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究竟为谁而改
4月27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讨论通过，副总理吴仪不再兼任卫生部部长一职，新部长由高强出任。此番人事调整，外界并不感到意外。
自两年前临危受命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以来，高一直主持卫生部的实际工作，职务名称上的变化，只是时间问题。外界评论认为，当初吴仪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亲任卫生部长，也是防治SARS期间的非常之举，此次“交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因SARS突发而一度陷入应急状态的中国卫生工作，已恢复常规运转。
与媒体相比，网民对高强关切程度则高得多。新华社消息发布后的48小时内，数百网民在人民网发表评论，“寄语高强‘新政’”。在对医疗卫生服务现状表示强烈不满的同时，大多数网民对高寄予了很大期望。
人们期盼：在未来几年中，高能扮演一个“华佗”的角色，对“身染沉疴”的卫生系统施以妙手神术。对人们而言，这是个美好的愿望；但对高强而言，却是个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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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切期望
高强是河北盐山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在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之前，高一直在财政系统工作，历任河北省财政厅副处长、副厅长；财政部财政预算管理司副司长、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2003年4月，SARS肆虐之际，高被中央调入卫生部。
当时舆论猜测，高在财政部和国务院工作过的背景，有助于协调部与部之间的关系。“起用高强是中央把劲使在了‘刀刃’上”，当时有媒体如此评价。
而且，高在做财政部副部长期间主要负责文教卫生口，这一点也让外界在他身上寄予了更多的希望——解决中国积累多年的卫生欠账问题——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当时被视为SARS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财经时报》当时采访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得到的资料是：尽管“中国卫生投入增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已经超过GDP增速”，“全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4.11%提高到2001年的5.37%。但是，投入结构上存在着很大问题：居民负担在增加，而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相对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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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投入各占1/3，但现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22.8%下降为2001年的15.5%；同期，社会卫生支出比重，由38.4%下降为24%，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由38.8%上升为60.5%。2001年分别为800亿、1236亿和3113亿元。”
基于这种背景，高一度被外界、甚至被部分卫生部官员视为代表卫生部向中央争取预算的代言人。事实上，经历SARS之后，中央已有意加大对卫生领域的投入。2004年的“两会”期间，高强接受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采访时说：“今年的中央预算对于公共卫生对于重大疾病传染的防治，都增加了很大的预算，增长的幅度都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而这些钱最主要的恐怕是投入在一些重大疾病的防治上，比如说艾滋病、血吸虫病。另外在公共卫生体系方面，一些人才的培养，设备的购置，也要增加一些投入。”
帮助卫生部争取预算——仅仅如此，这不会是中央起用高的主要理由。更何况，中国卫生领域所面临的矛盾，也并非仅靠增加一点预算投入即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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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非医学专业出身，但两年主持卫生部工作的经历，足够让高强清楚地知道卫生系统所面临的困境。
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卫生事业规模空前扩大，服务能力空前提高。但必须看到，卫生事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还相当突出，”今年年初，高强在2005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矛盾和困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第二是重大疾病的流行蔓延仍在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健康；第三是群众“看病难”的问题比较突出。
其中“看病难”问题，因与人们生活联系紧密，也常为人所诟病。2004年年底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国医疗服务费用的增速已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继家庭食物、教育支出之后的第三大消费；医药费用居高不下的直接后果是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医院看病，29.6%的患者该住院却未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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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贵，看病难”是医疗卫生机构的痼疾，也是高强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
高强分析“看病难”的原因，得出五个结论：一是医疗资源总体不足。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其中还有不少资源水平不高，群众不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80%在城市，20%在农村，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没有真正改变，不少群众长途跋涉，异地就医，增加了就医困难，也加大了经济负担。三是医疗保障覆盖面太小。我国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绝大多数居民靠自费看病，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负担。四是医药费用上涨过快。近八年来，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沉重。这里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体制、机制以及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的影响，必须着力解决。五是政府投入不足。在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56%靠居民自费，27%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7%。
“病因”找到了，怎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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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远
“看病难”的矛盾在很大程度是目前中国医疗体制矛盾的暴露。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也就意味着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医疗体制的问题。问题是，医疗体制的构建和完善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难题。
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疗体制应该是什么模样？目前，谁也无法给出正确答案。改革究竟往哪个方向去？
中国医疗体制在改革过程中也走过弯路。十几年前，卫生系统改革提出两个口号：“把医疗推向市场”、“三年断奶”。在补偿机制没有跟上的前提下，突然要医院自谋出路，迫使一些医院不得不“以药养医”，最终使患者负担加重。
“改革既要积极又要慎重，改革究竟往哪个方向走，值得深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李连达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忠告。
而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玲的观点，医疗制度的改革与政府的设计理念、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这就意味着，医疗制度改革的方案和效果，必然受政府的多项政策所影响，如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分配、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然而，这些问题又非卫生系统单独所能解决的。
从这个角度看，高强需要面对的问题，并非想象中那般简单。正如一位理智的网民所言：这个职务要当好，困难诸多，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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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两年前临危受命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以来，高一直主持卫生部的实际工作，职务名称上的变化，只是时间问题。外界评论认为，当初吴仪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亲任卫生部长，也是防治SARS期间的非常之举，此次“交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因SARS突发而一度陷入应急状态的中国卫生工作，已恢复常规运转。
与媒体相比，网民对高强关切程度则高得多。新华社消息发布后的48小时内，数百网民在人民网发表评论，“寄语高强‘新政’”。在对医疗卫生服务现状表示强烈不满的同时，大多数网民对高寄予了很大期望。
人们期盼：在未来几年中，高能扮演一个“华佗”的角色，对“身染沉疴”的卫生系统施以妙手神术。对人们而言，这是个美好的愿望；但对高强而言，却是个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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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是河北盐山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在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之前，高一直在财政系统工作，历任河北省财政厅副处长、副厅长；财政部财政预算管理司副司长、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2003年4月，SARS肆虐之际，高被中央调入卫生部。
当时舆论猜测，高在财政部和国务院工作过的背景，有助于协调部与部之间的关系。“起用高强是中央把劲使在了‘刀刃’上”，当时有媒体如此评价。
而且，高在做财政部副部长期间主要负责文教卫生口，这一点也让外界在他身上寄予了更多的希望——解决中国积累多年的卫生欠账问题——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当时被视为SARS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财经时报》当时采访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得到的资料是：尽管“中国卫生投入增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已经超过GDP增速”，“全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4.11%提高到2001年的5.37%。但是，投入结构上存在着很大问题：居民负担在增加，而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相对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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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投入各占1/3，但现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22.8%下降为2001年的15.5%；同期，社会卫生支出比重，由38.4%下降为24%，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由38.8%上升为60.5%。2001年分别为800亿、1236亿和3113亿元。”
基于这种背景，高一度被外界、甚至被部分卫生部官员视为代表卫生部向中央争取预算的代言人。事实上，经历SARS之后，中央已有意加大对卫生领域的投入。2004年的“两会”期间，高强接受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采访时说：“今年的中央预算对于公共卫生对于重大疾病传染的防治，都增加了很大的预算，增长的幅度都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而这些钱最主要的恐怕是投入在一些重大疾病的防治上，比如说艾滋病、血吸虫病。另外在公共卫生体系方面，一些人才的培养，设备的购置，也要增加一些投入。”
帮助卫生部争取预算——仅仅如此，这不会是中央起用高的主要理由。更何况，中国卫生领域所面临的矛盾，也并非仅靠增加一点预算投入即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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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卫生事业规模空前扩大，服务能力空前提高。但必须看到，卫生事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还相当突出，”今年年初，高强在2005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矛盾和困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第二是重大疾病的流行蔓延仍在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健康；第三是群众“看病难”的问题比较突出。
其中“看病难”问题，因与人们生活联系紧密，也常为人所诟病。2004年年底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国医疗服务费用的增速已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继家庭食物、教育支出之后的第三大消费；医药费用居高不下的直接后果是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医院看病，29.6%的患者该住院却未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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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分析“看病难”的原因，得出五个结论：一是医疗资源总体不足。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其中还有不少资源水平不高，群众不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80%在城市，20%在农村，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没有真正改变，不少群众长途跋涉，异地就医，增加了就医困难，也加大了经济负担。三是医疗保障覆盖面太小。我国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绝大多数居民靠自费看病，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负担。四是医药费用上涨过快。近八年来，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沉重。这里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体制、机制以及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的影响，必须着力解决。五是政府投入不足。在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56%靠居民自费，27%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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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难”的矛盾在很大程度是目前中国医疗体制矛盾的暴露。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也就意味着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医疗体制的问题。问题是，医疗体制的构建和完善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难题。
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疗体制应该是什么模样？目前，谁也无法给出正确答案。改革究竟往哪个方向去？
中国医疗体制在改革过程中也走过弯路。十几年前，卫生系统改革提出两个口号：“把医疗推向市场”、“三年断奶”。在补偿机制没有跟上的前提下，突然要医院自谋出路，迫使一些医院不得不“以药养医”，最终使患者负担加重。
“改革既要积极又要慎重，改革究竟往哪个方向走，值得深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李连达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忠告。
而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玲的观点，医疗制度的改革与政府的设计理念、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这就意味着，医疗制度改革的方案和效果，必然受政府的多项政策所影响，如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分配、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然而，这些问题又非卫生系统单独所能解决的。
从这个角度看，高强需要面对的问题，并非想象中那般简单。正如一位理智的网民所言：这个职务要当好，困难诸多，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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