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学科实力 促进学科发展——我国第一届国际妇产科学术大会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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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妇产科学术大会”上，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曹泽毅教授指出，近年来我国妇产科学迅猛发展，部分妇产科临床诊治水平已经达到和接近国际水平。
本次会议是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妇产科学术会议,也是中华医学会2005年度的重点学术活动之一。会议旨在开创我国妇产科国际学术交流的新局面，并向国际同道展示我国妇产科临床和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
在本次会议中，数十位中外妇产科专家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我国妇产科研究的学术水平，给与会的国外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妇产科张殊等，在探讨卵巢癌转移机制的过程中，用半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重组真核表达质粒等技术，检测卵巢癌盆、腹腔种植转移灶中BRMS1基因mRNA表达的情况，以及BRMS1转染细胞的增殖、黏附、侵袭和运动能力。结果发现，BRMS1基因在卵巢上皮癌中的表达明显低于在正常卵巢和良性上皮瘤中的表达，同时BRMS1在Ⅲ、Ⅳ期(晚期)卵巢癌中的表达显著低于在Ⅰ、Ⅱ期(早期)卵巢癌中的表达，其在卵巢癌转移灶中的表达更低；BRMS1基因对细胞体外增殖和体内成瘤性无影响，并能显著抑制细胞对细胞外基质的黏附作用和侵袭穿透Matrigel基质膜的能力以及细胞的迁移运动能力等。这些研究证明，BRMS1转移抑制基因可以抑制卵巢上皮癌细胞的侵袭和转移的生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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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西第二医院杨筱等在新辅助化疗(NACT)对于改善宫颈癌患者近期疗效与远期预后的作用的研究中发现，NACT对巨块型宫颈癌有良好的疗效(完全缓解+部分缓解=83%)，且动脉介入化疗与静脉全身化疗的疗效没有明显差别；巨块型宫颈癌的博莱霉素(BLM)+顺氯氨铂(DDP)的化疗方案安全、有效，对巨块型宫颈癌的降分期的作用确切，有助于改善手术质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的夏恩兰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妇科内镜医学的最新技术。如目前在北京、深圳两地悄然兴起的、适用于原因不明不孕妇女的经阴道注水腹腔镜(THL)检查技术，可通过陷凹镜在水下观察输卵管、卵巢结构，还可与宫腔镜、输卵管染色通液、输卵管镜和输卵管伞镜等结合，来检查盆腔后部结构和病变。其与常规腹腔镜诊断的一致性达92.3%，而其诊断费用仅为常规腹腔镜诊断的1/6~1/8。等离子双极宫腔电切镜是2005年刚刚问世的治疗宫腔内病变的新技术。夏恩兰教授介绍，该技术通过双极电回路产生的射频能量，将电切组织周围的导电介质转化为等离子体，打断了被切除组织内的有机分子键，并将组织汽化、切除，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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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还围绕着生殖健康、普通妇科、产科、围产、内分泌、妇科肿瘤等基础和临床研究，进行了广泛和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作为自2003年加入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后我国首次举办的国际性妇产科学术大会，此次大会成为我国妇产科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用在位内膜决定论剖析子宫内膜异位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一直是妇科领域的难治之症。国外妇产科学家于1921年提出的经血逆流种植学说，被作为该病发病机理的经典理论。但这一理论无法解释80%～90%的妇女都有经血逆流，而仅有10%~15%的妇女罹患该病的现象。因此，通过模型建立、临床循证来科学解释这一学说，甚至修正、完善这一学说，对于真正认识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以及有效防治该病是非常重要的。
近年来，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联合解放军总医院和中科院动物所，在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郎景和教授的带领下，从基础到临床对子宫内膜异位症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系统地阐明了该病的发病机制、流行病学特点以及正确诊断和规范化治疗该病的方法等，特别是提出了该病发病的“在位内膜决定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临床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认识。不久前，该研究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郎景和教授在本次会议中对该研究进行的阐述，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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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病理生理学而言，经血逆流的内膜细胞种植要具备四个条件，即：子宫内膜细胞必须通过输卵管进入腹腔；经血碎片中的细胞必须是活的；细胞必须有能力种植到盆腔器官组织上；异位内膜在盆腔的分布解剖必须与脱落细胞的种植原理一致。
郎景和教授等在研究中发现，脱落的内膜细胞须突破盆腹腔的3道防线：腹水或腹腔液；腹腔细胞，主要是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KC)；腹腔细胞外基质(ECM)。黏附、侵袭和血管形成，是该病病理过程的3个主要步骤，即“3A模式”——以此完成逆流内膜细胞在盆腹腔器官和组织的种植、生长，并随激素影响发生出血以及炎性反应、免疫反应等变化，从而形成病变及发生盆腔痛、不育等临床表现。
过去，人们对子宫内膜异位病变的各种生物学特征、免疫学反应等多有研究，而对发生这些变化的内在因素或始动原因则较少关注。对此，郎景和教授等通过分子、基因、动物模型和蛋白组学分析证明，子宫在位内膜的生物学特质在该病的发病中起到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证实，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和正常妇女的在位内膜，在黏附、侵袭和血管形成能力上均有明显差异：与正常妇女的在位内膜相比，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在位内膜的“3A”能力明显增强，其内膜逆流进入腹腔后，能够突破机体的防御体系，导致疾病的发生；作为重要的前列腺素合成限速酶的环氧合酶-2(COX-2)能增加内膜细胞的侵袭性，并诱导血管形成，而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在位内膜，其表达明显增高，使之有助于内膜细胞的黏附与侵袭；RANTES(正常T淋巴细胞表达和分泌的一种调节因子)可使单核巨细胞游出、激活，发生免疫异常、黏附和血管形成，促成子宫内膜异位症，而异位子宫内膜在受到RANTES的影响后，又可正反馈地提升RANTES，这一“链式反应”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在位内膜中表现十分明显；参与雌激素转化的芳香酶p450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在位内膜中亦呈高表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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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景和教授等还利用SEL-DI-TOF芯片技术，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在位内膜上找到了27个差异蛋白质峰，不仅进一步从蛋白组学层面验证了“在位内膜决定论”，而且证明对子宫内膜异位起决定作用的是基因差异。此外，该研究通过成功建立子宫内膜异位症动物模型，不但验证了经血逆流可以导致子宫内膜异位症，更说明在位内膜是决定因素，而局部环境及激素状态是影响发病的因素。在位内膜在发病中的研究有助于建立预防和治疗的新策略，如对在位内膜的干预，或者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早期和微创诊断。
在相关临床研究中，郎景和教授等通过对大样本的临床病例资料进行分析，描述了腹部伤口、会阴部、直肠及阴道膈内等特殊类型和特殊部位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特点，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该病的临床分期，探讨了该病与卵巢癌的关系，找到了降低肿瘤坏死因子α及RANTES水平等子宫内膜异位症“靶向治疗点”，从而使该病的治疗从过去仅仅治疗盆腹腔的异位灶发展到治疗宫腔内异常的内膜，即源头治疗，极大地提高了国内对该病的诊治水平，并使该病的复发率从50%~60%降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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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来昔布对卵巢癌SKOV3细胞生长有抑制作用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产科的王红静副教授在本次会议中报告的内容是：通过了解非甾体类抗炎药塞来昔布(celecoxib)对人卵巢㏒KOV3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评价塞来昔布作为卵巢癌辅助治疗和化学预防的可行性。
本项研究采用的方法是：以四甲基偶氮唑盐法(MTT)、流式细胞技术(FCM)和缺口末端标记实验技术(TUNEL)，检测不同浓度(10-7M~10-3M)的塞来昔布对人卵巢SKOV3细胞株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同时与不同浓度(10-5M~10-1M)的阿司匹林进行比较。
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时段，塞来昔布组在1×10-5M~1×10-3M浓度范围的吸光度(OD)值，均较阿司匹林(浓度范围在l×10-3M~1×10-1M)组明显降低(P<0.05)，且随药物浓度增加，其OD值逐渐下降，而抑瘤率逐渐增加，并具有良好的量效关系，到24小时就已表现出较强的抑制SKOV3细胞增殖的效应；到2.24小时，SKOV3细胞半数抑制剂量(IC50)所需塞来昔布浓度为5×10-5M，而所需阿司匹林浓度约为7×10-3M，说明在达到相同生长抑制率所需的药物浓度上，塞来昔布比阿司匹林低两个数量级，其抑制SKOV3细胞增殖的作用强于阿司匹林；FCM检测发现，塞来昔布(5×10-5M)和阿司匹林(7×10-3M)作用于SKOV3细胞24小时后，其S期细胞百分率分别为30.7%、34.2%，其G1期细胞百分率分别为60.9%、56.9%，其凋亡指数分别为47.1%和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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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凋亡结果均被研究者随后开展的TUNEL实验证实。
该研究的结论是：塞来昔布和阿司匹林均能抑制人卵巢癌SKOV3细胞的增殖和诱导其凋亡，但塞来昔布作用强于阿司匹林。
卵巢癌多耐药机制与耐药逆转
探讨多药耐药基因与损伤修复基因参与的卵巢癌多药耐药机制，研究小分子干扰RNA片断(siRNA)对卵巢癌顺铂耐药细胞系C13及A2780CP多药耐药基因(MDR)1和DNA甲基转移酶-1(DNMT1)表达的影响，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刘喆医生等在一项研究中开展的工作，其目的是证实应用siRNA逆转卵巢癌细胞耐药的可行性。刘喆医生将这一研究带到本次会议中，与同行进行交流。
该研究的方法是根据基因序列设计合成siRNA，并通过脂质体分别转染卵巢癌耐药细胞系C13和A2780CP；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P)技术分析转染前后C13细胞MDR1的表达以及A2780CP细胞DNMT1、DNMT3a、DNMT3b和hMLH1的表达变化；用MTT法检测顺铂对转染前后各耐药细胞系的抑制作用，并计算半数抑制浓度(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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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发现，在合成的4条siRNA/MDR1中，siRNA/MDR1-1对MDR1的抑制效果最好，经200nM浓度的siRNA/MDR1-1转染48小时后，C13细胞所表达的MDR1mRNA水平较转染前下调了78%；MTT检测显示，顺铂对C13细胞作用的ID50由转染前的8.82微克/毫升显著下降到转染后的4.78微克/毫升(p<0.05)；经siRNA/DNMT1-1100nM转染72小时后，A2780CP细胞所表达的DNMT1mRNA水平较转染前下调了87%，A2780CP细胞DNMT3a，DN鄄MT3b和hMLH1表达也有不同程度的下调，但MTT检测结果显示，顺铂对A2780CP细胞的作用在siRNA转染前后无显著性改变(p>0.05)。
根据以上结果，研究者认为：肿瘤细胞的耐药现象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MDR1作为肿瘤细胞多药耐药的最常见原因，参与了C13细胞对顺铂的耐药；siRNA干扰序列能够作用于卵巢癌耐药细胞，并且有效地抑制了卵巢癌细胞系MDR1和DNMT1的表达；通过siRNA下调甲基转移酶DNMT1的表达，并不能达到逆转肿瘤细胞A2780CP耐药的目的——可能有其他机制在损伤修复基因介导的多药耐药过程中起重要作用；siRNA作为基因敲除工具，成功地抑制了卵巢癌耐药细胞系C13MDR1的表达，部分逆转了C13细胞的顺铂耐药性，有望成为逆转卵巢癌耐药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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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兆子痫与氧化应激有关
先兆子痫是一种妊娠并发症，表现为高血压和蛋白尿，可伴有水肿和重要脏器损伤，严重威胁母婴健康。先兆子痫的病因至今不明，而且，目前临床对该病缺乏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因此，先兆子痫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一直是产科重要的研究课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妇产科先兆子痫研究小组，对先兆子痫进行了一系列的病因、病机研究。该科博士生导师林其德教授从导致内皮细胞功能异常、胎盘形成障碍、母体免疫系统异常的原因等几个方面，向与会者介绍了该研究的有关情况。
■先兆子痫与免疫
20世纪80年代末，林其德教授等观察了先兆子痫患者外周血B淋巴细胞和T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发现患者的B淋巴细胞数量显著增加，而Ts淋巴细胞数量显著减少，且功能显著受损。此外，Ts淋巴细胞减少和Th/Ts比率增加与先兆子痫的病情轻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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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林其德教授等采用免疫组化方法对子宫螺旋小动脉进行免疫病理检查时发现，只有在先兆子痫患者的动脉壁上才可见到免疫复合物沉着，而血管壁有IgG沉着的先兆子痫患者的比率，显著低于正常孕妇。
以上结果提示，母体先天和后天免疫系统异常激活与先兆子痫患者的炎症反应过度和胎盘缺血有着密切关系。
■胎盘或滋养叶细胞缺血缺氧
目前公认的先兆子痫病因学说是胎盘或滋养叶细胞缺血缺氧学说。该学说认为，先兆子痫患者在胎盘形成阶段，滋养叶细胞浸润能力下降导致了血管重铸障碍，从而导致胎盘或滋养叶细胞缺血缺氧，进而激发一系列后续反应(如氧化应激)，导致内皮细鹕耍詈笠⑾日鬃羽锏牧俅脖硐帧?br> 2001年，林其德教授等检测了先兆子痫患者胎盘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和胎盘生长因子(PLGF)的表达状况，以探讨先兆子痫胎盘血管形成状况与胎盘缺血的关系。结果发现，患者胎盘VEGF和PLGF的表达显著降低。另外，他们对先兆子痫患者胎盘金属蛋白酶-2、9(MMP-2、9)和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1、2(TIMP-1、2)以及浸润相关基因KiSS-1的表达进行检测时发现，MMP-2、9表达显著降低，而TIMP-1和KiSS-1表达显著增加。研究结果提示，上述表达的异常与胎盘形成障碍(滋养叶细胞浸润能力下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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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其德教授等最近研究发现，先兆子痫患者滋养叶细胞缺氧反应途径存在过度激活，表现为HIF-2α过度表达，这是滋养叶细胞缺氧的关键表现；先兆子痫患者胎盘滋养叶细胞氧敏感性的降低(HPH-1低表达)是滋养叶细胞缺氧的重要内在因素。
■应激和内皮细胞功能异常
在此项研究中，林其德教授等检测了缺氧培养条件下的胎盘绒毛组织分泌细胞因子TNF-α和TGF-β1的状况。结果发现，TNF-α分泌增加，TGF-β1无改变。在研究者加入缺氧绒毛上清液后，血管内皮细胞单层结构被破坏，细胞皱缩，细胞间隙增大，微绒毛减少。这些结果提示，缺氧条件下胎盘绒毛过度分泌某些细胞因子(如TNF-α)，可导致内皮细胞功能异常。
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先兆子痫患者血清黄嘌呤氧化(XOD)和过氧化脂质(LPO)的浓度显著高于正常妊娠者；先兆子痫患者血清XOD浓度分别与LPO浓度和平均动脉压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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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林其德教授等认为，氧化应激(过氧化反应增高)也是导致先兆子痫患者内皮细胞损伤的关键因素。
父亲高血压可能是女儿PCOS的独立遗传因素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是育龄妇女常见的一种复杂的内分泌及代谢异常疾病。人们一般认为，PCOS以雄激素过多及长期无排卵为特征，并与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糖耐量异常、异常脂血症和2型糖尿病密切相关。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主任乔杰在本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介绍，PCOS的发病还与患者父母的遗传表型有关，其中，父亲高血压可能是女儿PCOS的独立遗传因素。
乔杰介绍，过去，临床常将诊治PCOS的重点放在育龄妇女的闭经和不孕上，而近年来，PCOS患者的高雄激素血症、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和脂质代谢紊乱对妇女长期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例如，1999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公布了PCOS的诊断标准：月经稀发、无排卵；临床和/或生化有高性激素的征象；双侧卵巢显示PCO征。此三项缺一不可。2003年5月，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会(ESHRE)和美国生殖医学会(ASRM)共同制定了新的PCOS诊断标准：排卵少或不排卵；有高雄激素血症的临床和生化特征；超声检查发现多囊性卵巢(一侧即可)。此三项中符合两项，并除外其他导致雄激素升高的疾病(如库兴综合征、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分泌雄激素的肿瘤等)，即可以诊断为P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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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PCOS的临床表现高度异质性，其病因学研究至今仍无定论，成为该病研究中的难点，这直接影响了该病的诊断和对其长期合并症的预防与治疗。
为了从遗传角度探讨PCOS的病因，乔杰等采用问卷表调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方法，分析了PCOS患者父母的遗传表型。
在问卷表调查中，乔杰等收集了139名PCOS患者的父母和137名对照者父母的临床资料，以比较两组被调查者母亲月经不规律、父亲早秃和父母高血压的发生频率。结果显示：PCOS患者组母亲月经不规律者占38.1%、父亲早秃占19.4%、父亲高血压占30.9%，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分别为3.6%、5.1%和16.1%)，差异有显著性(P<0.01)；PCOS组母亲高血压发生率为23.0%，高于对照组(13.9%)，但无显著差异(P=0.06)。
乔杰等将患者组母亲月经不规律、父亲早秃和父亲高血压这些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后发现，其OR值均大于1(P<0.005)，且各自的偏回归系数在变量不断进入模型的过程中变化不大；将父亲年龄作为可能的混杂因素放入该模型后，其偏回归系数非常小(P>0.05)，最大似然值差值显示三种表型致病作用的大小为：母亲月经不规律>父亲早秃>父亲高血压。因此乔杰等认为，除母亲月经不规律和父亲早秃外，父亲高血压可能也是致其女儿PCOS的独立遗传表型。
乔杰等还以5例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的PCOS患者和5例正常对照者为研究对象，选用HumanU133A芯片检测其卵泡颗粒细胞中相关差异表达的基因，共筛查出与PCOS明显相关的差异表达基因46个。其中，有25个基因表达上调，有21个基因表达下调。在这些基因中，与脂类代谢有关的是FABP4、FABP5、CD36和激素敏感脂酶(LIPE)。
图1为大会主席曹泽毅教授正在介绍我国妇产科学进展情况。
图2为大会现场。
文/图 本报记者 靖九江, 百拇医药