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15：医生是不是替罪羊？
在看病这件事上，我们往往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两个人之间的事，而忘记了身处的医疗环境。我们能看见的只是医生，医生是代表医疗露脸和我们面对面的那个人。但这却不等于，所有对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最后能投射的，都应该推到医生身上。就像美国许多医生抱怨的那样，“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设计不良、运转不周、资金不足的医疗体系的替罪羊”。
当读完罗森邦医生和Jamie Weisman的故事之后，我们会发现在“看病”这件事上，除去医生和病人在起着作用，背后还有隐藏着的更强大的力量。随着环境的变化，它们正在以越来越重的分量掌控着我们的健康，决定着我们看病这件事，甚至决定着我们的生死存亡。
在罗森邦医生成为了病人之后，他终于得空打量眼前的医疗体制。这位老医生发现“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
“一百多年来，医院的传统是要病人在手术前一天晚上就住进来，可是最近几年情況已经变了，许多医院要病人在手术当天才住院。并不是有什么研究报告现实这样对病人比较好，而是因为这样对医院有好处。现在保险公司给付医疗費用时，不是根据病人住院多久、花了多少治疗成本，而是根据病人得了什么病，然后给付固定的费用，所以病人的住院时间愈短、成本愈低，医院就可以赚越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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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已经变质。过去我们这一行提供的是大众的福利，我们第一考虑的是病人。可是，现在的医学已经商业化了，有些诊所和医院就像公司一样，主要考虑的是利润，而不是病人的健康。过去医疗的变迁是渐进的，最近几年却有革命性的变化。过去我们习惯每个医师象家庭工业一样，各自默默做好自己的本分；现在，突然之间，医疗竟然变成了大企业。”
“当我开始行医时，认为这是献身帮助人类的专业，医生看似能掌控一切，可是病人却是他的主人，是病人出钱雇用医生来看病的，所以医生应该尽力为病人谋福利。今天却变了，新的主人是政府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险公司、医院的管理人員……医生变成大企业雇用的零售商，看的是财团的脸色，而不是病人的需要。”
“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快乐了，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如果我思考过这方面问题的话，几年前医疗环境巨变的时候，我应该就能预见这种结果。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我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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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老罗医生感慨的那样，今非昔比，行医不再是件有趣的事情。因为在行医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因素在驱使，它们汇成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收容所，在商品社会里，它不得不出卖牺牲部分的“清高”，来换取经济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这样的经济利益，出现在别的领域，大家都能理解接纳。虽然象娱乐界或是艺术界，时而有人还在偏执地质问着到底是经济至上还是精神至上，但只要跟医学比起来，它们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就显得没那么重要，没那么尖锐。相比之下，医疗是暴露在光线下最敏感的地带，因为它和生命有关，和健康有关，和人道主义有关。在艺术或是新闻都可以不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时候，医疗是最不应被以经济的理由而宽恕的那一行。
时常在医生的沙龙聚会上，我听到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的讨论，有时也会谈起病房管理，成本控制，提高病床周转率，如何控制医保和自费的用药比例，商业保险如何介入医疗体系……这些问题在把我们卷入一场经济的狂流中去的同时，医生们也抱怨开始失去“行医的乐趣”，象老罗医生一样。这些医生们谈论的问题看似不会出现在我们和医院接触的那一刻，但它们其实都和看病这件事密切相关，它们隐藏在医生和病人背后的大环境，是我们所处的复杂医疗系统。在商业社会的潮流狂妄地席卷了每个行业时，医疗也不例外。就像乘上过山车，既有担心，也有甜头。医疗的品质正发生变化，影响到每个医生，他们的医疗行为也在变化，他们每个人得做好医疗这台大机器上永远不掉链子的螺丝钉，否则就会被请出局。被请出局的理由，可能都不是以医学的名义，而是以经济的名义。会不会有一天，迫使医生的价值核心不再是病人，而是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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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罗医生的眼中，美国的医疗政策也不如往日，正在一点点变得糟糕：
“最近几年，州议会无情地刪減医学院的预算，造成附设医院经费不足，房舍看起来荒涼破败，连地毯都用不起。……而现在经费没有着落，病房必须自力更生，这里不再是诊断和教学的中心，目前只收当天接受手术的病人住院。我怀疑现在还有谁愿意照顾那些很难确定诊断的病人了。”
“我发誓只要能活下来，像以前那样说话自如，就要去州议会游说那些手持预算大权的政客”，“现在对我而言，光靠行医帮助人的格局太小了，我希望能站http://column.bokee.com/96161.html 出来讲话。我指的并不是像以前常做的那样，在美国內科医学会主办的会中报告，而是以病人保护者的立场着书发言；我这个提供医疗照顾的人，由于曾经易位而处，已经充分体会了那是什么滋味。”这些现状，其实不是某一个医生所能左右了的方向。事实上，每个国家的医疗政策或多或少都在医学与经济的撞击中处于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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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如今无孔不入，我在公司的信箱里一星期里收到了三封推销医疗保险的邮件。“你想构造未来的安全感吗？你想进行最有质量的健康投资吗？来找我吧，我叫GRACE。”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位在急诊轮转的同学描述了他们的尴尬境地。一个车祸外伤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诊，没有担保人，没人给他交住院押金。经济情况不明，给不给他治？如果按照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肯定是无需思量，马上抢救。但按照现实医院生活的教育结果，首要的问题是医疗费用谁来付？要是急诊每个星期遇上三五个这样的病人，没钱治病，最后极有可能是当班医生挨批评。
但登上报纸社会新闻的往往都是：病人性命攸关，医生见死不救。医生成了一个个势利眼，只给富人治病，不给穷人治病。当别的行业都可以明码标价时，医疗似乎被看成最不应该和金钱挂钩的——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但是，在这个因为经济主导而变得关系物质化的社会，谁来给人道主义买单？
在看病这件事上，我们往往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两个人之间的事，而忘记了身处的医疗环境。我们能看见的只是医生，医生是代表医疗露脸和我们面对面的那个人。但这却不等于，所有对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最后能投射的，都应该堆到医生身上。就像美国许多医生抱怨的那样，“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设计不良、运转不周、资金不足的医疗体系的替罪羊”，成了我们大家可以触摸可以看到可以攻击的靶心。在这样的误解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那堵墙越筑越高，不知哪天冰消雪融。
作者邮箱：guzhici@sina.com, http://www.100md.com(欧歌)
当读完罗森邦医生和Jamie Weisman的故事之后，我们会发现在“看病”这件事上，除去医生和病人在起着作用，背后还有隐藏着的更强大的力量。随着环境的变化，它们正在以越来越重的分量掌控着我们的健康，决定着我们看病这件事，甚至决定着我们的生死存亡。
在罗森邦医生成为了病人之后，他终于得空打量眼前的医疗体制。这位老医生发现“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
“一百多年来，医院的传统是要病人在手术前一天晚上就住进来，可是最近几年情況已经变了，许多医院要病人在手术当天才住院。并不是有什么研究报告现实这样对病人比较好，而是因为这样对医院有好处。现在保险公司给付医疗費用时，不是根据病人住院多久、花了多少治疗成本，而是根据病人得了什么病，然后给付固定的费用，所以病人的住院时间愈短、成本愈低，医院就可以赚越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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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已经变质。过去我们这一行提供的是大众的福利，我们第一考虑的是病人。可是，现在的医学已经商业化了，有些诊所和医院就像公司一样，主要考虑的是利润，而不是病人的健康。过去医疗的变迁是渐进的，最近几年却有革命性的变化。过去我们习惯每个医师象家庭工业一样，各自默默做好自己的本分；现在，突然之间，医疗竟然变成了大企业。”
“当我开始行医时，认为这是献身帮助人类的专业，医生看似能掌控一切，可是病人却是他的主人，是病人出钱雇用医生来看病的，所以医生应该尽力为病人谋福利。今天却变了，新的主人是政府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险公司、医院的管理人員……医生变成大企业雇用的零售商，看的是财团的脸色，而不是病人的需要。”
“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快乐了，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如果我思考过这方面问题的话，几年前医疗环境巨变的时候，我应该就能预见这种结果。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我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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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老罗医生感慨的那样，今非昔比，行医不再是件有趣的事情。因为在行医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因素在驱使，它们汇成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收容所，在商品社会里，它不得不出卖牺牲部分的“清高”，来换取经济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这样的经济利益，出现在别的领域，大家都能理解接纳。虽然象娱乐界或是艺术界，时而有人还在偏执地质问着到底是经济至上还是精神至上，但只要跟医学比起来，它们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就显得没那么重要，没那么尖锐。相比之下，医疗是暴露在光线下最敏感的地带，因为它和生命有关，和健康有关，和人道主义有关。在艺术或是新闻都可以不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时候，医疗是最不应被以经济的理由而宽恕的那一行。
时常在医生的沙龙聚会上，我听到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的讨论，有时也会谈起病房管理，成本控制，提高病床周转率，如何控制医保和自费的用药比例，商业保险如何介入医疗体系……这些问题在把我们卷入一场经济的狂流中去的同时，医生们也抱怨开始失去“行医的乐趣”，象老罗医生一样。这些医生们谈论的问题看似不会出现在我们和医院接触的那一刻，但它们其实都和看病这件事密切相关，它们隐藏在医生和病人背后的大环境，是我们所处的复杂医疗系统。在商业社会的潮流狂妄地席卷了每个行业时，医疗也不例外。就像乘上过山车，既有担心，也有甜头。医疗的品质正发生变化，影响到每个医生，他们的医疗行为也在变化，他们每个人得做好医疗这台大机器上永远不掉链子的螺丝钉，否则就会被请出局。被请出局的理由，可能都不是以医学的名义，而是以经济的名义。会不会有一天，迫使医生的价值核心不再是病人，而是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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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誓只要能活下来，像以前那样说话自如，就要去州议会游说那些手持预算大权的政客”，“现在对我而言，光靠行医帮助人的格局太小了，我希望能站http://column.bokee.com/96161.html 出来讲话。我指的并不是像以前常做的那样，在美国內科医学会主办的会中报告，而是以病人保护者的立场着书发言；我这个提供医疗照顾的人，由于曾经易位而处，已经充分体会了那是什么滋味。”这些现状，其实不是某一个医生所能左右了的方向。事实上，每个国家的医疗政策或多或少都在医学与经济的撞击中处于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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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如今无孔不入，我在公司的信箱里一星期里收到了三封推销医疗保险的邮件。“你想构造未来的安全感吗？你想进行最有质量的健康投资吗？来找我吧，我叫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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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登上报纸社会新闻的往往都是：病人性命攸关，医生见死不救。医生成了一个个势利眼，只给富人治病，不给穷人治病。当别的行业都可以明码标价时，医疗似乎被看成最不应该和金钱挂钩的——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但是，在这个因为经济主导而变得关系物质化的社会，谁来给人道主义买单？
在看病这件事上，我们往往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两个人之间的事，而忘记了身处的医疗环境。我们能看见的只是医生，医生是代表医疗露脸和我们面对面的那个人。但这却不等于，所有对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最后能投射的，都应该堆到医生身上。就像美国许多医生抱怨的那样，“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设计不良、运转不周、资金不足的医疗体系的替罪羊”，成了我们大家可以触摸可以看到可以攻击的靶心。在这样的误解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那堵墙越筑越高，不知哪天冰消雪融。
作者邮箱：guzhici@sina.com, http://www.100md.com(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