象的科学理念大言吓人，沽名自誉。这些人是科学主义死硬的中坚，活跃的灵魂。他们才是科学的蛀虫，科学精神的死敌。
八十年后的今天，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凡事冠之以“科学”是很体面的事儿了，“科学”终于在前仆后继的鼓吹下家喻户晓，抚今追昔，胡适们也许可以放心去了。但是把人们嘴里的“三从四德”变成“科学民主”又有什么意义呢？把孔家店对人的束缚变成“科”家店对人的威慑又有什么意义呢？究其实质，无非是使科学主义替代杀人“礼教”成为新的思想霸权而已。
当今，不求甚解的浅尝辄止与急功近利的庸俗传播不是正在中国造成新一代的盲目迷信和愚昧专横，养育新一代的火刑柱边的添柴人与喝彩者吗？这倒绝非危言耸听，如果我们不能澄清尊重科学与尊奉科学主义的界限，如果我们不能区分科学主义的自大专横与科学的自信坚定，我们就很可能会让后来的先驱者成为我们时代偏见的殉道者。对科学本身的漠不关心与对科学权威的贪婪艳羡的苟合，生育出“我难以了解的就是不科学的”这样的怪胎完全是情理之中的。“我难以了解的就是不科学的”也算是科学主义的一个牢固信念吧？
这恐怕也不是五四先贤们始料可及的变故吧？,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